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坚守与突围：新时期散文三十年 作者:王兆胜

高迎春

坚守与突围：新时期散文三十年




作者:王兆胜





　　如果站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看，“散文”可能是变数最小，也是最具边缘性的文体。像小说、诗歌、戏剧不断翻新，大有与时俱进之势；而散文则主要呈现着传统的面目，“保守”的因子较多，前进的步履缓慢。在新时期，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散文加大了其前进的步伐，并且曾一度入主文学的“中心”，显得异常火爆，大有一枝独秀之态。不过，这一时间很短，“散文热”很快又冷静下来，像疯长的股票突然下跌和归位一样。以往，我们主要从“变”的角度来评说文学，包括散文，于是很容易得出“新文学”、“先锋小说”、“新散文”等结论。其实，“变”是一方面，“不变”是另一方面。我们很难想象将传统、经典、古法置之度外的所谓“变新”，会有多少意义。以书画为例，几乎没有人能摆脱传统独创一体，任何人都要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辛临摹后才有所得。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基本上进入了一个“求变”的快车道，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似乎“变”就好，变得越快越好；“不变”就不好，变得越慢越差。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中国现当代散文，尤其是新时期散文，有不断“变”新趋势，但却一直存在着一个“不变”的传统，我认为这是一个复杂有趣的话题，是小说、诗歌等一味“求新”所不具备的，值得进行认真的总结与探讨。


　　一、体味物性与追寻天道

　　中国古代是讲究“天人合一”的，天、地、人被称为“三才”，而“人”是位于天地之间的一个存在，是具有生成性和附属性的生命。可以说，畏天、敬天、祭天、合天是人类与天地自然关系的真实写照。然而，近现代以来，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天地自然至尊的地位开始动摇，甚至有被矮化、丑化、恶化和戏化的趋势。最典型的例子是郭沫若在《女神》中这样写“天狗”：“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要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1）以往，我们总将这看成“人的解放”和“个性解放”的宣言书，其实，它是中国传统“天———人”关系的裂变，即人的欲望无限增殖，而“天”之尊严丧失殆尽的象征。从天地自然异化人的角度说，这是一种进步；但从天地自然是人之本原的角度看，这是人的无知、异化和疯狂的症候。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郭沫若下面一句话：“艺术家不应该做自然的孙子，也不应该做自然的儿子，是应该做自然的老子!”（2）其实，中国现当代文学去神、去宗教、与天地争斗等一系列关键词，都与作家对天地自然的态度有关，一种越来越强调“人”，越来越重视“人的文学”，却忽略天地自然的巨大存在，所产生的结论明显偏颇。

　　在这一整体趋势中，有些作家和有些作品是例外的。像鲁迅的《狗•猫•鼠》中的“人禽之辨”，像周作人笔下的草木虫鱼，像林语堂笔下的动植物，像丰子恺笔下的众多生灵，都有一种天地的情怀！只是对比“人的解放”的洪流，作家较少关注天地自然，尤其较少探究天地之道罢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在散文中最为突出），这一状况有了明显的改观，天地自然尤其是其中的“大道”越来越引人注意!如冯骥才写过《麻雀》、《猫婆》、《珍珠鸟》、《小动物》、《烛光》等。张炜歌咏天空、大地、森林、动植物，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他的《自然的温馨》、《乡菇》、《美生灵》、《昨日小猫》、《圣华金的小狐》、《温柔的绿山》和《跋涉的莽野》等，都是自然之歌。周涛写过《巩乃斯的马》、《猛禽》、《逃跑的火焰》等动物名篇，也写过《阳光容器》、《二十四片犁铧》等体验物性的作品。贾平凹的《丑石》、《月迹》、《读山》、《三目石》、《红狐》、《狐石》等，写的也都是天地间的小物事，但其中却有天地大道的思考存焉。楚楚灵光闪动，她的《为大自然请命》、《洞箫》、《桦花酿酒，春水煎茶》、《触目是心光》等都是自然的光影在心灵中的折射。郑云云有一本《云水之境》，后来又写了不少关于瓷器的散文，其中的《看山看叶》、《关于星月》、《关于花》、《说竹》、《风土与天色》都有大自然的回响。鲍尔吉•原野的散文重在一个“小”字，一本《掌心化雪》多半写的是《针》、《瓜籽》、《棉花》、《麻雀》、《种子》、《风》、《草》诸物事，但却透出了一腔柔情蜜意和博大的天地道心！苇岸曾以一本《大地上的事情》震动文坛，这些由小片断组成的散文，更多的不是人声，而是天地自然的呢喃，是天籁之声。其实，这样的作家很多，以上我举示的只是有代表性的中青年作家，还有一些老作家也是天地自然书写的胜手。像孙犁八十年代写过《昆虫的故事》，在《晚秋植物记》中又写到《白腊树》、《丝瓜》、《石榴》、《瓜蒌》、《灰菜》，他显然是自然万物的冷静观察者和书写者。当然，还有不少作家在新时期虽不以写自然为主，但却写出以体味自然物性和道心见长的佳作，像冰心的《霞》、臧克家的《炉火》、季羡林的《槐花》和《神奇的丝瓜》、公刘的《云南云》、唐敏的《心中的大自然》、铁凝的《河之女》、张抗抗的《沙之聚》、丁建元的《泥哨》、潘向黎的《茶生涯》、高维生的《二胡》、刘元举的《悟沙》等都是如此。也可能与“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有关，也可能是继承了中国古代关爱自然的传统，还可能接续了中国现当代热爱自然的那股潜流，更重要的动力恐怕是多元化写作导引的作家回归自我、回到内心，所以才能有这么多作家作品投身于天地自然，尤其是体会物性、追求天地之道。这类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有四个方面。


　　　第一，以小见大，袖里乾坤。

　　作家往往以边缘化的心态从事创作，能在“文心”中“雕龙”，能够“管窥蠡测”，从而起到知微见著的艺术效果。此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是也!如鲍尔吉•原野这样写《针》：“针在家里是最小的什物，因此母亲藏针的时候最为仔细，不是珍贵，而在它太容易丢失了。这一枚光滑尖锐的利器，并无兵刃的悍意。它在刀剪的家族里，也是一个女人，身后总带着牵挂。那些绵绵的白线，被它缝在被子，包括膝盖的补丁上，像一串洁白的、小小的足印。在家的王国里，针线与棉花布匹生活在一起，一起述说关于夜、体温和火炕的话语。这些话语被水洗过，被阳光晒过。阳光和水的语言被远行的孩子带到了异乡。（3）针是如此之小，它的作用又是如此之大，它身后的“牵挂”与“念想”又是如此绵密悠长，它直接与生活、人生、生命本质相关联，与博大的母爱和大地之爱融为一体。仿佛一滴水在阳光照耀下所散发的五光十色，这类散文往往表现出天地的神奇与魅力。




　　第二，情深意长，韵味隽永。

　　能够关注天地自然的一草一木，并将之作为自己的灵魂书写，这本身就需要博爱与仁慈。而这博爱与仁慈又成为作家心中的大光，将物性和天地灵气点燃了。张炜可能是对天地自然，对生长于其上的万物生灵，最富有热爱与感恩的作家。他笔下的动物温柔可爱，即使写到植物荻花也是饱含着理解、挚爱和眷恋。作者写到荻花在风中舞蹈，也写到它的燃烧、歌唱甚至哭泣，当然还写到它的温情脉脉。像一个高妙的画家，张炜用五彩之笔泼墨着青山绿水、朝霞夕阳和渔歌唱晚。作者深情地写荻花之静美说：“荻火有时也在微风里荡漾，在暖阳下摇动。那时候它们柔顺极了。这又呈示了大自然的另一种性格：绵软可亲的抚摸的力量。它让人想到了微笑、和煦动人的话语、一个安慰和一次休憩。”（4）这里不仅仅是将物拟人化的问题，更是作家仁慈和博大之心的体现。


　　第三，诗意盎然，灵气挥发。

　　“性灵”是中国文学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这与中国文化重“心”、重灵心有关！刘勰早就说过：“性灵所钟。”“性灵镕匠。”（5）钟嵘也有“陶性灵，发幽思”之说（6）。袁中郎则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7）正是从天地间获得了灵感和性灵，作家方能触发灵机、酿出诗意、升华境界，从而令作品不同凡响！比较而言，许多散文尤其是所谓的“大文化散文”或“学者散文”，往往过于沉重，世俗气、脂粉气、酸气过多；然而写天地自然的散文往往充满生命的灵光，显得可触、可摸、可感、可亲、可爱。楚楚有着慧心禅意，她的散文往往如透明的琉璃，也似蝉翼薄雾，在多雨的江南闪动飘飞。她的《洞箫》是如此，《触目是心光》也是如此。如作者这样写道：

　　风薄薄的、光轻轻的、沙浅浅的———

　　混浊的红尘不过一坡之隔，而你在———除感觉之外，什么也看不到的地方。

　　那种经验，是第一次握有一团丝棉，疑惑是握着一片云絮，轻柔得令人心怯。不自觉中滋养了温婉的柔软心。
那种体悟，是刚看完一幅禅画，纤纤几笔，淡淡着墨，意在笔内而境在墨外。心扉突然洞开，尘思俗滤洗出去，让心静静空出来。
沙如小浪，缥缈你细微几至不可辨识的灵性之波；光似佛眼，透视你血脉从容的流动之姿；风若远年的回音，步履过处，你灿笑如雨，飘逝成烟。

　　你的耳语渐渐幽浮起来，我的襟前也沾染了灵光的纤末，抖也抖不落。恰此刻，隐约有羯鼓之声，一步一履，从很远的地方走近，又走远了———（8）

　　这是二百字的一篇短文，但却充满诗意和灵气，对物性也是体察入微，几近于道！反映了作者深厚的文化功底、敏锐的艺术感觉和醇熟的古典文学修养。


　　第四，一心向道、感悟天启。

　　对天地自然的感悟，不少作家容易停留在现象层面，即理解物性，而较难抵达“道”的层面和境界，这就必然影响作品的深度与魅力！这也就显示了“入道”作家之可贵。八十年代初，贾平凹发表了《丑石》一文，这虽是一篇还带有杨朔风的散文，即“景—情—理”的三段论文章，但由“丑”至“大美”的“道”之发现和追求，是此文的精妙处！试想，这个一无所用的“丑石”，竟然是一块天上来石，它曾给过人类光明、向往和憧憬的，而它的“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则是一个天启。丑石是包含了天地之道的，或者说它就是大道本身。此时，贾平凹还写过《对月》一文，作品以“月亮”为中心，来体悟世道人心，他说：“月，夜愈黑，你愈亮，烟火熏不脏你，灰尘也不能污染你，你是浩浩天地间的一面高悬的镜子吗？”“你的存在，你的本身就是说明着这个世界，就是向世人作着启示：万事万物，就是你的形状，一个圆，一个圆地完成啊！”“试想，绕太阳而运行的地球是圆的，运行的轨道也是圆的，在小孩手中玩弄的弹球是圆的，弹动起来也是圆的旋转。圆就是运动，所以车轮能跑，浪涡能旋。人何尝不是这样呢？人再小，要长老；人老了，却有和小孩子一般的特性。老和少是圆的接榫。冬过去了是春，春种秋收后又是冬。老虎可以吃鸡，鸡可以吃虫，虫可以蚀杠子，杠子又可以打老虎。就是这么不断地否定之否定，周而复始。”（9）应该说，在新时期文学之初，贾平凹能写出这样有天地道心的作品，可谓出手不凡，境界高远，这是应该称道的。

