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右诗坛巨匠 张举鹏先生逝世

张二

陇右诗坛巨匠，中华诗词学会发起人之一，张老举鹏先生于十月二十五日逝世，一代诗坛巨匠，就此作古，我辈痛哉！以下是渭滨诗社老师挽联，已送抵张老灵前：

瑶池盛会添高座，陇上诗坛失大梁。
后学张根存敬挽



大雅云亡，渭滨莲社失依仗；
我侪悲矣，道德文章愧师承。
学生李蕴珠敬挽。



何处可招魂，检箧尚遗玄草在；
为君欲挂剑，吟诗空有白云飞。
艾叶敬挽



骚客驾鹤西游，情系苍山同泣悼；
后学临风北望，泪飞丽水共招魂。
后学王君明于丽江泣挽。



先生去也，筑诗坛基石，栽得桃荫称太古；
吾辈痛矣，伤渭水秋声，空余悲情慕先贤。
学生张二敬挽


曾在此发有关举老诗话两则，诗话犹在，斯人去矣，痛其何哉。
【酒浇花】
丙戌夏月，举老至吾家，嘱家父曰：欲借君邸分诗诸人，以为书序，可乎？家父欣然从之。数日，诗社好音律者置琴会于玉泉，会毕，菊、兰、冰河、艾叶、一凡、一叶等均按时赴约，子凡亦拖病腿至，唯竹姗姗来迟，欲罚之，举老止焉，曰:尔等罚竹，何吝以酒浇花耳？众人愕然，复大笑。翌日，冰河《落花诗》其三做“烈酒浇花心事苦，轻愁笑我汗颜朱”句，盖化用举老之妙语也。

【沉鱼】
冰河好诗、好酒、好钓，时人莫不许也。丙戌秋月，史君维虎置酒知韵山庄，诗社诸公十余人围池而坐。举老、一凡、点绛唇、晓荷、潇潇雨、汪彤南向坐，含老（含笑庵）、一叶（lqm407）、慧音山人西向坐、冰河、史君北向坐。一凡按管拨弦，众女新声巧笑，响彻云天。含老、一叶奕坝上，厮杀亦酣。冰河持竿危坐，目不暇它。过晌午，诸公皆兴尽，唯冰河无所获。举老目冰河久，缓缓曰：诸公皆言君善钓，今日何故空返？冰河怅然曰：众女嘈杂，鱼不咬钩，奈何？举老颔首，曰：不尽然。古人以‘沉鱼落雁’喻女容貌。今观其众女，知古人言之不虚矣。今日事，责不在君。诸公拊掌称善。
    记之曰：临风一曲唱红楼，几点嫣然映浅流。此地鱼郎亦知韵，听歌不顾小银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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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二

学生张二现将张老网络有关记载整理如下

张举鹏:书《王海帆诗文集》后
    陇西乡先辈王海帆先生，陇人中之翘楚也。幼承庭训，壮游四方，亦仕亦戎，独来独往。旧社会积弊日深，致王公不能行其志，然犹能藐视强御，奋臂一击，其呈蒋、朱诸文，笔锋犀利，言切论激，如见孤傲之正气。尤系念于桑梓之饥馑兵戎。不仅陈之于电报，笔之于书简，而又捐之以巨金，范希文忧乐关怀，吾得而仿佛之矣。谓为仁人志士，岂虚妄哉！
　　吾尝见夫古今士大夫流，其困居乡里也，或好行小惠，或言不及义，甚或武断乡曲，白马非白，乡人有饥溺者，视之如秦越。王公之乡居不尔也，独善以修其身，兼济以成其志，地方史料，本修志之必需，贤士不屑为。王公优为之。集积地方史志资料之所渐，乡贤事迹之表出，王公不遗余力，情有独钟焉。谓为国之长者，乡之贤者，其谁曰不然！
　　所作古文辞及歌行诗词，则风调古雅，结构慎密，熔铸词采，驰骋想象。潇洒处如月移中天，静影沉璧；激昂处则万骑迸发，恣肆汪洋，不可究其涯际。追秦汉，迈唐风，置之宋元人集中，几不可辨。盖长期往来经史之间，含英咀华，而有成焉者，非闾里之明珠，直人间之荣光矣。
　　谨以此书王公文集之后，并以告之王公嫡孙柏年贤者，使知数百里外，尚有倾心王公海帆者也。
二零零五年谷雨前六日　　
我佛乡人张举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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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二

史载“三皇五帝”中的伏羲名序（张举鹏）  

《周礼·春官外史》载：“（春官）掌三皇五帝之书。”据《史记·注》：“黄帝受命有瑞云，因以名官。春官青云，夏官缙云，秋官白云，冬官黑云。”此春官之由来也。按“三皇五帝”之说不一。兹分述之。

　　　　　　　　　　　　　　　　　　　　　　三皇

　　㈠《河图三五历》：天皇、地皇、人皇。
　　㈡《尚书大传》：遂人、伏羲、神农。
　　㈢《白虎通》一书中三皇之说有二：一曰伏羲、神农、燧人；二曰伏羲、神农、祝融。（按燧人氏掌火，祝融即火神也。《礼·月令》曰：“孟夏之月，其神祝融。”《汉武梁祠堂画像》中，伏羲氏下为祝融氏，题字曰：“祝融氏无新造作，未有嗜欲，刑罚不施。”是祝融与燧人皆与火又关，或即一人欤。）
　　㈣《春秋运豆枢》：伏羲、神农、女娲。（东汉学家郑玄此说）
　　㈤秦博士以天皇、地皇、泰皇为“三皇”。（此为始皇议帝号时之说法）
　　㈥孔安国《尚书序》及皇甫谧《帝王世纪》，皆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按《尚书大传》云：“遂人以火纪，阳尊，故托遂皇于天伏羲以人为纪，故托羲皇于人；神农悉地力，种谷蔬，故托神农于地。”据此，创所谓“三皇”者，实取义于天地人也。
　　以上诸说，除第一说无稽外，余说以今古文别之，《尚书大传》与秦博士之说为今文说，郑玄所从《春秋运斗述》之说为故文说。
　　此外，孔安国依月令序列为：春太昊，夏炎帝中央黄帝，以为“三皇”，当是别说。

　

