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19-8-9 23:00 编辑
巴金几乎影响过所有的中国人。无论是官方对于近代中国文学家的习惯性排序——鲁郭茅巴老曹，还是中小学课本上选用他的一些课文，都让他很早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成为我们很轻易就能脱口而出的名字。
而且小时候对于他的好奇还包括他的名字，怎么叫巴金呢？有这个姓吗？然后开始知道作家很多都用的是笔名，而那时候学语文需要背诵那些定性为“文学常识”的内容，像他这样影响力的作家籍贯以及原名、代表作等等必须是滚瓜烂熟的，在对文学没有什么概念的时候，是语文考试让我们对于巴金印象很深刻。
真正接触巴金是从《家》《春》《秋》开始的，这三本书我有没有完全看过我记不大准确，《家》一定是看过的，高觉慧都是一个偶像级的人物，高觉新刻画得也是真实，还有那些可爱可悲的女子都写得很动人；《春》可能看了一半不到让老师给撕了，因为我没有听他相当烂的课，我五倍作价赔了图书馆；《秋》应该没看。不过对于文学掌故一向比较好奇的我即便没有看过，对于其中的情节不算陌生，而且坦白讲，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他的东西兴趣也越来越小，一本长篇小说读下来基本上就不需要读第二本了。他的小说就是讲故事，近乎真实的故事。主旨很明确，就是理想和爱情，彷徨和革命。不是说这样不好，恰恰相反，这样的内容是最具备时代性的，而同样年轻的作者通过他的小说乃至于他本人的经历，当时的确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纷纷背离自己腐朽的家庭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他的小说不仅仅有文学意义，还有革命意义，年轻心灵里跳动着些许缥缈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安那其主义。只是多读了几本其他的书之后再回头看巴金，总觉得是不是少了一点文学性？有没有如席勒般有传声筒的嫌疑？只是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泰山北斗级别的人物，自己显然又说不好，于是也就很长的时间内疏离巴金的作品转而追逐其他了。
直到《随想录》的出现。
九十年代末期，我近乎崇拜般地看着摩罗的书。钱理群教授当时力推过一套叫做“草原部落”的书，其中很重要的作者之一就是摩罗——一个来自民间的思想者。可能正是来自民间，他少了很多禁忌，文章写得四面出锋，刀刀见血。摩罗说中国的二十世纪有两个半良心，其中一个就是巴金；而之所以是巴金，就是因为巴金有过《随想录》，之后我从各种渠道陆续看过一些，直到最终买了完整的一套书，终于看完，感触良多。
《随想录》是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一本书，一本良心之作，只有读完《随想录》之后，我才会感觉到：有一颗良心叫做巴金；有一种信仰叫反思；有一种文学叫做《随想录》。
一九七八年，巴金已经七十四岁了，一个历经磨难过后本可以颐养天年的年纪。况且拨乱反正之后他因为崇高的声望而承担了相当多的各种社会活动，诸如中日的友谊、中法的友谊他都是积极奔走的。他实在没必要强撑着并不太好的身体在翻译赫尔岑之外，还要去写那样一个由一百五十篇小文章组成的大部头，而且一提笔就是八年之久，一直到每天只能写一两百字，一直到最终的定稿。我想这不是简单的主观努力，而是一种使命的使然。没有谁要求他，他还是那么不遗余力，只能说明一点，他藏匿太久，他需要一吐为快，最后的写作与其是对于读者的奉献，不如说是对他自己的交待。封笔那一刻，我想他肯定有一种心愿已了的释然。
他想告诉别人，真诚地告诉别人，那场浩劫是我们的梦魇，除了物质和文化上的毁灭之外，对于人心人性也给予了格外的炼狱般的考验。他因为胆小、怯弱也做过伤害别人的事情，也没有保护过更多的人，为此他真诚忏悔，不断反思，并寄希望于大家都来反思这段历史，让悲剧不再重演，让血的教训永远警示后人，他不断呼吁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他把这个当作时自己的责任，一如杜鹃啼血，在所不惜。
其实，他太过苛求于自己的。在那样一个年代里，每个人都得考验，按照杨绛《洗澡》当中描写的，那叫洗心革面，都想着怎样过关，哪里能顾得了那么多细节？中国作协至今还保留着当时几乎所有著名作家的检举、揭发、交待之类的材料。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就揭秘过一批，后人看到也并没有因此而轻视那批人。情况分两种，一种是不得已为之，一种是为谋私利有意为之。有意为之的多半又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下场可能更惨；而大多数都是前者，既然大家都选择了沉默和遗忘，所有的人也都能包容和理解，巴金又何必站出来反思自己呢？