　　比较而言，在这四个方面中，求“天地大道”是最难的，也是新时期散文最为缺乏的。可喜的是，除了贾平凹外还有一些人努力求之。如冯骥才曾写过书法“大道”，在《白发》一文中也感悟一年四季各有其美，白发也是修炼而成的一种美，所以说：“人的事，生而尽其动，死而尽其静。听其自然，对！”（10）张中行喜欢“禅外说禅”，并强调“顺生”的人生智慧，也是得天地之启的结果。如在《顺生论》一书中，第一部分即谈《天心》，而其中又有《天道》一篇。第三部分中有《顺逆》一篇，即探讨人应如何顺应天地之道，使人生美好的问题。更可喜的是，新世纪以来，对于天地之道的关爱之情有所增加，如韩春旭写过《生命之道———与我的智慧之父老子共叙“道”之奥秘》，这是一篇长达六千言的散文，除了表达自己对老子的父爱之情，作者还强调：“平衡就是生命，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怎样经常地移动和平衡。”（11）王兆胜在世纪之初发表了《柔韧之道》、《半半哲学》、《和谐之美》、《说“不知”之益》等系列散文，后取名为“天地之道”收录在《天地人心》一书中，在“自序”中明确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发挥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时，又走上了另一歧途，即忽略了‘天地之道’的规约，人的异化当然不可避免。强调‘天地之道’，即是承认：无论如何，人都是天地自然的一分子，都不能无视天地自然的存在和先验限制。”（12）这是有感于以往散文过于关注“人”，而忽略关爱天地自然和从中受启的结果。范曾是一位画家，但他的散文可能是新时期关注天地大道最有代表性的，他曾有《老子心解》和《庄子心解》。这是两篇长达七八万字的散文随笔，其中有《大哉，老子之道》、《和谐，宇宙的大智慧》、《道法自然》、《庄子论道：齐一、无差别、混沌》等，直接牵扯到“道”的本体，也反映了作者对老庄之熟悉和热爱的程度。最值得提及的是范曾的《寂静的世界》一文，这是一篇融天地于心间后，羽化而成的散文精灵，是一首通过天地大道的孔窍吹出的美妙乐音。作者写的是聋哑人，写他们美丽的姿容，更写他们内心的宁静、温情与善良。当耳聪者经不住当下世俗的烦扰时，这些聋哑人却是幸运的。不仅仅如此，作品还将聋哑人与天地大道联系起来思考，于是写道：“钝于言说者敏于心灵，这是历史上不少思维敏锐而圆融的先哲们留下的事实。‘大辩若讷’（老子语）的人常常是沉默寡言的。相反的，那些唠叨的、多话的、声嘶力竭的、唾沫星子直喷的人大体思绪混乱。”“单纯中的丰富、沉默中的深思使聋哑人比较容易接近道之所在。‘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定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聋哑人同样感受着这天人合一、毋庸置喙的大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与范曾以往散文的重于说理和理大于文不同，《寂寞的世界》是一篇美文，其中透出心灵的光芒四射。如作者这样写道：“聋哑人在舞台上演出的千手观音，简直是人类表演史上的奇迹，他们凭着光影的指挥和相互感觉的启示，一切动作是那样协调地和背景音乐严丝合缝地融洽。聋哑人知道自己美丽，他们一个个面如冠玉，臂若柔藕，他们展示出了宗教的圣洁，而千手观音所寓示的是允善允能、无所不在的关爱，聋哑人以此造型给了耳聪的群族以心智上的启发和灵魂的震动。聋哑人不只在舞台上，同样会以那充满智慧的双臂，奉献他们灵智之果于社会。”（13）只有充满大爱、温情、善意，只有将大美和天地大道奉为圭臬，方能写出这样的文字。

　　总之，超越五四以来的散文局限，承续中国散文的求“道”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重审天地自然，体会物性，追求大道，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这也是将新时期散文提升到形而上高度的表现方面，其价值意义是不可低估的。然而，由于缺乏更多的作家参与，也由于对自然现象的关心重于对天地之道的探求，还由于难以将古今中外进行理性的、自觉的融通，更由于过于遵循古代传统而少有创新意识，必然造成新时期与天地自然密切相关的散文还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面上，真正具有经典意义的力作还比较匮乏，这是新时期散文有待于突破和进一步发展的方面。


　　二、现实关爱与现代忧思

　　新时期散文的另一个重要向度是关爱现实，在与时代和社会共进的情势下，作出自己的思考。这既与中国文学传统的“载道”思想直接相连，又与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发展不可分割，某种程度上说，新时期散文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样，基本见证了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貌和世界潮流的流向。这里，既有顺向的歌咏，又有逆向的批评，还有超越性意向的反思，其立足点在“现实”，其价值理念是现代意识，其方向则着眼于未来。应该说，新时期散文涉及到的现实方面非常之多，可谓不胜枚举，我认为最重要的主要有：知识分子问题、环保问题、生与死、贫与富、都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科学与艺术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个人、家庭、社会、人生、人性、思想、文化和文明的健康与发展，也是作家社会良知与担当意识的充分体现。

　　首先，最早引起散文家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贬值问题，因为随着社会的开放、时代的发展、价值的变动，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越来越凸显出来，而知识的贬值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就开始成为一个问题，这必然引起一些有良心的作家的注意和思考。冰心可能是最早呼吁国家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家，她于一九八七年双十节的“浓阴之晨写到阳光满室”，于是《我请求》这篇散文得以诞生！作者针对当时中小学教师待遇低和教育危机的问题，发出急切而深情的呐喊。第二年的十一月，冰心又写了《无士则如何》，强调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除了农、工、商、兵外，绝不能无“士”！她这样界定说：“士，就是知识、文化、科学、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人才。”文章结尾，冰心老人这样说：“时隔七十年，我们今天还是要大声疾呼：要让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不重视‘士’，不重视科学、教育、文化，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成了空谈，现代化也会流于纸上谈兵。”（14）几乎与此同时，臧克家写了《博士之家》一文，这是针对居住在北京赵堂子胡同十四号（15）几位博士的艰辛生活状况，所发出的痛心疾首的悲鸣！他说：“我交接的这些中年朋友，他们困苦难言，我也为之感慨万端。因而想到韩愈《杂说》里谈千里马的几句名言：‘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现……安求其能千里也？’也因而想到某些‘人民的公仆’，腰缠十万贯的阔人，摩天琼楼，一夜数百金，出门汽车，还不满足，讲牌号，比阔气……富矣，足矣，趾高而气扬，他们对国家贡献到底有多大？我不知道。在生活待遇方面，与上述的中年学者对比，可以用得上‘天渊之别’这句古话了。”（16）这是一种掷地有声的快人快语，对社会的不公、腐败以及知识分子命运的担忧溢于言表。林非一直在思考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思考文化的贬值问题。在《〈读书心态录〉的故事》中，作者说，现在出书难，卖书难，“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的工资很低，物价却老在涨，买书的人当然就愈来愈少。而多少发财的倒爷们，都不是依靠文化和科学，却凭着门路、权势或投机钻营，才发了大财，因此使得知识贬值的思潮，在社会上愈刮愈猛，求知的愿望就愈来愈崩塌了。随着价值观念的倾斜，愈严肃的书愈是卖不出去，倒是消闲解闷的，甚或是庸俗的、黄色的书，销路却分外地旺盛，这样就刺激了形形色色的权力欲、金钱欲、享受欲和色情欲，社会风气的变迁着实令人担心。”在《招考博士生小记》中，林非一面怀着求知的理想，一面又含了莫名的忧虑。这是因为，对于求知来说，让青年人读书上进功莫大矣！但想到一贫如洗的青年学子，背负着父母的债务、过着异常清贫的学业生涯、在没有美好前途预期的期待中，林非不得不得陷入深思和自责中。作者这样写道：“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倒腾和贩卖的收成会如此惊人，而从事知识劳动的报酬却这样微薄？至于权力的受惠，自然就不用去说了。这样的话，谁还愿意辛辛苦苦地去读书呢？对于社会财富的这种分配方式，难道不会使伦理观念的杠杆，发生严重的倾斜吗？而这种轻视知识的危机，怎么能不引起社会风气的堕落呢？在这样的时刻，他们却还想走寻求知识的路，究竟又是受到了什么样的精神鼓舞呢？然而，我如果真的引导他们走上了这样的路，会不会使他们终生都蒙上悲剧的阴影呢?把他们都送走之后，我变得分外地忧伤起来。”（17）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林非对社会不公尤其是知识分子命运的苦苦思索，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很具有代表性！后来，张承志和张炜等人开始思考“人文精神”问题，像张承志的《清洁的精神》虽然是历史题材，主要是写中国古代尤其是荆轲之“洁”的精神的，但显然主要针对的是当下中国的人文环境和知识分子；张炜在《悲观与喜庆之间》等散文中着重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如洪水猛兽般涌入中国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尤其是知识分子，他应有怎样的思考与实践？在看似喜庆的节日般气氛中，其实我们面对的是伦理、人性、价值等问题。他说：“由于智识阶层更多地居住在城里，因此他们能够敏感地体味所谓的‘数字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含义。现代传媒在使世界变得更加容易沟通的同时，也让人丧失了思考沉浸的空间和独立想象的可能。”“在这种状态下，知识分子或许要警惕自己变成一个时髦的群体、一个浮浅喧闹的喝彩者。”“飞速发展的技术与精神的极度衰落，生成了我们这个失衡的世界。我们越来越对技术失去了控制，这就是我们悲观的根源。”（18）筱敏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对知识分子提出这样的使命：“的确，你们是最优秀的分子。你们的优秀并非在于对既有的道德的表率，而在于坚守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情感，并对一个讥笑悲剧的时代，发出自己严肃的声音。”（19）韩小蕙也一直在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她在不少散文中都强调理想知识分子的人格与道义，并将之作为一种范型进行高歌与赞美，像《季羡林：大儒无声》、《追念布衣学者张中行》、《艺术赤子吴冠中》等都是如此。在谈到季羡林时，作者将他的品行概括为：布衣情怀、人格魅力、心系家国、宽人严己，其评价不可谓不高，崇敬之心不可谓不切！又如谈到张中行，作者说：“在中国文化界，张中行先生被称为‘布衣学者’。他出身农家，一生始终保持着平民知识分子本色，不贪热闹，不慕名利，不钻官场，不经营自己。他打从心底里把自己看得普普通通，自道‘我乃街头巷尾的常人’。”“而对于同事、朋友、平头百姓，张先生则善良、有爱、至慈至和、大仁大德。”（20）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做到平淡、自由、自尊、友爱、仁慈、和平，这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张中行先生却是少有的例外，这种人格操守和精神境界是多么的珍贵！韩小蕙推荐这种知识分子精神，也就为我们树起了一个标杆，一个人生价值的参照。韩少功的《夜行者梦语》与王小波的《思维的乐趣》也是面对知识分子的：前者重视“破”，即对在中国流行的所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虚妄进行批驳，强调建立健康自然的文化价值理想；后者重视“立”，坚信“思想”对于知识分子与人类之重要意义，它是自由与快乐的源泉。基于此，张炜、张承志、韩少功等人选择了与“都市生活”不同的“跋涉在莽野”式的生活，从而实践着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南帆写过《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及其生活场域的理解与张炜等人有些不同，充满某些复杂性和困惑；但对学院式的知识分子大胆的批判甚至嘲弄却是一致的，即在现代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面前，如果知识分子不是以独立的思考、伟岸的人格、饱满的精神和形而上的信念见长，而只是平庸、萎缩、封闭、功利的“学院”书虫，那是既荒唐可笑又悲哀可叹的事情！应该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国家的大脑和神经，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新时期散文在此方面做了一些思考和探索，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然而，能够做到真正自觉、富有理性和深度的思考却不多见，偏于一隅者有之，过于传统者亦有之，跟随时代的风潮与世俗图景者也有之。在中国与世界发生越来越多联系，在中国为世界提供自己的智慧，在中国整个经济、文化发展的战略格局中，知识分子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什么独特的作用，我们的散文还缺乏更多更好的思考。这是一个非常富于人文和学术增长点的话题。