　　　　　　　　　　　　　　　　　　　　　　　五帝

　　五帝亦曰“五人帝”，有数说：
　　㈠《礼·月令》以太昊（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昊、颛顼为“五帝”。
　　㈡《世本》、《大戴礼》、《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
　　㈢孔安国《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以少昊、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按：《后汉书·贾逵传》，“（逵言）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及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画谶所谓帝宣也。”据此，则以少喾列入五帝，是左氏一家之说。
　　以上各说，若以今古文区别之，创《史记》、《世本》、《大戴礼》皆今文说，左氏为古文说。既有今古文之别，宜其各说互异也。

张二

南郭寺大雄宝殿
东土耶，西土耶，老树灵根不二；风动焉，幡动焉，北流泉水湛然。
系甘肃诗词学会副会长张举鹏撰，甘肃省书法协会主席黎泉(赵正)书。

张二

悬崖置屋牢，会心中土明珠、六朝杰构；
云栈登雄峻，放眼东方瑰宝、千载风流。
——张举鹏题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

张二

妙化江河——张举鹏匾；题于分水阁

张二

后来，邓宝珊还请著名画家绘制了一幅准备在堂上悬挂的杜甫画像，并亲自写了一首题画诗：
    诗圣光芒笔有神，少陵一老百酸辛。幸逢此日非当日，不薄今人厚古人。东柯南郭记流寓，麻鞋草笠资写真。林泉绚丽新歌颂，双玉兰开处处春!--据曾任邓宝珊秘书的张举鹏记述，这首诗的初稿让他看过。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他觉得还是将诗写得"光明"一些为好，因此建议邓宝珊将"百酸辛"三字进行修改。邓宝珊采纳了建议，改成了"歌人民"，后又改为"歌万民"。
    数十年后，排浊扬清，晚年的张举鹏先生深有感触说："歌人民也好，歌万民也好，都不如原百酸辛三字的概括力强了。这首诗的意境可以说是由我而破坏的，我希望今后有人再引用该诗时，仍以恢复原状为好。"
    遗憾的是，此诗在传抄中错讹越来越多!在一本由天水作者编写《天水史话》里，在引述此诗时除去"百酸辛"三字不计，错讹竟有八处之多!
                                                             ——摘自黄英《邓宝珊将军传奇》

张二

《谨三艺趣》序二  
    王金慎，甘谷史家坪人，和生我的那个村子相距不足千米。两村人来人往，相亲相爱，近年来，听家乡来人说，因为两村生产增长，经济发展，户口也相应增加，扩建旧居，新修院落，两村基本上合二而一了。恰在此时，金慎先生要我给他的书法作品作序，虚心虔诚，彬彬有礼，衣着质朴无华，一连一声称我为老前辈，我能推辞掉吗？
    从他的简历看，他诞生之年，正是日寇侵华的那一年，当时我才去县城上高小（即现在的五年级），五年以后，我就出外求学，解放后参加了工作，一直到粉碎“四人帮”重新恢复工作。当时我的工作在天水，他的事业在甘谷，逐渐由认识到熟悉。不久，他的书法之名已经掩盖了他的官职禄位，渐渐地在甘谷叫响了“魏（雨庵）武（婴叟）陈（冠英）王（金慎）”这书法界四大台柱来。四人书法各具其神韵，各有特色。拿王金慎的书法来说，真是字如其人，端庄稳健，朗润静穆，神完气足，火气全无，一看就知道是数十年苦练之功，不是一蹴而就的。真不容易啊！说道底，他的成就，始终贵穿了一个“恒”字。现在不少毛燥青年，他们朝学执笔，暮思勒石，想一鸣惊人，只能殆笑大方。
    古人谈运笔之法，始于蔡邕。蔡琰述其父之言曰：“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气立矣。”这说明字贵自然，自然贵取象。事实上象之美者皆自然也。周鼎商彝是熔铸而成，汉瓦秦砖是陶冶而成，龙门造像是锥凿而成，其他如“厥用既弘，体象有度，焕若星陈，郁若云布”的隶书；“方圆相参，气势雄强，风流蕴藉，典雅大方”的楷书；“纵横潇洒，参差飞天，俯仰自如，韵致悠然”的草书等，真是形式多样，体态万千，风格不同，各成一体，如果再配上文辞优美，意境深远的文字表述，真会把人置身于诗情画意的双重艺术享受之中，乐不思蜀了。
    在金慎先生的这些书法精品中，还发现他的砚铭砚画，石刻拓片，刀法纯熟，逸趣横生，金石气、书卷气萃于一炉，戛戛乎爱煞人也。尚有韵文一束，他虽然没有专门学过格律，像他说的是“心血来潮”之作，但锤字练句，很像那么一回事。有感而发，讲起来情韵盎然。这三者是他的特长，如果说他的三大特长都已达到艺术高峰，我不敢这样说。但是“魏武陈王”给我县的精神文明做出的贡献却是巨大的。现在，前三人已归道山，我相信他们没有虚度此生，与世无争，心地坦然，活得很充实，甘谷人也不会忘记他们的。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达则兼善天下，以你的管城毛颖，歌颂甘谷，绘出故乡，赞颂真善美，挞伐假丑恶，为故乡文化文明做出贡献。
    记得解放前，我们邻村的老人对史家坪村风特征的描绘是“秀才多”。余生也晚，史家坪的秀才未能见上，但在我的心中，秀才代表了读孔孟之书的人，讲仁说礼，父慈子孝，和睦想处，团结友爱。史家坪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了。我四五十年没去过史家坪了，金慎先生就是从小吃史家坪的五谷喝史家坪的井水长大的。那么，那种“秀才村风”尚存否？那种淳厚的民风像醇酒一样醉人迷人，我很想它。剪不断，理还乱，这也许是乡愁吧，我说不上来，真的。

