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隐忍与张力

于文华

　　                                                          散文的隐忍与张力
　　
　　                                                                                                                    王必昆
　　
　　广义上的散文概念，让散文无所不涉，漫无边界。过去认为这是一种开拓，但现今很多人也提出，没有了边际，表面上看为散文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实际上却让散文找不到自己的准确定位。如此一来，当下散文表面的繁荣，不妨可看作是散文的尴尬与悲哀。就当代文学的文体而言，小说、诗歌的变化和成就远比散文要大得多，散文在文体、技巧、语言、内容等方面的革新一直不够。在文坛上，小说、诗歌也比散文要受重视得多。
　　
　　从我自己所在的云南省近年的文学创作情况看，诗歌、小说取得的成就最大，在全国已有一定位置，但散文尚未有突出的成绩，仍在耕耘阶段。省内各州市基层文学写作者的一个普遍情况是，散文写作者最多，发表散文作品最多，出版散文书籍最多，获得散文奖励也最多。但这些成绩，都是一个地区文学创作的铺垫与氛围，并不一定代表文学实力的增强。综观这些散文作品，多是发表于各类报纸副刊的小文章、小感受，少有发表于重点文学期刊的有分量的较大散文作品，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优秀散文更是屈指可数。这个普遍的基层文学创作现象，很值得评论界研究，更值得写作者反思。究其原因无数，我想有一条可能与写作者对散文的理解不到位有关。
　　
　　文学界有人把散文分为“文学散文”和“非文学散文”，我认为很有道理，这或许是肃清散文和非散文的关键，亦是衡量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存在的标尺。真正的散文，应该是文学的。我个人理解的文学散文，要有充满诗意和张力的语言，要有深藏不露的情感，要有深沉的思想含量，要有独到的哲学意蕴，不能停留于自我的、矫情的浅俗表达，简单的、泛滥的印象式记录。当前充斥报刊的大量应景之作、浅表之作、记游之作，在繁荣散文的同时，也恰恰坏了散文的名声，甚至误导了初学者。这类散文作品多数缺乏文学应有的温度和力度，让散文成为文学身上的一件伪劣饰品，成为脱离真情实感的文字秀。针对这种状况，当下散文写作要突破的瓶颈，恐怕就是要努力压缩耳闻目睹的公共信息，寻找自己熟悉的生活源头，释放内心感受的潜在疼痛，让散文隐忍而富张力。
　　
　　隐忍就是将事情隐藏于内心，强力克制忍耐，不随便作出表示，不要太矫情、太随意，不要看到什么写什么。要让写作素材发酵、沉淀，冷一段时间再考虑写不写。我也有随时随地记录见闻和感受的习惯，甚至想好了散文标题，记在本子上，但从来不急于去写。时不时看看那些曾经想好的散文标题，若过一两年甚至三五年还想写的，就用心去写。若过一年半载就觉得没意思的，就再也不写，也不后悔曾经想写什么却未写出来的结局。真正的文学作品是时效性很弱甚而没有时效性的，那些怕过了时效发表不了而急于写成的文章，即便发了，也毫无文学价值。我有专门去民间采访记录多年的各种笔记，但事后大多没写什么，就这样搁着。如果有什么素材能在内心纠结自己几年，到不得不写的时候，总有一天会写出来的，这些素材到时也就自有用处，大可不必现炒现卖。
　　
　　隐忍是一种写作姿态，是一种文学态度。要学会控制感情，控制所谓的创作激情。文学创作是从容的事，见什么风景都大生感触，遇什么世事都大发议论，表面看是写作者情感丰富，其实大多是些泡沫式的感悟，没有新意，更没有个性。情感浅薄，视角缺乏新意，更缺乏独到的思想和表达技巧，怎么可能写出好散文来。散文创作要饱含写作者对世界的基本感受，在此基础上还要有个人独到的理解，有个人不同寻常的切入角度，如此才能写出独特的真情实感。无论写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作者都要在场，要介入，要祛除遮蔽，以个人的生命体验方式，用心灵去与世界沟通。而不是总守着自己的自留地，坐井观天，自言自语，呈现与别人没有多少关系的个人生活。那样的散文哪怕文字写得再漂亮，也无法与读者产生共鸣，无法传递散文的温度，释放散文的力量。散文写作者要沟通的世界，可以是很宏大的世界，也可以是很微观的世界。散文创作本无题材大小之分，只有作品优劣之别。哪怕蝼蚁、草木也是一个世界，只要你能与之对话。
　　
　　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散文写作也要有担当，要有来自内心深处的痛感，要以文学的方式介入各种被遮蔽的生活。但文学的疼痛感是一种张力，是一种艺术之美。不是病态，不是刻意为之。强调疼痛感，是强调担当，强调介入，不是单纯地、一味地表现底层的痛苦。散文在表现痛感的同时，要有巧妙的升华，要充满对世界的美好想象，要能看到人性和神性的温暖之光。这不是对立，而是遵循世界的完整性，显示作者的世界观。
　　
　　我现在的散文写作重点有两类，一类是在场的非虚构题材，主要写当下中国农村被遮蔽的现实境况，写农村繁荣后面隐藏的伤痕，写底层的疼痛；另一类是边地的地理文化，主要写边疆大地上的地理细节、历史遗闻，用文学的思维去阐述宇宙、宗教、大地的思绪，以及人的卑微。我想通过这样的创作，在散文写作上有新的突破，让散文释放出更多的情感和思想，让散文更加耐读而有意义。如果在散文写作上有所追求的话，我追求的散文精神可能是悲悯的情怀和哲学的高度。
　　
　　我们现在大多数基层文学写作者最大的问题是浮躁，生活状态和文学状态都浮躁。急于求成，沾沾自喜，对文学写作要求太低，萌发于爱好，也止步于爱好。身在文艺的富矿区，却不清楚矿脉在哪里，更不懂得怎样发掘。多数寻矿者其实只是在山上采摘蘑菇，找寻兰草，乱挖树根，一切还停滞于地面的粗浅作业。而矿藏当然是在地下，即便有什么露天矿也早就被人拿走了。文学的寻矿要靠毅力，要靠隐忍，要靠技术，不凑热闹。
　　
　　散文写作既要遵循传统的写作本质，更要关注当下散文发展的新走向。特别要有极具个体风格的表达方式，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现我们雷同的生活。所谓新散文、大散文、原生态散文、美文、在场主义散文、非虚构主义散文、后现代主义散文等散文新概念，强调的都是独特，摒弃“小家子气”，力求多层次、多角度地表达世界，更丰富地拓展散文的文本和内容。你可以不理睬不归属哪一类散文旗下，但必须有自己写作的创新。在散文写作的创新上，对散文的传统路数不要因循守旧，要大胆变革，甚至要有冒险的精神。
　　
　　散文是一个最大的写作范畴，只要不雷同别人，不雷同自己，各种写作形式都有可能成功，我们不妨大胆一试。

于文华

  我们的散文写作，一是需要自己不断思考与实践，需要认真研读他人的散文作品，比对、提升自我，二是在理论上要不断借鉴与学习，有鉴于此，我只要看到对论坛散文写作有益的理论文章，都粘贴出来，以期使大家能站在一个高度认识自己的作品，更好的提升自己！

青衫子

受教了。

秋梦嫣然

我们现在大多数基层文学写作者最大的问题是浮躁，生活状态和文学状态都浮躁。急于求成，沾沾自喜，对文学写作要求太低，萌发于爱好，也止步于爱好。身在文艺的富矿区，却不清楚矿脉在哪里，更不懂得怎样发掘。多数寻矿者其实只是在山上采摘蘑菇，找寻兰草，乱挖树根，一切还停滞于地面的粗浅作业。而矿藏当然是在地下，即便有什么露天矿也早就被人拿走了。文学的寻矿要靠毅力，要靠隐忍，要靠技术，不凑热闹。
——受益匪浅！

