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xam720 于 2020-4-2 11:21 编辑
八年级开学前,我不得不面临着一个抉择,是考重点中学,还是考本校的重点班。
我所在的是一个国营厂的子弟中学。厂当时就叫国营XXX厂,厂名上没有省市的名字,以示与地方国营的区别。厂里一共有五所子弟中学,厂里的子弟很多,仅我所在中学的一个年级就接近20个班级。只是学校的教学水平普遍较差,和市办学校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为了应对即将恢复的高考,厂里决定开办一所重点中学,准备将好学生集中培养。为了防止好学生外流,我所在的中学作为应对,立刻决定办一个重点班,以和重点中学争夺学苗。
十三四岁的孩子,根本无法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家长文化水平所限,难以提出合理的建议,我只好保守的选择考取了本校的重点班。
新学期到来之时,我去新的班级报到。班主任是个男老师,姓聂,聂老师个子不高,偏瘦,戴着眼镜,眼睛炯炯有神,说话时略显风趣。在我的眼中,聂老师很有威严,令我有些害怕。
新班级与原班级最大的不同,是男女不同桌,互相不讲话,规矩如此之严,以至三年中学时光,我没有和任何一个女同学说过话。毕业时,别的普通班都会成上几对,只有我班,一对都没成。更可怕的是,此事还留下了后遗症,以至工作之后,遇上迎面走过来的女同学,仍是形同陌路,不发一言。
班级的空气是沉闷的,有些呆板,同学的思想也被禁锢着。上音乐课了,音乐老师教我们唱《青年友谊圆舞曲》,记得歌词中有一句,“让我们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可就是因为歌词中有拉手和跳舞的内容,全班同学硬是没人张嘴,以至于整整一堂课,音乐老师只好一遍遍的自弹自唱。
八年级时,我的个子最小,坐在课堂前面。在前面的劣势,就是做什么,都能被老师看见,为此,我经常受到批评。
聂老师教学,有自己的教学思路,上学伊始,就定了计划,在正常开代数课的同时,利用早、晚自习的时间,开平面几何课。换句话说,是准备为数学抢出一年的时间,用于备考。
从开学这一天开始,聂老师的工作生活就紧紧的和学生贴在了一起。学生不容易,聂老师更不容易,每天六点前早早的来到学校,晚上八点多才到家。最可贵的,聂老师给学生补课一分钱补助都没有,全部是奉献。
时间久了,从支言片语中对聂老师有了一些了解。聂老师是辽大数学系的毕业生,原在长春一个大学教书,文革时参加过专案组,文革后期,由于一些原因离开了长春来到沈阳,到中学任教。
聂老师教学,特别注重学习方法,复杂的列方程,在他的讲解下,变得异常简单,他教的因式分解方法,不仅仅是二次、三次,连N次都能分解出来。他特别注重对定理公式的推导,三角最难背的是公式,经他总结的一套口诀,读起来朗朗上口。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就是忘了的定理,我仍然能推导出来,三角公式的口诀还能背下来。
中学时期十分闭塞,对外部信息了解得很少,很多知识都是从聂老师的口中听到的。聂老师经常谈起“清北复开”,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经常提起“三钱”,讲些钱三强、钱伟长和钱学森的故事。这些知识,平时在报纸和电台中都是了解不到的。
对于家长来说,能有这样一个班主任,当然是满意的。对学生来说,能在聂老师的班呆久,也殊为不易。聂老师讲课好,要求也高。上学期一过,就进行了一次淘汰,十来名成绩稍差的同学,含着泪离开了班级,而后,又从普通班里选些优秀的同学补充进来。
在一个子弟中学,有一个优秀、专业的老师算是偏得。其他的课任老师不仅没有教过高考班,连最基本的传道授业也难以合格。政治老师是厂里的普通工人,物理老师是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毕业,英语老师时有时无,语文老师是个年青的女老师。这样的教学团队,根本无力应对高考,聂老师也是徒生叹息。毕竟以他一己之力,独木难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有时,他略带讥讽的点评某些课任老师,提起物理老师,他经常说,“你们这回明白了吧,工农兵大学生就是这么个水平”。
高中是一年制,十多个初中毕业班,考高中的人很少,学习稍差的学生,出路只有两个,一是接班,二是当兵。高中只招了两个班,高中的成立意味着重点班的终结,好在,高中时,我还是有幸分到聂老师当班主任的班级。
随着高考的临近,两个班又进行了调整,分为了高考班和技校班。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是前几名,所以决心参加高考。
高考成绩出来了,我考的最高,但是仍没有过录取分数线,这意味着全校高考成果为零。有一点让人欣慰,考技校的同学,除了一名男同学落榜,其他都被录取了,大部份同学都有了归宿,不会失业了。
落榜的人,心情是比较复杂的,要面临着下一步的问题,是复读,还是就业。十七八岁的孩子,此时根本无暇顾及到聂老师的心态。成年以后,每逢想起此事,感觉聂老师作为班主任,看到高考的结果一定会很伤心,他三年的努力,彻底的付之东流了,听说他之后再也没有担任过班主任。
我最终作为分数较高的高考落榜生,被特招进厂。值得一提的是,我进厂后,考成人大专,成绩是全市前三名;考专升本,成绩是全市第一名。每次考试,我的数学成绩都是最高分。我心中明白,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归功于聂老师。聂老师的心血并没有白费,在我日后的工作中,良好的数学功底一直对我有所帮助。
再次见到聂老师时,已是2000年,我已经毕业了19个年头。厂早已升格为集团,我是在集团下属公司担任人事部长,聂老师在集团技工学校做教导主任。因为工作关系,和聂老师见过几次面。每次见面,聂老师都提议全班的同学要聚一聚。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期望,我和另外一个女同学作为倡导者,在当年搞了一次班级聚会,60名同学来了不到40人,算是圆了聂老师的心愿。聚餐结束,大家自然而然的唱起歌、跳起舞来,只是这次聂老师看到同学们拉着手跳舞后,并没有说什么。
再一次见到聂老师又是十多年过去了。一位女同学请聂老师吃饭,把我喊了去。聂老师精神头还是那么好,但明显头发已全白了。言谈中,能明显的感觉到,虽然聂老师教了一辈子的书,学生无数,可是,对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印象最深、也最好,以至三十多年过去了,还记得当时的点点滴滴。
好人好命,聂老师早已退休,退休工资不低,一个女儿也很优秀,在省医院做妇产科主任,谈起女儿,聂老师颇为自豪。
我是不幸的,因为在子弟中学读书,无缘进入省、市的优质中学学习,以至高考失利。就是四十年以后的今天,当年没有报考的那所重点子弟中学,仍是全省最差的重点高中。每年高考,超过600分的考生,根本见不到,有三五个学生考上一本,就算是好成绩了,学生大多数只能去三本。我所在的中学和另外几个子弟中学,也全部归到社会,变成了初中,且成为是市里明令上榜的重点帮扶弱校。
可喜的是,我的孩子命运和我不同,因为政策变了,她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实力,考上省市优质的初、高中去学习,从而能考上心仪的名牌大学。
我又是幸运的,因为在当时如此差的一个教学环境中,遇到了一个好的班主任老师,他给我的教诲足以让我一生难忘,一生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