    　　　　　　　　　　　　　　　　　　　　　　　　　　张举鹏  
    　　　　　　　　　　　　　　　　　　　　　　　　　二00五年三月十八日

张二

全    家    福
                                                                      张举鹏
    天水“全家福”（杂烩）以香味浓郁，用料独特而闻名全国，海外华裔华侨来天水寻根访祖，旅游观光，在饭店首选的就是“全家福”这一名菜。寻根刨底，“全家福”发明于秦汉之际的天水，这里还有一个颇为动人的故事哩！
     天水在先秦时叫成纪，是秦国祖先的发祥地。随着秦国日渐强盛，向东发展时，天水有个叫权生的士人，也随军东进，在秦国的都城咸阳当了个不大的官儿。秦始皇统一六国称帝后，为了巩固政权，准备焚书坑儒。权生从朝中友人处得到了这一消息，便连夜从咸阳坠城逃走，也不辩东西南北，天亮时已逃到一个深山密林之中。好在林中有蘑菇、野果、溪流、泉水等可以充饥解渴，一住半月左右，不敢出林。他一心想着远在成纪的妻子儿子，不知是死是活。一天，遇见一位“避秦人”，遂在林中共同生活。几年后，外边传说秦始皇已死，二世即位，风声渐渐松缓。经“避秦人”领出林子，指点了方向，权生径直向成纪走去。
     到家一看，全村被大水淹没，庐舍为墟，家人存亡未卜，在山上住户中打问也没有下落。他决定沿渭水找下去，或可见到尸首。一路茶饭无心，到处打问，无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悲愤之极，产生了轻生念头，一跃跳入渭河中。水浅，没有沉下去，却迷迷糊糊地飘到一个小水滩上。第二天被一个渔夫救上了岸。
    原来权生的妻子，生有一儿一女，都已成年。在发大水的当天，母子三人情急智生，　紧抱一根大圆木，随波逐流，一直飘到陕西户县附近，洪水过后，搁浅在大河滩上，三人上岸后，在这里乞讨度日，被县城一位好心的员外收留下来，在员外家做活计糊口。员外虽然家大业大，只是人丁单薄，员外看中权生的儿子为人忠实勤劳，且又一表人才，一年以后，员外老两口一商量，将他的独生女儿许配为妻，招赘在家。母女也在员外家帮做零活，料理家务，生活倒也安稳，只是妻想夫，女念父，托人到咸阳打问，渺无消息。
    无巧不成书，救起权生的渔夫就住在这个县城附近的村子里。一天，权生来到县城，一来打问妻儿下落，二来打问一下时局的变化。这时，权生之妻正在街上为员外家买鱼，两口子意外地相会了，悲喜交加，抱头痛哭以后，双双来到员外家，拜见了亲翁，认儿认媳，别后重逢，不再细表。救了权生的那位渔夫，经权生介绍，也来和员外相认了。渔夫只有一个儿子，靠打渔度日，现在全家也搬在员外家一起生活。经员外说合，将权生的女儿许配渔夫之子为妻，三家并一家，却也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这时，农民为了反抗秦朝暴政，到处揭竿而起。项羽火烧咸阳，兵荒马乱，散兵游勇，也不时到户县一带骚扰，人心惶惶。经权生提议，全家搬回成纪躲避一阵。到了成纪，乡邻听说权生一家死里还生，而且还带来女婿、媳妇，都高兴不已，纷纷前来庆贺。权生家也择了吉日，请来当地有名的厨师设宴招待乡邻。其中有一道菜，是厨师精心制作的，用料十多种，色、香、味都臻上乘，只是还没有名字。宾客中有一老人说，今天是权家大喜的日子，是权生的洪福，何不命名为“权家福”？众贺客极表同意。于是这道名菜就在天水传开来了。“权”、“全”同音，传来传去，索性成了“全家福”，是说谁吃了这道菜，谁家一门皆福。此菜慢慢成了天水一带喜庆宴席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到了汉武帝时代，李广少年参写，以“良家子”为皇帝的侍从官（武骑常侍），他又将这一名菜连同厨师一同推荐到西汉宫廷里，成为御宴必备之佳肴，而且由御善房不断改良，精益求精，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全家福”这一名菜，随着华侨厨工飘洋过海，开始到外国安家落户。但在英国却首先遭到冷落。原因是“全家福”的又一名称为“杂烩”，翻译成英语使人误解为掺杂混炖的菜肴，加之烹调技术严格保密，因此一些英国人认为这一菜肴是中式宴席上每道菜肴留在盘底的残羹剩菜，倒在一起加热而成的，不卫生，易传染疾病，故而除了华人去吃以外，外国人赏光者甚少。但是到了清末，因为一个偶然机会，“全家福”却时来运转，身价倍增。这一转机，缘于清光绪时执掌军政、外交大权的李鸿章。
    光绪15年（1889年），因英国侵略西藏问题，中英双方开会于伦敦。清廷特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出使英国，授权“便宜行事”，进行会议签约活动。当时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还领有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傅、肃毅伯等头衔，又是历次和外国签约的老手，掌握着清朝军事、外交、经济大权。英国官方出于政治需要，接待的规格也很高。一日，李特意去伦敦“唐人街”游逛，来到一家很不起眼的华人饭馆。坐定后，亲自点了他平素最爱吃的“全家福”。不由分说，经理亲自掌勺，精心制作，李吃后大加称赞，赏赐从优。英国上层人士知道后大惑不解，专门从这家饭店多次买来样品，化验结果不但不含任何病菌，而且此菜有多种营养成份，有些成分还是很多西餐里所没有的，加上浓香扑鼻，美味可口，英国的绅士公爵等上流社会人物，首先在这个饭馆或定货或就餐，“全家福”一时声名大噪，很多慕名而来的英国人，不知菜名，只说要吃李鸿章吃过的菜。这家饭馆索性将“全家福”改名为“李鸿章菜”，在门口高悬斗大金字曰：“本馆专做李鸿章菜”，以广招徕。英国人都以能尝到“李鸿章菜”为荣，不但为“全家福”这一我国历史名菜恢复了名誉，而且吃客盈门，财源滚滚。不几年，这位经理腰缠万贯，侧身英国商界巨头之列，在许多国家都有他的专营分号了。

[ 本帖最后由 张二 于 2009-10-26 03:57 编辑 ]

张二

序《冰河吟稿》
                                作者：张举鹏  
    中国人，当孩子牙牙学语时，父母就给教唐诗。“床前明月光”呀，“欲穷千里目”呀，读起来朗朗上口，都是孩提必读之书。优秀的中国古典诗词，就像春风细雨，世世代代滋润着中国人的心田，同时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不知不觉地塑造了中国人世代相因的哲学观念、审美心理、文化性格甚至思维方式。喜爱、阅读和吟诵古典诗词，已成为华人一种自觉的审美心理和文化需求。正是这种深厚的文化冶炼和长久的时间积淀，铸成了古典诗词稳定的艺术法则和美学范式，这也就是中华诗词独特的民族形式。

    王君明先生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先生在电视台工作，原先写小说、散文、现代新诗，不知是什么原因，却勒马回缰作起旧诗来了。经过这几年的勤学苦钻，写得很有味道。随便举一首：
《眼儿媚·听江南丝竹翠堤春晓》：

