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桃花盛开的季节,自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写就伊始,桃花源就和文人隐士结下了不解之缘,文中避世隐居的仙境成为历代文人隐士的向往,桃源也随之成为诗词书画创作中的重要题材。据画史记载,李昭道、荆浩、关仝、郭熙、李唐、赵伯驹、赵孟頫、钱选、王蒙等历代名家都曾以《桃花源记》为创作题材。 “澎湃新闻·古代艺术”(www.thepaper.cn)推出的“600年故宫鉴赏”系列本期关注的是两岸故宫所藏的以“桃花源”为主题的历代书画。其中王蒙《桃源春晓图》以漫山盛开的桃花与徜徉在溪流中的河舟构成桃源意象;仇英《桃村草堂图》以桃林筑亭,桃花灿灿,呈现出一派浓浓春意;八大山人《行草书桃花源记》则表达了不与清廷合作而追求世外桃源生活之意。 《桃花渔隐图》(局部),明,蓝瑛绘,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自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写就伊始,桃源就和文人隐士结下了不解之缘,文中避世隐居的仙境成为历代文人隐士的向往,桃源也随之成为诗词书画创作中的重要题材。唐代韩愈所作七古《桃源图》,已经提到根据《桃花源记》绘图的情况: “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流水盘回山百转,生绡数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题封远寄南宫下。南宫先生忻得之,波涛入笔驱文辞。文工画妙各臻极,异境怳惚移于斯。” 由此可知,这幅画是在生绡所绘,是武陵太守某人寄给南宫(礼部)某郎官的,南宫先生在画上题了诗,韩愈这首诗也许就是赓和之作。至于绘图的人已不可考其姓名了。明杨慎《丹铅续录》卷六“桃源图”条曰: “唐人画桃源图,极为工妙。舒元舆作记云:‘烟岚草木,如带香气。熟视详玩,自觉骨戛青玉,身入镜中。’韩退之亦有《桃源图诗》,盖题此画也。予及见元人临本。” 据画史记载,自唐以降,李昭道、荆浩、关仝、郭熙、李唐、马和之、赵伯驹、赵伯骕、刘松年、赵孟頫、钱选、王蒙等历代名家都曾以《桃花源记》为创作题材,只是大部分作品已经遗失。明清以来,桃源仙境成为最重要的绘画题材之一,“吴门四家”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以及“清初四家”之一的王翚等无不有以桃源、隐逸为主题的画作传世。 在两岸故宫现藏“桃源”题材的书画中,有以漫山盛开的桃花与徜徉在溪流中的河舟构成桃源意象的王蒙《桃源春晓图》;有以桃林筑亭,桃花灿灿,呈现出一派浓浓春意的仇英《桃村草堂图》;有笔墨泼辣而不野,设色妍丽而不俗,树木景物充满生机,巧得江南野趣的《桃花渔隐图》;也有再现陶渊明“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的王翚《桃花渔艇图》;还有以表达誓不与清廷合作而追求世外桃源生活之意的八大山人《行草书桃花源记》等。 《桃源春晓图》,元,王蒙绘,纸本设色,纵157.3厘米,横58.7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白云洞口千峰碧,流水桃花非世间。”“元四家”之一王蒙所作的《桃源春晓图》春光明媚,渔郎撑棹,徐行于江水之上。两岸桃花齐绽吐英,远山叠嶂,山头苔点繁密,为一焕发回春的景象。此作山石、树木层叠,构图繁复,无迫塞之感。皴山画树,层层点染,笔墨苍润,有古雅之趣。王蒙(1308~1385),元代画家,元四家之一 。字叔明,号黄鹤山樵,一号香光居士。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工诗文、书法,善画山水,早年与黄公望、倪瓒等名家交往甚密,曾得到黄公望指点。对继承董源、巨然的山水用功尤深,能自出新意,并且师法造化,独具面貌,是元代末年富有创造性的山水画家。王蒙的绘画在《石渠宝笈》中著录的还有《坐听松风图》、《双松渔隐图》、《秋林万壑图》、《秋山读书图》、《花溪渔隐图》、《谷口春耕图》等,都让人仿佛可以想像陶渊明的世界。王蒙《闲适》诗曰: “绿杨堪系五湖舟,袖拂东风上小楼。晴树远浮青嶂出,春江晓带白云流。古今我爱陶元亮,乡里人称马少游。不负平生一杯酒,相逢花下醉时休。” 明白地说出他对陶渊明的向往之情。 明以来,吴中文士诸如沈周、文徵明、唐寅、陆治、王宠等人在经历或屡试不中、或官场失意后,便“不复于世事,以翰墨自娱”。在此背景下,体现避世隐居、返璞归真等隐逸思想的《桃花源记》成为他们热衷表现的诗词绘画题材。据现存书画及相关文献记载,仅“吴门四家”的之一的文徵明,在五十五岁之后的晚年里,不仅图绘了至少5幅《桃花源》题材的山水长卷及扇面,还书写了多幅《桃花源记》及陶渊明的其他诗文。据郁逢庆《书画题跋记》记载,在文徵明所作《桃源图》上,除有文徵明自题“偶然避世住深山,不道移家遂不还。却怪渔郎太多事,又传图画到人间”外,还有多位友人的题跋,如陆治“万树桃花春雨香,武陵何处问渔郎。湖山表里如图画,洞口烟霞天一方。”蔡羽的“咫画桃源路更深,神仙从此隔溪云。笑他秦帝空求术,谁信尘凡已自分。”王守“路入桃源深更深,溪中流水洞中云。岩居别有尧天在,只许渔郎占席分。”王宠的“桃花何事隔人群,一半青山一半云。世上成蹊都浪说,仙凡回首路头分。”从这些诗文提及的“渔郎”、“湖山”、“洞口”、“桃花”等字词,可看出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及相近的文人意趣。 《桃村草堂图》轴,明,仇英绘,绢本,设色,纵150厘米,横53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并称为“吴门四家”的仇英亦描绘过多幅桃源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桃村草堂图》以山水为背景,景物十分繁复,远处,高山叠幛,山峰林立,山巅屹立,高峰两侧山势相应较矮小,形成“山”字形,山峦间白云缭绕,更远处的山头隐约可见山涧飞瀑高悬,奔腾直泻,叠泉涌流,水花四溅,汇集下部溪水中,溪水湍流,潺潺流淌:中部为山石嶙峋,有的竖立,有的横卧,错落有致,山石间松柏挺拔,与杂树并茂,山腰、山坳处桃花绽开,几乎染红半山腰,呈现出一派浓浓的春意。