[原创] 中篇小说 堂哥吉庆

东潮

中篇小说
　　　　　　　　　　　　堂哥吉庆
　　　　　　　　　　　　　　一

　　吉庆比我长四岁。确切些说，他只是我本家堂哥。他那曾经当过几年大队文书又当过几年大队支书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哥。

　　今年春节回乡下老家过年，我是腊月二十八到家的。母亲说，吉庆今年也回来了。我问母亲，他的那事成了吗？母亲略做神秘的说，成了，生了个好娃子，结实的很，跟吉庆像神了，一个模子里脱出的。我长嘘一口气，那神情，好像是我自己历经艰辛挫折完成了梦求已久的夙愿一样。我说，生了就好，回来就好。母亲说，不是么，好啊。吉庆来问过你，问你来不来家里过年，那天你还没定下到底来不来，我没给他说你要来的话。唉，不容易哩，这几年把娃子折腾得。我说，谁让他一定要个儿子呢，不是自己折腾自己么，怨得了谁。我的话显然不中听，母亲说，你听你说的，啥话么，都折腾成那样了，没个结果哪能行。见了面你可不要这么说，娃子不容易哩。我怔怔的看了母亲一会儿，笑了笑，没做声。

　　正月初一早晨，我们一起上坟，给故去的老先人拜年。在祖坟地里，我见到了六年没见的堂哥。

　　天出奇的冷。从祁连山上漫卷下来的风裹着丝丝寒意，掠过经历了严冬的土地，扬起阵阵尘土，迷人眼目。一冬无雪，早在去年秋天就犁耙平整的庄稼地，焦乎乎的，被一条条地埂分割圈起来，像一张张大张着的饥渴的嘴巴。

　　父亲带着我和我的儿子到坟地时，家族里的男人们都到了。

　　我们吉家家族很大，整个村子两千多人，多一半人姓吉。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的老祖宗，可能是按当时住宿或住宅的方位，分了东南西北还有中院，从而决定了如今后代的各个支脉。早先时候，家族活动比如祭祖什么的，都是在一起搞的，如今，家族间疏离多了，宗族的事情也就成为各支脉的事了。这不仅因为血缘的距离越来越远，虽同姓同宗而不同脉，更因为整个家族共有的祖坟早已被平为土地，如今各支脉都有新的祖坟。当然，几院中，又因为血缘的远近，亲疏程度又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东院和北院，除了祖坟离得近外，许多宗族活动就在一起搞的，人际之间的关系也就比其他各院的近。

　　在我们东院大大小小三十多口人中，我看到了大伯——那个曾经在村子里很是显赫了几年的人，如今已是一个满面沧桑的小老头了。也看到了吉庆。天，我几乎不敢认他，如若是走在城市的任意一条大街上相遇，我是断然不会认出他的。曾经很有些英气的脸显得那么消瘦，尖削的下巴与高耸的颧骨，把一张黝黑的面目定格成三角形，原本不高的身子，如今已有些驼背，整个身形像是晒干了水的土豆，蔫耷耷的让人难受，三十八岁不到的人，像一个小老头。如若不是他眼中溢满幸福和满足的神气，我都不敢去迎接他向我伸出的双手。

　　他边向我伸出手，边说，前几天我还问婶婶来，她说你可能来呢，还真来了，来了好，你不来我还思谋着年后去市里找你哩。这下好了。他边说边咳嗽了几声，像撕裂布制品样的那种咳嗽。握住他的手，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握着他石头样的手，我只是使劲攥着，并有些夸张的摇摇。他说，这次来能待几天？我说，四五天吧，初五就得回，单位上很忙的。他说，你们干部的长假不是七天么？走那么早咋？我说，过年了，总得都走动走动。他又咳嗽了几声说，就是就是，你们公家的人，不比我们。我问，你这次回来不走了吧？他说，得走，地种上就走，得出去挣钱，凭地里的收入，养活四五口子人，哪能行？还得靠搞副业。我知道，他说的搞副业其实就是时下政府大力提倡的劳务输出。我问，准备到哪儿去？他说，再说吧，还没定。

　　我们说着话，有人已经点起了火，开始给先人烧奠祭物品。他说，来来，先给先人拜年，等完了后再细谝。

　　在嗖嗖过耳的风中，熊熊燃烧的麦草，摇晃着热烈奔放的火苗，把拖出的浓烟四散扭动着播撒，像挥动着灰色长纱舞蹈着的灵魂，满坟场的欢愉，真切的显出只有节日也只有这样的活动才有的气氛。过年了，活着的人好吃好喝好好乐几天，自然不能忘了故去的先人们。燃几柱香，烧几沓纸钱和活人用的食物，放几挂鞭炮，敬几杯酒，口中说些祝福先人地府安康的话，心里寄托几条对先人的期预，默默的恳求先人在冥冥中多加护佑，我们这儿的上坟，大致也就如此吧。可我不知道那些故去的祖宗是否真的有灵、是否真的知道并懂得后人们的心意，是否真的能在我们不知情的时候，伸手护佑一把。心里想着，我不禁笑了。

　　父亲和儿子忙乎着烧我们带来的祭物。我看到吉庆从一个大纸箱里掏祭物。他准备的祭物很丰富，有专门为先人蒸的大供养馍馍，有过年用的油果子，香、烧纸，还有阴票子，商店里买的那种一沓一沓的百元阴钞，上面印着“幽冥银行”的字样，还有阎王爷的头像，很像人民币。最后，他从纸箱里面拿出一瓶金六福酒。我吃了一惊，想他可真够虔诚的，都买了金六福酒。我知道，那酒一瓶至少三十多块钱呢。

　　他很认真的把所有祭物一一投向燃烧的火中，那瓶酒，他几乎把少一半倒入火中。我看到他一边在烧，一边嘴里念念有词，咕哝着什么，并不时吭吭的咳嗽着。烧完，他跪在地上深深的磕了一个头，起身又拿起那瓶酒，专门到他爷爷也就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坟上倒了很大一股，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也到我爷爷的坟上倒了一股，也很多的一股。那瓶酒已所剩不多了。最后，他把那瓶酒剩下的部分全部倒在祖坟的石碑下，然后把酒瓶恭恭敬敬的放在碑下面，又冲石碑叩了三个头。

　　这些实际上都是寻常现象，但我看到的堂哥吉庆把这一切做的那么庄重、神圣、虔诚，那种全身心投入的神情，决不亚于教徒参拜教主的模样。

　　照他的样子，我也给我的爷爷及我爷爷的兄弟的坟上倒了酒。倒酒的那一刻，我抬头看到他看着我，面带笑意，很幸福的样子。
　　　　　　　　　　　　　　二

　　记忆中二十多年前的堂哥不是这个样子。

　　那时大伯正是我们村（当时叫大队）上的支书，全村最忙也最牛的一个矮个子男人。那时还没有承包到户，全村大小事务，都得大伯说了算。所以，在那时，大伯是全村人谁都得巴结的人。据说，在那时，村上好看点的女人大伯想睡就可以睡的。当然，我无从知道这事的真假，也不能打听，大人们说这事时，又都往往避着我们。我也是从幼时的伙伴口中得知的，伙伴们常常说，吉庆的爹牛，和某某人的老婆好呢。怎么个好法，其实大家谁也不知道，多少带有些以讹传讹的意思。因为每当那时我就问，你们怎么知道？伙伴们又总是说，听谁谁谁说的。

　　想想，生长在那样的环境里，堂哥自然是很有优越感的。值得称道的不是堂哥的优越感，而是有优越感的堂哥还很优秀。这二十多年来，我一步步从乡村走到城市，费心挖苦的混到今天，我见过很多有优越感也确实应该有优越感的人，有些很优秀，有些，的确是不能一提的。尽管，到今天为止，我所见过的那些有过优越环境的人占据着各种要害位置，但他们的确是赖了父辈们的庇荫。有啥治呢，谁让他们有好老子呢。

　　堂哥在那时也是有个好老子的人，但堂哥自己不表现出优越感。在学校，他不仅学习好，各方面表现也好，几乎年年是三好学生，还一直是班长。这中间，我不知道学校的老师是不是也有巴结大伯的意味，总是把荣誉啊什么的给了他，也许有吧，但我始终认为堂哥是凭自己的努力得到的。

　　那时的人们都崇拜偶像，实际上整个社会也树立了很多偶像。学校教育更是如此。老师们常常问学生，你长大了干什么？学生会一律整齐的回答，当科学家、当数学家、当作家，无论什么，反正是要成为“家”。听到这样的回答，老师总是很自豪的说，这娃有志气，将来一定有出息。我记得那时最有名的数学家是华罗庚，还有陈景润。乡村老师大概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名，只知道他们是有名的数学家。

　　堂哥的数学学得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据说许多连老师都不能解答的数学题他都能解答出来。那是他四年级的时候，那时我二年级。噢，对了。堂哥比我大四岁，但他才比我高两级，后来才知道是他上学迟了。那是个夏天的下午，我们学校的一个老教师给全校的学生出了一道实际上也只有四五年级的人才能作出的数学题。我记得是在一片树荫下，花白了头发的老教师对包括堂哥在内的一堆孩子说，我今天给你们出一道数学题，谁能答出来，我给他奖一个笔记本。学生们表现的很热烈，包括我在内，都觉得理应努力去争取那个笔记本。老教师说，记住，我只说一遍，答案出来就告诉我，时间限定在一个小时之内。听好了，鸡兔四十九，一百爪爪子往前走，问鸡有多少兔又有多少？好了，算吧，答案出来就来找我。

　　说完，老教师倒背着双手走了，留下我们大张着眼睛和嘴巴。说实在的，那时我尽管有争取得到笔记本的想法，但我的数学实在是太差了，更何况，我才二年级，答这样的题，那还不是屎壳郎趴在煤堆上，天黑地黑满肚子黑。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高年级的同学埋头算了。堂哥就在其中。

　　大概过了有十几分钟吧，堂哥喊了一声，我算出来了。说完，转身就跑去找老教师去了。时候不大，所有的人还在那儿愣哩，堂哥已经拿着一本崭新的笔记本回来了。我们都涌上去问他，答案是多少，你是怎么算出来的？他笑笑说，鸡四十八，兔子一只。之后，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又一会儿，老教师转过来对还在发楞的一堆孩子说，吉庆厉害啊，是咱们学校的陈景润呐，是个好苗子，终归是有大出息的哩。

　　从那时候起，大家都叫堂哥陈景润，要么叫数学家。我是直到上初中学了方程才解出那道题的。我不知道堂哥以小学四年级的知识是怎么解出那道题的，但我一直坚信，堂哥在这方面是有天赋的。