窗外莺歌柳丝浓，幻影逐飞鸿。心期如絮，诗情如海，醉卧花丛。   莫听锦瑟愁肠曲，烟雨四时蒙。卿心恬淡，我心温婉，欸乃渔翁。

    这是君明畅想的幻境，然而却能把诗人、读者引入到诗情画意中来，给人们表现了一种特定的文化心境。

    应当指出的是，君明先生所步明朝唐伯虎（唐寅）原韵而作的七律《落花诗》三十首，空灵剔透，酣畅淋漓，险境丛生，奇想迭见。此诗本为桃花庵主以落花而感叹自身、影射社会之作，古今诗人，每想步韵奉和，但到后来很多人只能是曲高和寡，望而却步。而作者却如曼殊散花，天孙织锦，如入山阴道中，游刃有余。诸如“漫山狂絮争飞白，夹岸夭桃乱点红”；“送礼彬彬装礼貌，升官碌碌做官人”等联句，对仗何其稳妥，想象何其丰富，言辞何其痛切！其他如“浮名红袖最关愁”，“秾枝直与晚霞明”，“谁将造化主荣枯”等句，字里行间，俱见君明先生字斟句酌、惨淡经营之苦心，倘使子畏见之，必当首肯也！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面对当代的物质文明，面对高速度和快节奏，面对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汇背景下文化观念的流变，古典诗词的艺术形式和美学范式，也得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前进而变化发展。鲁迅《自题小像》不是把屈灵均的诗思和罗马神话中丘比特（cupid）神箭结合得很好吗？刘勰《文心雕龙》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君明《感东海时事（二首）》或可步其后尘也。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因此他立下了为学的三境界，已为大家所熟悉，不再多述。所谓境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当代性上下功夫。聂绀弩先生说：“吾生俯拾皆佳句，哪有功夫学古人？”元稹称颂杜甫时也说过：“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二人所言，如出一辙，都强调了诗歌应立足现实，立足当代，为人民而鼓呼，说时代的话，唱时代的歌。君明先生在这方面是尽了很大努力的，如《满江红·敬步岳飞韵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浣溪沙·读新闻有感》、《感东海时事二首》、《连战、宋楚瑜相继访大陆感赋》、《斥贪官》等诗，有的明白如话，有的独出心裁，沉郁雄宏，跌宕有致。至于其它写时代、写生活的诗词还很多，或寓情于景，或情景交融，使人目不暇接。展望天水诗坛，我想引用鲁迅先生的两句诗（反其意而用之）：“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惜乎，余生之尚早也！
                       丙戌诗人节之前五日

                                 八三老人张举鹏谨序于犹未悔斋之南窗下

张二

金阙壮灵山，一气全真，参贞元于开阖。
玉泉朝圣迹，三生万物，朔大象之冲盈。                  
                      张举鹏撰
此楹联现挂玉泉观三清殿门柱，字系电脑贮输颜体字，1998年木制镌刻

[ 本帖最后由 张二 于 2009-10-26 04:08 编辑 ]

张二

《龙年祭伏羲氏文》
张举鹏
   维我羲皇，华夏始祖。钟河岳之灵奇，诞于成纪；准天地而立极，建都于陈。象天法地，乃画八卦；自西徂东，孕育文明。兴婚姻嫁娶之礼制，开渔猎畜牧之先河。神州十亿同胞，谁非龙种；海外五洲华族，尽是传人，凡有血气，莫不尊亲。
        时维龙年，神龙诞辰。殿宇巍巍，古柏森森。千秋之明德惟馨，旷代之隆仪备举。龙的家乡，笙簧并奏；羲皇故里，少长欢腾。物润时雨，瑞霭缤纷；暖送薰风，景行仰止。社会建设，方朝阳之喷薄；民主法制，随国运而崇隆。深化体制改革，党风好转；坚持开放搞活，众志成城。实现一国两制之构想，捐弃前嫌；奠定千秋万代之宏基，责在龙钟。致古国之繁盛，看巨龙之飞腾。卦台山高，渭水流长，赫赫祖灵，来格来歆。

