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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深处的时代悲歌 ——读王蓬长篇小说《山祭》
王蓬是“文学陕军”中的重要作家之一，也是中国作家中“著作等身、德艺双馨”的典范。一九八五年九月，三十七岁时，他的长篇小说《山祭》在留坝文化馆完成。在经过两次修改后，于一九八七年九月出版，这也是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二〇一二年六至九月，他又进行了一次修改，次年四月由西安出版社出版。而我读到此书，则是十年后的夏末，在实地参观位于他的故乡汉中市汉台区张寨村的“王蓬文学馆”时获得赠书，才有幸拜读了这部三十余年前诞生的长篇小说。
一、“双线”推进故事情节发展
王蓬的长篇小说《山祭》，采取“双线”推进情节发展的办法，环环相扣地讲述发生在秦岭山区深处观音山的故事。故事始于一九六五年秋至七十年代十多年间的特殊历史时期。“双线”其中一条是“爱情线”，另一条是“政治线”。“政治线”指“WenGe”开始后，地处穷乡僻壤的观音山拉开了“四清运动”、“农业学大寨”等系列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意欲建设成为红彤彤的MaoZeDong思想大学校的过程中，工作组充分利用“永不走的工作队”，揪出了批判对象姚子怀、南春官、郭凤翔等人，给予了诸种形式的沉重打击，尤其是姚子怀还被判刑，遭受了五年的牢狱之灾，而故事的结局以“我”离开而画上了句号。“爱情线”是作者用墨最多也是最精彩的内容，以主人公“宋土改”到观音山创办学校为开端，与姚子怀的女儿冬花相识相爱，并通过请全村人来吃“刨膛”的方式订婚，后在“四清运动”中，我受到工作组的鼓动，揭发了岳父姚子怀的“罪状”，让身为贫协组长的姚子怀受到批判，并为此锒铛入狱，冬花也牵连受到不公平待遇，在工作组“划清界限”的要求下，我与冬花的爱情破裂，后冬花主动嫁给相貌丑陋的庞聋得，在举行婚礼中“我”又强行让全村男人上山打野猪，导致庞聋得身体重度残疾，“我”深感惭愧内疚，向冬花提出“招夫养夫”的想法遭到了断然拒绝，后带着满心伤痛离开了观音山。在“爱情线”的推进中，故事一波三折，情节扣人心弦，有极强的吸引力，也使得故事精彩纷呈，分外引人入胜。
二、“人物”血肉丰满极具典型
在《山祭》中，王蓬精心塑造的人物呈现出血肉丰满且典型的形象。这些人物可以划归为三类。第一类，以“四清”工作组为代表的组长老陈、大学生小孟和后来成为乡革委会主任的蔡万发，他们是推动“政治线”发展的主要群体，其中着重刻画的是蔡万发，他身为官方领导，但因生活作风问题而满身污点，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表面仁义道德、政策纲常，暗中进行令人不齿的欺男霸女的勾当，凡有姿色的民办教师、妇女队长、代销店员都逃不出他的手心，被群众称为“蔡厥猪”，在观音山政治运动中，见风使舵、胆大妄为，与郭发丁的妻子“烂白菜”发生不清不楚的关系，后竟然暗中预谋对姚子怀的女儿、宋土改心爱的姑娘冬花下手，是混进党的队伍中的“坏分子”。第二类，以姚子怀、南春官、郭凤翔等为代表的观音山群众，当然也包括被工作组任命为队长的郭发丁、相貌丑陋的庞聋得，以及漂亮、勤劳、坚韧的冬花姑娘，这些人中作者重点塑造的是姚子怀和他的女儿冬花。姚子怀是狩猎能手、除匪英雄，赫赫有名的“打山子”，能单臂举枪打飞鸟，敢从悬崖往下跳；待人热情真诚、眼界开阔、豁然大度；出身书香人家，母亲被土匪劫后在匪寨养成吃苦耐劳的强硬性格，逃出匪窝寻机报仇雪耻；豪爽仗义，敢作敢为，忠诚有信，宁折不弯；年轻时无比英武、十分潇洒、一表人才，老年时黄脸颊、瘪腮帮，显出凶相；他和黑女情投意合，但为了照顾狗熊致残的“莽撞小伙”而心甘情愿“招夫养夫”；在“四清运动”中获刑五年，出狱后并没有对宋土改怀恨在心或伺机报复。