秋梦嫣然

认真学习中……

夜莺

别人最疑惑的是张力两字，我也用过这个词，实际上我没有张力的例子。即使看到这样的文字（）别人评文的，我也还是不能看透怎样张，怎样力的！哎！

夜莺

不管什么文，让人看到希望，看到力量，看到美好，我就觉得是好文。管它什么体！

于文华

行走的翅膀



王必昆



一

天粉粉亮，鸡鸣戒旦，村庄醒了。

其实村庄也并没全醒，最早醒来的只是孩子，上学的孩子。

孩子们走出村庄，走在山路上。山路被孩子早早踩醒，一脚一脚的，尘土脱屑，露水积浸，有些疼。

山路是山民走出来的。狗认主，路也认主。瘦弱的山路会把孩子从这个山村带到另外一个山村，一个有学校的山村。清晨带出去，傍晚领回家。

乡村的孩子每天就这样去求学。路有多远，心就有多远；路有多疼，心就有多疼。谁也无法计算，一个孩子读完小学，要把那条山路走多少遍，合起来有多远，拉伸了又有多长。而这样的行走，孩子们却仍然难以走出乡村，始终在起点徘徊。只是加深了疼痛，磨糙了童年。



二

1970年代末期，我上小学时，咱村的小学是完小，从一年级办到五年级，不用出凤尾村就可读完小学。到我小妹上学时，学生越来越多了，咱村的小学却只办到三年级，从四年级起即要到大队上的石洞小学读，还要增读六年级。从我们凤尾村到石洞村，有两公里山路，路边山坡上都是坟地，阴气很重，平素少有人走。我小妹她们那一拨学生，每天上学就相互耍闹恐吓着一路奔跑，生怕落在后面。那时也不带饭，中午仍跑回家吃。说是走路，其实是小跑，每天来回四趟，约8公里山路，春夏秋冬，走读三年。

那时的村寨，无论大小，都有一所小学，哪怕是在破庙里，至少也要办到三年级。像我小妹她们那样，从四年级开始，才到原先叫大队后来叫办事处再叫村公所现在叫村委会的村子上学。

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普遍的村庄没有学校，普遍的农村孩子从一开始上学就要走读，再远的就寄宿。村里的一所所小学被撤并闲置，过去是教书育人的地方，现在沦为六畜兴旺的场所。没有学校的村庄变得更静，静得死寂，再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那些瘦得如蛛网一样连接村与村的山路被拾辍起来，每天被孩子拉扯，或拉扯着孩子，来来往往，踏来踩去，直到把陌生而粗野的山路走熟走疼。这些山路，原本是村民出山干活或走村串寨找亲戚才走的，现在竟变成了孩子的求学之路，一条条如诗一样痛苦的求学之路。

我寻访到小河边，一条因连年干旱而干涸的小河边。小河两岸有村落，村名就叫小河边。这是建水县岔科镇初达村委会的所在地。初达村委会辖12个自然村，过去各村都有学校，2007年校点撤并后，整个村委会只保留小河边小学一所完小，12个彝族村寨的孩子全集中到一个村来上学。从学前班办到五年级，六年级还要到更远的镇上就读。

老教师亚田富心酸地告诉我，小河边小学270个学生，走读、寄宿基本各占一半。距校3公里内的走读，3公里以上的寄宿。除本村小河边外，学生需走读上学的有坝头、初达、下幸、冲尾4个村的孩子，寄宿的有克地、莫舍租、勒渣、铁牛山、梨花尖、禹堵、设水7个村的孩子。学生走的全是山路、土路。我去时，正值下雨，看见不少孩子把布鞋脱掉赤脚走，泥滑路烂的，孩子们怕把仅有的一双鞋走脏走烂了，舍不得穿鞋。

要说边远，菲租克算得一个。如果不是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朋友杨华带路，我大约一辈子也来不到这样的山寨。说的是屏边县新华乡菲租克村委会，这个村距乡政府19公里，距县城112公里，很多彝族、苗族村民，一辈子没去过屏边县城。那是一个苗族自治县，全县没有一平方公里平地，全是大山。我刚工作时在过几年。现在我看到的菲租克小学前两年刚翻修过，砖木结构，红平瓦，四排平房围成一个院子，院子的空地就是篮球场。但学校修好后即遇撤并，只办一、二年级，共有48个学生，用了两间教室，其余全空着。于是村委会、村党支部、村卫生室、农家书屋等机构全搬进学校里办公。大门口挂满了牌子，而学校本身却没有牌子。菲租克村委会辖6个自然村，这6个村的孩子上学要到整个村委会唯一的菲租克小学走读，但只能读两年，三年级起还要走到更远的另外一个村委会的阿母黑小学就读。菲租克村委会有260多户人家，每家的学龄儿童都要走很远的山路到菲租上寨的小学读书，而到阿母黑读完小时，最近的也要走七、八公里。

在边疆山区，学校的教学时间也不统一，得根据当地的乡村经验来决定。我看到菲租克小学星期六、星期日都上课，而星期一、星期二休息。说是逢星期一学生要和家长去附近较大的阿母黑赶集，老师也要去赶集，距县城和乡上都太远，村民能走路去赶集做买卖凑热闹的地方只有阿母黑。菲租克小学中午没有午休时间，师生吃完午饭就接着上课，到下午两点半就放学了。说是孩子小，离家远，路难走，给孩子早早放学回家，老师和家长都放心。

那天下午三点左右我们从菲租克回蒙自，一路上全是放学回家的小学生。开车三个小时走了几十公里山路，每段路上每个时段都有步行的学生，大约就是各个学校放学的时间不同而形成。一路上观察走路的孩子，就可知他们来自哪个村寨，在哪所小学上学。看到从阿母黑村里出来，回菲租克方向的，都是爬坡，走得很慢。看到从黑拉冲小学出发，往东边沿公路走的，就知道是几公里外的石马脚、亦打菲村的孩子。沿途一直到庄寨，到芷村，到小东山，到东村，进入蒙自城，都有随西下的夕阳徒步的孩子。红领巾，书包，饭盒，雨伞，这些走读学生的随身物件，一样也不能少。原来星星一样洒在大地上的村庄是由山路串结起来的，蛛网一样牵连的山路是由孩子走活的。没有孩子，没有走路上学的孩子，这些山路就更寂寞了。只是我情愿这些山路寂寞如初，哪怕一直寂寞下去，而不要让瘦小的孩子来踩疼瘦弱的山路。



三

跟随校长周劲松，我去了他的白巫山小学。所在地为个旧市保和乡白巫山村委会，辖5个自然村，我们落脚的小咪勒距乡上有30公里，可见其偏僻。从锡都个旧出发，羊肠九曲，沿途经过了很多村寨，杨家田，乌谷哨，风筝山，八里寨，头道水，卡房，火把冲，梨花寨，大寨子，大咪勒，小咪勒。每个山寨都孤傲地矗立着几棵巨大的古树，藏匿着如古树一样寂静的山野风光。蓝天，白云，苍翠的森林，逶迤的群山，涂抹着与都市决裂的美景，馈赠给贫穷的山民，一份来自大地的礼物。

白巫山小学有两个校点，一个是小咪勒，一个是白巫山。校长住在小咪勒。我们到小咪勒小学住下。这个小学生源不多，实行隔年招生。小咪勒校点只招小咪勒村的，不用走读。现在上学的是二、四、六年级，共有35个学生。白巫山校点招收白巫山、柏枝木、姆初德3个村的学生，在读的是一、三、五年级，共有46个学生。这个村委会除小咪勒、白巫山的孩子在本村上学外，另外两个山村的孩子都要走几公里山路到白巫山小学就读。最远的是姆初德村的，要走5公里。白巫山对面的大山属于元阳县，山脚即是红河。这一带群山耸立，交通极为不便。挂在山上的村庄都看得见，但大半天也难走到。正如山民所说，对门听鸡叫，走拢要一天。在大咪勒，周劲松就指给我们看见了远处的小咪勒，藏在绿色的群山中，遮在白色的云海里，还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楠木林，恍若仙境。但大自然的美景只能远观，若要近看，就不完美了。倘若在山村生存，那一呼一吸，一步一行，则都是挣扎。