张二

简述天水出土的《曹真残碑》
张举鹏
        四十年代后期，我在兰州冯仲翔教授处见到一碑石拓片，冯题曰：“道光末，出土于秦州州城之东郊。”从拓片看，碑宽约一米，高约二米多，正面和碑阴皆有刻字。正面很多地方已经剥落残损，仅存者约四十行左右，每行也残损不堪辨认。前五、六行处有“蜀贼诸葛亮称兵上邦”九字相连，第十行以后又出现“屠蜀贼”三字。未行有“□和六□”字样。冯说，当系立碑时间。考魏明帝年号有三，依次为太和（共七年）、青龙（共五年）、景初（共三年）。此处当系“太和六年”无疑，也是蜀汉建兴十年（公元232年）。
        诸葛亮第二次出祁山是建兴九年，其夏即班师回汉中。次年，曹真在兵荒马乱，惊魂初定之际，尚不知蜀兵再来与否，即立碑以记其事，冯仲翔慨叹说：古人办事效率之高，令人惊讶！拓本之末，尚有“张平来书”四字，当系作者姓名。冯说，以后的拓本，也因残损剥落，此四字已无法拓得。史载，诸葛亮于228——234年曾五次进攻曹魏，以求实现他“隆中对策”中提出统一全国的最终目标。其中两次出兵祁山（今礼县东）。第一次是蜀汉建兴六年（魏太和二年）正月，他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派一兵进据斜谷（今陕西眉县城北），待魏国大将曹真驰援时，诸葛亮以亲率主力沿西汉水上溯，迅速攻占天水、南安、安定、三郡，以后街亭败绩，战机已失，便收兵回汉中。第二次是建兴九年二月，时曹真在病中，魏明帝诏为司马懿以陇右军事重任，由南阳移师长安，不听张郃建议，度陇坂，出上邽，直驱祁山，欲解祁山之围。亮却分兵绕道攻上邽。奉懿之命由狄道出兵回攻祁山的郭维得知蜀军意图，急与上邽守将费曜相约，夹击蜀军，反为蜀所败。懿到祁山，始知上邽形势危急，回救上邽，而上邽已失，只能屯军城之东山，持重不出。蜀军占领上邽后，因粮秣不济，亮命军士刈尽上邽麦，然后南撤，途中懿又两次被蜀军击败，其部将张郃也在木门山（今西和县境）遇伏身亡。诸葛亮几次攻魏，都是击强敌于难攻之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国力不济，只能以攻为守，保全蜀中。正像他在《出师表》中说的：“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
        碑文中所称的“上邽”到底是何地？上邽治所，有今清水、天水市秦城区、天水西南、天水东南诸说，而以主张在清水、秦城两说为多，而且各有根据，言之成理。冯仲翔主张在天水市（今秦城区）。他引《汉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志》之说，认为邽县和上邽县治同为一地。邽山、邽县、邽戎互为因果，不可分割。《水经注》载：“藉水，即洋水也，背有蒙水注焉。水出县西北邽山，翼带众流，机以成溪，东流南屈，经上邽县故城西……。”他说，蒙水即今罗玉河，邽山即今凤凰山，为天水之镇山。特别是《曹真残碑》不出土于其他有争议的任何一个地方，偏偏出土于秦州州城址东郊，更确切证明了上邽治所之所在。州城东郊自宋以来即有“诸葛军垒”遗迹，民间还有不少传说故事，这个遗迹看来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今天，随着各地修志工作的深入发展，上邽治所这一问题又提出了。在这里将冯仲翔教授的观点，就现在能以回忆到地写在这里，供修志同仁和关心这一问题的人士参考。当然，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要把治所和辖地分开，这是两个不同而又互有联系的概念。《曹真残碑》，当时冯先生说，他存的是初拓本，以后有人出于对诸葛亮的爱护，将碑文中出现有“蜀贼”二字的地方都予铲平，后拓本再无此二字了。因想到诸葛亮称曹魏为贼，每以“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来论述当时蜀汉的政治形势。这个拓本中得知，曹魏也成蜀汉为贼。特别是“屠蜀贼”三字，令人想到两次祁山之战，特别是街亭败绩，蜀兵战死的再不说了，其余除投降之外，一定也俘虏了不少，曹真的政策只有一杀了之，可谓惨矣！诸葛亮在第一次从祁山撤退时，也是“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此千余家在强迫迁移中恐怕也是按“准战俘”对待的。一路携带儿女，老弱病残，死于沟壑的当然也为数不少。不禁使人想起元曲中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名句了。
        碑阴刻有立碑人的姓名，残存可辨的尚有五、六十人，以姜、赵、尹三姓为多，各约十余人，其余现在能记起的有兆、古、成、孙等。这些姓氏，今天在天水已是最古的了。可见古人列赵姓为天水郡望，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冯仲翔说，《曹真残碑》出土后，到民国初年，已几经辗转，藏于天水某私人家中（此人冯曾指名道姓，当时我对天水父老根本一无了解，只是姑听之耳，事后即遗忘了）。以后有日本人听到此消息后专门来天水将此碑石价购而去，藏于日本某图书馆中。国宝外流，令人痛惜！
这几年，我一直关注这一《残碑》，拓本的有关消息而不可得，已出版的天水文物资料也绝无人提及此事，也曾访问过多人和钟祥在兰州的后裔，更茫然不知所问。我想，天水如尚有珍藏此碑拓片的，哪怕是初拓后拓，何妨表而出之，也是天水文物界的一大喜讯。现将当时冯仲翔先生《题曹真残碑摹本》的一首诗附抄如下：论才三代后，吾慕诸葛君。天水军垒在，东郊眺斜曛。断甓遗槛外，寂寞清渭滨。弄险到西城，讹误亦可欣。故老传遗事，风流想其人。残碑少长文，魏人颂曹真。镵损“蜀贼”字，识并童稚邻。碑阴端可喜，列举二州民。天水姜赵古，希姓良足珍。不赖此碑存，何由识乡亲？当时收三郡，义气薄青云。