高迎春

坚守与突围：新时期散文三十年
王兆胜



　　其次，环保是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它既是世界的，更是中国的，因为发展与污染、破坏、和谐等必须放在一起来考虑。作为社会敏感的神经，文学尤其是散文早就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对之进行了反映。这既与旅游文学联在一起，又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相伴而生。李存葆在自然环保的书写上用力最多、最勤，自觉意识也最强。他的《鲸殇》、《大河遗梦》等都具有强烈的生态意识。前者有感于人类对于鲸之疯狂捕杀，而后提出万物生命平等、和谐共处的问题；后者则对于黄河这条母亲河之悲剧命运忧心忡忡，于是发出了爱护和保护的呼吁。作者说：“人类真正的不幸，在于不懂得在珍惜自身的同时，也应珍惜身外的一切生灵；不懂得自身生命的彩练原来与身外生命的霓虹连成一片。人之外任何生命的毁灭，不仅是兽的悲哀，更是人的悲剧。被毁灭者价值愈高，悲剧就愈显沉重。然而，有着思维的人类又常能在反思的痛苦中深刻，在自酿的苦酒中清醒。”“面对沧海，倘若人类能真正形成全球性的群体意识，尽快还清所欠下的鲸债，让鲸家族像往昔那般炽盛，那将不仅是鲸类的盛大节日，也将是人类的最大福音。”他还将生态与诗意等相连说：“黄河断流，世人皆忧。农业专家所虑我虑之，水利专家所戚我戚之，渔业专家所恤我恤之，生态专家所患我患之。然而，对长于形象思维的作家来说，幽忧的是：倘若黄河长年断流，我们会不会失去梦的亮翼，美的长虹，力的彩练，诗的灵犀，乃至失却浸润民族灵魂和精神的故乡。”（21）在这些字里行间可以分明感到，作者对生态的忧患，对民族和国家前途及其人类命运的深沉思索。除此之外，还有王宗仁的《藏羚羊跪拜》、梅洁的《楼兰的忧郁》、肖凤的《鸟巢》、迟子建的《祭奠鱼群》、刘长春的《鱼之忧乐》等，都是生态意识浓郁的散文，作品境界高、有阳光般的温情、有博大的爱心。另一种环保意识表现在关于文化遗产的散文书写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冯骥才和祝勇。在《年文化》中，冯骥才着力提倡重视和保存“年文化”这一中国式的民俗文化，《抢救老街》则主要书写的是天津老街的重要性与历史文化价值。祝勇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写了《北京之死》一类文章，大力呼吁重视和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他忧心如焚地说：“北京在一天一天地进步，但北京也在一步一步地远离我们，会不会有那么一个早晨，我们或者我们的后代一梦醒来，看到的是一个楼厦林立、现代而浮华的北京，而我们记忆中的、那曾经深深地感染过我们的、充满灵性与韵致的北京，已消失在茫茫的历史尘烟中？”（22）在后来写成的《木质的京都》中，作者通过日本对于京都的完好保存，更强烈地指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还有一种属于心灵环保散文的写作，也可以称之为绿色心灵写作，像张炜、迟子建、王开岭、毕淑敏、楚楚、肖凤、梅洁、陈祖芬、赵丽宏、苇岸等人较有代表性。在他们笔下没有粗暴、快捷、焦虑，而多是一种细腻、缓慢、平淡、温柔，也就是说他们相信心灵的力量和柔性的美学。如王开岭的《精神明亮的人》、毕淑敏的《造心》都是以“心灵”的纯洁美好为旨归，于是希望将大写的“人”提升到一个崇高美好的境界。如王开岭说：“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只有恢复孩子般的好奇与纯真，只有像儿童一样精神明亮、目光清澈，才能对这世界有所发现，才能比平日看到更多，才能从最平凡的事物中注视到神奇与美丽。”（23）又如毕淑敏说：“心的质量就是人的质量。有一颗仁慈之心，会爱世界爱人爱生活，爱自身也爱大家。有一颗自强之心，会勤学苦练百折不挠，宠辱不惊大智若愚。有一颗尊严之心，会珍惜自然善待万物。有一颗流量充沛羽翼丰满的心，会乘上幻想的航天飞机，抚摸月亮的肩膀。”（24）这种精神明亮、心灵纯良的散文书写，是一种人心和人性层次的环保，它与前面的自然生态、文化生态散文共构了新时期散文写作的一种模式。当然，如何摆脱公共话语、进入个人的生命体验和书写中，这是环境绿色散文写作应该注意的问题。

　　再次，生与死是文学创作永恒的母题，它当然也是新时期散文的重中之重。早在庄子和王羲之的散文中就有对于“生和死”的明智认识，如《兰亭集序》里有：“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25）随后，李白、苏东坡、袁中郎、金圣叹等人也都有类似的生死观。这里，明智有之，但其不足是过于悲观和虚无了。后来的鲁迅和周作人也基本上是如此！新时期以来，探讨“生与死”的散文非常之多，且佳作迭出，深受读者喜爱，这是因为，“生与死”与人的关系最为紧密，对人的触动也最为深刻，给人的震撼亦最为强烈，而对作家本人来说往往都是其“血泪之作”。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之所以能成为新时期的经典之作，就在于它将“生与死”作为思考的中心和感情的出发点，并在悲观与虚无中有所超越。一个残疾少年坐在轮椅上，在孤寂的地坛里，伴着朝阳晚霞、春花秋月、秋风枯草，凝听生命的歌唱和悲吟，于是参悟生死之理。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悲观下去，而是说：“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都是旭日。”（26）其实，史铁生的不少散文都是对于“生与死”的探问，一种在“悲剧”中体验甚至创造快乐、幸福和意义的努力。不过，史铁生也还有其不足，他的生命总被一个坚硬的外壳包裹，那就是太执著于“生与死”，像《病隙碎笔》过于沉溺于探讨“生与死”就是一种自我束缚，因为真正超越生死的人不会在意是“生”是“死”。在这方面，周国平的散文就多了一些通透与明净，一种思考生死而又能“跳出”生死的宁静之心。他有一篇文章《悲观•执著•超脱》，就直言这样的人生命题：“悲观主义是一条绝路，冥思苦想人生的虚无，想一辈子也还是那么一回事，绝不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反而窒息了生命的乐趣。不如把这个虚无放到括号里，集中精力做好人生的正面文章。”“一味执著也和一味悲观一样，同智慧相去甚远。悲观的危险是对人生持厌弃的态度，执著的危险则是对人生持占有的态度。”“事实上，在一个热爱人生而又洞察人生的真相的人心中，悲观、执著、超脱三种因素始终都存在着，没有一种会完全消失，智慧就存在于它们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之中。我不相信世上有一劳永逸彻悟人生的‘无上觉者’，如果有，他业已涅槃成佛，不再属于这个活人的世界了。”（27）这样的“生死观”是明理、智慧、自然而又温馨的，也是令人信服的，它没有史铁生的“苦思冥想”，而是如一缕秋日的阳光将你照耀，只觉得周身血脉、意念与精神通明舒泰。换言之，它是健康和超脱的。这可能是学者散文家的长处，也是一般散文家难以达到的。另一位学者散文家林非也有健康明朗和超然达观的“生死观”，他在《死亡的咏叹》一文中说，面对沉痛的死亡悲剧，“显然是不能这样无休止地悲痛下去，因为只要是生命的存在，就时刻伴随着死亡的阴影，且不说像朝露似的零落和夭折，就是长寿百岁也总得以死亡告终。”“确实不能永远地哀恸下去，生活中更应该有慷慨高歌和充满豪情的奋斗，只要在世界上生存一天，就要尽力为人们做出应有的贡献，那些肆意掠夺和腐化堕落的人们，跟死亡又有什么区别？简直比死亡更可怕和可憎。”“永葆着奋发的精神和慷慨的志向，替大家去从事充满正义的工作，尽管死亡总会降临，那也是虽死犹生啊！生存与死亡都应该是十分壮烈和鼓舞人心的。”在《再说死亡》中，林非又说：“抗拒死亡的胁迫，驱逐它恐怖的阴影，迈开阔步生存下去是多么不容易的一桩大事，因此在深邃地思索过死亡之后，必然会更热爱着生命，必然会憧憬着生命的伟大涵义。要让它在真诚、善良、挚爱和关怀别人的氛围中度过；要让它为了人类美好的前程而不懈地奋斗。这样的生命才具有崇高和神圣的价值。”（28）这种将“生与死”同“是否能为国为民做出贡献”相提并论，从而显示了一个人真正的生命意义，这更显示出一种高度和境界！就像钱穆所言：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关键看其是否有一种精神，是否能够在民族国家和人类的发展中注入一束精神之光，所谓“永恒”与“腐朽”也只在此有了分界！他说：“孔子之生，老而死在鲁。但其魂气，则常周游，普及全中国。死而犹然。迄今两千五百年，可谓孔子魂气尚在。中国人心中尚有孔子其人，此即孔子之魂气。亦可谓今日国人之心，亦能远扬两千五百年前，与孔子当时魂气相接。中国人又常言精魂神气，前人言魂气，后人言精神，此即一种精神人生，亦可谓乃人生之大生命。”（29）显然，只有当个人的生命以“精神”的方式得以传承时，它才会更有意义。还有彭程的《快乐墓地》也是以从容达观的态度思考“死亡”，在许多人将坟墓看成恐惧甚至咒语时，彭程却说：“一朵巨大的白云飘过，将影子投在墓碑上，造成弯曲的、明暗相谐的阴翳。但云朵很快飘过，墓地又是一片灿烂。”“这些有关死亡的感悟，最终还是指向和作用于此岸的生存。我想，至少对一些人，这样的心灵嬗变是可能发生的：本来一直是怀抱一种忐忑的隐忧，等待必将降临的死亡，尽管这种担忧并非经常袭扰，但它每次浮现在意识中时，总像是晴朗天空中飘来的一片阴霾。如今却忽然发现，死亡原来一点也不可怕，想象中那副狰狞的面容原本只是心造的幻影。他于是长嘘一口气，内心深处的郁积消融殆尽。从此，他会以一种坦然超然的心境，过好他的每一天，不再担心那最后的日子。哪天它来了，很好，跟着走就是了。”（30）当对死亡和坟墓不再心怀恐惧，甚至能够从容快乐地面对，并有着一颗平淡之心时，一个人也就真正地超脱了，也会获得生命的本真感悟和大自由。

　　在新时期散文中，表达“生与死”主题的佳作最多，而以书写亲情者最为突出，在此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季羡林的《赋得永久的悔》、孙犁的《亡人逸事》、秦牧的《梦里依稀慈母泪》、汪曾祺的《多年父子成兄弟》、宗璞的《哭小弟》、林非的《离别》、阎纲的《我吻女儿的额头》、潘旭澜的《小小的篝火》、王充闾的《碗花糕》、肖凤的《人间重晚晴》、尧山壁的《母亲的河》、陈忠实的《晶莹的泪滴》、梅洁的《那一脉蓝色的山梁》、孙晓玲的《摇曳秋风遗念长》、贾平凹的《祭父》、孙建平的《轮回》、素素的《父亲》、张炜的《人生麦茬地》、朱寿桐的《从俗如流》、李登建的《去看母亲》、熊育群的《生命打开的窗口》、王兆胜的《与姐姐永别》、迟子建的《悼三姨夫》、张国龙的《和父亲关于死亡的对话》、臧小平的《父爱如天》等。另外，写乡情、爱情、友情、师情等方面的散文在新时期也格外引人注目，如写爱情的有王充闾的《小妤》、蔡桂林的《爱情的守望》、胡发云的《想爱你到老》、梅洁的《不是遗言的遗言》、朱鸿的《一次没有表白的爱》、臧小平的《初恋》等；又如写师情、友情的有从维熙的《凝视孙犁》、林非的《知音》、韩小蕙的《悠悠心会》等，都堪称至真至情的佳作，它们是以深厚的社会内涵、人性透视和真实情感扣人心弦的。一般说来，文学在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好像很难有新意，但新时期散文一面继承了以往的传统，另一面又有新的探索和开拓，表现出自己的时代特征和思想深度，这是新时期散文最重要的收获。或许许多风靡一时的历史文化散文，因时代发展而有被淘汰和淹没的可能，但关于“生与死”的至情散文却一定会有着长久的生命力。