　　如果只是数学学得好，还不能说堂哥就优秀，堂哥的语文也好。我清楚的记着，堂哥可以把从一年级学过的语文课全部背下来，他甚至可以把语文课后面的生字表全背下来。这还不算，五年级时，他已经开始背新华字典和成语词典了，那时的堂哥，已经知道“瞠目结舌”和“筚路蓝缕”这样的成语的意思了。那时，我们学校在很长时间里传着一条趣闻，说是有一次上语文课，不知道为什么讲课的老师说了一句“叶公好龙”，堂哥当时就站起来，很认真的对老师说，不对，老师，不叫叶公好龙，那个字不读叶（业）,应该读叶（射）。把那个老师闹了一个大红脸，好在老师心里是服堂哥的，只是问了一句，你是怎么知道的？由此可见，堂哥的优秀的确是很全面的。如今想来，我总觉得命运对堂哥太不公平了，以当时堂哥的智商，如今的他，决不应该是一个为了生个儿子而四处流窜的人啊。命啊，这东西你说他没有吧，可回望人走过的路，你会无时不刻的能够感觉到他的存在并不得不屈服于它的淫威。如果不是命运在作祟，堂哥至少应该比今天的我过得好些吧。
　　　　　　　　　　　　　三

　　上坟回来，就该给活着的长辈们拜年了。我们平辈弟兄们是在堂哥的带领下挨门挨户去拜年的。

　　自从我记事起，我们族里的拜年就是堂哥带我们去的。我们这一辈里，堂哥是老大，老大要带我们给所有长辈拜年。我们村里几乎每一个家族都是这样。每年的正月初一，有一个人带头，领一大帮小辈给长辈拜年。那时，每到一家，拜年的人要齐唰唰跪在地上，挨个儿磕头，然后作揖，口里一律说某某爷或是某某爹某某伯年过得好么。受拜的人则心安理得的接受跪拜并时不时发给我们些吃食或压岁钱，吃食不外乎花糖或过年用的油果子，压岁钱也就是一毛或五分零钱。如今，跪下来磕头的习俗是没了，但作揖还是免不了的。

　　今年堂哥的精神好像格外好，他还专门换了上坟跪脏了的衣服，穿了一件褐色新西服，一双黑皮鞋。我发现他还很认真的洗了一把脸，黝黑的脸上抹了点什么油，多少有了些光泽。

　　堂哥带领我们这一辈大小十几号人，一家一家的挨门拜年，很壮观的样子。要知道，我们已经六年了没有这样拜过年了。这几年，我也只回家过了两次年，而堂哥，整整六年没有回家。据母亲说，因为我们家族没人组织，这几年过年时的拜年只是小辈们抽空互相走走而已，根本不像别的人家那般，成群结队的一家家拜年。听母亲话里的意思，好像因了堂哥不在，要么就是我没有回家过年的原因，我们族里的拜年都成应付差事了，早已不显得庄严隆重。
堂哥一路无话，只是时不时的咳嗽几声。但我能看清他脸上的安详和自豪，多少有些历经劫难终成正果的意思。每到一家，我们只是作揖，而只要是有爷爷辈的老人家，堂哥一定会跪下来，恭恭敬敬的磕头。每到一家，大家免不了问：吉庆回来了，外面熬苦了，成了就好，成了就好。也会问我，吉斌也回来了，哪天上班之类的话。我知道，问我是礼节，我在家族里是算得上有身份和地位的人；而对于堂哥，大家都很牵心的。

　　我们最后去的是吉廷福家。吉廷福是同族北院一位小爷爷的小儿子，年龄比我大两岁，比堂哥小两岁。

　　别的人家都完了，我说，到小爷爷家吧，我也两年了没去。那一刻，堂哥脸上露出些为难来，他苦笑着望望我，咳嗽了几声，似乎是在下决心。约莫几分钟，他又笑笑，点点头，说，走吧，都到现在了，还有啥过不了的的坎儿。我理解他。

　　六年前，因为夏灌浇水的事，堂哥和吉廷福发生过争吵，具体事情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听母亲断断续续的说过。好像是因为放水的时间上的争议，他们吵架了，还吵得很凶，吉廷福骂了堂哥一句断子绝孙的霉鬼，忍无可忍的堂哥拍了本是叔叔辈的吉廷福一铁锹。母亲说，当时，吉廷福倒没再作声，可小爷爷不饶，非得要个说法，沸沸扬扬闹得族里人脸上都很无光彩。事情最后不了了之，本已有两个女儿、正准备要堂嫂结扎的堂哥毅然决然的携家带口，开始了为生儿子的流亡之路。这一去，就是整整六年。

　　我想，堂哥面上的难色，大概就是因为这吧。还又能有什么呢。

　　我们一伙人推开吉廷福家的街门时，听到声音的吉廷福已经从屋里走出来迎我们了。我给吉廷福作了揖。吉廷福满面笑容的说，吉斌回来了，难得啊，这回说啥得好好喝几杯。堂哥在我身后，他深深的作了一个揖，说，尕爸年过得好着哩吧。吉廷福也连忙还了一个揖，红着脸说，好着哩，好着哩，过了就好着哩，全说你哩。知道你回来了，年尾的杂事多，没顾上去看你。我见堂哥脸上十分不自然，除了不时咳嗽几声外，局促的手似乎都没地方放了。我想岔开他们的交谈，就四下望望吉廷福家的房子说，呀，尕爸厉害啊，新崭崭的房子，啥时候修的？花了多少多少钱？你厉害啊！
吉廷福笑笑说，你看我们这个干部侄儿子，官大，僚也不小啊，小老子啥时候修的房子都不知道，喝酒时非罚你几杯不可。之后，似乎是有意无意的说，就今年夏天修的，花得也不多，八九万吧。别说这了，走，走，进屋，进屋。

　　我们涌进屋。小爷爷盘腿坐在炕上，很像电影里旧时代的乡村老财主。大家一拥而上，挨个儿作揖。待大家都退后了，堂哥先是深深的一揖，然后，跪在地上，边磕头边说，小爷，吉庆给你拜年来了，你年过得好啵。小爷爷急忙从炕上站起身子，一边说，吉庆，吉庆，磕啥头哩，快起来，快起来。一边喊，唉，吉廷福，我的鞋哪，我得下炕。堂哥一边咳嗽着，一边赶紧起身凑到炕沿处，伸手扶住小爷爷，说，小爷爷你不要下来了，就坐在炕上，就坐在炕上。我看到他们两人的手紧紧的攥在一起。

　　小爷爷坐稳后，他牢牢地盯着堂哥的脸，看了约莫有几分钟，眼睛渐渐润了，双手攥着堂哥的手，颤颤的说，黑了，瘦了，娃受罪了，这几年把娃苦日塌了。屋里的小娃娃都乖着啵？堂哥想说什么，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只是咳嗽了几声。他回头望望我，我居然没能从他的眼中读出些什么。其实那一刻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可堂哥没有。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情绪稳定了，堂哥说，小爷爷，明天上午我看看外父去，下午我在家里备了点东西，正好吉斌也来着哩，我请本家的人过去坐坐，到时候你一定要去啊，还有小奶奶和尕爸。我听出，堂哥说这话时声音有些抖。小爷爷连声说，好，好，去，一定去，娃的心意，一定去。
　　　　　　　　　　　　　四

　　原本各方面都很优秀很有天赋的堂哥，却因为人生之路的莫测，不得不让他的那些优秀特质和天赋在田园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渐渐消失殆尽，以至于成为留在我心中的一种记忆——也许只有我还记得那些——到今天，成为我小说中的一种素材，而且，我还在出卖着堂哥的经历的同时，做出些无奈而又无为的叹息与悲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的第二年，刚刚上初一的堂哥辍学了。那时，大伯也已经从村党支部书记的位子上退了下来。多年担任村上干部，从没干过农活的大伯面对分到自己家的几十亩田地，一筹莫展，因家里缺少劳力更因为他根本就不会干农活而不得不中断了堂哥的求学路。一个陈景润或者说一个数学家从此就没了；一个能流利的背诵语文书生字表以及成语词典的堂哥不得不拿起农具，走上了和我的父辈们一样的道路。

　　他辍学的第二年，我考入中学。

　　中学离我们村子很远，走十几里土路，还要坐三十多公里的汽车，所以，上中学时我是一个月才回一次家的。要说离开生养我的村子，真的应该从那时算起。一晃，二十三年过去了。

　　在我上中学的日子里，关于堂哥的点点滴滴话题，我只能是在母亲点点滴滴的叙述中得知一部分，偶尔，回一次家，我也会和堂哥喧喧谎，可那时的我，充其量，也还是个屁事不懂的初中生。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实行时，生产队的农具、牲畜由于不能家家都分到，所以，一般都是几户人家搭成组，共有部分生产工具，农田里的活计都是在一起做的。

　　我们家和大伯家分在一起，另外还有我们的两家邻舍，四户人家共有两头牛一匹骡子及部分农具。堂哥的农田耕作技术老师是我父亲。

　　父亲是个老庄稼把式，农田里的活样样在行，样样都是好手。记忆中，父亲曾一个劲的夸堂哥，他时常挂在嘴上的话是，吉庆迟早是个好把式。我不知道他是凭什么得出的结论，但我一直坚信，父亲这样说自有他的道理。我曾问过父亲，一向言语不多的父亲谈起堂哥来，多少有些喜形于色的模样。父亲说，庄稼人的活，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俗话说，十年学个好买卖人，十年学不成个好庄稼人，吉庆这娃子行，上手快。我知道这只是父亲的理论，但父亲这么说，在当时我们村子里是不易的。父亲从十一二岁开始在农田里干活，可以说，他带出的庄稼把式都很多了，没有听他说过哪个人的好，在这方面，父亲是很牛气很骄傲也很自信的。但父亲能说堂哥好，我觉得，绝不是在凭空夸自个儿的侄子。

　　我曾问过父亲，堂哥到底怎么好？父亲说，就拿装田车说吧，我都是干了好几年才会的，吉庆只跟了我三天，那车装的，又齐整又牢靠。后来，我也专门观察过父亲装田车。所谓装田车，就是秋天麦子割了，捆成捆，用架子车往场院上拉的过程。搂腰粗的麦捆，一捆捆装在车上，的确需要技术，如若装不好，不是装的数量少，影响了拉田的速度，就是装得太多而又不很科学，就有可能冒捆，半路上闹地个车翻麦撒。其实，要说技术，不过是一种经验。装车时注意把麦捆相互叠压，一层层垒起来后用绳索捆紧，使得整个车的压力集中在车中心。这活看起来说起来都很简单，真正干起来，能在短时间里拿得出手的人真不多。