张二

西县拔白朗起义军攻陷青州始末
张举鹏
        白朗起义军于1914年4月下旬破固关，过张家川，走通渭，由马营折西返陇西，陷宁远（武山），5月3日入伏羌（甘谷），4日到天水城郊，5日拂晓，天水五城俱陷，当日下午义军全部南走徽成县，阶、文告警，陇南大震。现根据甘肃旧督署档案，私人笔记以及走访所得，对当年起义军攻陷天水的史实概述如下。
        1914年，天水驻军有天水镇总兵马果仁所部五营约600人，其弟分统马国礼三营驻伏羌。马国仁于4月24日率所部并巡防营至清水远门镇堵击，以防义军入秦州。城防遂由渭川道尹（相当于以后的专员）向？督理。25日，新任天水县知事张绍文到任，向？遂委其为城防总办，设总局于县署，俾事权归一。又电省请准予添募练军300名，以游击石某为管带，但又认为募兵恐奸人混入，需取殷实铺保，于是应募者甚少，才招数十人，而起义军已到了。起义军入通渭以后，甘肃张广建即令马国仁率兵回天水防守。
        当是天水州城由西向东，依次为伏羲城、西关城、中城、大城、东关城，五城并列，长达五里之遥，又居北山之下。马国仁于5月1日回城后（回城时又将张川民团马元章所部带回防守），以为义军若据北山俯攻，殊为可虑，遂决定出城远堵，先发制人，使敌不得至城下为上策。又于城上加筑垛墙，开挖深沟，以避北山之弹。次日，率兵演习开花炮，以壮军威而安民心。
        5月3日，谍报人员称，敌以至洛门；又接马国礼自伏羌来函，诬称他在伏羌击贼，以毙敌300余人。贼败，分两股窜秦州：一股取道渭河，一股取道关子镇。马国仁信以为真，飞函属马国礼即率所部于60里的渭河石峡中堵击，自率所部于午后驰抵西三十里铺夜伏以待。义军未至，遂于次日黎明返天水城西之王家磨。又将中营埋伏北山中梁，马元章民团驻扎泰山庙。部署既定，义军已骤至天水城西，马国仁率兵数十人奋勇迎击，亲毙有白须的义军首领一名，义军溃退，马直追到三十里铺。时义军大队分股而至，马以众寡不敌，且战且退，至王家磨，急调城防军40名并开花炮一尊。马国仁下马亲自燃放数炮，而义军又分两股由籍河和北山麓包抄而来，马队前营管带马国栋闻炮先逃，亲兵见势危急，亦皆逸去。马国仁独自骑马断后，行至马家下头，距伏羲城约里许，与义军相隔仅数十步，中炮坠马阵亡。坠马时犹大呼杀贼，年39岁，时人状之（另据甘肃学者慕少堂《甘宁青史略》28卷记载，马国仁系“被开花炮倒曳，受伤坠马而死”。附存此疑）。
        马国仁战役后，全军溃乱，义军直逼伏羲城下，防守绅民开炮堵击，义军虽小有伤亡，并未能扼其锐锋。时埋伏在北山的壮凯中营闻炮声后，即下山与义军接仗，毙敌较多，义军又退至西二十里路。军事逐将马国仁尸体舁置城北之清真寺（马国仁系河州回民）。时城中尚不知马国仁死讯，犹以为获胜，而向？恐乱民心，遂密其事。大城为官员及商民所居，形势重要。于是向？召壮凯中营后旗马队入大城驻守，左哨守西城，右哨守北城，防兵、民团则分守各垛口。仍守马国仁号令，不点灯，不敲梆，不言语。
        伏羲城西门矮而墙薄，由绅民防守。午后，义军大至，攻城甚急，而距北山的义军又俯击城中。值雷雨交作，城墙狭而滑，守城军民渐乱，义军梯城而上，伏羲城遂陷。时正初更，忽传马国礼军已到，向？邀入大城并请其代理其兄所遗总兵之职。午夜，马国礼军由中和门进入大城。当时义军攻西关城甚急（西关城亦由绅民防守），一股以缘西城之北作人梯而上，被城上刀砍石击，未能得逞。义军乃专攻城门，而西关城门门缝宽约三寸许，义军瞄准门缝，炮毁闩木，蜂拥而入。中城无西门，以西关之东门为门。于是西关、中城相继失守，城防绅民范深等30余人皆死亡。义军遂逼大城，而南北之围攻也很凌厉。马国礼乃召集道尹、知县、游击、绅董等人提出议和之策，道尹以为不可，说：“彼此交战，相臣（国仁字）阵亡，恶感已深，已无和可议。”马国礼不听，派哨官在城上喊话。攻城义军提出需吊下跑十杆，方可言和，因向？反对作罢。先几日，义军有扮作杂货小商混入天水的，这时趁机纵火，城外火光烛天，城中汹汹。马国礼即欲率部出城避其锋，绅民跪请留城助守。马国礼奋然曰：“你们守城，我率军出城杀贼。”遂率所部并肇其兄马国仁的四姨太出东关而去，不少文武官吏也背向？随之，马国仁余部亦被召随去。而壮凯中营尚在城墙守御，时已四更了。大城人心浮动，绅士环跪，向？前曰：“兵尽出城，其如全城之生命财产何？”]
        向？智穷，惟退而占卜易卦，得《大过》之二爻，其文曰：“枯杨生梯”，认为义军将缘杨树登城，命人将南门外靠城墙的杨树一并剪伐。及天明，义军炮声更猛，并从西门外梯城而入，防守绅民周登善等17人皆战死。义军登城时也有一首领被击毙。城陷后，义军将其尸抬至马郎巷周家院内，裹以红绸，强拉民夫八人抬至娘娘坝的莫家坝，价购民地三晌葬之。其尸后被崔正午军掘发，当时即盛传死者系义军总司令李鸿宾。这和一月以后义军二次来甘谷被击毙之首领讹传为宋老年一样，都是想当然耳。
        据当时文电及报纸所记，李于1915年阵亡于河南之三山？；白朗病死后，宋老年又率其残部。袁世凯及陆军部文电中屡有：“对宋老年务必缉拿归案”等语，说明李并未战死在天水，宋并未战死在甘谷。义军进城后，执向？，欲枪毙，绅民跪求得免。又有义军剥去其衣，拥至今红旗剧院门口，要向将马国仁所统的马部枪炮交出，向坚称不知，义军即以拳脚交加，向多处受伤。忽有一市民诳义军说：此人系某店掌柜，何必与之为难？ 义军疑信参半，遂还其衣服，拥至伏羲城同春当铺。见一首领，问向系何官，向以实告，并诡称有西军（马安良所部）二三十营即到，劝他们急速撒出。该首领似有惊骇状，即骑马去，向？的逃，至中城，火光冲天，义军人马塞途，即避居下河里一百姓家。是时天已微明。义军以五城抗拒，城克之后，商店民家，恣意抢劫，栲掠哀号之声不忍闻。日午，始相继向南撒队而去，马蹄腾踏，傍晚始尽。历皂角、梁家坝、李子园、高桥等地，又损害不少，而高桥之焚烧尤甚。义军均乘马，故沿途所掠，以马匹为多；其次为大烟土、金银。沿途裹挟群众500余人，为之扛运财物以及阵亡义军之尸体，力不能胜者或行稍缓，鞭？立至，甚至立时枪毙，无人敢为收尸。这次义军陷天水，城内外死300余人，被伤及凌辱自尽者当时再未统计；城内损失财物约合银元百万元。起义军由豫破荆紫关入陕后，袁世凯即委赵倜为“西路剿匪会办” 统北洋军阀陆军第八营尾追遥击，但义军行动神速，一昼夜行二百余里而不知疲。入甘后穷追三日，忽不见义军踪影，而探报义军已破天水，赵即率军回救，于5月6日上午始抵天水，义军已于先一日南去。赵军长途跋涉，军士病足不能行，及休息三日后，始电请行止，而义军又远飏矣。时甘军吴炳鑫、马忠义各部皆到，总数几达万人，唯在城乡日事搜刮，借“追剿”为名，自天水井至高桥160里，又遭蹂躏。马国礼远遁清水，此时亦全师而还，又纵兵四处掳掠，诬良为匪，甚至掘地三尺，人民备受荼毒，天水元气为之大伤。一月后，闻义军二次到伏羌，马又欲远遁，有壮凯军某哨官力争曰“敌人来否尚不可知，军门（当时军中对长官的尊称）有面目出城，我们无面目入城！”同时听到马国礼一出城，百姓即闭门不准再入之谣，始怏怏助守，而商民已疲于供给了。
        事后，张广健于5月14日致袁世凯及参陆两部电中，竟异想天开地嫁祸于民国元年秦州反正。说什么“秦州自黄钺独立后，余党尚多，竟有不屑劣绅，怂恿官吏开城迎降，匪遂大肆蹂躏。”倒是当时壮凯军一连长给甘肃都督府的报告中，其结尾有几句话，评论比较切当，特录如下： “总之，此次固关之失守，误于马分统之赴援不速（赴援事不在本文范围，从略）；马镇（按即马国仁）之阵亡，误于马分统之来信不实；秦城之失陷，误于马分统之见敌潜逃（按当时大城尚有开花炮四尊，如军民合力防守待续，义军未必攻克）。”  
        另外，马国仁阵亡后，袁世凯褒恤有加，特授陆军少将衔，并在天水建祠树碑，岁时祭祀，碑文为天水翰林哈锐所撰，对马国仁评价很高，文载《天水县志·艺文志》中。千家，艰难济危军。畏蜀真如虎，宣王安钗裙。蜀窃终粉碎，浩劫念贞珉。