　　最后，着力表现和审视社会、时代与文化转型的散文极为重要。新时期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处于巨大的转型期，它的力度、幅度和重要性恐怕并不亚于五四，因此有不少散文一直在表现这一“变动”，这也是新时期散文与时俱进的突出表现。但应该提出的是，不少散文多停留在“现象”罗列，尤其比较注重社会外在的改变，而少有能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层面，更难达到以辩证的现代眼光把握和透视这场变革。在这其中，张炜、韩少功、苇岸、吴国盛、肖凤、韩小蕙等人更多的是从现代化的忧思着眼，他们希望珍惜大地、保持传统的俭朴与良知，以道德主义的方式面对科技与欲望对于人的异化。如肖凤在《穷人，富人》一文中对于“穷”与“富”进行了思考。在社会风气普遍嫌“贫”爱“富”的情势底下，人的道德、品位、境界包括健康和幸福都成为一个问题。像对戴安娜王妃和特丽莎修女两人之死，媒体表现出天壤有别的态度，一是连篇累牍进行报道，一是兴趣不大，然而特丽莎修女却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何以会如此呢？在作者看来，关键是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是“钱”对于“美”的遮盖与异化。作者说：“富裕起来的人，应该帮助穷人和无助的人。这不仅是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她还直言不讳表达了自己的人生希望与社会理想：“当然，在我国，在世界上，都生活着一些令我钦佩的人。他们（或她们）耐得住寂寞。社会生活中的浮躁氛围影响不了他们，动摇不了他们。他们一心一意地埋头书中，钻研着自己热爱的专业。心态平和，轻松，坦然，远离市井的喧嚣，与一切负面的东西不搭界，过着平静而充实的日子。对物质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用法律约束富人的行为，缩小贫富的差距，这应该是我国向发达国家借鉴的重要一条吧？”（31）韩小蕙写了《做个平民有多难》，文章直言对于人们普遍形成的追崇贵族观念大惑不解，并提出了自己的财富观五原则：“这就是我的财富观，五条金原则：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三、能挣会花，视金钱如粪土。四、成由勤俭败由奢。五、平民立场，简单生活，奉献人类。”（32）这是一种道德优先、传统思想为主的金钱观和价值理想。吴国盛在《现代化的忧思录》中忧心如焚地说，现代化的发展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地球上的人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那么，地球上的资源五年时间就会消耗殆尽，因此提倡俭朴与节制式的道德理想。比较而言，赵鑫珊则站在科技与艺术的辩证与平衡上来思考人类命运，他说：“前些年，我恨过技术。最近我才领悟、觉悟到：拯救地球文明还要靠技术。”“哪里有健康的人在劳动，哪里就一定有健康的人在使用健康的技术。”所以，作者“是追求人与技术、技术与大自然的双重和谐；是呼唤技术回归健康的人性，技术回归大自然，同大自然最终和解”。“技术与人类，技术与自然，存在着这样一种深刻的哲学关系：开始远离大自然，最后又回归大自然，当然不是在原点上的回归，而是在新的、更高层次上的回归———这一回归法则既体现在技术哲学上，也体现在人生世界哲学上。”（33）显然，赵鑫珊与吴国盛的“忧患”明显不同，他有一种承认科技价值意义、坚信人类文明有自我调适能力的信仰。还有南帆的散文，它对于现代生活的变动最为敏感，且多是以多元的思维和复杂的心态，来探讨中国的这场现代化进程，这在新时期散文中很有代表性。他往往不是以保守主义的态度，也不是以激进主义的姿态，而是以合理、健康、自由与包容的思维方式介入现代生活的。比如，南帆写过《神秘的机器》、《读数时代》、《学院里的知识分子》、《现代人》、《媒体时代的作家》、《钱》、《纸上的江湖》等，其中不只是闪现着现代生活最变动不居的那一部分，更重要是表现出作家试图穿透生活的努力，那种用“现代”眼光来解读、整合和建构的愿望。也可以这样说，作家不是站在传统的眼光下理解我们的时代变革，也不是站在时代的潮头看待生活的斑驳陆离，而是站在一个复杂的语境理解世界与人生，这就带来了南帆散文的理性色彩和超越性意向。如《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全力质疑现代社会被异化的“学院式”知识分子：或是汲汲以求于现行体制之下、人格萎缩的学人；或是“染上了不少江湖气。他们往往能言善变，无所不知，口气惊人，目空一切”。相反，我们却“很少看得到安详的神态，甚至看到羞涩”的知识分子！不过，作者又困惑地说：“一个作家认为，羞涩是知识分子的重要品质。不会羞涩的人意味了某种缺失。然而，如果这是一个人人争先的时代，羞涩的人还能抢到什么呢？”这是现实价值和理想价值的冲突！再如《钱》着重思考的是“钱”的问题。与以往不少人偏激、片面甚至仇视地看待“钱”不同，南帆希望以“平常心”来看“钱”，他说：“在我看来，‘平常心’或许是看待钱的一种明智态度。多挣一点钱肯定是让人愉快的事情，但是没有理由因为挣得更多而勉强做一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34）这里包含着怎样看待社会变革及其相关问题的态度，面对出现的新动向、新观念，包括那些具有负面作用的因素，我们是以一元化的心态直接否定它，还是以多元的心态努力去理解它；是回避它的冲击，还是正视其存在的不足。南帆散文的长处在于，敢于正视中国社会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并以包容的心态进行多元化阐释，看到了其复杂性与发展性，从而表现出现代的思维方式；然而，其局限性也在所难免，即仍然没有建起一个稳定的、合理的价值参照，常有含糊、游离和表面化之感，尤其还没有形成对于中国乃至于人类未来发展更为自觉的理想建构意识。我认为，我们不能站在都市文明的角度一味肯定中国现在的发展路向，也不能以传统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发展进程，而应该以“现代”的眼光、视野与价值观来进行理想建构，建构出新世纪适合中国国情、人类发展与幸福的美好前景！这是目前散文最薄弱的环节，也是一个最为急迫的问题。文化和文学的保守主义有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它对于纠正人类的异化至为重要！但是，社会的发展又要求对传统的价值观进行调整，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怎样进行理想建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需要这样的建构，而文学包括散文更需要这样的探索，因为文学尤其是散文在反映时代发展上，往往比其他方面更敏感、更切实、更感人、也更人性化。

敬一兵

高版的这篇转帖，对于散文写作与散文认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里面的许多观点，既有理论功底，又有个性色彩，很是丰富，确实让人受启迪，收获多多。感谢高版的转帖与用心，问好！

高迎春

三、回望历史与借古鉴今


　　倘若从一个宏大的背景上看，“历史文化散文”包括“大历史文化散文”并非始于“新时期”，它具有长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远处不说，郭沫若于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甲早三百年祭》便是如此。这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文章，着重书写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尤其对于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多有分析和总结，借古鉴今的作用非常之大。新时期历史文化散文基本没有跳出这样的格局，所展示的也是历史的沧桑、经验和教训。所不同的是，视野更为开阔、知识更为丰富、手法更为多变，个性化、人性化、文化感和现代意识更加浓郁了。

　　余秋雨的“大历史文化散文”在新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仅改变了散文的内质，同时对于散文在文学中的地位也是一个重大突破。就前者而言，余秋雨超越了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政治情结”，而转向“文化的情怀”，他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有不少篇章都是取“文化”的视角与观念。像《道士塔》是写敦煌的，《风雨天一阁》是写藏书的，《苏东坡突围》是写文化人苏东坡的，《千年庭院》是写岳麓书院的，《十万进士》是写科举考试的，《遥远的绝响》是写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的魏晋风度的。最为重要的是，余秋雨以文化人的胸襟、品位和境界来透视历史文化风云，谱写文化人内心的苦乐忧思，张扬其永不磨灭的精神之光。也可以这样说，尽管余秋雨散文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但其忧患意识、精神高度与美学趣味是颇有代表性的。如写到阮籍和嵇康，余秋雨这样说：“然而，为什么这个时代、这批人物、这些绝响，老是让我们割舍不下？我想，这些在生命的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做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在他们的血统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传代者，但中国的审美文化从他们的精神酷刑中开始屹然自立。”（35）在《黑色的光亮》一文中，余秋雨集中笔墨赞美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和尚同。文中充满了对墨子的崇拜之情，也包含了对现代社会人生的批判与警示作用。其实，作者通过墨子是在倡导一种精神，一种长期以来为中华民族忽略的精神，即“黑色的光明”。有意思的是，作者是用“色彩”阐释和区别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家，他将庄子视为飘逸的湛蓝色，将法家看成沉郁的金铜色，将孔子说成堂皇的棕黄色，将老子当成缥缈的灰白色。然后又说：“我还期待着一种颜色。它使其他颜色更加鲜明，又使它们获得定力。它甚至有可能不被认为是颜色，却是宇宙天地的始源之色。它，就是黑色。”（36）在此，“黑色”即是指墨子。不论余秋雨的感觉体悟是否正确，但他的透视点、敏锐和灵气，为其散文注入了活力、魅力和深度。这是一篇思考中国文化和人类发展及其命运的力作。与许多模仿者不同的是，余秋雨不沉溺于知识，不做历史现象的罗列，不将历史封闭起来做自我的玩味，而是穿行于历史文化的厚壁块垒之中，以轻灵的身心自由飞翔。能做到这一点，既需要有深厚的文化积累，更需要有学术的眼光，还需要有文人的情怀、作家的良知、哲学的思想和艺术的趣味。如果说，长期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散文被“政治”的厚衣包裹，有些举步维艰和难以自立；那么，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则获得了相当的自由与解放，其坚实灵动的“文化”质地颇具魅力。就后者而言，散文在五四以来基本处于文学的边缘，不要说它远不能与诗歌、小说相提并论，就是与戏剧也不可同日而语，它一直作为一种副产品粘附在文学之上。余秋雨的散文则不同，它如同地震般引人注目，几乎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事件！在他的带动下，“散文热”持续升温，“文化散文”尤其是“大文化散文”风靡一时，并且模仿者众。一时间，许多小说家、诗人改弦更张，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散文创作中来，有的也开始着力书写历史文化散文。当然，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但余秋雨的影响不可忽略。当然，余秋雨散文也存在明显的不足，除了知识的硬伤外，过于用西方的眼光来解读中国历史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就很容易对中国文化产生误读。最典型的是他这样谈中国的毛笔文化：“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37）这是不了解中国书法独特的魅力而过于相信西方强力文化所致，也是作者缺乏更包容、更合理、更健康的文化取向的结果，因为在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格局中，中国文化包括“毛笔文化”一定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意义，而绝非余秋雨式的“西方化”理解。