周劲松对我说，白巫山小学走读最艰难的是姆初德的学生。姆初德是个纯粹的彝族山寨，只有20多户人家。以前有学校，他就在姆初德小学教过书，后来撤并了。白巫山在山坞里，姆初德在对面的山崖上，相互能看得见。但隔山喊得应，走路要半天。从姆初德到白巫山原来没有路，因为上学，村里瘦弱的几个孩子走草稞，钻石缝，过山沟，几年下来才走出一条不像路的山路。这条山路连大人都不走，只有学生走。遇放假，学生休息，路也就歇息了。周老师都不清楚准确的距离有多远，只知道孩子们要走一个多小时。我查了一下，两地相距5公里，但实际的山路，应该比这更远。

周劲松老师反复说，从姆初德到白巫山那条小路，真的很危险，老师最担心学生在路上出事。学生早上8点前就要到校，下午4点半放学。其实这个小地方与制定政策的大地方实际有着一两个小时的时差，小地方的太阳起得晚，天亮得迟。姆初德的学生每天凌晨6点多就要出门上路，在冬季天都还没亮，有时候还得带手电筒。山里湿度大，露水多，草稞深。孩子们早上从姆初德走到学校，鞋子、裤子甚至上衣全被露水打湿，遇下雨更是又湿又泥。每天早上白巫山小学的老师都要忙着烧一堆柴火，给姆初德的学生烤火，直到把衣服烘干才上课。遇到下大雨，山间电闪雷鸣，几个孩子爬行在山路上，老师和家长的心也一直纠结在山路上。他们担心山洪暴发，担心孩子滑倒摔伤。所幸几年来，姆初德的孩子在上学的路上都未出过事，这些孩子太坚强，太勇敢。

在教室里，老师带我看到了来自姆初德的5名走读学生。一年级：黄建成，男，6岁；吴春雨，女，6岁；白舍保，男，7岁；三年级：黄健，男，9岁；杨马丽，女，10岁。这是5个真实的孩子，真实地在姆初德山路上走读的小学生，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样的事例越真实，越是残酷得让我心痛如绞。这几个矮小的小学生，个子只有城里幼儿园小班的孩子高，却要独自跋涉如此艰辛的求学之路。流泪的人，常常都是不能改变命运的人。而能改变山村孩子命运的，却是些不会流泪的人。面对这些弱小的孩子，你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又能帮助他们什么，只有暗自神伤流泪。我多想一个一个抱抱他们，但看着孩子胆怯的表情，又怕这些原本缺乏温暖和关爱的孩子，不适应陌生人的感情表达而受惊吓。

马文卫老师曾经在一个山区小学教过书。有他引路，我们到了开远市小龙潭办事处则旧村委会的则旧小学。小龙潭是个坝子，一个大型露天煤矿，而则旧村则在山顶上。则旧小学办到四年级，学生读五年级要到山下的小龙潭中心校上学，距离15公里，需寄宿，走路要3个半小时。现在则旧小学有80多个学生，3名老师。除则旧村的学生外，来自石洞、小矣那味、红坡头、树猴几个村的学生需走读，都是几公里的路程，最远的树猴要走3个小时。

在开远的另一片山区，我还去了大庄乡桃树村委会瓦白白村小学。瓦白白是苗语地名，不是我写多了一个白字。这类重复用字的地名在云南山区常见，不可用汉字的字面意思去理解其意。瓦白白小学从学前班办到三年级，现有73个学生，4个老师。从四年级开始，瓦白白村的苗族、彝族孩子就要到桃树完小走读，有5公里山路。桃树村委会有17个村民小组，包括瓦白白在内的各村的孩子，在读到高年级时都要到桃树完小走读。桃树完小校舍不够，只能寄宿60多人，在那里读书的孩子多数都是走读生。

省教育厅的一位官员告诉我，这十多年来，全国减少小学近40万所，其中被裁减掉的80 %以上是农村小学。而那些被疯狂撤并掉的小学，我敢说，大量都属于广袤而贫穷的西部农村。

过去有炊烟的地方就有学校，现在我走遍云岭大地上的多少村庄也见不到几所学校。这样的校点撤并，纵然你说出一千个有利的理由，但面对我所进入的现实，我和乡亲们只有无尽的悲伤。



四

我读小学是在本村读，无需走读和寄宿。到念初中时，县一中距我们村5公里，农村的都住校，每周走路回一次家。我们那时睡的都是双层木床，一人一铺，一间大教室摆满了床，两三个班的寄宿生在一起，遮得黑漆漆的，躲个人在宿舍里都看不见。后来新宿舍盖好了，每间宿舍有4张铁床，上下住8个人，过道宽敞，觉得很幸福。

前次回老家聊起来，得知妹夫梁起父子两代在本村上学都住过校，条件非常差。梁起是三河乡弯腰树村人，他在弯腰树读小学，五年级即住校。说是因上晚自习不敢回家，要求学生都住校。学生全是弯腰树的孩子，学校就在村里，但还是要离家睡学校。每个班的小学生在一间教室里睡地铺，行李自带。到上初中时，乡上的三河中学就在弯腰树村，但要求学生全部寄宿住校，不准回家，说是便于封闭管理。初中生睡的仍是地铺，整间教室整间教室的睡满学生。梁起就这样度过了4年的地铺生涯。我就纳闷，学校并没有寄宿条件，何必要让本村的学生也住校呢？

到梁起的女儿黎子、儿子黎阳在本村的三河中学念初中时，仍实行学生寄宿制封闭管理，黎子他们家就在学校门口，但仍然一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这时宿舍里已有了床，当然是两层床，上床睡一人，下床睡两人或三人。我闻所未闻，三河中学学生过去睡的是地铺，现在有床了，但一张小床上却要睡两三个学生。农村学生全挤在一起睡，卫生条件差，如遇传染病菌，很快就感染开了。一次黎子她们有同学患疥疮，整个宿舍的同学全部传染上，很长时间才治好。学生宿舍黑糊糊的，外面楼道的灯是音控的，但要弄出很大的响声灯才会亮。黎子有一次夜间起来上厕所，怕影响同学睡觉，不敢弄出大声响，从宿舍里摸出来，脚踩滑了从楼梯上摔下去，把腿摔断了，几个月未能上学。学生在学校意外受伤而住院治疗，学校也不负任何责任。

在岔科镇小河边完小，亚田富老师带我细致参观了学校的一切。这所小学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模样，就像我那时读的凤尾村小学一般。学校建在公路的斜坡上，几栋土木结构的瓦房围成一个狭小的院子，很拥挤，就连球场、厕所都没地方放，而建在学校外的公路岔口。学生打球、上厕所要出校跨过两条公路的岔口，安全隐患很大。教室和宿舍都是两层，木板楼，房顶瓦片破旧，常漏雨。学生宿舍原先是教室，一张一张的双层铁床、木床连着摆设，不留空隙，也不知是人多住不下，还是怕孩子滚下床而将床连在一起。一间宿舍能睡几十人。床上铺盖极为简单，卫生也不好。这样的校舍环境，我担心一旦谁得了传染病，很容易就传染开了，躲都躲不脱。

小河边小学寄宿学生有136人，从学前班到五年级的都有，最小的寄宿生是一名年仅5岁的学前班孩子。学校8个老师，实行轮流值班，每周安排一名老师值日。学生在校的学习和生活，每天24小时全由老师负责。寄宿学生开饭时，先打给年龄小的吃，年龄大的稍后吃。学生自己吃饭，自己洗碗。生活起居的所有事，刷牙，洗脸，洗脚，穿衣服，脱衣服，吃饭，睡觉，上厕所，全是孩子们自己做。孩子的生活能力倒是增强了，只是觉得这样教育孩子有些残酷。