他的女儿冬花，是他和黑女所生，后由他抚养长大；冬花出生在山里，没文化，却极聪明，心眼好；身材丰腴，肤色微黑，健美倔强，纯真调皮，心灵手巧，稳重持家；勤劳善良，重情重义，善解人意，外表温顺，内心刚强，随遇而安，不亢不卑；在和“宋老师”的交往中，产生爱慕之情，并发展为真情相爱，在全村人吃“刨膛”后，由于“四清运动”中被揭发父亲姚子怀的“土匪”经历和与“黑女”的关系遭到牵扯，导致爱情关系破裂，而她独自撑持家庭，受到村人不公正的对待，后举行婚宴时，丈夫庞聋得打山子中成为残废人，但拒绝了宋土改“招夫养夫”之举，尽心尽力照顾丈夫，继续在大山中坚强而隐忍地生活。第三类，身份特殊的“宋土改”，中学毕业后回到农村成了“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后主动要求到穷乡僻壤的观音山做民办教师，创办小学为山村教育贡献力量，与姑娘冬花产生爱慕之情并相爱，但在“四清”等一些列政治运动中，作为“永不走的队员”揭发了姚子怀，导致和冬花的关系破裂，后在工作组撤走后，一边继续教学，一边做记分员，和新任生产队长郭发丁领导观音山村人劳动，但人们生活更加困难而遭遇灾荒，后认识到工作中的严重性错误，因地制宜，想方设法，扭转了村人的困窘面貌，而在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关键当口，却被乡革委会主任蔡万发故意刁难，最终带着内心不舍和万般无奈离开了观音山；他本纯洁，有知识，但多次政治运动中被工作组利用，不仅失去了青春年华，还失去了与冬花的爱情，在灵魂本真和社会政治的纠结中，人物形象立体而丰满。这几类人物中，既有群像，也有典型形象，他们共同构成了《山祭》中的人物图谱及社会关系网。
三、“描写”精妙为文本增光彩
王蓬在长篇小说《山祭》中，把描写的手法运用到出神入化的程度，为文本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光色。主要表现在“环境描写”、“肖像描写”和“心理描写”等方面。从小说第一章的开篇，到第三十二章的末尾，环境描写随处可撷，为人物的出场和活动做了极其恰切的映衬，也更加显影出观音山地理特征和风土人情的特殊性。开篇如：“秋天的阴冷的天空悬吊着乌云，低低压着山巅。山谷里的冷雾和林梢的岚气混淆起来，凝成浓浓的墓霭，笼罩着整个秦岭山区。灰暗的苍穹下，像波涛汹涌一般的山峦铺向天边……”末尾如：“太阳一照，山谷涧却又飘起氤氲水气、灰白云雾，随着乍起的山风，迅速扯开，忽似奔马，忽如游龙，瞬息万变，姿态万千。来了，却又牵扯起来，结成一条宽宽的云带，横在秦岭山腰，横在赶路人的眼前……”至于文本中的环境描写，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运用精妙，精彩纷呈，使得小说感染力更加强劲。肖像描写主要用于对人物外貌衣着的刻画，相比使用的最少，但也不可或缺，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在介绍姚子怀的“女人”时：“家中剩个眼圈猩红稀烂，面容十分苍老的女人，一说话就撩起肮脏的衣襟擦眼睛。”对“瞎子老汉”写道：“瞎瘫老汉竟摸摸索索，往腰间拴根葛麻条，手里握把半月形砍刀，一只手垫着膝盖，佝偻着，蹒跚着竟要出坡。”对庞聋得的介绍更加如刀刻斧凿一般：“小伙又矮又粗，颇似半截树桩。穿了件女人的、旧得分不清颜色的花棉袄，斜大襟，布疙瘩纽扣；下面是一条老式大腰单裤，又小又短，半截腿杆都露在外面；脚上裹了棕，穿着草鞋；脑袋又圆又扁，肉鼻子，厚嘴唇，两颊和脖颈黑乎乎的脏，见人就嘿嘿地憨笑……”就很个性化。心理描写，主要是反映宋土改的内心活动，运用最多的地方是每当他发现事与愿违，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心绪的波动和情绪的变化，对于更好得塑造其人物形象大有益处。在第五章末尾处，“我需要寻找一个机会，一个能向她倾吐内心秘密的机会”，传达出“我”对冬花的爱慕之情。在第十五章第二部分：“就在前一分钟，我还处于既振奋又胆怯的忐忑不安之中。”揭示的是宋土改矛盾的心理，这类描写助力于人物性格的反映。在第二十九章第四部分：“我忽然觉得自己又变得年轻有力，青春焕发，满腔热血沸腾；觉得我还可以干许多事情……我的心情激动，眼眶也有些湿润，心里暗暗地下着决心：一切都好好从头开始……”表现他决心扎根秦岭深处，为改变观音山人的生存困境而信心倍增。