　　堂哥只用了三天，就能很出色的装车了。我觉得，即便是干农活，堂哥也是有悟性的。我更觉得，这多少也能印证堂哥的智商是高的。我一直用智商这个词来说堂哥的表现，是因为直到今天我始终认为堂哥的脑子的确很聪明，只是命运不济。我如此固执的这么认为，是我一直对堂哥的人生感到不平，尽管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从堂哥那儿听到半句怨言，哪怕对命运的不公抱以一声叹息也罢，没有，从没有过，至少是到现在为止我没有见到过也没有听到过。

　　那年是乡亲们有史以来最富足的一个丰收年。

　　记得我再见到堂哥是那年的十一放假。学校放了三天假，我回到家，庄稼已经收完了，堂哥在父亲的带领下，正在犁秋地。后晌卸牲口时，我见到了堂哥。

　　街门一声响，我跑出屋门，看到堂哥肩上扛着犁铧，吆喝着栓在一起的两头牛，斜着身子正挤进街门。他胖了，也明显长高了，黑黝黝的脸上挂着劳作的疲惫也挂着安详的笑。

　　堂哥说，吉斌回来了？我说回来了，你犁地去了？你会吗？他笑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的说，还行吧，就是力气不大够，扶犁头有些吃劲。我要帮他放下犁铧，他不让我帮，说，学生娃不该干这个的。把牛赶到后院拴好，堂哥要走，母亲劝说饭已经做好了，吃了再去。堂哥没有推辞。那天，我亲眼见堂哥吃了三碗拉条子面。没有什么菜，放点油泼辣子，浇点醋，堂哥看起来很可口的吃了三碗。

　　饭后，他问我学校的情况，我颠三倒四的说了些，他始终笑着听我说，很知足很安详的样子。之后，他就回家了。
　　
　　母亲说，这个秋天把娃子苦日塌了，你大伯干脆啥活都不会，力气也没有，全凭你爹和吉庆，才十七八岁的人，顶个强劳力哩。母亲还说，秋后吉庆跟张木匠学木工活哩。我问为啥？母亲说，娃子的心高着哩，想有个手艺。我说，那还好，我吉庆哥一定能是个好木匠。母亲说，再过一年就该张罗着给娃子说媳妇了。
　　　　　　　　　　　　　五

　　初一下午，堂哥来请了我。

　　母亲和我爱人还有小妹正忙活着做晚饭呢，堂哥来了。我最先听到的是堂哥的咳嗽声。一进门，他说，婶婶，吉斌的饭你不要做了，到我们家吃吧，我今黑里想和吉斌喧喧，刘秀梅已经做好了。
　　
　　我有些不解，问，你不是说明天下午都请吗，咋又今天请我？堂哥笑笑，有些不好意思，说，明天是明天，今天是今天，我想和你喧喧谎，几年了不见，我回来带了几瓶酒，你嫂子做几个菜，我们喧喧谎。我不知道说啥，望望母亲。母亲说，你看你这个吉庆，麻麻烦烦的。我爱人说，哥，不行就在我们家吃吧，吃了你们喧，吉斌也带了好酒的。堂哥说，吉斌的好酒我一定要喝的，但今天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也一起过去。

　　缠了一会儿，拗不过，我就和他一起到了他的家。

　　堂哥的房子还是他结婚前那一年修的，没有院门，空落落的院子里，五间土坯屋，已经显得十分破旧。这几年他不在家，屋里的家什和他的大女儿由大伯大妈看着，房屋门窗是用泥封了的。去年夏天，我回家路过他的屋时，看到的情景是院子里长满荒草，甚至屋顶上也长出了芨芨草，整个院子像聊斋故事里鬼狐出没的荒宅。那天看到那情景，我很是伤感了一阵。

　　走进院子，我看到院子里收拾得很干净，显然他回来后拾掇了一番的。院子里的草包括屋顶上的芨芨，都铲拔了，连铁锹铲过的痕迹都是新的，他还在院子里撒了水，空气中有一股潮润润的气息，屋墙尽管很旧，泥皮都已斑驳脱落了，一块块露出土块，远远望去，像一副天然的不知是什么地域的地图，几个门上都贴了红红的对联，给破落的房屋增添了几分新意。

　　听到声音，堂嫂已经迎出门来。一同迎出门的，还有他们的子女——抱着小男孩的大女儿和另外两个依次小些的二女儿、三女儿。

　　说实在的，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所面对的，就是我的堂嫂，和我同岁的、曾和我在初中同过一年学的刘秀梅。

　　站在我面前的堂嫂，苍白、瘦弱，整个身形一如堂哥，似乎缩小了一半。

　　影响中的刘秀梅，是扎着两条小辫子的清爽而欣长的姑娘。

　　我们是初中的同学。那时，在我们这儿，能上初中的女孩很少，我在初一时，全班只有四个女同学，刘秀梅就是其中一个。当时她个儿比我高，坐在教室后面，学习不是太好，很恬静话语也很少，在班里不大显眼，如若不是女生太少，她基本是可以忽略的人。记忆中她当时的地理学得特别好，当我们还在为中国的区域划分煞费苦心死记硬背时，她已经可以把长江中下游地区五省一市的各种相关内容倒背如流了。当时全班能把全国各个省市的简称及省府清清楚楚记下的，全班只有她。之所以我至今记得这事，是我一次在地理课上偷看小说，被老师抓了个正着，老师当时说了一句我一生都无法忘记的话。老师说，愧你吉斌还是好学生哩，我看你要是能比上刘秀梅的一个脚趾头，我把姓氏倒写。老师姓王，姓氏倒写与否关系不大，可他仅仅因为刘秀梅刚刚回答对了问题而我恰恰又没有认真听他的课，就说了如此刻薄的话。于是，他那句话就永久的留在我的心里了。留在我心里的，还有如今我的堂嫂刘秀梅。她上到初二就退学了，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直到她和堂哥吉庆结婚后，我们才见面的。到了再见面时，我提起过去的事，她笑笑，说不记得了。

　　今天，又见到她，没有想到她竟然会憔悴成这样。在心底里，我不得不再一次对命运的不公与多劫做些叹息。

　　进到屋里，呈现在我眼前的是堂哥几近空落的家。迎门摆放的是一副很破旧的沙发，显然这还是他们结婚时的物件。这几年这沙发还有堂哥本就不多的几样家物，一直都是在伯父屋里放着。沙发花色的布面上有斑斑驳驳的大约是孩子的尿迹，原本白底红花的颜色，早已经看不出本色了，黑糊糊的，不如城里旧家具市场上论堆买的东西。一张红油漆的木头茶几，也因为油漆的脱落，像褪了毛的母鸡。一方小土炕，炕上的铺盖倒都是新的，包括墙围裙，是一块新崭崭的白底碎紫花布，围炕护在屋子的墙上，给这个实在显得贫寒的所谓的家添了几分新意也添了几分暖意。

　　我坐定后，堂哥一边让堂嫂给我倒水，一边从大姑娘怀里接过他的儿子，抱在怀里，忍不住又咳嗽了几声，指着小家伙对我说，吉斌，看看，这是我的儿子，小子儿，害的老子穷碎半张的，就为了这仔仔。尽管他的话说的不好听，好像是一种埋怨，但我能听出他语气中的自豪。我掏出钱包，数出一张五十元的并三张二十元的钱，拉过小家伙的手，准备把那张五十元的钱塞到他的衣服里面，堂哥连忙挡住，并连连说，不行，不行，请你来不是要你钱的，这哪能呢，快装上，快装上。我硬塞到孩子的衣服下面，并说，你看，你咋这样，瞎好叔叔也是个工作人，月月有个麦儿黄呢，多少一个月也还一千多块呢，给咱们宝贝侄儿给个压岁钱还是应该的，你咋能这样见外，不然我可就走了。堂哥脸唰的红了，咳嗽了几声说，你看，你看，这咋回事么，请你来就让你破费，这咋能行么。我打断他的话，转而问，你们大的姑娘我知道叫海燕，后面的几个我真的还不知道叫啥呢。堂嫂端一杯水过来，插言说，二的叫亚男，三的叫招弟，儿子叫峻峰。你给啥钱么？吉庆你也是的，挡住些，咋能叫吉斌给那么多钱呢？堂哥说，收了就收了吧，有情后补，吉斌兄弟的心意么。我连忙打断她的话茬说，峻峰，好名字，谁给起的？说着，下得炕来，把那三张二十元的钱一一给三个姑娘，他们两口子说啥也不行，推来挡去一番后，我说，不能伤了娃娃们的自尊，你们这么明显的做事，娃娃们长大咋想，女娃娃不是人么，难道就不是你们亲生的吗？他们这才勉强的、又很不好意思的收下了。堂嫂见三个姑娘把钱装在口袋里，喝了一声，快去，把娃娃抱上外面玩去。嗨，这伙讨吃鬼。三个姑娘赶紧抱上峻峰出去了。
　　　　　　　　　　　　　　　六

　　堂哥的第一个对象是在堂哥跟张木匠学做活半年后经人介绍订婚的。那年，堂哥只有二十岁。

　　那时，我已经考入高中，到县城上学，离家更远了，有时，一个月还回不上一次家呢。关于堂哥的事情，我依然是从母亲口中得知的。

　　我们这儿有个风俗，小伙子到二十岁左右，姑娘到十八岁左右，还不到婚育的年龄，家长就先给找对象。由媒人牵线搭桥，男女双方在家长的主持下，经过测算八字、男方到女方家看人、女方到男方家看家等一系列程序后，在媒人及亲朋好友的主持下，先订婚。在男方给女方家一大笔订婚彩礼后，表示婚姻关系基本确定了。之后，姑娘的一切花销就由男方家负责，如此再过三两年，到了婚育年龄，再由男方给女方家一笔钱，就可以结婚。因此，在我们这儿，娶个媳妇，没有三四万块钱是娶不进门的。
堂哥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在经过了这一系列程序后订的婚。介绍人也就是媒人是本村的张有新，而介绍的就是他的小姨子。姓单，叫单淑花，我只是从堂哥随身带着的一张彩色照片上见过，圆脸，单眼皮，皮肤很白，齐耳剪发，很时髦的样子，不像是我们这儿长大的一样。可惜的是，那位叫单淑花的姑娘终究没有成为堂哥的婆姨我的堂嫂，还把堂哥苦苦害了一把。