上早课时，常见有学生把衣服穿反了，裤子穿倒了，鞋子穿反了，让人哭笑不得，老师只得一一纠正。晚上9点熄灯睡觉，早上6点半起床。值班老师在夜间要多次查看宿舍，帮孩子盖被子。有的孩子尿床了，屙屎在裤裆里了，老师要帮他们洗干净，再烘干穿上，因为学生的衣服、被子都没有替换的。遇到学生生病了，老师要背孩子去村卫生室看病，还要垫交药费。一般学生生病花几块钱的药费，都是值班老师掏腰包，过后也不会给学生家长要。若需输液治疗花钱多，就先记账，然后联系家长来付钱。

在屏边县新现乡洗马塘小学，这里寄宿着80来个小学生。冬天潮湿寒冷，孩子们穿的衣服并不多，小脸、小手冻得通红干裂。床上的被褥也单薄，真不知道夜晚冷了怎么办？

看着这些幼小的孩子，我无法想象他们寄宿在学校是如何独立生活，每一个夜晚是怎样熬过的。过去农村的孩子吃娘的奶水要吃到小学毕业，也不用离家出村去求学。现在农村的孩子读学前班、读一年级就要离开父母，离开贫穷却温暖的家，去远方的学校上学寄宿。孩童时代是正需要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宠爱的时期，哪怕这份宠爱来自多么贫贱的家庭，对孩子来说也是最好的不可替代的亲情。过早剥夺掉孩子的家庭关爱，谁也无法估算对孩子幼小的心灵会造成多深的伤害。经济是发展了，社会是进步了，但我真的无法言说农村孩子这样接受教育，究竟是幸福，还是受罪。难怪村里老人常常埋怨，说是现在新世纪的娃娃上学，比旧社会那时的孩子读书还要艰难。



五

那天我们在午后的则旧村瞎逛，与路边的村民闲扯，聊些孩子上学的事。哪知说到了老百姓的疼处，竞相向我倾诉农村孩子读书的艰辛。有个彝族孔大爹告诉我，在则旧小学最可怜的学生要数树猴村的了，他们住在村口路边的石棉瓦房里，叫我不妨去拍张照片。

则旧村不大，我寻着进村的水泥路往外走，果然看到在村口路边的土岩子上有一间低矮的石棉瓦房，看着像茅厕，也像猪厩。我不知是不是孔大爹说的所在，就朝石棉瓦房喊，有人吗？没有声息，唯有蓝天上的一朵白云停下来看我。见石棉瓦房有一门洞开着，我就爬上土岩，想去瞅个究竟。听到有人爬到门口，屋里出来一个中年妇女，惊慌的样子。我问她是不是有学生住在这里，妇女胆怯地摇着头，每问每摇，什么也不说。我于是套近乎，说看你的穿着是苗族吧，我在屏边苗族自治县工作过，有很多苗族朋友。东拉西扯地跟她说了一些苗族的话题，那苗族妇女不再怯生，跟我细说了她们孩子上学的情况。

这位苗族妇女叫张琼芬，45岁，几年前桃花开时从屏边县白云乡太平村委会阿诺诺下寨（也是苗族地名，重复用字）搬过来。我惊异她说到时间的概念仍用某种花开来表述，更说不清年份，唯有季节特征。她说“桃子开花，苗子搬家”嘛，屏边县、文山州的好些苗族都搬到开远市来，但常被撵回去。我说屏边的很多苗族村寨我都去过，有的地方确实难在。别人说“桃子开花，苗子搬家”可能有侮辱之意，我理解苗族，肯定是难以生存才会搬来搬去地找好山头，只要能生活谁爱搬呀。蒙自市城郊有个小红寨村，全是苗族，全是洋房，种石榴致富，村子像花园似的，他们就不会有搬家的想法。

张琼芬说，他们搬来在的地方叫树猴，是则旧村委会的散居山区，因连年外地苗族搬迁来此而形成村落，不是地方政府认可的村子。我查了一下数字乡村的网络资料，则旧村委会辖8个自然村，并没有树猴这个村子。树猴的苗族孩子上学太难，就近到则旧小学就读，也要走3个小时的山路。孩子走不动，只得想办法寄宿，但则旧小学不是寄宿学校，没有宿舍。根据张琼芬所说推算，大约2006年至2007年树猴的学生住在则旧小学的柴棚里，后因村委会要在学校建盖办公用房，住柴棚的学生只得搬出来。为了让孩子上学，树猴的苗族村民想尽办法在学校附近自建寄宿点。则旧村彝族村民孔繁德无偿给树猴的苗族一块地，那些苗族农民就凑钱出力，在则旧村口盖起了这间石棉瓦房，距学校很近。从2007年起树猴的苗族学生就在这个父母自建的简陋房屋里寄宿上学。

石棉瓦房很矮很小，我进门要低着头，面积仅有10来个平方米。横竖搭起几根梁、柱支撑，屋顶是石棉瓦，墙壁也是石棉瓦，地板是坑坑凹凹的土块。我看见两张床，细数后却是4张床紧挨在一起。屋角砌了一个土灶做饭，到处被烟火熏得黑不溜秋的。白菜、土豆等吃的食物全用塑料袋拴着吊在屋梁上，不小心就碰着头，说是老鼠太多，怕被偷吃了。我揭开破桌子上的草锅盖，有一碗馊饭，半碗漂着几片韭菜屑的残汤。如此残羹剩饭，不说在城里，即便在农村也是倒给猪吃的东西，他们却好好留着。地上铝盆里、饮料瓶中泡着几条小死鱼，说是早上去村里水塘捞的鲫壳鱼，晚上整给孩子吃。

张琼芬说，现在寄宿读书的有6个孩子，她的儿子在读。大人、小孩就挤睡在那几张破床上，在每个漫长的黑夜相依为命。值班的大人占用一张床，小孩们则两个合睡一铺。就是这间凑钱盖起来的寄宿点，他们也有管理办法。有孩子上学的6家人，每家一个星期轮流照管孩子的生活。轮到哪家，哪家就出一个大人来石棉瓦房住下，煮饭给孩子们吃，领他们睡觉。这个星期就是张琼芬家轮值。一个学生每星期收10元钱的伙食费用来买菜，无米无油时收40元钱去买。由值守的家长一家家去收钱，然后到15公里外的小龙潭镇买菜，一个星期买一次。10元钱，我想不出城里的孩子能胡乱作什么用，但在则旧小学外寄宿的苗族学生，却是一个星期的伙食费。

张琼芬有3个子女，两个女儿也曾在则旧小学读过书，读完小学就嫁人了，各生了个娃娃。小儿子还在上小学。原来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张琼芬，已是做外婆的老辈。

屋里没坐处，我们几个人就弓腰站着和张琼芬拉家常。每看一眼歪七竖八的石棉瓦房，每听一句零七八碎的无奈叙述，我都难受得心悸，悲伤得想放声痛哭。

这位苗族妇女讲述孩子上学的故事，不断流泪抽泣。她很感动，只为从来没有外人问过他们的生活，从来没有外人关心过他们的孩子，哪怕只是问问而已。

天下，还有这样艰难的生存。

天下，还有这样艰难的求学。

同行的朋友李忠泰当即说，回去要组织文学社的会员捐款捐物，就捐给树猴上学的孩子。对于一群文人，我们能做的，也许仅仅是这些。我想，下次我要去那没有村名的树猴看看，看看那些搬迁的苗族，看看他们可怜的孩子。这是我的一个心愿。

在则旧小学，我找到了来自树猴的寄宿在则旧村外石棉瓦房的6个苗族学生。他们是：一年级的杨新跃，男，8岁，身高120厘米。三年级的杨新兰，女，9岁，身高127厘米；杨新美，女，10岁，身高123厘米；熊宝专，男，11岁，身高125厘米；熊朝方，男，11岁，身高125厘米。四年级的陆永生，男，13岁，身高145厘米。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记下教室墙上贴着的这些孩子的年龄和身高，是因为他们太矮小瘦弱了，只要对照少儿年龄与身高标准表，就知道这些孩子发育不正常。