　　在新时期散文中占很大比重的历史文化散文中，还有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现代意识的缺乏。有人不加选择地赞赏强权，甚至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还有人一味地歌颂英雄，忽略了现代意识的烛照。如以历史文化散文见长的张承志，写了不少优秀作品，但有时也存在着非理性的因素。比如对于荆轲精神的赞美，尤其欣赏其“圣洁”不无意义，它对当下人们的生活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是，如果不能对荆轲的刺杀行为有所警惕，也是缺乏现代民主意识的。关于这一点，林非的《浩气长存》就超越了这一局限，他表示：“当然是绝对地不必大家都去扮演刺客的角色，尤其是在像希特勒那样被历史所咒骂和唾弃的专制魔王最终绝迹后，民主的秩序必将替代个人的独裁，刺客是专制魔王的惩罚者，却也是民主秩序的破坏者，因此一般地说来也就不再需要刺客们去建立正义的功勋了。”（38）这里，作者保持着一份清醒，既充分肯定荆轲的伟大精神，又以民主的思想力陈“刺客”在现代社会的危害性，这种警觉与清醒为后来的恐怖主义盛行所证实。比较而言，在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中，林非虽然对中国文化有歌颂与赞美，但却一直保持着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意识，因为他深知这是中国文化一个可怕的痼疾!他说：“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一个十分丰富复杂的概念，在它所包容的全部内涵中间，肯定也不无健康和合理的因子，然而成为它核心的儒家学说，其主导性的精神线索确实具有专制主义的倾向，是束缚和箝制人们精神世界的。”（39）潘旭澜也是站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角度，来创作历史文化散文，这在他的《太平杂说》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因为“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重大事件，所以，历史、政治角度的研究甚多；但是，学界基本上是从正面肯定其价值意义的。潘旭澜则有些不同，他在肯定其“革命”性的同时，从另一面以现代的思想意识深入反省其失败的必然结果及其根源。在《天堂与坟墓》中，作者认为太平军定都南京是个明显的错误，而何以洪秀全、杨秀清竟然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呢？这主要是因为洪、杨的小农意识和贪图享受在作怪。作者由此借古鉴今说道：“以洪、杨这样的心态，只要反对的意见不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定都’南京是唯一的结论。罗大纲等人怎么力陈其非、痛心疾首，都改变不了洪、杨的心态和基本倾向。看看近年有些暴发户，一掷万金无吝色，住总统套房，包三陪女，摆豪门宴，赌场豪赌，啥摆谱玩啥，钞票卷炮仗，就可以窥见一百多年前洪、杨的某种心理痼疾。”《“天堂”的妇女》是探讨太平天国妇女生活的，它一改人们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从各个方面指出太平天国对于妇女的奴役。作者认为：“‘天堂’中妇女的遭遇，比以前的封建压迫不知要惨多少倍，比监狱里的囚徒也要受更多的强制与磨难。这是洪秀全反人性、反人类本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在妇女普遍地觉得活着比死还苦还难的年代，历史展示了暴君加邪教主在罪恶的路上走得多么远。”（40）由此可见，潘旭澜是以自由、平等的现代意识，来审视长期以来被过誉的“太平天国”之非人性、无人道的专制本质。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也很有特色，这除了他对历史知识与诗词歌赋了然于心外，对官场的揭示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而最重要的是对于官场心理的探究。《用破一生心》是写曾国藩的，与以往人们将曾国藩奉为近代“圣人”之楷模不同，王充闾认为曾国藩是封建专制思想的牺牲品，他倾其一生用“心”良苦，就是为了在复杂的权力中获得平衡与不坠。本来，少年曾国藩生性活泼、天性自由、情感放逸，而数十年的官场生涯则将他变成一个老谋深算、阴冷静默、心事重重的人，这主要是因为专制主义思想在作祟。他说：“雄厚而沉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为他做好了精巧的设计，给出了一切人生的答案，不可能再做别样的选择。他在读解历史、认知时代的过程中，一天天地被塑造、被结构了，最终成为历史和时代的制成品。于是，他本人也就像历史和时代那样复杂，那样诡谲，那样充满了悖论。这样一来，他也就作为父、祖辈道德观念的‘人质’，作为封建祭坛上的牺牲，彻底地告别了自由，付出了自我，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活力，再也无法摆脱其悲剧性的人生命运。”（41）以这样的现代意识进行烛照，就容易在表面风光无限的曾国藩身上，看到其内里自由、自我与生命活力的匮乏和丧失，这恐怕是一般读者就连曾国藩本人也难以认识到的症结所在。另一篇文章《驯心》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将历代统治者视为驯心者，而官僚与民众则是被驯服者，因此才有了残酷的专制统治和各式各样的奴才！作者写道：“在牢笼士子、网罗人才方面，清朝统治者后来居上，更是棋高一着。他们从过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特殊环境中悟解到，仅仅吸引读书士子科考应试，以收买手段控制其人生道路，使其终身陷入爵禄圈套之中还不够；还必须深入到精神层面，驯化其心灵，扼杀其个性，斫戕其智能，以求彻底消解其反抗民族压迫的意志，死心塌地做大清帝国的忠顺奴才。”（42）这让人想到鲁迅对清代文字狱和奴性的批判，但以“驯心”的方式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力度显然更加突出了。祝勇的《旧宫殿》是一个毫不留情、全力批判封建专制残酷性的文本，与对光明灿烂的中国历史概括不同，祝勇更偏向剖析它身上的毒瘤，在刀光剑影中审视那个被异化的“躯体”。在封建专制统治华彩的外衣下面，作家看到了一个糜烂的灵魂，一个大厦将倾的不可挽回的悲剧性命运。作者以“性———阳具”作为封建专制文化的核心，由此反映在“血”与“火”的烈焰煎熬中，一个民族的发展趋势和生死存亡。素素以一本《独语东北》震动文坛，其中对于东北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给予了剖析，而对于东北文化的批判精神尤其是对“匪文化”的剖析最有代表性。如她说：“匪则是精神的丧失。任何宗教点化不了他们，有奶便是娘，效忠与背叛，在他们是游戏，是眨眼之间的事。在匪的世界里，此岸是黑色的，彼岸还是黑色，黑色来自内心，来自灵魂，并指引着灵魂的方向。他们是精神的屠夫，又是肉体的杀戮者，他们将东北蹂躏得体无完肤。那群人即使后来消泯成白骨，他们的精神也总是要有一些遗留的。后代的东北人在大发豪气的时候，总让人疑疑惑惑隐隐约约地看出些匪气。”（43）唐韵的《谁为暴力屈膝》一文是以现代意识批判成吉思汗的残暴、屠杀和变态的，也对时下的人们愚昧地将成吉思汗奉为“最伟大的英雄”表示困惑不解。

　　李国文的历史文化散文丰富多彩，他像一个勇敢的“战士”，以七十多岁高龄，运用他了然于心的历史文化知识，在文学的疆场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可以说，他的多产、专心、毅力和精神在新时期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中无人能比！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李国文先后出版了《大雅村言》、《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话法》、《唐朝的天空》、《文人的风骨》、《李国文读史》等多部散文集，堪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李国文的历史文化散文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知识的顺手拈来，有驾熟就轻之感。我们读历史文化散文时，有一个共同感受就是：硬伤多，一味地将知识堆凑成文章的现象非常明显。但读李国文的历史文化散文则有些不同，他像魔术师一般不断地从手中、口里、兜中，甚至不知从哪里抛出一朵朵花瓣、一个个彩球、一件件玩具，而且是那么样轻松自如。就这方面来说，读李国文的散文就是走进历史文化的百花筒中，你可以获益良多！二是主体意识的强大。众多的历史文化散文，尤其是“大文化散文”往往不是作家在写历史，而是作家被历史推着走和跑，甚至有被历史淹没的感觉。李国文是历史的选择者和阐释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他可以紧紧抓住“文人”这根弦，来弹奏和演唱，于是就有了“戏眼”。众所周知，文人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与权力、金钱、美色、声名等都息息相关，而其升降沉浮、生生死死、喜怒哀乐、进退露藏等都充满着戏剧性。因之，李国文将“文人”拉上历史的舞台看其表演，也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与趣味。另外，借古鉴今、以古讽今是李国文历史文化散文的魂灵，它到处游走，无孔不入，既批判了古人又讽刺着当世，具有一石二鸟之用。也可以这样说，与不少历史文化散文的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大为不同，李国文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是痛快淋漓地使用如椽之笔横扫一切的。三是放逸飞动之势。李国文的历史文化散文其气盛、其骨坚、其力大、其笔灵、其趣浓、其意放，所以有快人快语、雄强泼辣、摇曳生姿之气。如果说，余秋雨等许多人是将历史“雅化”了，那么，李国文则是将历史“俗化”了，他讲得通俗，也让人听得明白。如李国文这样写道：

　　猛一听王伦这个名字，怕未必马上就意识到是谁，但一加上“白衣秀士”，立刻就明白，而且会在脑海里跳出一个气量偏狭、容不得人的人的形象。“白衣秀士”，原指尚未及第的士子，从字面推敲，本无贬义，但经《水浒传》一用，就成了带有否定意义的专属词汇，一是专指《水浒传》中的王伦，二是泛指类似王伦式的人物……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文学要给你鼻子上抹块白，千秋万代也洗不干净。

　　现在，文坛上很有一些人，为这种自得其乐的“不朽”所陶醉，加上三五知己的熨帖，情人挚友的偎抱，便飘飘然不可一世，恨不能把文坛荡平了。当然，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也不怕多几个自以为了不起的狂徒。但一定要以王伦为师，对同行，
采取排斥而不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就大可不必了。

　　文坛并非梁山泊，就那么方圆八百余里的一块地盘，完全可以你写你的，他写他的，是一个各不相干，或各自相安的局面。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其实倒是写作人的一条基本守则。但此等好汉，只许他好，容不得别人好，别人一好，他就受不了。总是要跳将出来，露出胳膊上的刺青，胸脯上的黑毛，不练自家功夫，偏好去管别人的闲事。他甚至不敌王伦，至少这个白衣秀士，在他的既得利益未受到威胁前，也还是安居山寨，不在江湖上自封大师，自我加冕，自夸不朽，自吹传世的。（44）

　　我们不见作者，只读文字便知这是李国文的历史文化散文。本来是写王伦，作者却并不局限于王伦，而是笔起兴浓，一意荡开，神乎其技，横扫千军，直接波及当下的文坛，大有绵延不绝和欲罢不能之势，从中可见作者的风骨、气势与趣味。这种散文风格与拘泥于历史文化知识，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散文相去霄壤！但值得指出的是，李国文的历史文化散文又有其致命伤，这是应当加以注意的。第一，非历史的文化观。李国文用今天的眼光审视历史，强化主体意识固然是其长处，但不顾历史本义，过度阐释甚至解构历史，则使其散文产生非历史的趋向。如写司马迁和海瑞等人时，他没有基本的尊重，更无敬意可言，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反映了其世俗性的一面。第二，将历史与现实拉得过近。“借古鉴今”是有意义的，但如果将二者拉得太近甚至捆绑得太紧，使之缺乏必要的“间距”，那就必然损害历史，也伤害现实，还会走向“油滑”的误区。这也是为什么读李国文的历史文化散文时，总感到他有一股“怨气”难以发泄，找不到真正的出口。第三，文章过于直露粗率。李国文直抒胸臆往往痛快有之，含蓄失之，这就有违文学艺术的“曲折”之美。对于曲折之美，有人这样表示：“弓矢相为用，矢为直，弓为曲……曲得其宜，直在其中矣。”“我想美学原理尽在其中”，“这不但是天地间奥义及做人的道理，而且与中国艺术有关”（45）。如李国文这样写司马迁和海瑞：“司马迁读书多了，有点呆气，他为什么不想想，同姓司马，那个司马相如被欣然接受，这个司马迁却被断然拒绝呢？难道还不足以总结出一点经验，学一点乖吗？这就不妨打油一首了：‘彼马善拍马，吃香又喝辣，此马讲真话，只有割?菖?菖。’为那张按不住的嘴，付出?菖?菖被劁的代价，真是太不划算了。”“海瑞，肯定是绝对缺乏幽默感的人，所以，他冒死上疏嘉靖。换个聪明的中国人，顶多每天早晨起来，看一眼邸报，他怎么还活着呀！他怎么还不成为大行皇帝呀！也就如此轻描淡写而已，才不会傻不叽叽地买口棺材，去进行死谏呢！”（46）很显然，这样写司马迁和海瑞，对李国文散文的历史观、艺术性、审美趣味都是有损害的。
   
　　还有一些历史文化散文值得一提，它们是巴金、季羡林、周涛、李存葆、李辉、刘烨园、筱敏、王开林、夏坚勇、卞毓芳、梁衡、刘长春、李木生、朱以撒、朱鸿、冯伟林等人的作品。如广为人知的巴金的《随想录》，既是回忆和反思“文革”，也是剖白自我，以便检讨知识分子的心灵和精神的。作者曾有这样的自我反省：“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不然怎么在某一个时期我们会一天几次高声‘敬祝’林彪和江青‘身体永远健康’呢？”（47）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也说：“谈到对领袖的崇拜，我从前是坚决反对的。我在国内时，看到国民党人对他们的‘领袖’的崇拜，我总是嗤之以鼻……后来到了德国，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对喊：‘希特勒万岁！’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回国以后，仅仅隔了三年，中国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相同，我们那种兴奋、愉快，上面已经讲了一点。当时每年要举行两次游行庆祝，五一和十一，地点都在天安门。每次都是凌晨即起，从沙滩整队步行到东单一带的小胡同里等候，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十点整，大会开始。我们的队伍也要走过天安门前，接受领袖的检阅。当时三座门还没有拆掉。在三座门东边时，根本看不到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一转过三座门，看到领袖了，于是在数千人的队伍中立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万岁’声。最初，不管我多么兴奋，但是‘万岁’却是喊不惯，喊不出来的。但是，大概因为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有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热情，仿佛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强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48）都是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知识分子，巴金和季羡林却都没有成为“文革”的觉悟者，反而成为其牺牲品甚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可见封建思想的危害性，也可见知识分子阶层的依附性。巴金和季羡林的反思既是真诚的，又具有深刻的震撼力量。筱敏的《成年礼》与刘烨园的《精神收藏》多有对“文革”的回忆与批判，其中既有一些难得的史料，又有他们的思考与忧患，更有他们的希望之所在。如筱敏说：“现在的知识者一致断言，我们这一代被荒废了，因为我们成长于一个文化的沙漠时期……我发现知识者的断言也并非全对，他们习惯上是不检视他们自身的。”“我们不再能找到一名知识分子，这些本该充当社会的良心和理性的人都噤声了，不仅噤声，可能真的已经消失了。事实上，不再说话的知识分子，与根本就不存在有什么区别呢？”“长期听不到知识分子的声音，对于一个民族是毁灭性的，对于生长着的青年更是毁灭性的，我们难以忍受如此可怕的毁灭。绝望迫使我们自己出来充当知识分子，充当社会的良心和理性，尽管我们匮乏知识。”（49）这种呼声与巴金、季羡林的关注紧密相联，反映了新时期散文对于“文革”这场浩劫的痛定思痛。