　　最初听到堂哥订婚的消息时，是母亲到县城给我送冬季换穿的衣服时说的。记忆中，母亲给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堂哥的事。当时，母亲给我放下衣服后，带我到县城的一家饭馆吃牛肉面，说是给我改善生活。我要母亲也吃，她不吃，拗不过，我只好让她看着我吃。她边看着我吃，边似乎是有意又似乎是无意的说，吉庆订婚了。我说，噢吆，吉庆哥才多大，就娶媳妇了。母亲说，娶媳妇还得几年哩，先订婚，过几年才娶的。我问，是哪儿的人，怎么样？你见过么？母亲说，咋没见过，是单庄的，张有新的小姨子。好姑娘哩，长得好，也洋气，就怕吉庆要不住呢。我说，哼，啥样的人我吉庆哥还拿耍不住，我吉庆哥也是利索人哩。母亲说，也就是，可你没见那女子，妖着哩。过了一会儿，母亲又说，想想这个媳妇子说得也太贵了，整整花了一万五千块钱，才是个订婚，我和你爹算着，等娶到家里，不得花四五万还怪哩。我说，那不是买卖婚姻吗？咋能这样呢?母亲笑笑说，你娃子家懂个啥?到时候你娶媳妇时就知道了。现如今，谁家娶媳妇不得几万元。说着，母亲叹了口气，接着说，不知道你啥时候能说个媳妇呢?上学花了这么多，要是没个结果，咋又娶媳妇呢。我知道，母亲包括家里人甚至村里人对我上高中考大学都并不抱任何希望，只不过我学习好，上学比较顺利，加之我也爱读书，家里父亲是好庄稼把式，暂时不缺我这个劳力，所以才坚持供我上学的。如今，堂哥找了对象，母亲八成是有些羡慕了。

　　我又问母亲，他的木匠学得怎么样了？母亲说，你不提我倒忘了说呢，吉庆这娃子脑瓜子就是好使，干啥啥行，跟上张木匠才半年多，好多活都能拿在手上了。张木匠见人就夸哩，说是一辈子没见过吉庆这样机灵利索的小伙子。他的对象还不就是听到了张木匠到处的夸奖才说定的，不然，人家还想你大伯家穷呢。吉庆凭的就是这个。吉庆前几天还说，要给你打个写字台呢。娃子做的活好哩，才半年，有些人学好多年都做不了的活他都能做出来，不容易哩。我说，也就是我吉庆哥没上学，要不然，绝对一个大学生。母亲笑笑说，说啥哩，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你把你的好好上学，我们可就指望你了，别到时候给我和你爹丢脸啊。我说，妈，你放心，我保证考个大学，到时候给你领个城里媳妇。母亲脸上就有些开花了，连声说，那当然好，那当然好。于是，我就知道堂哥订了婚有了对象。

　　那年寒假，我和堂哥喧过一次。因他跟张木匠学打家具，十里八乡的四处跑，很少回家，所以，虽然见了几次面，但只喧过一次。

　　那天，已是春节将临的寒冬腊月天，听说堂哥回家了，我专门去看他。到大伯家时，令我吃惊的是堂哥正在捧着一本《读者》杂志看。

　　大伯家的院子静静的，乡村冬日黄昏独有的那份静怡，像一层薄纱轻轻的悬挂在院子上空，虽冷冷的，但让人心里感到阵阵舒服。走进大伯家的屋门，一盏昏黄的灯下，堂哥正静静的捧着那本《读者》，很投入的看着。听到门响声，堂哥抬起头，见是我，他有些兴奋，抑止不住的那份喜悦在言谈间流露出来。是吉斌啊，放假了吗？啥时候回来的？我说，好几天了。你也总该休息过年哩啵？嘿，打扮的还利索嘛，就是不一样啊，如今不仅是大师傅了，而且是有了媳妇的人，就是不一样吗。我揶揄他。他笑笑说，今天我是先到外父家去的，所以穿得整齐些，这你也笑话我，嘿嘿，嘿嘿嘿。

　　我接过他手中的书，见是《读者》，就问，你爱看这书吗？这书很不错的，有许多关于人生关于爱的文章，很能启发人的。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在堂哥面前耍着自以为是一个高中生的那点浅薄。如今想来，我常常为自己那时的心态脸红。

　　堂哥说，真的很耐看哩，看了让人心里舒服哩。我经常想，人难道就因为出生不同，命运就不一样吗？这几年跟师傅东奔西跑的，见的多了，听的也多了，才发觉真是不一样。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我真正知道了环境不仅改变人，而且环境就是人的命运。我问，啥文章？他说，题目我忘了，意思是说古代有个人叫李斯。我插话说，噢，你是说秦始皇的那个宰相啊。他说，好像就是吧。说是这个人最初在一个粮管所看粮库，有一天上厕所，看到厕所里一只瘦弱的老鼠战战兢兢的偷吃大便，他就想，同样是老鼠，粮仓里的老鼠吃得肥肥胖胖，还不怕人，而厕所里的老鼠偷吃点屎，还吓得那个样子。于是，他就悟出，要想改变命运，首先必须改变环境，所以，他毅然放弃了粮管所的小职位，寻求新的环境，最终，成就了一番伟业。

　　他滔滔不绝的诉说着，我愣愣的看着他，一时间我似乎有些不认识他了，内心里对他的那种崇敬再一次悠然升起。我问，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准备怎么做？他却又笑笑，搔搔头说，我想学成个好木匠，凭自己的手艺让淑花过上好日子。我一听，乐呵呵的说，你是说我没过门的嫂子啊？他点点头，缓缓地从贴身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又从钱包的夹层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说，看，这就是你嫂子，漂亮吧。我在接过他手中的照片时看到他眼中的那份神情，很醉人的，

　　我就是那一天在照片上见的单淑花。的确很漂亮。可惜，她后来却成为别人的老婆，走向了另外一种命运。
　　　　　　　　　　　　　七

　　初一当天下午，堂哥让堂嫂做了鸡肉垫卷子，还炒了一个蒜薹肉和芹菜肉，并拿出一瓶金六福酒，要和我喝。

　　我问堂哥，你咋买这么贵的酒呢？这酒一瓶要三十多块钱呢。堂哥说，好我的兄弟了，打死我也不想买这酒的。这是我干活的那个老板给发的奖金，按合同应该发钱的，可老板让人给顶帐顶了些酒，他就当奖金发给我们下面干活的人了。本来想处理掉的，五百多的酒，找了个买家，人家才给三百块，一想划不来，再说，我几年了不回家，拿点好酒回来也是应该的，不要说请本家户族的人喝了，用好一些的酒敬献先人也是个心意么。再说了，招待你，咋能档次太低呢。喝了吧，苦了这么多年，喝瓶好酒不为过的。说话间，他不时干咳几声。我说，你干什么活，老板还发这么高的奖金？他说，嗨，那人还不是为了拉拢我，想我继续在他那儿干。发了我就拿上，不要白不要。这是后话，慢慢喧。说着话，他招呼堂嫂说，去，你把爹也叫来，陪吉斌一起喝。堂嫂出去了。

　　我们端起杯子，都往地上浇了。过节了，家里喝酒往地上撒，算是对先人的再一次奠基。几杯酒下肚，堂哥的脸就红了，倒是不再咳嗽了。他一边催着我搛菜，一边说，喝酒前我先把要说的话说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哥我费劲拔力养了个儿子，家里也罚得啥没个啥了。穷不怕的，有了人，啥都不怕的，大不了吃几年苦么，再挣求他，用不了三五年，我还是能翻身的。眼下的问题是给儿子上户口的事，这可是大事哩。我知道，罚款是肯定的，关键是多和少的问题了。来，来，喝酒，喝酒，我们哥俩边喝边喧。

　　实际上，堂哥这事我早就想到了，母亲也已经给我吹过风了，只是没想到他要把这事搞得如此隆重。堂哥接着说，兄弟你在外面年成多了，路子广，你给想想办法，托人走走关系，把罚款的数额给弄少些，给娃娃把户口入了，我就可以安心在外挣钱了。今天请你来，就为这事，你不要说你哥我太俗，说实在的，这事真是你哥我心头的大事，石头样的压在心上哩。我同他碰了一杯酒，问他，按我们这里的规定得罚多少?他说，嗨，多少？没准头，多少都行，有关系，五千六千也就够了，没关系，一万两万也不够，多少全在乡上的人说哩。我问，这是真的么?他说，我都打问好了，百分之百的。我一想，乡上现在的书记和乡长都是我当年在县上工作时共过事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问题应该不会很大。就说，若真是这样，倒真好了，这事我肯定能帮上忙的。堂哥有些兴奋。他说，你看，我咋说来，总归是自家兄弟么，我就知道我兄弟能帮我的，天不绝我吉庆啊！他那口气，好像我已经把事情做成了一样。
正说着，大伯和堂嫂回来了。

　　一进门，堂嫂就埋怨堂哥，你咋这样，酒都没喝哩，就红头涨脸的，你别弄成个李林涛待客，客人没醉，自家先醉了。李林涛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名人，上了县志的，死去不多几年。县志上说，李林涛嗜酒、好客、易醉，每待客自己先醉。我边让大伯，边说，你看你个嫂子，我是啥客人么？自家兄弟，你咋能这样见外呢？大伯插言说，吉庆本来就喝不多酒的，一喝酒就上脸。

　　待大伯坐定后，我先敬了大伯三杯酒，然后，我们一人一杯端着喝酒。堂哥有些眉飞色舞的对堂嫂说，秀梅，我把事情给吉斌说了，问题不大的，吉斌答应了。我心里就有了些沉重，没作声，只是劝大伯喝酒。堂嫂说，那可太好了，吉斌，你吃好啊，嫂子做的菜不好，你将就着吃上些，一定要吃好啊。大伯只顾端着喝酒，时不时看看吉庆，那目光中的关切、慈爱以及一切只有如他这样的父亲才具有的复杂的东西啊，让我的心一颤一颤的。

　　有了些酒意后我说，哥，你说说吧，说说这几年你的经历。我知道，这几年你和我嫂子在外面吃苦了，都是咋过的？你说说。堂哥似乎是沉思了片刻，又似乎是稳定了一番情绪后，长吐一口气。好兄弟呀，不是哥说哩，哥我这几年，三言两语说不清啊。你哥我算是挨过来了。他妈的，有啥大不了的呢。天能塌下来么，我就不信土地爷的求是个泥梆梆。

　　堂嫂的眼睛红了，大伯的眼睛也红了，我的伤感也雾般弥荡开来。

　　堂嫂揉揉发红的眼睛说，你喝上几杯就拿不住了，啥话么，你自家的命，跟谁斗气？话不能好好说啊？我说，嫂子，你不要怪哥，让他发泄发泄，我哥真的很苦的。堂嫂说，我又没说他啥，我只是叫他别妈妈老子的说，粗不粗？吉斌你可不要见怪啊。我说，听嫂子你说的，我还能不理解我哥么？堂哥说，兄弟，我总是个男人吧？男人说几句粗话没啥吧？转头又对堂嫂说，我兄弟我从小看着长大的，我能不知道我兄弟。不怪的，不怪的。是么，吉斌？我连声说，是的，是的。嫂子你别打断我哥，我想听我哥说说他这几年的事哩。堂哥又给我和大伯端了一杯酒，看我们喝了，才说，给你说，兄弟，这六年，你哥我不易啊，真正是数着日子过的。简单算，这六年，在青海呆了两年，新疆转了一年半，嘉峪关干了两年，还有半年，我不给你说在哪儿，迟早你会知道的。