这6名小学生，在班里明显地怯生，明显地比其他同学要矮。他们躲闪着我的目光，我不知要跟他们说什么，想想也就什么也没有说。但我一笔一划地记下了他们的名字，他们同样是这个世界的孩子。



六

农村的孩子走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山路去上学，已经可怕地成为这个时代的乡村常态。

孩子天长日久地走累了，走伤了，走不动了，多想歇歇呀，多想坐车去上学呀。这是山里孩子看到车从路上经过而随灰尘扬起的梦想，他们好想坐一回车，只要是有轮子的车就行。

在苍茫的云岭大地上行走，我常看到乡村公路上行驶的马车、摩托车、拖拉机、农用车、微型车载满了戴红领巾的小学生，颠簸在上学的路上。这份充满危险的搭载，省却了徒步的劳累，令多少孩子心生羡慕。因为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坐上这些简陋的车子，更多的孩子还没有这样的家庭条件，还得靠那双小脚一步一步地丈量坚硬而遥远的求学之路。

则旧村到小龙潭中心校上五年级的学生，从山顶则旧到山脚小龙潭有15公里，走路太远，就想办法坐车。他们寄宿学校，到星期五放学就在小龙潭街上包车上山回家，学生集中包乘微型面包车。待星期天返校时，恰逢小龙潭镇赶集天，则旧村的老百姓多要下山去赶街，学生就搭乘大人的摩托车下山，有的也坐农用车，反正遇到什么车就坐什么车下山，没有多少选择。

我所居住的蒙自市所属的水田乡木梳坎小寨的孩子，居住在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山上，上学要到15公里外的水田乡中心学校就读。山路险峻，加之太远，孩子走不动，家长们就用马驮着孩子去上学，十几个孩子组成了一只求学的马帮队，看着令人心碎。

要说最艰难危险，可能天下当数咱云南怒江的孩子。福贡县马吉乡布腊村民族小学，建在怒江的陡峭岸边，学生上学要靠飞索渡江。一个滑轮，一根麻绳，通过溜索飞过约200米宽的怒江江面。除了当地的傈僳族，外地人很少有敢过溜索者，我是看看都会眩晕恐惧。不止布腊村的孩子，马吉乡遍布怒江西岸陡峭高山上的9个村寨的学生都需滑溜索上学，这是当地山民过江出行的唯一交通工具。就在这一条条溜索上，据说每年都有孩子坠入滚滚怒江。福贡县是云南省最贫困的县，马吉乡是福贡县最贫困的乡，这里的贫困程度可想而知，架桥何等艰难。

上帝啊，为何要造一条发怒的江，来折磨我们的傈僳族，折磨傈僳族的孩子。在摄影家看见怒江大美风光的背后，其实全是当地山民生存的艰辛，这罕见的艰辛从孩子上学过溜索即开始，直至写满他们惊心动魄的一生。

乡村道路差，车辆差，交通安全隐患自然很大。农村学生搭载各种车辆，常常坐的提心吊胆，我们在路上看见都担心，生怕出车祸。这几年，农村学生乘车遇难的消息频频曝光。湖南邵阳，甘肃正宁，江苏丰县，广东顺德，云南丘北，简直举不胜举，到处发生农村校车事故死伤学生的惨剧。其实媒体报道的校车事故，哪是校车啊，那些所谓的“校车”，本是农民自己的马车、摩托车、拖拉机、微型车、农用车，学校本就没有车，何来校车？学生乘这些车上学，本是无奈之举。一旦出车祸，死伤多少学生，谁也不会反思造成事故的教育背景、经济背景和社会背景，责任都推到农民驾驶员一个人身上，其他所有人都没有责任，还站得高高的批评庶民，唯恐这些校车事故给官脸抹黑。云南丘北县货车与载有24名小学生的马车相撞，造成两名学生死亡，23人受伤的“校车”事故。对此事件，该县教育局领导接受采访时竟称，孩子上学还是徒步更安全。就这句没有人性的官话，惹来了网上一片谩骂声。而该省教育厅官员接受采访时则重申：禁止学生乘坐马车、农用车、拖拉机上下学。这倒让我想起了《晋书·惠帝纪》里的一个典故，天下饥荒，百姓饿死，晋惠帝问：“何不食肉糜？”而当我们还在为县教育局领导、省教育厅官员，以及晋惠帝的“名言”发怒时，媒体的报道又不忘强调：死者家属情绪稳定。这要让我怎么说呢？上学的孩子在路上死了，痛失孩子的家长连悲伤的权力都被遮蔽。当真相被遮蔽，人性被泯灭时，我们就只看到了漂浮的稳定，伪劣的繁荣。

在山路上求学的孩子啊，再不敢有什么奢侈的心愿。他们只想早上活着去上学，晚上活着回到家。



七

走读的农村小学生，早上从家里带一盒饭到学校，中午老师帮他们蒸热，算是午餐。我在水田小学、查尼皮小学、白巫山小学、则旧小学等山区学校都见过孩子带饭到学校吃，蒸饭、吃饭的照片还拍了不少。从这一盒饭，大体可看出孩子的家庭状况。孩子们告诉我，他们的饭菜大多是妈妈或奶奶早上做好给他们带走，也有的是头晚即做好备着。饭基本上是米饭，菜就完全不一样了。有的两个菜，有肉，有蔬菜；有的只一个菜，要么是肉，要么是土豆之类。少数还有带包谷饭加咸菜的，看孩子都吃得难以下咽。好在农村的孩子不比吃穿，有什么吃什么，各吃各的，各穿各的，能吃饱穿暖就行。我看到每个孩子都吃得干干净净，饭盒里不剩一粒。

在菲租克小学，我看到厨房门口挂着块小黑板，公布今日菜谱。第七周星期三：小瓜炒肉，南瓜汤；星期四：大葱炒肉，南瓜汤；星期五：白菜炒肉，鸡蛋汤。做饭的是一个年轻男教师，他说这里学生不用带饭到学校，由学校统一做给学生吃。米由学生家里交，菜由国家负担。这算是小学的营养餐，供应中午饭，每餐一个炒肉，一个素汤。烧的柴也由家长背来，有一间教室专门堆放柴禾。正说着，见一个老大爷背米来交给老师，说是他孙子在学校上学，给他孙子吃的。老师也不称，也不记，把一袋米收去厨房，可看出农村人的朴实与相互信任。我看那袋米可能有20来公斤。

在小河边小学，到吃晚饭了，还下着小雨，我目睹了130多名寄宿生打饭的盛况。学校小，厨房更小，也没有食堂打饭，就在露天地上摆着。一大锑盆米饭，两盆菜，一盆是西红柿炒鸡蛋，一盆是南瓜汤，咋一看都是一样的红黄色。学生排着队，从高处的台阶一直排下来，热气蒸腾熏着细雨，白茫茫往上飘。米饭由学生自己打，不够可再添。菜由老师舀给，一菜一汤，一样一勺。几个较大的男生，守在饭盆旁边吃，等学生全打完饭菜，还剩下盆底的菜汤，老师就分舀给他们。

白巫山小学校长周劲松告诉我，现在小学、初中九年义务教育实行“两免一补”，即免学费、教材费，补生活费。走读的学生补生活费，由国家补助，只要村里没学校需到其他村走读的都属这个补助范围，在本村小学就读的不补。补助标准为每个学生每月75元，假期3个月不发。补助的申报很严，由学校造册登记，学生按手印，家长写困难申请，不识字的由老师代写，然后村委会核实盖章，再由校长报到中心校，统一交教育局审批。补助的生活费有时一个学期作一次发，有时作两次发。发钱时通知家长来学校，由学生、家长签收。学校要求家长把钱领回去要花在学生身上，买点肉炒给孩子吃。但很多带饭到校吃的学生，打开饭盒仍少见到荤菜，多是土豆、老红豆、丰收瓜之类。家里穷，补助给孩子的钱可能另作他用了。也有的家长拿去买酒喝，不给孩子买肉改善生活，也不买学习用具。