敬一兵

高版的这篇转帖，对于散文写作与散文认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里面的许多观点，既有理论功底，又有个性色彩，很是丰富，确实让人受启迪，收获多多。感谢高版的转帖与用心，问好！

哈，高版还没有发完，我就抢进来了，不好意思，嘿嘿

高迎春

坚守与突围：新时期散文三十年
王兆胜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可以承载历史，也可以反照现在，还可以指示未来。新时期散文在此方面涉及面广、参与者众、用力者大、作品也多，可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重镇”。通过这些散文，我们既可以得到古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知识与智慧，又可以从中吸取血的教训，还可以为建构我们更加合理、健康的现代文化奠定基石。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源泉。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历史文化的复杂性，也由于作家层次的不同，还由于社会时代语境的多变，因之，新时期历史文化散文就呈现出更多模糊、混乱和难解的情况。如模仿者往往多于创新者，观念陈旧者往往多于观念创新者，知识堆积者往往代替思想智慧的提升者，被历史遮蔽者往往多于穿透历史者。也可以这样说，与情真意切的散文相比，新时期的历史文化散文大有气吞山河、席卷天下之势；但真正有创意者并不多，而有望能成为经典者更是寥若晨星。这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颇有难度的散文领域，对作者的要求非常之高。时下的“历史文化”是一个被时代、时尚和公共话语裹挟的领域，许多作家（包括散文家）失去了自我意识，于是盲目跟从、随波逐流、一叶障目者不乏其人，因而制造出不少次品、赝品甚至文化垃圾。当然，读新时期的历史文化散文也需要谨慎的态度、敏锐的眼光和文化的选择，否则很容易鱼目混珠，甚至被误导、遮蔽和污染。


　　四、大胆破体与艺术创新

　　衡量新时期散文的成就，除了它的思想文化高度外，艺术标准也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散文在精神主旨上可能很高，但在文体变新上或许一无所为；也有的散文在思想境界上乏善可陈，可是在艺术探索上却走得甚远。当然，另一种情况也是有的，即思想和艺术都有明显的突破。事实上，与思想解放、探索精神和变新求异的主潮一样，新时期散文的艺术解放也是值得研究的，它的勇气、努力和成果不可小视，而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新时期之初，由于文学紧紧贴近时代主题，所以思想解放和“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是一条主线，散文也不例外，它基本是在“思想”的层面展开，艺术的探索不多。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散文艺术的解放渐渐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最突出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散文创新成为一个核心话题，不少评论家和作家参与其中。如林道立写了《散文，正面临新的挑战》，比较早地反思散文的困境问题（50）。赵玫发表了《我的当代散文观》，连续提出了十八个设问，探讨散文文体的创新（51）。林非则撰写了理论长文，呼吁散文的艺术变革，他说：“当前散文创作……确实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主要表现为思想或艺术的路子还比较狭窄，不够丰富和多彩，不够广阔和深刻，也缺乏更为积极地去探索新颖独创的思想艺术途径的自觉意识。”“不少束缚着五六十年代散文创作的框子和格套，迄今还在羁绊着我们不少同志的思维方式。当时流行过的有些带有片面性的提法，在今天的散文评论中依旧畅通无阻，像其中影响最大的‘形散神不散’就是如此。”“现在应该是彻底改变这种形成单一化和模式化局面的时候了。散文的素质本来就在于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地抒写。”“追求单一化和模式化，必然会使散文创作陷入僵化和停滞的境地；只有冲破单调和模式的多样化的趋势，才有可能使散文创作得到充分的发展和繁荣。”“与其追求自我封闭的单一化和模式化，不如鼓励大家写出许多在体裁和风格方面都是‘四不像’式的作品来，在不断打破旧的规范中，不断出现新的规范。”“这些文学样式中的若干探索可能不一定都是成功的，然而如果能够在不断地纠正谬误中进行新的探索，肯定会有利于它们的健康发展。”（52）这可能是当时最系统、最全面、最有学理性的一篇谈散文创新的论文，它对于散文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随后，刘烨园从“现代派”的角度谈散文要“走出困境”，他说：“如同我们在所谓现代派的异域文学中本末倒置，领会的不是阅读时心与心朦胧相撞的感觉，而是那种几乎所有的服装厂都能成批生产的流行衣裤似的‘技巧’一样。”“散文的复兴、发展，在于人的解放，心灵的真实，在于青年，在于‘散文’的批判。走出困境就是走出束缚，走出角落，走出模仿走出自欺走出非个性走出对先人对散文的误解和俗浅，承认心灵就是心灵，坚信散文不是你或旁人认为的社会已经‘承认’并由于种种原因印成铅字的‘散文’；你完全可以创造散文……散文就是你，就像你就是世界；它不屈从任何模式任何标榜任何权威，就像精神即使在牢狱里也会自由自在地生长呼吸。”（53）在此，刘烨园的概括或许缺乏理论性，句法和语言表述也过于随意，但试图走出困境，给散文注入个性、自由和现代派的因素，从而创造新散文的努力是非常明确的。进入九十年代，刘烨园更提出“新艺术散文”的概念，明确表示要从“密度”等方面来改变散文，他说：“在这样的密度里，过去的散文里可以是一大段的描写如今就成了一笔带过的细节；如今一段文字涵盖的内容从前可能需要好几篇来表达；从前由微观组成的宏观，现在凝聚成了更宏观中极简练极形象的一颗粒子；形散神不散变成形更散神也飘忽无踪了。昔日也许一篇使用一种手法，如今可能隐喻象征立体多元梦幻现实浪漫诗象等等都集中在一起施展，纵横捭阖不分高下次第；抒情议论叙事描写等等归类成了‘还看今朝’的一杯融汇之羹。”他还这样谈现代派：“从本质上讲，现代派是一个寻找理想主义、生命真谛的过程，是前奏，因此它是建设性的，在批判的同时寻找着什么，怀疑着什么，这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理性。它给人思考。而我们的现代派或‘黑色幽默’什么的，给人虚无。它破坏一切，不负责任，结果导致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当然不是所有的现代派艺术家都如此。但主流是这样的），并不建设什么。”（54）很显然，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是散文创新的关键时期，而现代派对于散文的冲击最大，可以说，这是思想解放和观念革新作为内在驱力的直接表现。

　　与此相关的是，散文作品的创新更是如火如荼，花样翻新！曹明华的《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于一九八六年出版，这是一种“手记体”，个人化的表达、意识的流动和意境的模糊，都使它与以往的散文拉开了距离。不过，真正使新时期散文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是刘烨园的散文，他于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八年先后发表了《濛濛的年轻》和《自己的夜晚》，尤其是后者充满着与这个世界生存的隔膜、困惑与迷惘，并且在表现手法上扑朔迷离，散文的结构和质地也是绵密而悠远。作品写道：“地气，像夜色一般的潮湿。这时，它和绿色植被的生命气息混融在一起了，凉凉地弥漫开来。周围的山野暗得清晰。坐久了，墓地里的人分辨出了哪是青草的清鲜，哪是柳树的苦味儿。这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夏夜。无语的月亮正从桃花岭的上空向西走去。一条朦朦胧胧的河，在东一簇、西一丛的黑色相思树林里若隐若现。远处，便是万家灯火起落着的亚热带山城了。”“窗外的雨夜变得像隔着灵魂和肉体的边界；没有了实实在在的影子，只有无数的问题撞击在脑海里：人类，人类是什么？自由的实现到底有没有别的过程？思想注定在厄运中蓬勃，在欢笑中枯萎？”（55）这是一种生存论上的孤独寂寞、虚无迷惘，而作者的艺术感觉鲜活动人、有肌肤甚至灵魂触摸之感！而像“暗得清晰”、“在厄运中蓬勃”和“在欢笑中枯萎”等句子则深得现代主义的神髓，让人想到鲁迅《野草》里的艺术表达。进入九十年代，现代主义散文的写作进入了一个繁盛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斯妤、冯秋子、赵玫、钟鸣、杜丽、黑孩、马莉、南妮、胡晓梦、海男、庞培、萌萌、陈染、徐小斌等，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散文的理解，但一个共同点是：以现代主义的方式表示对传统散文的不满和叛逆精神，这在表现主题、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上都是如此。首先，现代主义散文往往表现创作主体与这个世界之间的疏离与隔膜，表现出人生的虚无感和荒诞感。像海男所言：“空间意味着一种批判精神，它有时候辽阔无比。沙砾和花朵折射的、破断的、喷涌的血液在出人意外的空间中弥漫，这时候，人大都在路上，带着悲哀的头颅消失在路上。更多的时间，人面对的空间是那么苍白，虚无主义的色彩像一根蚊子的翅膀……这样的空间集阴影恐怖、梦幻以及漫长的黑暗为一体。”（56）其次，现代主义散文意象纷至沓来，作者尤爱用暗调进行表达，以反照和衬托他们悲哀、苦涩甚至绝望的内心世界，这些意象主要包括：夜晚、睡眠、梦幻、黑色、黑暗、阴影、秘密、隐蔽、暧昧、垃圾、废墟、墓地、魔鬼、恐怖、死亡等。如杜丽说：“房间里没有灯。因为只有在黑暗里，我才能将我的所有思绪搜集梳理，敛成一面凌厉飞扬的旗子；我才能更专注、更圆满地向你传达那些玄奥晦涩的旗语。”“周末的夜晚，房间里才会这样空无一人。我才能拥有一室黑暗。”“我依稀觉得，男主人公的魂魄正在屏幕上一再出现的女主人公那一袭黑衣。”（57）再次，现代主义散文结构自由洒脱、无拘无束，尤其采用多文体的表现手法。如斯妤在《旅行袋里的故事》中采取小说虚拟的手法，叙述了这样一个离奇古怪和荒诞不经的故事：“我”在拾掇杂乱的房间时，竟发现沙发下面有一只从未见过的旅行袋，当费尽周折打开它后，里面装的却是“人头攒动，鬼影幢幢，你来我往，哼哼哈哈———这只小小的旅行袋里，原来装着我心里的全部故事，全部人物！……以及全部的疑惑。”到后来，袋中人还跳出来与“我”说话。这种写法显然受到了卡夫卡小说《变形记》的启示与影响，是散文文体的突破！钟鸣的《旁观者》更是将散文文体扩大到无所不包的程度，它是古今中外各种文体的一个集锦。在本书扉页上有这样的提示：“本书融合了随笔、小说、诗歌、文论、传记、注释、翻译、新闻、摄影、手稿等等多种因素。”（58）他说：“从一九九三年开始着手四卷本的《旁观者》写作，此书几易其稿，仅草稿字数已逾二百多万，此段落，在选材上，也逐渐从神话传说，转向社会与历史。”（59）最后，现代主义散文语言往往具有晦涩、戏化、隐喻、粘连的特点，这就打破了以往散文的明确、严正、清晰和简洁，而有着新的美学意蕴。如刘烨园的散文语言较为晦涩，他说：夜像去了远方。他伏下了身子。不去管是否夜只承认他是唯一的儿子。往事远在将来。史前覆盖了他白日半真半伪的宣言。他们是鱼，无羁无绊，烛影在黧白相间的弓曲肌肤上跳动着感应的光鳞，看上去像在黑云母石年代漂移的岛上。沧海桑田，颠覆是一种返正。有过不是深海的大陆，不曾是大陆的深海么？这时的他们像极一阵变迁来临的喘息。（60）