张二

回忆邓宝珊先生邓宝珊先生
张举鹏
        邓宝珊将军是国民党中一位少有的有远见的爱国将领。少年投身民主革命，多谋善战，迭立战功，一直是我党的好朋友。建国后，在党的领导下主持甘肃政务，为甘肃各族人民繁荣幸福努力工作，直到他最后一息。凡此种种，在《邓宝珊将军》一书中都有比较详细地记述，现只就回忆所及，写一些琐事，以寄托我对邓先生的思念之情。
        我是五十年代调到省政府当邓先生的私人秘书的，但是邓先生的声名，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从父辈谈话中就知道了。一九四六年夏，我在兰州投考大学，听说邓先生由榆林因公来兰，要在当时甘肃学院“至公堂”讲演。我多方设法，也参加了那次大会。第一次见邓先生，主持大会的人作了介绍，称邓先生是“抗日名将”、“功在党国”等语。接着邓先生用浓重的天水乡音发表演说。他说：我是抗战胜利以后第一次来家乡的。说我是抗日将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接着说，我国抗战的胜利，不是某一个将领之功，在抗日前线，十几万三陇健儿为国牺牲，家乡父老勒紧裤带支援抗战，要记功，我看记在他么名下最合适，我是愧不敢当的。这些话，现在听来并不是惊人之谈，但是我当时是个农村学生，孤陋寡闻。邓先生就以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的一句名言“人生就是一个奋斗不息的过程”为题，结合自身经历，讲了他在榆林的“三大”（即风大、沙大、困难大）的实际情况，也讲了他三次去延安的情况，勉励大家刻苦自励，奋斗不息。
        邓先生那次讲话深入浅出，比喻生动，有时还杂以诙谐语言，趣味横生。特别是说到“现在抗战总算胜利了，应该给全国老百姓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不应该再有什麽”时，听众报以热烈掌声。因为那时全国战云密布，蒋介石在美帝支持和接济下，磨刀霍霍，开始向解放区进攻了。八年抗战，民穷财尽，现在再打内战，有心人是会忧心如焚的。邓先生的那几句话，也就是反内战的沉痛呼声，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里话，难怪当时与会者是那样激动了。
        邓先生那次讲话，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觉得他确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带有西北高原淳朴气息的爱国将领。
        邓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人从不疾言厉色，没有丝毫官架子。和他说话，可以说是一种享受。我到他那儿去，他再忙，总是让我坐下来休息一下，一面让我吃园中自产的苹果，一面谈工作。工作谈完，又是论古道今，嘘寒问暖。他知道我是一个旧诗爱好者，因此与我谈话，总要谈一阵与旧诗有关的事情。他主张旧诗要改革，不改革就要自取灭亡。首先要革“韵脚的命”（就是说要用今韵不用古韵）；同时要将民歌、山歌（包括“河州花儿”）入诗，给旧诗注入新血液；然后才能在百花园中继续开放。他说，有些意见也给郭沫若先生谈过，请沫若登高一呼，沫若很同意。
        据他说，他对我国的古代诗人无所谓偏爱，只是杜诗更合口味些。说着，就一字不差地背诵起杜甫的《秦州杂诗》来了。对邓先生的学识才华，连陇上学人天水冯仲翔先生也是十分敬佩。冯曾说：有一次他去邓先生处，邓正在阅读清人仇兆鳌的《杜少陵诗集详注》。劈头就问他：你是诗人，你说这本书注得好吗？冯说：是好书，注得精细。邓摇头说，我看问题就出在“精细”上面，引经据典，不厌其烦，总要考出杜诗是“无一字无来历”来，把一首诗反而弄得支离破碎，兴味索然了。当时我没有见过仇注本，过了几年才读到的，可能由于邓先生的见解先入我心，总觉得注释有时失掉原意，不明快，那部书我终于没有读完。
        有一次，邓先生出示他给天水杜甫草堂写的新作一首曰：诗圣光芒笔有神，少陵一老百酸辛。幸逢此日非当日，不薄今人厚古人。东柯南郭记流寓，麻鞋草笠资写真。林泉绚丽新歌颂，双玉兰开处处春。从邓先生的叙述中，知道了天水的甘泉寺有工部草堂，院中有千年以上的玉兰树两株，绿荫覆地，银干撑天，每到夏季，繁花满枝，游人为云，郭沫若说是全国最大的两株玉兰树，邓先生请白石老人题写了“双玉兰堂”匾额一方，准备悬于草堂之上，托人为杜甫画像一帧，准备悬于草堂之中，供人瞻仰，这首诗就是准备题画用的。我读了以后，觉得功力深厚，音韵铿锵，吊古颂今，造诣很高，暗暗佩服他一生戎马，是什麽时候把诗写得这麽好的？他还一定要我提出意见。我再三推敲后，只将第二句“百辛酸”三字提出来请他考虑，觉得还时写的“光明”一些为好。邓先生接受了我的意见，想了一阵，改为“歌人民”三字。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我落实了政策，分配到天水工作。一次见到邓先生那首诗的照片，又将那三字改为“歌万民”了。现在看，“歌人民”也好，“歌万民”也好，都不如原稿“百酸辛”三字概括力强了，这首诗的意境可以说是由我而破坏的。我希望今后有人在引用该诗时，仍以恢复原状为好。
        邓先生对毛主席诗词的解释，也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以《水调歌头·游泳》为例，最后几句是：“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他解释说，将来三峡水库建成，就高峡出平湖了。现在有些民主人士一直在担心会不会将巫峡的神女峰也给淹没？为了保护名胜，解除顾虑，毛主席才采用“神女应无恙”词句来回答，同时他也请神女来看看“换了人间”的世界，让她吃惊去吧。诸如此类，还有很多，不再一一枚举。
        一九六零年春，随邓先生去北京，我知道他曾在洛阳驻过军，对洛阳一定是熟悉的。车过洛阳时，由于我对洛阳北面一带的土山，是不是北邙山，产生怀疑，便问了他。他作了肯定的回答。然后吟诵起唐人王建的诗句：“百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置处。”又吟道：“人居朝市未解愁，请君暂向百邙游。”他问是谁的诗，我茫然了。还吟道：“……风云庆会消磨尽，也作百邙山下尘。便是君，也唤不应；便是臣，也唤不应。”他想不起是谁的作品。我说，可能是郑板桥的吧？他摇了摇头。前几年，我在友人处偶尔翻阅卢前（冀野）校的《乐府群珠》，居然有这首曲子，是元人张养浩（云装）的《山坡羊·百邙怀古》，我惊喜不已，深感邓先生既娴熟于诗词，又娴熟于曲府。邓先生广交朋友，又笃于友情，久而不衰。