最近，又搞了一个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营养计划，叫做营养餐。每个学生每天3元钱的标准，由教育局统一采购发送到各个校点。这份营养餐只针对农村学生，城里学生没有，农村户口到城里读书的学生也没有。个旧市教育局采购的营养餐为每个学生每天一袋牛奶、一份糕点，每周3个鸡蛋。老师负责煮鸡蛋给学生吃。我看到，供应白巫山小学的牛奶是本地生产的牛奶，保质期长达90天，有的袋子已膨胀发泡，学校反映后厂家说是“高原反应”，让人听了哭笑不得。在开远市梅塘小学，营养餐也是市教育局统一采购分送。也有牛奶、糕点、鸡蛋。牛奶是本地厂家生产，保质期60天，包装上标示250毫升，老师说近期觉得量不够。我用手掂量了几下，明显克扣了，200毫升都没有。我见到比较好的是瓦白白小学的营养餐，是知名的品牌盒装牛奶。小河边小学还用小黑板挂出营养改善工作公示栏，星期一，牛奶1袋，单价2.00元；鸡蛋1个，单价0.6元，合计2.60元，备注为出产价。如此造表公示，从周一到周五，略有变化。

3元钱的营养餐计划推行没多长时间，云南、广西、贵州就相继曝出食物中毒问题。就在我的家乡泸西县，阿勒小学100多名学生吃过营养餐后出现了食物中毒症状。镇雄县顶拉小学，300多名学生吃了营养餐后也出现腹泻、腹疼、发热等中毒症状。这3元钱的营养餐，真让人纠心。

农村孩子多数不吃早餐，一天两顿饭，在路上走几公里路就消化掉了，总是很饿。提供了营养餐，让孩子多注入一些营养，希望脸色多些红润，像城里的孩子一样长得快，长得高。但3元钱，要配两三样食品，还要扣除商家的盈利，的确不可能买到多好的食物。只要有东西吃，营不营养农村孩子并不在乎。老师们担心的是，有些保质期特长，添加剂特多的食品，饥饿的孩子每天都吃，待小学毕业后，身体会不会又有新问题？

乡村的孩子啊，那是与大地最亲近的精灵，与疼痛最密切的诗歌。你若看到，必生悲悯。



八

我们这一代农村人，都是代课老师教出来的。那时候有炊烟的地方就有学校，大部分村寨都办小学。山区小学很少有公办老师（就是正式老师），多是民办老师（也就是临时的），后来叫代课老师。代课老师多是本村人，或是附近村庄的，在得住，吃得苦，不会调动，特别稳定。虽为代课，但一代就是数年。代课老师多是初中文化，或高中毕业。农村孩子有幸到乡上、县上念完初中，读完高中，一旦中考、高考落榜，只有回乡务农。若遇村里小学缺老师，就去代课，那是一代农村有文化的青年最好的人生选择。

代课老师在学校是老师，出了校门依然是农民。我的几个小学老师，从校长到班主任，都是带着农具去上课，或锄头，或镰刀，或粪桶，或粪箕，就搁在教室门外。待放学拎上农具就直奔自家的责任田干活，干到天黑才回家。去慢了，在地里干活的老婆还有意见，埋怨教书的丈夫老在学校磨蹭偷懒。

从教几年后，有的代课老师会获得转正，成为公办老师，端上了教书的铁饭碗。但有的考试多次仍不能考过，代课几年最后还是被清退了。我的堂兄王明生，当了十几年的代课老师，每遇转正时就是考不过，前几年离开了学校，在村里充满了羞愧和无奈。蒙自芷村有一个代课老师杨红艳，从代课那年起就开始报考，坚持考了十年才考取一个极偏僻的山区小学教师岗位。从小姑娘考成30岁出头的大龄女，现在去那遥远的山村教书，连嫁人都困难。

遍地走访乡村小学，我发现，坝区的老师，年龄偏大些，山区的学校，多是以80后为主的年轻教师。现在基本没有代课老师了，所有的教师岗位，都是面向全省公开招考。一批一批的大学生，为了就业，在招考的岗位上选择了遥远而陌生的山区小学。有幸通过竞争激励的笔试、面试而考取后，那个表格上遥远的地名，陌生的学校，就成为吸纳和吞噬孤单青春的所在。待教过几年，有资历了，混熟了，就想法调往条件稍好的坝区小学，而进入县城教书，那只是少数人的能力所为。如此一拨接一拨，水自高山来，人往低处走（城镇总是在相对低矮的平坝处），谁也不会再像本地的代课老师一样安然待一辈子。由此一来，城镇的教师岗位多是调动填满，山区的教师岗位多经招考解决。一群人朝山里飞扑的，原本是别人舍弃的寂寞。这样几年下来，不知不觉地，乡村小学的教师成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过去多是本地的，代课的。现在多是外地的，正式的。过去在一所学校教到退休，老教师多。现在教几年就要想法调走，留下的都是才来的年轻教师。80后，本是缺少吃苦，缺乏担当的一代人。而在21世纪的乡村，他们却挑起了教书育人的重担，撑起农村孩子希望的天空。

我所寻访的每一所农村小学，见到的老师都是80后，甚至90后。比如个旧市白巫山小学小咪勒校点，其4名老师的构成是：校长周劲松，个旧人，1978年生，1996年到该校任教。教师李海迪，昆明人，1985年生，2009年考入该校任教。聂晓艳，保山人，1987年生，2010年考取特岗教师任教。钱劭良，个旧人，1985年生，2011年考取任教。

繁重的教学任务，寂寞的精神生活，分解着这群乡村的外来者。他们既要标榜新潮，又要入乡随俗。要把学生教好，又要跟村民处好。不然在乡村就融不进去，难以立足。没有亲人，你得把学生当作亲人，更把家长当成亲人。在白巫山小学钱劭良老师的宿舍里，我看到桌上、床上摆满了文学书籍，还订了几本文学杂志。小龙潭小学的马文卫、龙泉小学的马玉箫，这些年轻老师的单身宿舍，也是文学刊物成了他们的心魂。远离喧嚣的都市，置身孤寂的乡村，文学依然成了许多年轻老师心灵的温暖，帮助他们寻找精神的彼岸。

在山村小学，日子随着语文、数学的课程缓慢翻动着。待三、五年送走一批学生，教书人已变成了大龄青年。山区小学老师，三、五个，甚或一两个独守一校，面对的是幼小的孩童与劳作的农民，作为山里仅有的几个有知识有工作的年轻人，交友很困难。平时忙于在山里上课，很少去城里，慢慢地淡出了城里的朋友圈。尤其是山区小学的男教师，找不到女朋友的现象极为普遍，女教师找不到男朋友的也不少，剩男剩女成了山村小学教师的人生大问题。大部分30多岁的山区小学教师，辛苦教书几年，就单身几年，多因找不到对象才获得调动，调到有男女搭配的老师稍多的学校。

老寨小学5个老师全是男的，赵学清老师年龄最大，到33岁了还没有女朋友，后来苦苦要求调动，得以调到一所有两个女老师的学校凹柏小学，只一个学期赵老师就与其中一个年龄也大的老师董丽芬相好结婚。在高山顶上的旧寨小学，有一男老师叫姜文伟，总找不到女朋友。后来姜老师买了一辆摩托车，每天放学就骑着摩托到其他山头的学校玩，3年下来，不但熟识了方圆几十公里内的所有学校的所有老师，还在距离他所在学校20公里的洛就小学找到了一个钟意的女老师杨雪，现已恋爱到谈婚论嫁。像姜文伟这样冲闯的老师毕竟是少数，大多还是窝居在自己的乡村小学里，慢慢变大变老。读完大学找不到工作，考取了岗位又愁找不到对象。作为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面对现实中的山里人生，在播撒青春的同时，却连自己的灵魂也感到迷茫。