　　我说，好，你就先从青海说起吧。他说，青海没啥意思，在一家石棉矿上打工，苦倒是不苦，只是我们那个老板心太黑，我们做工的都挣不了几个钱，刚够生活，我们七八个人，有五六干了一年就跑了，我因为你嫂子生了亚男，耐磨着干了两年，确实没挣下钱。说着，他又端起酒杯，要我喝，我也已经有些头晕了，想不喝，又怕一推让，打断他的话，就接过来喝了。一旁的堂嫂已经开始和面了，我问她做什么，她说，咋能光吃些菜，我给你们包饺子。我说，别麻烦了，吃不进去了，肚子早饱了，再说，喝了酒根本没胃口。

　　堂哥推了我一把说，吉斌兄弟，你不要管，我们只管喧，包好后我们慢慢吃嘛。听我给你说，你不要管她的。我说，好好，你说，你说。他问，说到哪儿了？我说，青海没挣到钱，你又走哪儿？噢，是新疆。他说，对是新疆，新疆好啊，新疆一年半，吃喝杂用缴缠掉，挣了个万把来块钱。那年，你嫂子生的招弟。本来要待在那儿的，可你嫂子不行，非要走，只能走了。

　　哼，不走，不走你怕是叫那个狐狸精骚货把魂都抓跑了。一旁和面的堂嫂听了他的话，气哼哼的插话。我一听哈哈笑了，说，嘿，咱哥是不是遇到了什么艳福啊？有两下子，像个好汉。我本是玩笑话，话没说完，堂哥脸色就变了，伴随着一阵猛烈的咳嗽，他的脸色变得有些发紫了。他搓一把脸，用眼神示意还有大伯。我伸伸舌头，给堂嫂指指已经醉倒在炕上的大伯，摇摇头，让她也不要多说，可是心里还是对不能得知堂哥的这段风流逸事甚觉遗憾。
为了打破尴尬，我又给堂哥敬了一杯酒。看他喝下去后对他说，再往后讲吧。堂哥顿了顿说，我这几年，关键在嘉峪关。我问，为什么关键在嘉峪关啊？他说，到嘉峪关，我先是赔了在新疆挣的八九千块钱，还狠狠的丢了回人，之后又挣了它三万多，还生了峻峰。嘉峪关的事，我得给你细细说说。

　　我说，好，我就听你嘉峪关的事。
　　　　　　　　　　　　　　八

　　我考上大学的那年秋天，堂哥的第一次婚姻破产。单淑花那只小小鸟，张开翅膀跟别人飞走了。知道整个事情或是说事件的经过是那年寒假回家后。听了许多人不同版本但大致差不多的叙说，我尽可能的综合我的人生经历的所有经验整理出的。

　　关于那次婚姻，我见到堂哥时，他只是说，刘玉是个狗屎，淑花上当了。她迟早会后悔的。我就不信，我真的不信。她一定会后悔的。刘玉那狗屎，狗屎。人啊，想不来啊。之后他“嗨”了一声，似乎要把某种霉气或是不顺给嗨没。我能从他的那声“嗨”中听出他并没有怪单淑花，甚至对破坏了他婚姻的同学刘玉都只是骂了两句“狗屎”。在中国，夺妻恨、杀父仇的了结，是男人血性的标志和象征。而他，我的堂哥，只是说了仇人两句“狗屎”，为背叛了自己的女人哀叹了命运后，自己一“嗨”了之。我不知道他的“嗨”是为自己那次失败的婚姻还是他常说的命运。如果说堂哥有过关于命运的自我宣泄，也许就是那次那一声“嗨”了，我一直坚定的认为堂哥为他的命运没有叹气过，就是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只听到过这一声截铁般的“嗨”，除此之外，堂哥留给我的一直是坚强。

　　第一个告诉我消息的仍然是母亲。

　　回家后的当天晚上，母亲就给我讲了她所听到或知道的事情经过。

　　晚饭后，母亲说，明天你到你堂哥家去看看他吧，娃子这些日子心里不好受。刘玉那个坏松，把娃子害了。单家的那个不要脸的，死不到好日子的，放着正路不走，偏要走邪路，跟上刘玉那个二流子，她以为她有好日子过啊。只是苦了吉庆娃。我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说，咋回事，吉庆的那个对象你知道，就是张有新的小姨子。你说，和吉庆订婚都一年多了，骚不要脸的，跟上刘玉那个二流子了。唉，说起来都真的丢人！我知道母亲叙述起来大抵会是这样的，罗嗦不消说，还时不时加上自己的情绪性语言。但我也知道，这种时候，最好不要打断她，不然，母亲的叙述会更加凌乱。
母亲一边为父亲纳着鞋底，一边絮絮叨叨的叙述。我静静的听着，并理着事情的头绪。

　　母亲说，你说丢人不丢人，那两个不要脸的叫人堵在草堆里。不知道那两个不要脸的往后的日子里脸往哪儿放哩。忍不住我又问，到底咋回事嘛？母亲停下手中的活，定定的盯住我看了一会儿，像是审视我，又像是从我的眼中读出她儿子到底长没长大，有些话是不是该给我说。我能理解母亲的心思。装作不经意，以显示自己其实已经长大了。好大一会儿，母亲似乎是下定了决心也似乎是终于憋不住了，才说，刘玉家不是和张有新家共用一个场院么。打场那时节，单家的那个货给她姐来帮忙，不成想，麦子还没有打完哩，那两个货倒勾搭上了。两个不要脸的大天白日里在草堆里睡觉，被人看见了，丢死人了。村子里闹得厉害哩。可把你大伯给气坏了。吉庆娃咋命那么苦。娃真苦啊！

　　停顿了好大一会儿，我问，别不是人胡说吧，现在的人，啥样的都有。母亲恼了，啥是胡说，婚都退了。那骚货自己都到处说就是死也不嫁吉家的木头，就是下辈子变驴也要跟刘玉哩。咋能有假？千真万确哩。唉，白白糟蹋了万打万的票子。我问母亲，退婚的彩礼钱没给吗？母亲叹了一口气说，给是给了些，但咋能全给。你想，退婚是你堂哥提出来的，男方家提出退婚，人家能退些就不错了。也就是单家的大人嫌丢人哩，才退给了一万块，不然，真的亏大发了。我又问，吉庆哥到底给了单家多少钱？退了一万还亏了那么多？母亲眼一瞪，多少？你想想，订婚就花了一万五，这一年多养活下来，早又把四五千花进去了。不要脸的骚货，你就叫她下辈子变驴去。

　　我很能理解母亲的这种心情。在母亲眼里，实际上在村里人眼里，堂哥实在是很优秀的。因为堂哥聚集了乡里人所认为的年轻人所应有的所有优秀品质：聪明、踏实、忠厚、利索。就是长相，堂哥也完全是说得过去的那种，虽然是细眉细眼，但中等身高，加上壮实的身体，一张刀削般的长条脸，很男人也很有        英气的。何况，堂哥已经是一个人见人夸的小木匠了。如若一定要说堂哥有什么缺点，那也就只剩不善言谈了。可这，在农村，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缺点的啊！说实在的，在农村，像这样的小伙子真的是人见人爱的。可就是一个单淑花，偏偏看不上，硬要跟一个尖嘴猴腮流里流气的刘玉。

　　我一直认为，世界上的许多事都是有定数的。你就比如那个单淑花，与堂哥退婚后的第二年春天，就与刘玉匆匆结婚，然后到外地去打工，几年过后，钱没挣到多少，刘玉因为参与一次团伙抢劫案，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如今，单淑花的下落如何，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我这样说，也许是很不该的。因为就我所具有的生活阅历和知识水平以及今天我所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关于现代男女的生存权力来讲，我应该为单淑花追求自由的爱情而欢欣鼓舞才对的，毕竟，从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主流来讲，单淑花的所作所为是无可厚非甚至应该是给予鼓励和提倡的。可是，想想当时我的堂哥，我真的认为这就是一种定数。

　　第二天，我见了堂哥。实际上，那些日子，堂哥已经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了。见到他时，堂哥正在家里给自己打衣柜。见我去了，他停下手中的活，同我一起到屋里。进屋后，我看到他的炕头不仅有厚厚的一沓《读者》，还有一套《平凡的世界》。我心里动了动，想问问他看那些书的情况，又觉得与我今天来的目的不相符，就没问。没想到，坐下后，是堂哥先打开话题的。他说，我的事情你听到了吧？刘玉那狗屎，不是个人，淑花迟早会吃亏的，嗨！我有些愣，一方面，我没有想到堂哥如此坦然，竟然没有任何铺垫的就说起这事。另一方面，他居然没有怪单淑花，而只是说了刘玉一句“狗屎”。但我依然从堂哥那声从内心里发出来的“嗨”中听出他的某种悲情或是愤怒。我问，到底咋回事么？你说，这事咋成这样了？堂哥把目光探向门外的虚空处。好大一会儿，又沉沉地“嗨”了一声才说，其实，他们的事我早就知道了。我吃了一惊。什么？你早就知道？这怎么可能啊？堂哥又说，真的，夏天的时候，我和师傅给县水电局做木匠活时，淑花找我那天我就看出来了。

　　我本想问到底咋回事的，出于说不清的原因，我没做声，只是定定地盯住他看。许是看到我是一定要知道结果的，堂哥停顿了好大一会儿，似乎是下定决心了，也更像是确实需要有个人倾听他的诉说一样。堂哥说，一夏天，我师傅承包了县水电局的一些家具工程，因为时间紧，我们赶着干活，连续两周没有回家了。那天，淑花来找我，问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见面，还说她爹病了，问我手头有没有钱。我当时给了她一百二十元钱，还想请她吃顿饭的。她拿到钱，却不吃饭，一定要回去，还不让我送。我心里就有些怀疑，按说，她爹病了，应该她们家的其他人来找我或是找我们家才对的，偏偏是她自己来的。她走后，我偷偷的跟在后面。出了水电局的院子，拐了几条街，我才看见刘玉那个狗屎等在那儿。他们见面后，她一扭身，坐在刘玉的自行车上走了。说实在的，从那天起，我就知道我们的这事罢息只是迟早的事，只是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如今想起来，真的很丢人。也好，要是这事我先提出来，那些财礼不就打了水漂了么。可惜的是，淑花跟了个刘玉那样的狗屎，不会有好结果的。刘玉那个狗屎。嗨，我难道还不知道他是个啥样的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同学五六年，他是个什么货色？我清楚着哩。