        六十年代初，邓先生在北京开会，香港《大公报》记者来访。访问一开始，就由衷地表达了他对当时在台湾的袍泽老友深切思念之情，而且首先提到的就是于右任。他说，于先生是他的师长加朋友，是国民党元老中他最崇敬的人（邓先生凡是提到于右任，都是呼先生而不名），现在人为地隔阻两地，使人倍加思念！他说，于先生被胁迫去台以后，对大陆亲友同样怀念不已，往往寄托于诗词之中。如“白头吟望中原路，待我归来奉一杯！”“同人争向中愿望，天放晴光亦快哉！”“垂垂白发悲游子，隐隐青山见故乡”等。特别摧肝裂肺，催人泪下的，要算《补岁寒三友遗字》诗：“破碎山河容再造，彫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玉郎已白头。”这种猛烈地怀念故土亲人的感情表达了去台人员的共同心声。邓先生一再呼吁台湾当局捐弃前嫌，于大陆对话，共同完成统一大业。
        一九五零年元月，邓先生由京返兰州主持甘政后，即一直住在慈爱园的公寓中。一九五六年，朱光潜、冯洁、常任侠等文化教育界人士组成西北观光团，去玉门油矿、敦煌莫高窟、青海柴达木等地参观。到兰州时，邓先生曾在园中设宴招待，宴后又吃瓜消暑，宾主尽欢。席间不少人挥毫濡墨，吟诗作字，盛赞西北与兰州之雄美，盛谢主人之高情浓意，佳句琳琅，美不胜收。
        一九五七年梅兰芳先生来兰献艺时，在邓先生招待的宴会上又即席赋诗。邓先生先后初始原作，我一一抄录珍藏。邓先生对中央领导同志非常佩服。他曾对我说：毛主席的才华，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五十年代，他去北京开会，晋见毛主席。在便餐时，兰州中医院张汉祥医师也在座。张精于医道，经常给中央领导同志及其夫人看病。席间，中医也就成了谈话的中心议题。毛主席对中医的“四诊”“八纲”很赞赏，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在实践中总结出的有中国特色的医学理论，丰富了世界医学宝库，是中国人民的骄傲。用新医、旧医来称呼西医、中医，这实际上有贬低中医的味道，中西医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邓先生接着说：“现在中医的社会地位还是比较低的，要中西医平起平坐，才能谈到互相学习。”毛主席立即说：这是个存在的实际问题，也是个很好的意见，我看《人民日报》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先发表个社论鼓吹鼓吹。果然两天之后《人民日报》就有社论出现了，这是党报第一次为中医说话的社论。邓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尊重党外人士意见和建议的一个侧面来。
        邓先生对刘少奇同志领导才能和艺术是由衷佩服的。一九六二年三月下旬，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周恩来同志也参加了。第二天我去邓先生处，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说：刘主席对这几年不少地区发生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以及官僚主义等，作了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表示了改正的决心和信心。还引用孟子的话：“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刘主席恳切地希望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和衷共济，渡过困难，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确实让人感动。
        一九六二年，我调到西安工作。一九六三年秋，我出差到青海牧区，路过兰州，特意去看望邓先生。他特别热情对我下牧区表示关切，并嘱咐我要多带些御寒之物，注意饮食，学藏话，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等。这一时期，各地正在进一步贯彻党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精神，慈爱园门口园林处牌子也没有了。我顺问了园子落实政策的情况。他说：“还好，只是花卉有些损失，几种墨菊不见了。”我再能说什麽呢？次年夏，又去甘南牧区，中秋节后经兰州返西安。在兰州逗留时，又去看望了邓先生（也是最后一次），并在园子里转了一回。邓说：国庆十五周年快到了，甘肃日报社要他赋诗志感，他答应了，正在构思。然后用低沉语调缓慢地说：“十五年来，我们的成绩有目共睹，全世界也公认，缺点错误也是严重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好制度，走定了。怎麽个走法？还要摸索前进，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走一步回头看一步。自出心裁，一哄而起的教训是深刻的，要吸取教训呵！这不是“办会秧秧”，闹不好就要大片大片死人呵！”（天水土语把小孩玩叫“办会秧秧”）说罢，半晌不语，似有无限感慨。他说，这诗，没时间听听你的意见了，等写好后寄给你留个纪念吧。果然，十月初，我在西安受到了他亲笔在宣纸上写的《国情贺诗》五首，并附有当年九月三十日《甘肃日报》一大张。这诗刊在该日的报头右角，邓先生还用毛笔打了个记号。诗曰：建国丰功孰与俦，红旗三面树红猷。河流让路山低首，虎跃龙骧十五秋。三座大山一扫平，工农六亿庆翻身。银锄铁臂惊天地，万里神州面貌新。曾闻水旱困尧汤，灾害空前岁尚穰。万众争夸公社好，天堂欲到有桥梁。思甜忆苦立场坚，夺秒争分干劲添。万马飞奔追大庆，高歌跃进写新篇。苍蝇碰壁日嚣嚣，桀犬公然吠圣尧。一切害虫须扫尽，亚非拉美起狂飙。
        邓先生生于1894年，那年正是甲午中日之战的一年。因此，邓先生经常说他生于忧患，饱经忧患。说他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路程，在党的关怀和帮助下，终于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五十年代初，邓先生常常说，他要克服“作客思想”，和大家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能有半心半意，三心二意。这种严于律己的作风，对每个人都有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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