80后，这是一代苦孩子，却以幸福的姿态出现，他们的苦无人关注，深藏不露。



九

我一直以为，经过这10多年来的校点撤并，乡村已经没有过去的一师一校，至少也是两三个老师在一所小学。前段时间在与乡村老师的交谈中，得知一师一校这种特殊的山村小学仍然存在。通过他们的热心联络，我在滇南的深山中找到了5所只有一名老师的山村小学。

这是舍味小学唯一的老师陶应强，我们找到他时，太令他惊奇，因为是第一次有人来看他。陶应强老师是苗族，屏边县人，1985年生，2011年考入舍味小学教书。这之前在开远市马头坡村支教4年，那是各地苗族搬来聚居成的黑人黑户村，没有学校，由澳门圣保罗学校援建了一所道明小学，老师都是临聘的。陶应强报考的这个一师一校岗位，有9人报考，面试两人，陶最终考取。接到通知后，2011年8月21日他从马头坡来到大庄乡政府，那批考到大庄乡的老师有8人，陶是最后一个赶到乡政府报到的，乡里欢迎的晚宴都没赶上吃。舍味村来了一辆港田三轮摩托车到乡上接新来的老师，陶坐上港田车从大庄走了8公里的弹石路，来到舍味村，天已近黑。陶到舍味小学刚搬下行李，原来的两个老师备好行李等车，他们把东西装上港田车即走，也没交接什么。后来知道因那两个老师调到其他学校，才空出岗位招新的，而且此后只配一名老师。村民来看热闹，有个叫张有福的彝族大叔主动请陶老师去家里吃晚饭。当晚村里停电，陶应强在学校的宿舍里整夜难眠，哭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学生来了，一声声“老师好”的问候，让陶感到了亲切。舍味小学隔年招生，现有学前班学生7人，三年级学生13人。直到一个星期后，一个人教书的陶老师才渐渐平静下来，慢慢适应这个彝族山村的一切。

普雪清老师是个彝族汉子，开远人，但不会讲彝话。他在一师一校的新寨小学教过两年，那时有学前班13个学生，二年级7个学生。学校建在寨子外的山崖上，很危险。这是个60多户人家的彝族村子，来上学的孩子全部讲彝话，不会讲汉话，简直无法交流。普雪清在黑板上写满汉语拼音，一个拼音一个拼音地耐心教那些彝族孩子，直到把他们教会说汉话。普调走时，孩子们远远地看着他收行李，他也远远地看着孩子们。师生都不敢走近，又不敢说话，仿佛都明白只要走近说话了，眼泪就要流出来。普雪清默默地离开了那所孤单的小学，师生都把分别的留恋与痛苦埋在心里，这也许是彝族人的感情表达方式。

我来到小白泽小学，发现这所一师一校的小学竟然还有走读生，招收小白泽、团山、红坡头3个自然村的学生。现在办学前班和二年级，隔年招生。小白泽小学唯一的老师叫白寿云，壮族，1974年生，开远市大庄乡人，2005年从老寨小学调入该校任教。小白泽小学是我所见过的最小的学校，没挂牌子，也没红旗，远看我以为是村卫生室。学校只有一间教室，一间教师宿舍。教室呈正方形，约25平方米，不好摆课桌。学校旁边有一棵大榕树，把小巧的学校衬托得更小。我去小白泽小学是2012年5月，据说3个月后，新建的大庄水库开始蓄水，地处库区的小白泽、团山、红坡头3个村庄将全部搬迁，村里的一草一木都将不复存在。下次若来，这里将是高峡平湖，一切都被淹没。这所袖珍小学的命运，白寿云老师的将来，也将随水库建设发生改变，但还不知晓他和学生将要安排到哪里？

就在距小白泽几公里的大白泽小学，是学生最少的学校，只办学前班，一年级就要到桃树完小读。现在瓦白白小学教书的女老师信丽芳曾经在一师一校的大白泽小学教过，那时她才20岁出头。她在那里教了不到一年，当时全校只有学前班7个小孩，还有她这个大女孩。学校的日子过得太简单，太幼稚，太寂寞，老师也觉得自己长不大，变成了一个孩子。如果乡村小学老师可称为“孩子王”，我想信丽芳就是孩子团队最小的“孩子王”了。据说信老师有一次星期天回到学校，拉开桌子抽屉，一窝刚生下来还未睁眼的老鼠婴儿躲在里面，吓得她拔腿就逃。兴许这所小学太清静了，清静到老鼠都可以在教室里安静产仔。

爬到海拔约2000米的白石岩小学，我看到了一个石头统治的世界。教室、围墙，以及外面的村庄，全是坚硬的石头房。漫山遍野，都是裸露的石头，贫瘠的红土被雨水冲刷得越来越少。就在这个坚硬的世界，气质清丽的回族女教师纳玉莲对我讲诉了一个柔软的故事。

纳玉莲是外地的通海县人，2009年大学毕业后，当年就考取白石岩小学的教师岗位。她说报考时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仅听说阿迷市牛街乡是个回族聚居区，而该乡所辖的白石岩小学其村里应该有回族，就凭这点想像中的回民认同心理，命运之神就把她带到了白石岩小学。来到学校后，纳方知白石岩是苗族山村，全村信仰天主教，学校旁边还有教堂。云南本是多民族的地方，一个村寨一种民族，本也无所谓。白石岩小学是一师一校的山区校点，因贫穷艰苦，所有外来的老师都在不住，总是调来调去的。原先的老师调走了，空出岗位，纳玉莲考来。作为一名穆斯林，在一个陌生的苗族山寨教书，因宗教忌讳，生活上极为不便。但这些都能克服，纳也是一个生活能力很强的女孩。在学校宿舍住下来后，她发现了更要命的事。她的宿舍背后就是苗族邻居的猪厩，怪异的臭味弥漫而来，让人恶心。猪在厩里总是哼叫着，夜深人静时猪叫声尤为刺耳。纳玉莲到村庄里转了一圈，见到村民家家户户都养猪，大猪小猪在村里逛荡着，猪屎猪尿遍地都是。纳感到阵阵厌恶，不敢想像自己怎么能在这种地方教书生活。猪肉是古兰经指出不洁的食物之一，一般回民都忌讳猪字，而纳却来到了这样一个环境，受着精神的煎熬。

纳玉莲老师终归安静下来，用宗教的宁静来抚慰自己心身的痛楚。白石岩小学隔年招生，纳来时有两个班20多名学生。她用心教那些苗族孩子，一个学期下来，白石岩小学的成绩跃居全乡前列，苗族村民知道来了个好老师，家长渐渐主动来学校问孩子的情况，还带一些土产来。纳老师什么也不收，这既是职业的纪律，也是穆斯林对食物的禁忌。信仰天主教的苗族村民慢慢懂得了伊斯兰教的常识，他们明白了纳老师不爱去村里的原因，村民对这尴尬的环境也感到苦恼。

到次年春季开学，纳玉莲回校后发现宿舍背后的猪厩拆除了，村里已没有人家养猪，全换成了养羊。原来苗族村民公认纳是白石岩小学历史上最好的老师，怕纳老师调走，耽误他们子女的学业，就在寒假中商议拆掉了学校外的猪厩，家家户户不再养猪改养羊。他们想给纳老师创造一个穆斯林喜欢的环境，想把纳老师留住教他们的孩子。家长们隔三差五地给纳玉莲送来鸡蛋、核桃、花生，真诚地对纳老师说，这些东西是自己种养的，都是有壳的，你放心吃吧。纳玉莲哭了，当着学生和家长的面，哭得动人，哭得美丽。这之前，她只是深夜听着烦躁的猪叫声而默默流泪，从不敢在人面前说出自己的苦楚。记得那次妈妈来看她，宿舍闷热，妈妈要打开窗户，女儿说不能开窗，外面有猪厩。妈妈知道了女儿在这山头上教书不易，期盼着能尽快调离。