在别人宽恕之前，他们绝大多数都选择了自我宽恕。通常的情况是，站出来说几句反思的话语转而又回到主流舆论当中继续指点江山了。
但是巴金没有，尽管巴金几乎没有做过什么有违公序良俗的事情，或者说很多不情愿的举动都是在情非得已的情况下做的，而保护其他人又在他的能力之外，至于不能反抗斗争又多少是因为他的性格使然——那是一个多么温和的老人，一个能在那样一本长篇中写了三次外孙女端端的善良老人拍案而起的可能性能有多大？
这就是巴金的道德高度，或者说时他的良心使然。他觉得自己做了亏心的事就应该讲出来，而且觉得如果大家都不讲出来，这段历史教训就被弱化，那么谁都不能保证以后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但知道错误，还要勇于承认错误，才能彻底改正错误。个人的名义可能会受损，但是相对于造福后人，个人的荣辱又能算的了什么呢？
他反复地讲要说真话、说真话，并没有简单地把不说真话归结为时代的错乱。事实上，当巴老和他的朋友谈及此事的时候，他的朋友直率地说，谁都不能保证下一次就不说假话。他其实是认同这种观点的，尽管那一刻，他可能很无助。
这样的话题是沉重的。直面这样的话题并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更需要的是勇气，要知道卢梭当年写过《忏悔录》之后似乎买账的并不多。
卢梭的崇拜者巴金当然知道这些，可他的创作品质又促使他不顾及这些。他反复讲自己不是什么文学家，没有什么高深的文学修养和华丽的技巧，虽然读过不少书记住的却很少，自己就是觉得有话要写，所以就源源不断地写，他始终是把读者放在第一位的，他不能欺骗读者。在《随想录》当中，连小朋友的信他都一笔一划地写回信，和那么小的小孩们探讨“人生的意义”这样的话题，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些？
问题是以巴金的笔力当真不具备这种或者时那种的技巧吗？应该不是的。一个走遍那么多地方，有着如斯般阅读、翻译和写作经历，思考如此彻底的人如果执着于文学的话，他的文学本身的属性应该会更强。他之所以反反复复地告诉别人我不是什么文学家不懂什么文学技巧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他觉得文学不应该是最重要的，革命、战斗、让世界更美好、让人类更美好这些才是最为重要的，这是是他的追求所在，所以，他的文学可以是革命的文学、战斗的文学，绝不是为“文学而文学”。他用《激流三部曲》呼唤着那个年代的青年背叛封建家庭走向革命；他用《团圆》（改编成的电影叫做《英雄儿女》）这样的作品去歌颂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而他也曾用相当唯美的语言写过《海上日出》（中小学教材上选用）等等。一旦题材出现，他甚至顾不上打磨雕琢，就是想在第一时间奉献给读者，就像分享一杯甜美的琼浆。他的心里长时间住着一个年轻人，执着于理想、满怀热情、坚持信仰、热爱他所热爱的一切。
是错乱的年代颠覆了他许多，是批斗、抄家还有萧珊的离世让他重新审视他身处那个的时代：错的仅仅时时代吗？而他高于其他人的地方在于他并不像祥林嫂般地重复着悲惨，而是跳出来再看在那个环境下各色人等的表演和境遇，他担心的是今后此类事件的重演，他呼吁的不过是以此为鉴噩梦不再重演，至于那个文学家的名头在他丝毫不重要。面对那个被动的文学大师称号，我想他可能会一声苦笑：他要的不是这个！
但是他得到的却恰恰是这个，在他的两个提议当中，第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意见迅速被采纳，而另一个却石沉大海——我是相当理解的，咱们的民族走过的弯路还少吗？痛苦藏匿于心不见得比曝晒于外轻浅，回望一下，默念于心继续向前走吧！
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很难掰扯得清楚。
只是想到那个时刻的巴老，我忽然有一种感觉，老人有些孤独，不被理解的孤独！
唯其孤独，方显伟大。中国不缺像他那样的作家、社会活动家、文学老人，不过，像《随想录》背后的巴金几乎独一无二，从此后，巴金将在他文学的高度上再上新的巅峰，关于道德、关于人格，关于民族的自省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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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9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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