　　这种“夜”之“讲述”，确实晦涩难解，它仿佛是雨夜的一阵呢喃，也像深秋里风的叹息，但如果用“心”去听和体悟，我们似乎能理解作者内心的孤独寂寞，一种生命存在的追问与感兴！胡晓梦的散文可能是新时期较早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她写于九十年代初的《写着玩》和《我只是逗你玩》两文，一看题目即可了知一二。她还这样表示：“我写作并无什么追求，更谈不上责任感，充其量也就是有点现代感。至于读者，喜欢就看，不喜欢就臭骂我一下，也不是不可以的……至于我的作品，有人说是小说，有人说是散文，我自己便有点糊涂，转而一想，爱谁谁了，其实不都是一回事么。”（61）这种戏谑笔法显然是出于骨子里的人生无聊与虚无感。隐喻的语言在马莉散文中较为常见，比如在《门与走廊》一文中，作者竟然对于自己的房间号一二○三进行拆解：“这个数字很神秘：在一二三之间调皮地插进来一个○字，形成了○前后的和都等于三这样的局面。在这间绿色工作室里工作着的恰恰又是三个人：三个女人。因此这个数字又有明显的区别：三个女人当中一个未婚两个已婚。”在这里，作者虽然没有说明其意义何在，但它显然含了隐喻。更值得注意的是，马莉散文语言有着浓郁的粘连性，如在《暧昧》一文中说：“在一些时代，暧昧像明亮的没有实质力量的影子一样潜伏在一些散乱的事物之中；而在另一些时代，我们被命运的每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忽然注入一些逃遁的目光，温情的恐怖，缓慢而优雅的激情，爱情以及生存的晕眩，暧昧的力量就这样左右着我们的核心。”（62）这里也有晦涩，但更多的是具有磁性的绵密与吸附，是一种粘连不绝的艺术感觉。这种语言往往很有感染力和穿透力，如水似雾地无孔不入和浸染一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余秋雨写于八十年代中后期，于一九九二年出版的《文化苦旅》虽不是现代主义散文，而属于大历史文化散文，但它却与现代主义散文一起对以往的散文文体实行了“突破”。只不过，与现代主义散文的全面文体变革不同，余秋雨主要是对散文文体结构的突破和解放，即打破了以往散文相对狭小的格局，而注入了更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尽管不能说在这之前绝对没有鸿篇巨制式的散文作品，但像这样将散文之门全部打开，使其包罗万象、自由挥洒、无拘无束、纵横驰骋，尤其形成了一种非常明显和突出的风格，这不能不说是余秋雨的创造。之所以九十年代以后，出现“大历史文化散文”流行天下的倾向，出现散文结构的“开放”乃至于“解放”，不能不说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散文直接相关。

　　新世纪前后是新时期散文“破体”的另一重要时期，也是一个转折点，其最明显的标志是出现一种新的散文趋向，我称之谓“新感觉散文”。之所以这样称呼，一是因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上海曾出现过一个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其中以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新感觉派”较有代表性。“这个新感觉派，上接叶灵凤等二十年代末期的都市小说、性爱小说风，下联四十年代张爱玲表现沪、港两地的市民传奇。”（63）二是因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始，现代主义散文兴起，至新世纪前后这一队伍得以壮大，有更多的散文都具有了现代主义的性质。而表现性爱、注重“感觉”、强调“意识流动”、偏爱“有意味的形式”，以及对于世界和人生的迷茫与虚妄，新世纪前后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不少相似和相近处。三是迄今为止还找不到一个更适合的概念，来概括新世纪前后这一散文变革。在我看来，这个“新感觉散文”趋向包括很多作家，既有像赵玫、海男、马莉、冯秋子、刘烨园、钟鸣、虹影等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前期就有影响的散文家，也包括像艾云、张立勤、赵凝、于坚、庞培、熊育群、张锐锋、刘亮程、蒋蓝、周晓枫、祝勇、汗漫等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产生影响的散文家，还包括较为年轻、在新世纪势头正旺的格致、黑陶、沉河、雷平阳、陈洪金、杨献平、杨永康、阿拉旦、习习等人。这些作家因各方面的原因，散文风格各不相同甚至差异很大，但在与这个世界的疏离感、反叛的精神、心灵的透视、诗意的追求、感觉的敏锐、对琐屑的偏爱，以及执著于语言的个性表达等方面，却是相通、相似至少是相近的。概括起来，这一时期散文的“破体”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性爱主题成为不少散文集中表现的对象，并以大胆的精神、内在的感觉及特殊的语言，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达。这在以往的散文中是比较少见、也是相对隐蔽的。如赵玫的《疯狂的欲望起于最初的爱》是写性爱的，是写虚无中的性爱的，这是属于探索性、解放性的一种尝试，因为新时期很少有散文这样大胆地描写“性爱”的。但是，由于作者没有停留在有“性”无“爱”的描写中，更没有赤裸裸的性器官展示，而是以真挚的情感、委婉的笔调、美好的趣味以及生命的追问为前提，所以是一篇值得充分肯定和有价值的散文。海男的性爱散文比赵玫写得含蓄，所以美感和张力效果更为突出，如《我的秘密之花》写的是一个女性心中漾起的微妙、神秘而又美好的性爱之情。再如艾云和熊育群的性爱散文，既是对赵玫与海男的延续，又有其超越性意向。艾云的散文也有孤独寂寞，有生命的悲感和虚无，但是她写性爱写得比较纯粹、优雅、美好，也充满圣洁的灵光，这就为其性爱散文带来了一种形而上的审美意味。像以自慰为主的性爱抚摸，在艾云锦心妙笔之下被表现得楚楚动人，堪称性爱散文的经典之作，因篇幅不长，兹笔录于下，以便妙文共赏。作者写道：

　　闲置的身体成为一派死寂。渴望着，抚摸与被抚摸。温热的肉感，喷薄的生命气息，谁来进行这一场证明？

　　有细雨轻轻没过肌肤，还有一阵秋风和一场新雪。滑过，即是一种抚摸，有微醺醉意。只是自然之手的抚摸，于焦渴是否有所缓解？更渴望一双黑手，那昏迷而清空的意义。时光中断。




　　深夜暗中睁开了一双眼睛，身体内部有一阵又一阵的燥热滚过。有一个绝望的肉体在激情的絮语中颤栗。
……

　　恍惚中走到一个时辰。皮肤光洁，还原成一个孩子，圣洁而芬芳。

　　常常在一个人生命力就要衰竭的时候，摊开四肢，自己抚摸自己，在昏厥与眩晕中，快意穿透全身。只是一个人，一个人在抚摸中恢复语境，有焦灼和烦乱被驱赶。静谧中，倾听，在深夜，有白杨树在风中飒飒作响。你消失。
……

　　来到了哪里？有一种抚摸撬开死寂的冻土，光滑而圣洁，感动得令人落泪。
这同样是一个禁欲已久的身体，清癯而单薄。互相的护拥，如水般流过这干涸松弛与麻木的此地，蛰伏已久的激情，在缭绕的白云间焕然一新。一个孱弱与胆怯在抚摸中强大而壮阔，潮起潮落无边无际的冲撞。一条激越的鱼放入大海，那种欢畅的游。
有一种虔诚穿过了指缝，小心翼翼，惟恐惊扰神圣，冻土渐渐复苏，日精月华甘霖沛然，这是巨大的关怀。还能有什么比这些更有终极真正的显现。疼爱，放在心口中的那种痛，是晚风教堂赞美的歌吟。

　　肯定是敞开着，这是真正的显示。

　　抚摸之中，如石头般的男人与女人成为花朵。（64）

　　这让人想到劳伦斯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性描写之美妙。不过，劳伦斯笔下毕竟是男女性爱，而艾云笔下则主要是不为人所理解的女性自慰，这就更带来了作品的意义！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是怎样写，是作家有没有一颗纯洁和美好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说，艾云的散文《抚摸》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新时期散文的一个重要收获。熊育群也是一个悲剧性很强的现代主义散文家，他将罗丹与情人的性爱也表现得纯洁而美好。他说：“罗丹的石头是这样惊心动魄，石头上燃烧的生命，让人看得见灵魂。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在逝世一百年后，仍然让人目睹，如在现场，让鲜血在血管中奔涌，让身子颤抖。那一场相爱，竟把生命变成了一条激情跌宕、汹涌澎湃的大河，冲决岁月的河床，在悠远的历史中留下灾难般的遗迹———这一切都在石头中。罗丹把自己的爱表达到了极致！让人类那颗爱着的心超越了人世的沉浮变幻与生死。”（65）另外，熊育群还在《春天的十二条河流》中写到青年男女的性爱场面，那是充满欲望与能量的胶着状态，是滚烫生命之扬帆和鼓动。赵凝写了《性是人生的高峰体验》，直言性快感之美轮美奂。除此之外，祝勇的《旧宫殿》中单独设计了《阳具》一章，作为整个作品的支柱部分。其中有大胆的性器描写，有关于性器的隐喻，这对于批判封建专制的残酷、糜烂与变态是有益的。不过，作品中也出现了皇帝“想操就操，想怎么操就怎么操”这样粗俗表述，破坏了作品的格调与气氛。周晓枫和格致的散文也不乏“性”的描写和隐喻，如周晓枫的《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即是写女性的性成长与性禁忌，一个让女性经过一道道磨砺的漫长过程。像月经、手淫、子宫、同性恋、性生活等簇拥于作者笔下，仿佛打开了一个长期紧锁的“魔盒”，这既具有大胆的解放意义，也有过于随意和失去美感之弊。其次，心灵的“微透法”是这些“新感觉散文”的另一个特点。与许多传统散文的宏大叙事不同，也与不少生活琐屑的描写不同，“新感觉散文”注意选取一些重要意象，尤其是那些“元意象”进行心灵的透视和剖析，从中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生命观。像周晓枫的《种粒》、《斑纹》、《词语》、《光影》、《票证》、《焰火》是如此，张锐锋的《风》、《雨》、《雾》、《骷髅》、《倒影》也是如此，马莉的《裸体》、《痕迹》、《光芒》、《丝绸与幻想》、《门与走廊》等更是这样，而祝勇用长文写“京都”、“宫殿”、“衙门”、“寺院”用的也是此法。仿佛是进行“微雕”，“新感觉散文”着意于“显原”式的剖析。如果说，中国传统散文的“以小见大”和“袖里乾坤”是感觉式的，如一滴水折射出整个世界的光与色；那么“新感觉散文”的“微透法”则是结构性的，像是在一粒米上雕刻书画。如张立勤的《黑色交响》整篇写的都是黑色———夜之黑、光之黑、角落之黑、骡子之黑、五婶等妇女之黑，于是，“我”就在这些“黑色”中让想象跳跃、翻飞、飘荡。而黑陶、沉河等人笔下的意象更“小”。沉河用的散文题目即是《在细草间》，像蝉蜕、蚂蚁、燕子、寒号鸟、陷阱等是他乐于书写的题目。仿佛“新感觉散文”的每个作家、每篇作品都是一个“显微镜”，从中可以透视世界人生的经纬。如张锐锋写《风》，由童年的一个“风箱”开始，于是感受风、火焰、生命、成长、诗意等问题。最为重要的是，由于“心灵”的照亮，整个作品都生动摇曳起来，而感觉也就变得异常敏锐起来，以至于达到细致入微、毫厘不爽的程度。作者有这样细致温暖的描写：“童年时代，我常常坐在玉米柔软包叶纺织的草墩上，帮着祖母烧火做饭。我以一双小手握紧风箱的握柄，用力抽动拉杆，入风口的活板发出清脆的嘀哒之声，宛如一架走时精确的钟表。这大约是我最初接触到的劳动，它有着音乐的节拍并与万物的循环往复相暗合。风箱的节奏与风的节奏是一致的，风就这样像呼吸一样把自己灌输与渗透到土灶里的火焰底部，使那明亮的火焰不断膨胀和收缩。从灶口射出的火光，把我与我坐着的草墩一齐照彻，我的影子被放大，一直投射到门槛之外，这或许是童话里巨人的原型。”（66）张锐锋是“新感觉散文”中最有代表性的，这不仅因为他感觉敏锐精细，还因为他下笔从容、温暖、宁静，又常有仁慈相伴，这就将其散文提升到一个明智的高度。更为可贵的是，从本质上说，张锐锋是一个现代感很强的作家，但他没有在阴暗中沉沦下去，而是充满光明的希冀，他说：“许多事情……它使我们在倍感虚无的寂寞里建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真实世界，并借以自己的创造物在内心安放了精神‘整步器’，用以对外界状况和压迫我们的现实力量进行协调和配准，使我们的生命重获完全性。”（67）这是健康明智的人生态度，是悲剧与绝望之后的精神升华！再次，结构的开放、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是“新感觉散文”的第三个特点。其实，这也不是“新感觉散文”的独创，在这之前的现代主义散文和余秋雨等人的散文中已有表现，如余秋雨散文的“破体”使散文的时空更加广阔，又如钟鸣《旁观者》就是将诗、小说、随笔、学术、翻译等文体进行了综合，再如刘烨园、斯妤、海男等借助于现代主义的多种手法使散文更具有质地和色彩。不过，因为那时刚刚开始，散文家尚没有形成一种合力，在具体的运用上也显得生疏一些，未能达到运用自如罢了。到了新世纪前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被散文家广泛运用，并有所拓展。像熊育群的《春天的十二条河流》用的就是小说虚构的笔法，叙述主人公“我”竟然成为女性；《生命打开的窗口》在结构时空上交叠纷杂、在叙事方式上变幻莫测、在语言表达上斑驳陆离，是一个开放而神秘的文本，表明了熊育群的探索精神。祝勇的《旧宫殿》将随笔、小说、学术等融入作品，它虽没有钟鸣《旁观者》的博杂广阔，但心灵空间和神秘空间显然是增强了！张立勤的《黑色交响》篇幅虽小，但精神空间却是很大的，除了关于黑色的张力外，“我”与“黑马”以及整个“黑色”的相遇、相感、相交、相通，从而将情感、精神、意念等汇涌为一条奔涌的“河”。还有海男、赵玫、艾云、马莉等，她们充分利用女性的敏感，用色、香、气、味、声以及第六感官来体察和透视万事万物，于是她们的散文仿佛插了翅膀飞入云端，又仿佛水雾轻纱般在晨光中袅袅上升。这是“新感觉散文”为新时期散文带来的又一次解放与超越意向。