　　堂哥缓缓地叙述着，面部的表情是那种淡淡的忧伤裹掩着淡淡的痛苦，更多的，却是一种惋惜。我一时无语。真的，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想安慰他，可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适合他此刻的心情。因为此刻的他，居然没有过多的考虑自己的处境和未来的打算，却一味的为单淑花惋惜。想在他面前骂刘玉吧，又觉得十分无聊且无趣。在他眼里，刘玉都已经是狗屎了，甚至连狗屎也不如的，我说什么，都是很无意义的。

　　如今想来，我觉得堂哥当时的表现，应该算做一种精神的。但，那只是一种弱者才具有的精神。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强者是不需要任何精神的，因为他们的“强”，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只有弱者，才必须要有各种支撑自己前行的精神。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不正是许许多多类似这样的精神赖以支撑着么？

　　那个假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被一种沉重的思考压着。直到今天，我把堂哥的这些事写出来时，我才发觉，我从来就没有从那种重压下解脱出来过。为堂哥，也为天下许许多多诸如堂哥一样的可以称之为弱者的人。
　　　　　　　　　　　　　　九

　　初二那天，堂哥又请了族里的人。因为前一天我喝酒过量，第二天早晨头疼欲裂，脑袋晕晕乎乎不消说，肠胃里更是翻江倒海。想想也许堂哥被顶了工资的那些金六福酒压根就是假酒，不然，怎么会让人如此难受。实在无法起来，爬在炕上，喝了一碗母亲专门为我做的酸辣拌汤，迷迷糊糊睡继续睡觉。堂哥来过两次，堂嫂也来过一次，另外，他们还使海燕和亚男两个姑娘专门看过我两次。堂哥第一次来时，我根本就没醒，是母亲和我妻子支使他回去了。母亲说，当时他还狠狠的埋怨了堂哥一顿的，怪堂哥不该让我喝得那么多。后来的几次，其实我都是知道的，只是难受，实在不想起来，也怕去了再喝酒，就躺在炕上，裹着被子假装睡着。就为这，堂哥第二次来时还说是不是真的有啥问题，要不就赶紧到县上的医院看看去。是妻子告诉堂哥说我本就这个毛病，一喝酒就爬不起来。堂哥这才走了。他们使姑娘来看，其实是来看看我到底怎么样了。那时他已经不是请我去了。

　　我很能理解堂哥一定要请我去的那份执着。一来，我们本就血缘最近，我和堂哥的交往比较多，相互了解理解也比别人深一些；二来，毕竟，我是我们家族还有些头脸的人，坐在堂哥宴请族人的炕头，多少也能为堂哥打打底气。我知道，这样的时候，堂哥确实需要我。可我却没能去成。如今想来，一种从骨头里渗出的后悔让我几欲无法原谅自己。

　　乡村的春节，是被烈性的烧酒渗透的。东家请了西家吃，你来我往，好像不这样狠狠的吃喝一通，就对不起一年的辛苦和这个年一样，也好像不这样吃喝一通就显不出人与人之间的情深意重一样。初二我睡了一天。到初三，我先后参加了四个酒场子。有邻里间的邀请，也有家族里别人的邀请，更有同学之间的聚会。大多，都是有这样那样要我帮忙的事，借机说说。能答应的，我都答应了，不能答应或是我根本就没法办的，老老实实一一做了回答。毕竟，我的父母还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多少，这些乡亲也是父母必要时候的一种依靠，我不能太决绝。不然，我丢的就不仅仅是父母脸上的光了。对于乡亲和其他族人，我一直是这样考虑问题也一直是遵循这一原则的，能帮则帮，尽力而为。但是对于堂哥，我是发自内心的。我真的想只要我有能力，一定帮帮他的。不为他曾经为我们家干过那么多的农活，也不为我们几近相知的交往，单为堂哥多劫的命运，我也该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帮他的。我这不是悲天悯人，也不是故作矫情，我只是觉得堂哥的命运实在令人惋叹。如果不是命运之神的作弄，如果堂哥生活在一个别样的家庭，不要希求多么富有多么显赫，仅仅是一个能供得起他上学的家庭，就足够了。以堂哥的智商和他的那份心劲，决不会是今天的这种生活状况。仅从而已。

　　我无意怨咒现实，也不想对曾经的体制、社会说三道四，我只是觉得不公。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后，我成为一个名义上的城里人。夹紧尾巴，诚惶诚恐的在城市里游走。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先后从县里调到市里，更换了四五个单位，见识了不少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说实在的，在我身边曾有过决不止一两个或是七八个愚钝若行尸走肉的照样拿着国家工资却依然人模人样的生活着的人。不要说为国家做什么贡献了，若是能给正常的事业少制造些阻碍都是值得敬佩的。而像我堂哥这样具有相对高智商的人，却只能在那样的环境那样的世俗下为生个男孩而四处奔忙，即便是一匹千里马，最终，也只能是“摒死在槽枥间”了。

　　初三那天，我虽然也喝了不少酒，却没有醉，而且思维异常活跃，居然在盅酬往来间，做了如此不知所以的思考。

　　正月初四我临回来时，堂哥和堂嫂专门来送我。

　　天有些阴沉，太阳虽然还明晃晃的挂在天上，但灰蒙蒙的像是被一块脏纱裹着。远山和四野也迷登登的，时不时有冷冽的风卷着枯草秸碎树叶，从街巷里肆虐的穿过，然后，悄然隐没在某个墙角。

　　我们一家人被很多人拥着，逆着穿巷而过的风，走出村子。我对父母以及送我们的几个邻居和本家的人说，你们回去吧，天很冷。母亲一再叮嘱不要冻了孩子。妻子掖掖儿子的衣服领子，对母亲说，妈，你就放心吧，又不是三岁两岁的，都这么大的孩子了。再说，我们会注意的。妻子总是能在任何时候都同我的家人以及我的乡亲相处得十分和谐，就因为这，我在老家多少赢得了一些美誉。大家都止住脚步，唯有堂哥和堂嫂不止步。我说，哥，你也回吧。堂哥说，走，我们把你送到坐车的路口。堂嫂也说，你哥还想边走边和你喧喧哩。母亲也说，就让吉庆送送你们。

　　出村到有公共汽车的公路口足有两公里路。这是一条不很宽的乡间土路。多少年了，这条路还是老模样。就是这条路，沟通着我的乡亲和外面世界：也正是这条路，留下了我一步步走出乡村的足迹，也留下了堂哥和许多和堂哥一样的包括刘玉在内的乡村青年走向外界闯荡世界的足迹。尽管这是一条土路，毕竟沟通了与外界的联系；尽管这条路上走出去不一定就有幸福美好的未来，可能有这样一条路，能够走出去，总是比蜗居在小村子里无知无欲一辈子强吧。走出去的人多了，这条路也许会更宽；走出去的人多了，也许有一天，这条路会成为一条康庄大道。鲁迅不是说过：“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世界上的所有路，不都是人走出来的么？

　　我们先是无言的走着，只有堂嫂时不时问我儿子冷不冷，还问他我们这儿好不好，和先里比好在哪儿？我儿子很聪明的回答，好，好在有爷爷奶奶，好在可以四处乱跑。堂嫂听了一个劲的直夸奖，乐得小家伙屁颠屁颠的。

　　走了有好一段路了，我打断沉默问堂哥，前天请人的事情顺利么？堂哥说，顺利，能去的都去了，喝掉了十几瓶酒，醉了好几个。吉廷福都醉了。我又问，吉廷福醉了胡说什么了么？堂哥像是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倒是没说啥过分的话，只是还很张狂。我问，张狂什么，他有什么可张狂的？堂哥说，还不就是他修了一院子阔气房子么，再能有啥。听了堂哥这话，我能想象出吉廷福的模样以及他喝酒后的话语。毕竟，在如今我们这儿，能够修建起八九万的房子是了不起的大事。我也知道，这几年，吉廷福找了份在县化工厂打工的工作，虽然苦，可很能挣钱的，加上他庄稼地里的收入，去年修了新房子，在村子里很显摆的。

　　我不想思考这些，也不想把这些与堂哥相联系。就问，你是咋打算的？堂哥说，初步的打算就是等到庄稼都种上后我还到外面去，多少还是能挣些钱的。我问，你打算到哪儿？他说，思来想去还是想到嘉峪关去，活虽然苦，可挣钱多。原来想到别的地方去，嘉峪关那个活路不是人做的，后来想，人么，就这几十年，抓紧时间，挣些钱，为儿女也为娘老子做些准备，到哪天不行了也就一了百了了。我听出这话有些不对劲。就问，你在嘉峪关干的到底是啥活？他说，是给私人炼铁厂炼铁。要说活苦倒是不苦，就是污染太厉害，对身体损害太大。我的气管和肺恐怕已经有了问题了。我忙说，那可不行的，不能再去了，落下一身病算谁的？你总不能前半辈子用身体挣钱，后半辈子用挣来的钱治疗身体吧。他听了我的话，笑笑说，我还没有想用挣下的钱治疗身体呢。过一天算一天吧，考虑不了那么多了。妻子也在一旁说，哥，那可不行的，落下一身病，到头来受罪的还是你呀。妻子说这话时，我转身看了看堂嫂，我看见她抹了一把眼睛。我的心抽抽的，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堂哥又笑笑，转头对我说，也没那么危险，不是有好多人都在那儿干吗，也没见死了哪个。我也只不过是一种想法。不说这个了。吉斌，峻峰户口的事情你一定别忘了，这可是我最大的心事。我说，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办好的。到时候我们电话联系。我的手机号你记下就行了。堂哥点了点头，那一刻，我看到了堂哥脸上的喜色，一如渐渐晴朗起来的天空。

　　刚到路口，就有一辆车过来。我们挤上车，挥手与堂哥告别的那一刻，我看到妻子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光。见我看她，她别过脸去。

　　其实那一刻，我的眼睛也已迷离了。
　　　　　　　　　　　　十

　　堂哥是三年前到嘉峪关的。刚到嘉峪关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他不愿说的事。之后，他就到那家私人铁厂打工。