纳玉莲打开了宿舍紧闭的窗户，三月清新的春风吹进来，从宿舍到校园，弥漫着山村的清新与温暖。她也常常去村里走走，看看开花的桃树，发叶的核桃树，成群的牛羊，洒满阳光的石头房。原来这个村庄很美。

白石岩村来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多了，一个辍学的也没有。上面增派来一个彝族女教师李姗姗，纳有了同事，告别了一师一校的日子。她俩很合得来，天天形影不离。两个人还到市区合租了一间房子，每到星期五放学就赶去城里，就像回家一样，在城里逛逛街，休息两天，待星期天下午又返回白石岩小学。

每一所山村小学，每一个年轻老师，都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或酸楚，或温暖，伴着寂寞来过。



十

星星是天上的村庄，村庄是地上的星星。我们如星星一样，一代盼着一代更明亮。

在乡村，我父母这代人，绝大多数是文盲，没有进过一天学堂。这听起来有些遥远，其实他们只是1940年代出生的人，并不太老。而在他们之前出生的长辈，识字者更是寡见少闻，几个村也难寻到一个有小学文化的老人。乡村多是1950年代以后出生的才上过学校，但多是小学文化，甚至还分为读完初小或高小的。直到我们1970年代后的，总算有幸走出村小，去乡里、县里的中学就读。

据说有人类文字记载的世界上最早的学校，产生于古巴比伦，这大约在公元前3000多年以前，比中国早1000多年。拿这些灿烂的人类文明来照耀我们贫穷的乡村，总是让人悲伤。我们村里的小学，无非几十年的历史，随便一个中年人都能说清楚。我所走过的乡村小学，每一个都是让人心痛犹泣的地方。而一代代农民的希望，就播种在那里。

农民的儿女要跳出农门，唯有读书、当兵、打工这几条窄路。过去读书虽难，但也最有希望。只要考上大学，哪怕是中专，国家就包分配，有了工作单位，户口也就由农村户口改成非农户口。麻雀变凤凰，从此脱胎换骨。当兵能出去的很少，大多还是到外头穿几年军装又退伍回乡务农。而打工，即便在城里拼死拼活赚得了钱，终归还是农民身份，只不过“农民”后加一“工”字而已。如今，读书这条路，读书这个梦，也慢慢地路断梦碎了。

记得我考初中那年，考得158分被泸西县一中录取，附近几个村的学生只有我考取。班里学习跟我不相上下的薛非，考得127分被泸西八中（城关镇中学）录取。待开学后，得知考初中的录取分数线还分为城区考生录取线和农村考生录取线。县一中录城区考生为105分，录农村考生150分。县八中录城区考生90分，录农村考生120分。这是我第一次比较客观具体地知道农村与城市的差别，农村与城市的不公平。才是读初中，农村的孩子就大批大批地被城里的中学拒之门外，多少农村孩子就因这样的区别录取而无缘上初中，读完小学即跟随父母去干一生的沉重农活。倘若按城里考生的分数录取，我的小学同学同样大多数可以上一中就读，农村的小学生同样大多数能考取初中继续学习。原来美味的那个蛋糕是为城里的孩子准备的，农村的孩子轮不着来共享。之后不知参加过多少考试，但现在什么考试的分数我都记不得，就只记住1982年考初中那个分数，它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永久的创伤。

被誉为中国“最公平考试”的高考，其实也隐含着类似我考初中那样不公平的因素。北大、清华录取的多是北京人，复旦录取的多是上海人，外省考生要进这些名校要比北京、上海的考生高出一大截考分。而在考取名牌大学的学生中，农村学生所占比例更是微乎其微，各种加分政策最后都变成了有钱有势的子女超越贫民子弟的砝码。在云南，还有多少县历史以来从未出现过北大、清华学生。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直到2012年才出首个清华考生。记得前些年，我们一位县领导的女儿考取北大，那年北大在云南省只招收6名考生，听说还是花了不少功夫。北京、上海以外的考生，尤其是农村考生，就这样在高考这座貌似公平的独木桥上被残忍地挤下去了，直到掉进命运的巨流河，直到让你呼喊不出来。

农村学生即使上了大学，毕业后的就业压力仍比城里学生要大若干倍。近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实行公开招考，这比过去的暗箱操作要公平了许多，至少笔试这关谁也帮不了，得靠考生自己拼。但农村考生即便过了笔试进入面试，那又能怎样呢？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些年各地公务员招考的一个奇怪现象是，笔试第一名的到面试时基本没戏。考生到面试时比拼的已经不是成绩，而是那些超越成绩的力量。考生进入面试后不是忙着准备应试，而是急着去调查同时进入面试的对手的社会背景，查清了，心才踏实。有一位朋友是正处级干部，儿子参加公务员考试笔试成绩第一，取两名面试者，想法查了笔试第二进入面试的另一名考生背景，原来是某正厅级干部的亲侄子。这位正处级干部一时傻眼了，对儿子说，那位对手是爸的上级领导，咱明年再考吧。果然，最后录取的是笔试第二名的考生。有实权者尚且如此，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就别奢望了。至少在我所能耳闻目睹到的范围，农村大学生最终能如愿考上公务员的总是寥寥无几。老家农村常有大学生参加各种就业招考，托我想想办法。我只能告诉他们这比考大学难百倍，无能为力，最好还是报考边远农村的岗位，那些岗位竞争小。就像众多的山村小学教师岗位，农家子弟就能考取，“官二代”、“富二代”谁愿去受苦呢。再什么也考不上，找不到吃财政饭的工作，咱农民的子女读过几年大学后还是只有到处去打工了。这是一个农民在社会生存中最无力最失望的事。

这就是城乡差距，它犹如一道流血的伤口，越拉越大，越拉越痛。仅仅只是出生地的不同，人的命运就会产生天壤之别。人若有命运，那这命运从父母的精子与卵子相结合那一刻起，一切走势就基本决定，泾渭分明。我不知道手持天平的忒弥斯，那位负责公平正义的古希腊女神，为何要蒙住双眼？

在苍茫的哀牢山脉上，我孤寂地行走着。那些挂在群山上的村庄，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却又坚如磐石。我看到几个农村孩子在山坡上奔跑，不断地重复唱着“我要飞得更高，我要飞得更高！”孩子无尘的心里充满了蔚蓝的梦想。

是啊，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从小生长在山村里，都想飞得更高，飞出山外。但大地上太多的沉重和羁绊，束缚了我们的翅膀，拴住了我们的脚板。我们的翅膀不能用来飞翔，只能用来行走。我们只有一代接一代地，带着梦想的翅膀，用母亲赐给的一双脚，坚实地行走在美丽而贫瘠的大地上。



2012年7月20日完稿

2012年11月5日改定

2014年7月2日再改



发表于：北京《十月》2015年第1期

于文华

秋梦嫣然 发表于 2017-2-17 12:42
认真学习中……

   谢谢欣赏及提读，问好！

于文华

夜莺 发表于 2017-2-17 13:09
不管什么文，让人看到希望，看到力量，看到美好，我就觉得是好文。管它什么体！

   的确如此，感觉好的，就是好文！

张友堂

对散文的写法，多少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一种言志，一种载道。最早期的代表可以说是《左传》和《史记》。《史记》可以说语言充满张力，《左传》语言平淡，似乎没有张力。但并能说《左传》写的就不好。后来的作家中韩愈的文章可以说是充满张力，据说，韩愈每写文章前，都要读《史记》，但是，韩愈的文章除了气势外，好的文章并不多。到了现代，周作人的散文风平浪静，波澜不惊，没有张力，却最耐读。

云馨

散文是一个最大的写作范畴，只要不雷同别人，不雷同自己，各种写作形式都有可能成功，我们不妨大胆一试。

受教了，问候于斑！

李立红

有感于作者对散文的严肃态度，他对散文的理解很深刻，也很苛刻。我觉得，对于我们这样的文学爱好者来说，写自己，勤于笔耕，勤于思考就好

幸福小草

这个有点深奥，俺理解不透！

逐鹿江南

拜读。所言颇有些道理。
春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