在苍松翠柏丛中,在半山腰的平坡处,座落草堂屋宇数间,半掩于山坡奇石之间,在桃林中筑孤亭,亭中几席书籍清晰可见,草堂四周环境十分优美,凉亭洁净,正是读书吟诗的好场所,宛如人间仙境。小溪从亭旁缓缓流过,溪流小桥上有一童子捧着书卷而来,一人从林荫深处向溪边缓步前来。另有二童子,一在溪边洗砚,一携包屋前。裱边有董其昌、昆虔、徐宗浩题跋。经清内府收藏,后为徐石雪所得。 《桃村草堂图》(局部) 据徐石雪题跋考证,画中老者即为项元淇。项元淇,宁子瞻,丁诗文草书。这所桃村草堂是项元淇的居处所,仇英在40岁左右被大鉴赏家、收藏家项元汴请至家中,在项家住了十年之久,为项氏绘画和临摹了大量作品,此《桃村草堂图》便是其中之一幅。整幅画意境如诗入仙,画法精细工瑾,细致入微。通幅大青绿着色,色彩艳丽深重。方薰在《山静居论画》中说:“设色不以深浅为难,难于色彩相合,合则神气生动。”此图将滴翠的石绿、秀雅的淡赭、温润的墨色自然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具有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远山伟立,近处山石巍峨,桃花灿灿。在明末浙派后期代表画家蓝瑛的笔下,《桃花渔隐图》溪水明净,篷船上红袍官员与高士相对而谈。全图布局稳重,用笔苍劲,点染别致,笔墨泼辣而不野,设色妍丽而不俗,树木景物充满生机,巧得江南野趣。蓝瑛一生勤奋耕耘,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在他的绘画作品中常署仿某家之作,其实多具自己面目,本幅亦如此。蓝瑛的画具有职业画家娴熟的笔墨技巧和文人画家的笔墨情趣,二者结合而产生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明末职业画家向文人绘画靠拢的发展趋势。此图为蓝瑛晚年青绿设色的代表作品,也是其时山水画中富有新意的一幅上乘之作。 《桃花渔隐图》轴,明,蓝瑛绘,绢本,设色,纵189.6厘米,横67.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王翚《桃花渔艇图》则再现了《桃花源记》中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 之景。画家自题临元代赵孟頫《桃花渔艇图》,全图以青绿设色,布墨施绿,古雅妍丽。用笔精工,构景得疏密动静之妙,画面明净雅逸。溪岸夹桃,落英缤纷,一渔舟沿溪行来,山峦层叠,绿树苍翠,白云涌起,水际空灵。 《桃花渔艇图》,清,王翚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而在清代宫廷画师王炳的笔下,《仿赵伯驹桃源图》设色浓艳,以青绿为主。小洞外停一小舟,洞中一渔人,洞外远处重岩迭嶂,桃花遍开,近处则屋舍俨然,良田美池,男女往来种作,是描写桃花源比较逼真的一幅。南宋赵伯驹(1120-1183)《桃源图》,著录见《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九十八历代鉴藏八,又见《石渠宝笈》卷六: “宋赵伯驹《桃源图》一卷,素绢本,着色画,款署伯驹。幅前有秋碧、吴新宇珍藏印二印。” 以此图与现藏美国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仇英所绘《桃源图卷》对比,可见其布局很相似,应当都是赵伯驹《桃源图》的摹本。 《仿赵伯驹桃源图》(局部),清,王炳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仿赵伯驹桃源图》(局部),清,王炳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初四僧”之一的朱耷为前明宗室,面对家国之悲,民族之恨,却无力抗争,只得出家为僧。他习静修真,参研书画,以此抚慰内心的亡国之痛。朱耷深爱《桃花源记》,时常书之,以表达其誓不与清廷合作而追求世外桃源生活之意。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行草书桃花源记》即为朱耷书录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之作,下钤“可得神仙”、“八大山人”、“遥属”等4印。书前配有清无名氏山水画一段,尾纸有近代陈师曾、齐白石题跋二则。据署款,此书写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作者时年71岁。该书学东晋王献之,兼融小篆之体,笔法纯朴圆润,笔势流畅,意尽笔止,有傲岸之情态和奇妙之格调,为朱氏晚年佳作。 朱耷《行草书桃花源记》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朱耷《行草书桃花源记》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行草书桃花源记》释文: 晋武陵人渔,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林,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尽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遂不复出焉,既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舟,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欣然规往,未果。后遂无问津者。丙子六月既望,纳凉在芙山房书,八大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