　　我知道这些事情的经过时我这篇小说或者说不是小说的东西的结局已经产生了。所有这些还是在听取了包括堂哥和众多人及母亲的诉说后我一点一滴的梳理出的。我如此饶舌的一再用母亲的诉说来构建我的故事架构，不是我叙述上的无能也不是我故作矫情，我只是想做一种真实的记录。我从生我养我的乡村走出来，如今生活在城市里，一定意义上讲，我与我的乡村的联系渐渐少了，对于乡村的许多事，我只能依靠听的方式得知。即便如此，我始终觉得我与我的乡村在血脉中还是融和在一起的。这同我与我生活并苦苦奋斗的这个城市不一样。如今我生活在这个城市，虽说已经十几年了，可无论是情感的依赖还是身心的投入，我依然如局外人。对于这个城市，我尽管调动了所有的感官去同她融合，去听、去看、去观察思考、去身体力行，却依然像一只欲采装在瓶子中花蜜的蜜蜂一样，碰碰撞撞，心疲力竭，还是游离在城市的边缘，费尽心机也不能从灵魂深处真正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这么多年下来，我才深深的认识到，我是一个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我庆喜的是，还有诸如母亲的诉说乡亲的关注时不时沟通着我和乡村的情感。我是乡村孕育的婴儿，我的乡村给了我一根输送营养的脐带。城市不接纳我，但我的乡村却没有抛弃我。

　　堂哥在新疆是给一家暖气片厂打工的。堂哥说那儿有我们当地的许多年轻人。他从青海出来，辗转反复，经人介绍，才找到到那儿。在那家厂子，因为他的吃苦耐劳也因为他的悟性或是说相对较高的智商，不长时间，堂哥就成了一个据说是车间主任的小头目。当时堂哥的工资是其他人的两倍还多，大约能拿一千多块钱，这在所有打工的人中间，实属不易的。

　　如果生活的逻辑继续沿着这条轨迹前行，堂哥的命运也许是另外一种模式。然而，一个女人的出现，打破了堂哥生活的秩序，堂哥的命运不得不转入另一个轨道。我不知道那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对她的了解，仅仅是个大概轮廓。据说那个女人是一个四川籍的女孩，到新疆已经好几年了。堂哥见到她时，女孩已经被那家厂子的老板包养几年后成为一个十足的女人。这也许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那个老板包养的女人不止一个。堂哥去时，那个女人已从绽放的鲜花由光彩夺目逐渐走向枯萎，已然成为老板生活或精神上的累赘。这是我今天推测出的。我的逻辑是，堂哥和那个女人的绯闻或丑闻连足不出户的堂嫂都知晓了，那个老板能不知道么？老板知道了但置若罔闻没找堂哥的麻烦反而对堂哥委以重任，如果不是老板有意而为就说明那个老板不正常。一个不正常的老板又怎么发财怎么包养一大堆女人呢？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堂哥的出现，那个老板终于相对平安的摆脱了那个女人的纠缠。这对老板而言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有了一个给他干活的得力人手，同时还担当起他灭火的工具，成为他构筑安定生活的屏障，岂不是两全其美，其乐融融。既如此，何乐而不为之呢？

　　尽管我如此美妙的推测很能说得过去，但我的心里却不认可。我知道，我的堂哥不是那样的人。从堂哥的婚姻以及堂哥一贯的表现，我坚信堂哥不是那样的人。堂哥同单淑花的婚姻关系破产后，时间不长，就又经人介绍，同刘秀梅也就是我今天的堂嫂定亲，之后，一切顺利。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他们结婚的。婚后的生活平静而稳健。种地、做木匠活，生孩子，一个、两个，若不是中间发生他与吉廷福之间的事或者说他们的前两胎就生出一个儿子，堂哥的生活绝不是今天这模样。从堂哥对单淑花背叛他时的态度、堂哥含辛茹苦带着堂嫂东奔西跑的执着与专注，甚至，就堂哥的整个人生轨迹和生活态度讲，他也决不是耽于情色、追求物欲的人。所以，我觉得就堂哥本人来讲，要在婚姻之外产生畸形恋情并制造出与别的女人的非常话题，确实很难令人信服。

　　我想，堂哥与那个四川女人也许确实产生了诸如感情之类的苗头。真若此，也只能是苗头。或者还可以说仅仅是那个女人想对老板实施报复要么是从她那方面在精神上产生一种对堂哥的需求，仅此而已。至于其它的事，比如上升到他们缠绵悱恻以致发生性关系，也许只是人们的一种猜测，甚至是抱有某种目的的传谣。这中间当然包括我的堂嫂。我从他们俩人中听到这事是正月初一喝酒时，堂嫂也只是提到了一句“狐狸精”的话，除此之外，所有的都是一种属于主观层面的猜测或推论。到底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到什么程度，只有堂哥和那个女人知道了。

　　听到了堂哥绯闻的堂嫂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她毅然决然地用回家结扎这一最有力的武器，迫使堂哥放弃了新疆优越的条件，也放弃了那个也许与他根本没发生什么但保不定以后会发生什么的女人，返回到了嘉峪关。

　　据堂哥讲，从新疆回到嘉峪关时，他已经积攒了一万多块钱。一万多块钱，对于一个拖带着一家四口人，奔波在异乡打工的人来讲，确实是不容易的。这会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堂哥的能干和出色。
我不知道带着这些钱，堂哥初到嘉峪关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过的，我也不知道当时堂哥的心境是什么样的。我没有类似的经历和感受，不好杜撰更不能编造。即便是想象，也很恍然。堂哥在给我叙述时也没有就此做出过点滴的描述，即使是一声叹息、一句抱怨，也没有过丝毫的流露。这就是我的堂哥。

　　我所能知道的是，在辗转了好长时间找不到一份适当的活计时，堂哥花三千多元钱买了一辆二手三轮摩托车，在嘉峪关允许通行的街市上开始了为生计的奔忙。如果一切顺利，这也许不失为一种活着的路，至少可以生活到把他的儿子生下来，完成他的使命。可是，命运总是在不知不觉间捉弄人。而且，命运捉弄人时又总是以生活的正常状态堂而皇之的进行着。一段时间下来，因为职业上的相同和情感上的接近，堂哥和一起跑三轮摩托车的人自然而然渐渐熟悉。跑三轮车，也不是整天价忙碌，不仅有淡季、旺季，就一天来讲，也有活多活少的时候。在没活做的时候，他们好多人就聚在一起炸金花。炸金花是一种用扑克赌博的形式。那几年全社会都流行炸金花。别人炸金花也许是娱乐也许就是为了赌博。堂哥呢？他起初只是为了打发消磨多余的时光。谁知，时间长了，他也有些迷了。我想，大概是堂哥那段时间手气比较好吧。一来二去，陷得深了。终于，有一天，他们一伙人在一起赌时，被人举报了，让警察抓了个正着。堂哥说，当时他身上只有三十多块钱，真要说构成赌博的违法事件，确实不够，但他依然逃脱不了被罚款六千元钱的结局，不仅如此，还因为当时态度坚硬被拘留十五天。村里人说是堂哥如果态度好些，罚不了那么多钱也不会拘留的。对此我依然不认同，我太了解我的堂哥了。他的性格绝对不是轻易发躁也决不会是轻易就失去理智的人。我始终认为，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个圈套。在如今的城市里，对于像堂哥这样身份和背景的人，有太多太多的圈套在等着他们去钻。当然，我没有更充分的理由去对告诉我这些的人说我的这种不认同。到后来，我都甚至想，也许堂哥真的发了脾气，就那时他所承担的压力，发脾气或者态度不好完全是可能的。更何况，这么多年了，在沉重的生活负载下，堂哥的性格渐渐发生些变化，也不是不可能的。以他的心志，以他品读《读者》、评说李斯的心气，连赌博这样的事都参与，不就是例证么？就算堂哥的承受能力是超强的，可面对他固执的选择的那条道路，他又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呢？实在不得而知啊！
　　
　　再后来，从拘留所出来，也不知什么契机或是凭借什么，堂哥就找到了那家炼铁厂。

　　嘉峪关是一个新型工业城市，城市的主体是酒泉钢铁公司。这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在整个甘肃都是赫赫有名的。一如嘉峪关因为是长城的终点而赫赫有名一样。在中国，只要有大型工业企业，其四围必然生存着许多小企业。往好处说，这是大企业带动了众多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可往真处说，却又是许多蛀虫寄生在大企业的身上。这就如炼油厂周遭有土法炼油的小厂，酒场四围有造假酒的人一样。在酒泉钢铁公司或者说在嘉峪关，有一大批小型炼铁厂。他们或为酒钢公司生产辅料、半成品，或者直接生产出一些成品通过不同渠道向外出售。

　　堂哥后来去的那家炼铁厂就是这样的一个厂子。堂哥给我说，那个厂子在嘉峪关市郊，工人有一百多人，老板是个东北人，厂子的效益很好，老板同酒钢公司上层的一些人关系也很好。老板基本不管生产上的事，这些事都由一个从酒钢买断工龄的技术副总管着，老板的工作就是整天陪一些人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堂哥初去时，只是一个出力气活的推料工。堂哥说，推料工很累人而且工资不高，工资高的是配料工。配料工是技术活，做的就是把各种原材料按一定比例掺合到一起，然后通过一条运送带送到钢炉里，炼成一种说不上名字的东西，然后卖给酒钢公司。堂哥不甘心就做一个推料工，在推料中等待配料的过程中，堂哥注意观察。渐渐，明白了其中的套路。后来，因为那家厂子的配料工被另一家厂子挖走了，堂哥歪打正着的成了配料工，工资也就一下子涨了好几倍。第二年，堂哥奔波、努力而为之的儿子出生了，就是峻峰。

　　堂哥说，本来那是一份好工作，工资高，待遇也好，可是因为那样的厂子根本没有防污染的设备，对身体的损害太大了。说这话时，就是我和堂哥喝酒的那天。他说，你想，整天在不知道都有什么成分的浓烟中干活，只带一个口罩，时间长了，谁能受得了？按说，这也不是我离开的原因，我离开的原因是我知道了在其他厂，像我这样的岗位，月工资怎么着也在三千多元到四千元的，可我们的老板只给我两千五。我给他提过涨工资的事，他倒是也答应了，我本来不打算离开的，谁知一次我咳嗽得厉害，想请假看看，要求他给报销点医药费，家伙居然连声气都没给我，瞪了我一眼就走了。你说，像这样，我还干啥？

　　说这话时，我才猛然想起见到堂哥以来听到最多的就是他的咳嗽。原来，因为这样的一份工作，他已经落下病根了。当时我问他，你的病检查了么？咋样？他说，查啥，做我们那活路的人都是这模样，据说缓几年自动会好的，都是那烟熏的，就像煤矿工人一样，我们迟早也是矽肺病，没啥大不了的，不过就少活几年的事。与其苦巴巴累哼哼的活着，到岁数就死了还干净。人吗，一辈子只要完成了责任，死了就死了啵。