　　但是，“新感觉散文”也有它的致命伤，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散文”概念的提法缺乏科学性，而胸襟也过于狭窄。何谓“新散文”？用祝勇的话说即是：以叛逆者的姿态对“传统散文”表示愤恨甚至不屑，从而探讨更接近真实和趋于内心的散文形式。另外，张锐锋等人也做出了各式各样的概括（68）。我认为，“新散文”这个概念含糊不明，也是不确切的，因为不同时代都有“新”散文诞生，更何况这里所谓的“新”也并非是无本之木。如果按照“新散文”倡导者所言，“新”就是要打倒旧的，“新”就在于“真实”，在于“内心”，那么，这些内容在传统散文中并不缺乏。另外，“新散文”只被划定为张锐锋、祝勇、周晓枫、于坚、庞培、宁肯、刘亮程等几个人，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二是自我修为的提高。某种程度上说，散文的创新并非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愿望，它需要深厚的文化积累、宽广的胸怀、平常心、高尚的趣味以及天地之心等作为前提，没有这些方面甚至表现得相反，那么创新也只是一己的愿望而已！过于急功近利和躁急突进还会南辕北辙。我不赞成祝勇所说的“新散文”能脱离传统“拔地而起”，更不赞同他对余秋雨散文的完全否定，认为“余秋雨的散文将刘白羽的旅行、秦牧的知识和杨朔的主题拔高合而为一，可以被认为是杨朔、秦牧、刘白羽散文的变体和延续，而不能视作散文革命性进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余氏散文只能满足‘眼球经济’而不具有文学史的意义。”（69）这样的判断是过于随意，也是有失公允的。其实，祝勇的散文受余秋雨的影响很大，也可以说新时期的“大文化散文”多多少少都与余秋雨散文有关。就是对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我们也不能简单否定，甚至一棍打死，因为他们的优秀之作即使今天也还有意义，新时期出现的散文家包括所谓的“新散文家”恐怕没有人敢说已超过了这三大家。或许前者在某些方面已突破和超越了前者，但从散文所包含的真诚、修养、境界、品味、语言质地，以及艺术生命的长久来看，年轻一代还没有达到前辈的高度。因为评价散文既要有时代感，又不能没有历史眼光，还要从品质和生命力上去比较。对前人尤其是影响过自己的前代作家没有足够的尊重甚至感恩之情，这既不能让人信服又是有失厚道的。当然，对于前人的作品哪怕是名篇，我们可以批评甚至商榷，但过于随意地完全否定是不可取的。三是偏离了散文的本性。我认为，当下有的所谓“新散文”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喧哗浮动、铺排冗长、碎片粗率、情趣不高，即越来越远离了散文的本性。如果散文太过诗化，矫揉造作就在所难免；如果散文成为虚构的小说，它的真诚感人就会荡然无存；如果散文被戏剧化了，它的严正平实就会落空。我不赞成用“赋”的方式来写散文，因为那是远离散文朴实自然的本性的。就如有人所言：“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70）我赞成向别的文体学习、吸收其精华，但却反对将诗歌、小说等文体嫁接到“散文”上来，更反对将散文写成一个“四不像”。散文当然可以不断“破体”，使它获得自由、解放和活力，但现在的散文包括所谓的“新散文”过于随意、铺张、冗长，极富“时尚感”和“表演性”，已经走上了歧途。这也是我长期以来对所谓的“新散文”保持警惕和有保留看法的原因所在。就目前为止，所谓“新散文”还没有产生多少佳作，能经得起推敲、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的作品更少，这与作者不重内修、写作太过随意、与散文本性越来越远直接相关。以我最看好的张锐锋为例，他虽然强调散文“本体”，并将从容自如的风度、内心的光线、诗性趣味、生命低语、自我五个方面作为“新散文”之特征，但他对“散文本体”的理解显然是不得要领的。现在的不少散文家将散文理解成可以自由自在地“散”，张锐锋的散文就存在这样的局限，他不理解散文与世界人生的辩证法，即“散”是相对的，“形凝神聚”却是根本的。读张锐锋的散文，最令人遗憾的是：那么多“精彩”的细节被过于散漫的结构叙事以及众多的“平庸”和“不精彩”内容淹没了！

　　值得说明的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体变革，像韩小蕙的“新闻体散文”、黄集伟等人的新媒体散文、孙绍振等人的黑色幽默散文，它们以别一种方式丰富甚至拓展了散文的文体时空。近些年，韩小蕙由原来的注重女性写作开始转向关爱社会问题书写，在文体上也有一些探索，如《两个金苹果》具有寓言的性质，而《这个年龄的女儿有点怪》则属于“新闻体散文”。就后者来说，作者以十个分题进行报道：“其一曰：反季节的感觉”、“其二曰：顾脚不顾脸”、“其三曰：反叛的行为方式”、“其四曰：颠覆常规思维”、“其五曰：专跟你唱戏”、“其六曰：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其七曰：疯狂追星”、“其八曰：毛绒玩具情结”、“其九曰：穷人的富人气度”、“其十曰：群体怪异行为。”这种“新闻体散文”的优点是简洁明快、直截了当、双向沟通，比较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不足之处是容易失去曲折委婉之美，降低作品的“文学性”。“新媒体散文”于新世纪前后渐成气候，二○○一年由王义军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东、南、西、北、中五卷本的“新媒体散文”，这是散文界的一件大事。由于电子媒介的发展，新媒体散文以其短小、快捷、幽默、有力的形式为人称道。如李敬泽的《关于“冒险”》、《建筑的愚人节》等就有这方面的文体特长。另如黄集伟的《借一张嘴，说美丽脏话》、《恬美与刻毒》等网络、手机散文是一种别样的文体，它简短、新颖、机敏、谐趣，像一支鼓棒，敲响人生的鼓点；又像一枚牙签，掘出生活的假、丑、恶。还有孙绍振的散文极尽幽默之能事，他将泼辣、潇洒、笑泪集于一堂，为新时期散文的文体发展开辟了另一领域。
总体说来，中国散文发展一直走的是一条传统的老路，这是它有别于诗歌、小说的特别之处，因为坚守永恒的真善美主题，以“平常心”、“平淡心”、“平衡心”甘处边缘，以自由、自然、自在的状态进行书写，这是散文的本性，于是人品与文品相生相长、齐头并进。某种程度上说，人品达到了怎样的高度，散文才有可能达到怎样的程度，散文里往往是赤裸裸地站着作家“这个人”，它不能像小说等文体那样有所遮蔽，散文在“不变”中求“变”是其内在的奥秘。这也是为什么不同作家可以用同样传统的手法不断写出感人至深的“母爱”散文，而小说恐怕就不行。也是在此意义上说，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散文永远不会过时，只要你写得好、写得真、写得善、写得美就行。所以，古人有云：散文最高的境界是平淡，最高超的技巧就是无技巧。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变化和技术的突飞猛进，也由于中国数千年的散文传统积淀得太厚，还由于文体之间、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散文确实也有步履蹒跚、积重难返的不足，也确实需要改革创新，因为没有创新也同样没有散文的更大发展。因此，我们又希望散文不断地探索和变革。不过，探索创新并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尤其不能丢掉散文的本性，因为如果在散文与小说、诗歌、戏剧文体之间没了界限，这样的创新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散文之“变”应在一定的“规矩方圆”中进行，应在重视文体形式变革的同时，不忘记在内质、境界与品位上下功夫，因为有一点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只在形式上翻样求新和汲汲以求，我们的散文是毫无前途的，当大浪淘沙之后，能够留下的有价值的作品就少之又少了。因此，我认为：守住中国传统散文的根脉，从一个方面来说，正是新世纪散文的可贵之处；但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在“不变”中求“变”，即站在人类健康发展的高度，能够融通古今中外，进行大胆的创新，为此，新时期散文作出了一些探索，可是还远远不够，尤其是许多探索是有问题的，应该得到纠偏和调整。

微风轻拂

值得收藏，看看这类指导对喜欢写的和喜欢读的人都有很大受益！


如《这个年龄的女儿有点怪》则属于“新闻体散文”。很有视角。

娴情逸致

如此好文，受益匪浅，收藏了慢慢学习！谢谢高版！

杜永生

先打印下来，慢慢欣赏学习着。

山野闲人

先浏览一下，再抽时间细读。
另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在细读了高版花卉系列文章之后，感觉到高版的系列文章融文学性和科普性为一体，即可以从文学角度去欣赏，也可以从科普性角度去阅读。如能将所有文章归集起来，以丛书形式出版，前景很乐观相信读者会很多。不知高版意下如何？个见。
问好高版

拾荒妹

打印收藏。受益匪浅，有所启迪。慢慢学习。

飞飞儿

值得细读学习！
谢谢高版有心！

高迎春

最初由 敬一兵 发表
高版的这篇转帖，对于散文写作与散文认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里面的许多观点，既有理论功底，又有个性色彩，很是丰富，确实让人受启迪，收获多多。感谢高版的转帖与用心，问好！

呵呵，敬版捷足先登啊。问好！

雨夜昙花

细看，收藏。
谢谢高版！

高迎春

最初由 山野闲人 发表
先浏览一下，再抽时间细读。
另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在细读了高版花卉系列文章之后，感觉到高版的系列文章融文学性和科普性为一体，即可以从文学角度去欣赏，也可以从科普性角度去阅读。如能将所有文章归集起来，以...

谢谢你的美意。德州文联计划出版鲁北作家文丛，其中有我的：剪一缕阳光悄悄珍藏。收入１１０篇散文，大约三十万字。植物系列才有近五十篇，出专集文字可能还略少些。迎春继续努力。如果有出版社看中了，可别忘了告诉我。握手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