　　当时我还说了堂哥的。我说，你可不能这么说，更不能这么想。一个人只要活着，什么时候是个责任完成的时候？要知道，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责任。那天，我只记得已有了醉意的堂哥吭吭吭吭咳嗽了一阵后，笑笑，没做声。
　　　　　　　　　　　　　十一

　　回到城里不久，大约是正月十五刚过吧，堂哥来电话，问托我的事情怎么样了，我才记起，这些日子因为忙，我居然把他托付的事抛在脑后了。

　　接到电话时我正同几个同事在一起喝酒。接通电话那一刻并没有听清是谁的声音。那边问，喂，是吉斌么，干啥着哩？我说，是的，是我，正在喝酒呢，你是谁我怎么没有听出来？电话那头就传来吭吭吭的咳嗽声。一瞬间，我就想到是堂哥了。我忙说，噢，是哥啊。你在哪儿？他说，我在乡里，不知道我的那事你给问得怎么样了，我打算今天到乡政府看一趟，问讯问讯情况。

　　说实在的，我一时没想起来是什么事。正月初四那天从老家回到城里，我的主要工作想起来好像就是喝酒。到领导家拜年喝，同事们之间更是狠着劲的喝，那架势，真的好像不喝痛快、不喝个天翻地覆这个年就不算过了要么就是没过好。堂哥交代的事我压根就抛在脑后了，根本不是顾不上，压根就是忘记问了。

　　犹豫间，我假装着电话信号不好，一个劲的对着手机喊“喂、喂、喂”，堂哥那边先是说，吉斌，我是吉庆，听清了吗？我是吉庆，就是峻峰户口的事情。然后也是“喂、喂、喂”的对着话筒喊。我为我的心机庆幸的同时，一股自责从脚底直冲我的肺腑，心里一时间像是被什么搅动着，有撕裂的感觉。我真的想狠狠的给自己来一个嘴巴。

　　稳住情绪，我说，哥，我听清了，电话也打了好几遍了，一直没打通，想必是过年他们都关了手机，乡里的干部么，就那样。

　　这些年，在城市里生活得久了，别的好像没有学习成城里人，唯有对着手机撒谎，我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许多时候，对着手机撒谎已经成为我的一种本能，刚刚才因为忘记了给堂哥问事情而自责呢，转口就接着撒谎，我想我真的不可救药了。即便是这样，这个谎言也是必要的，至少，它所造成的伤害比我说出忘记了问事给堂哥心灵里的打击要小得多。有时，善意的谎言对于谎言所对应的双方不能不说是一种保护。

　　堂哥还在电话那头“噢、噢”着，我紧接着说，哥，你就在那儿等着，我马上再联系一下，结果怎么样我会在电话里告诉你的。堂哥说了几声“好”后，在一阵咳嗽声中挂了电话。

　　我不容同事们再三的劝说，立即从酒场子上出来，边走边往外打电话。实事求是的讲，就我们老家所在乡的书记乡长虽然和我一起共过事，一来因为他们也是刚刚换届才先后任职的，平时没怎么打过交道；二来，我压根就没有把堂哥的事放在心里，所以，我手头根本就没有书记乡长的电话。电话打到县里，七拐八弯才打听到他们的电话。打书记的，关机。又打乡长的，天，通了。

　　电话接通后，免不了的一通寒暄，一通相互间的恭维。最后，我把事情说了。乡长沉思了好久才说，吉斌啊，不是我说你，这事你掺合进来了，我就实话实说吧。要是别的人，我一句话，可以不掏一分钱的，可吉庆的事，影响太大了，五六年了，我们四处抓寻，全乡的人都知道的，是我们重点要抓的钉子户啊。你这么一说，要我们怎么办呢？不帮忙吧，你会说兄弟我没情意。帮了这个忙吧，兄弟我以后还怎么干工作呢？你呀，我不知道怎么说你哩。乡长在那头说着，我心里先是觉得很有希望，渐渐的，心就有些凉了。好在，小子还没有给我打十分生硬的官腔，只要不打官腔，就有希望。我忙接着说，哥们，这个忙你一定要帮的，有情后补，哥哥我不会忘了你也一定不会亏待了你的。

　　话那头又是很长时间的沉默。最后，他像是鼓足了勇气一样问我，吉庆和你到底亲不亲？亲到什么程度？我忙说，亲啊，不亲这样的麻缠事我怎么会承揽呢。那是我的亲堂哥，这个忙你可一定要帮的。不是说不罚，只求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少罚些。他又是一阵沉默。好大一会儿，才说，本来，像这样的，我们至少得罚两万的，看在你的面子上，就一万吧。一听他的这话，我恨不得骂他一句粗话。忍了忍，我嘿嘿嘿笑笑说，唉，哥们，可不能这样的，据我所知，你们平时对别人可不是这个数啊，你这不是忽悠老哥我么。再少些，下次你到市里来我请你洗脚也请你打炮。啊，哈哈哈哈，怎么样？还有，老哥我再出息一些，以后一定帮你一个大忙。唉，兄弟，你可别认为老哥就今天这模样没啥出息了。你们这些人，我还不知道，那还不是那个什么戴凉帽子，看人行事着哩。因为有了几分恼火，我语气里就有了讥讽的意思，就差没把那个“狗”字说出来。他听出我的话里的不快与讥讽的味道，换了一种口气说，你看你看，老哥你不要生气么，这事我还得和周书记商量商量的，要不你等几天我们碰碰头再给你回话行不？我说，老周那儿我说，你这儿先说好。乡上的党委书记姓周，也是我在县委工作时的同事，关系很不错的，我自信还能说通他，就先抓住乡长不放。他那边喏喏着，半天才说，你看你老哥，你不是让我为难么？那你说多少就合适了？我没容他缠绕，接口说，好赖不说了，就四千，我还不知道你们的那些伎俩，要是老哥现在职位再高些，你小子说不上一分钱都不要还倒请我吃饭呢。说好了，就这么多，至于别的事，我以后再报答你和老周。多大个事么，你推推辞辞扭扭捏捏的。听到我这么说了，他笑了，我能听出他笑得十分勉强而且有些无可奈何。他说，行吧，你老哥还是这脾气啊，兄弟我还能说啥呢。不过，你给你的堂哥说，这事可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啊。我说，这你放心，我连这么点常识都不知道，这些年是怎么混过来的。你现在在哪儿？他说，我就在乡政府。我说，那你等着，我堂哥就在乡上，马上去找你，到时候你可别溜号也别给我哥使脸子啊。他说了一句，你啊！就挂了电话。

　　我马上把电话打到刚才的话机上，堂哥正在那儿等着。我说，哥，我已经说好了，你去找郑乡长。他说，就在乡政府么？我说，就在乡政府。我又问，你带了多少钱？堂哥说，我带了六千。我说，这样，你给郑乡长交四千，要了收据。另外，给他私人给五百，不要收据。你就说是过年了，给他的一点小意思。堂哥说，好，好，吉斌，这个你放心，这事我会做。我又说，你去后结果怎么样给我来个电话。堂哥又吭吭吭的咳嗽了一阵说，会的，会的，我会给你回电话的。就挂了电话。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堂哥就来了电话。我在电话里除了听出他的兴奋外，就是他连声的咳嗽。他一边不时的咳嗽。一边兴奋的说，吉斌，你真行啊，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当。吉斌，多亏了你啊。办妥了，户口都报上了，这下我心里可就松快了。过些日子我到城里去看你。兄弟呀，你哥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算是落地了。他又在电话那头猛烈的咳嗽着，我听出他有些哽咽，还想说点什么，一时又不知道说啥。愣神间，堂哥挂断了电话。

　　我没想到，这居然是我和堂哥的最后一次谈话，而且是在电话里。
　　　　　　　　　　　　　十二

　　春天刚刚到来，跟着就是几场沙尘暴。我蜗居在这个城市里，除了和众多人一样埋怨老天不长眼睛，为什么不下些钱而偏要下土外，浑浑噩噩的一天天推日头下山。

　　其间，郑乡长和周书记来市里找过我，要我帮忙请市委大院的某个人物。我费尽了周折，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才请出那位他们要请的人物来。免不了一通喝酒。酒后，我请那两位还有帮我请了人的一位中间人到我们市里最有名的维多利亚洗浴中心洗了桑拿，还专门为他们俩个找了小姐，着实让他们舒服了一回，算是对他们帮我给堂哥的儿子上户口的一种报答。

　　春种由北向南次第结束，一年一度的劳务输出工作又开始了。
今年，政府把大力推进劳务输出作为最大的产业来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明确提出，要把本市的劳务输出由苦力型向技能型转变，由无序型向有组织输出转变，由西部输出向东南沿海输出转变，并且组织了一批又一批的劳务人员，市上领导亲自为他们送行，乘坐政府给包租的大吧，要么干脆就是政府给包机，乘飞机到祖国各地去挣钱去换思想去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储备力量储备人才也储备资金。政府是这么说的，老百姓虽然不一定明白，但有人联系干活的地方，还免费送到目的地，多好啊。于是，不长的时间里，乡村里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们固守着他们日子。

　　这其间，一直没有堂哥的消息。

　　听到不幸的消息是在一个灰暗的傍晚。

　　电话是母亲从村长家的话机上打来的。接通电话时，母亲第一句话是，吉斌，是你么？我说，妈，是我。母亲在电话那头“哇”一声就哭出来了。我的心猛烈的一紧，大脑里一阵空白。我连声喊，妈，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了，你不要哭，你先不要哭。我爹么，我爹他咋了，妈，妈，你说啊？忍不住，我急得眼泪流了下来。那一刻，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父亲出了什么事情。母亲在那边扯着声，根本就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是村长接过电话。村长说，吉斌，是这么回事，吉庆死了。什么？什么？你说什么，你胡说什么？我大声的喝着是我叔叔辈的村长。吉斌，你别着急，是真的，吉庆他死了，是今天早晨的事情。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这是咋回事么？天老爷……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村长说，吉庆和我们村子上的几个人到新疆去的，在路上出了车祸，死了六个人。我们村死了三个。不可能，这不可能。我对着话筒直喉。村长已经挂了电话。
眼泪已经喷薄而出。我一阵阵眩晕。已经在电话里听到这消息的妻子也在一旁哽咽出声来。

　　好长时间，我都被一种迷迷糊糊的东西罩着，对外界，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一种一阵强似一阵的揪心后身心的渐渐麻木。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对妻子说，给我收拾收拾，我要回家。

　　那一刻，我真的只想回家，回到我在乡村的那个家，回到滋养我和我的堂哥长大的那块土地上。

　　真的，我多连一分钟都不想耽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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