四、“手法”妙用提升文学特性
王蓬的长篇小说《山祭》，运用了多种写作手法，使得文本的文学性很强。第一，在结构的安排上，采取传统章节体法，有利于小说情节脉络清晰，基本上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娓娓道来地讲述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在追溯姚子怀等人的人生经历时，也用了插叙来追溯人物的过往，有助于读者更加全面地认识人物及其人生经历。对南春官、郭凤翔、蔡万发等人用到此种方法，但与姚子怀相比着墨要少很多。第二，多处设置悬念，不仅可以牵引读者的视线，也为故事情节推进打下伏笔，做好了铺垫，更把“草绳灰线”之法用到了极致。第七章第一部分，“姚子怀虽说同意，但始终没有提起，依旧天天上坡干活，回家吃饭睡觉，好像没有这回事儿似的。”为后文请全村人吃“剖膛”打下了基础。在第十章第三部分：“……又隐隐约约感到一种不安，一种顾虑，一种排除不掉的烦恼，是那样顽固的纠缠着我。”第十八章的末尾：“一块灾祸也就是从那时孕育埋藏下了。”而故事发生的时间在第十章点明，主人公宋土改的名字在第十二章才点出，也是匠心谋篇的外在体现。粗略统计，悬念之法运用不下百处。第三，善用人物的对话，不仅有利于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还有助于塑造人物的个性化形象，更把独特的风土人情、民间习俗间接地反映出来，比如姚子怀、南春官、郭凤翔等人的对话，与蔡万发等类人的对话则有着鲜明的差异，其隐性的信息如文化水平、生活经历和政治立场等，也从人物对话中得到了间接性的反映，同时，也有目的地用了一些方言俚语，如：打山子、交口、说许等，有助于反映秦岭深处观音山的独特的地域性。第四，语言具有个性化特征，融入了陕南民歌尤其是情歌的元素，在进行“火烧地”耕种过程中，以锣鼓草的方式调节节奏，充满劳动情趣，活跃现场气氛，在描述性语言中更多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来增强文本的可读性，而且活用动词，强化了场景的动态效应，动静巧妙地搭配，更形象贴切、生动传神，使得场面更加直观故事更加好读，为凸显《山祭》这部长篇小说艺术特色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总之，在笔者有限的认知内，王蓬的长篇小说《山祭》可以归进“伤痕文学”的范畴。这部作品不仅反映了秦岭深处的农事生产和农耕文化等，有着极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另一方面，情节推进的主因是受制于“政治线”的牵引，使得这部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生动地还原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秦岭深处农村的政治生活和农业生产状况。因而，主人公宋土改的命运，以及观音山姚子怀、冬花等人的遭际，完全是一曲令人哀痛而悲壮的挽歌，王蓬先生笔下精心营构的精彩故事，既是一种文学性的祭奠仪式，也是疗治社会之伤和抚慰受苦大众心灵的特殊的“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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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8-10 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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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8-13 08: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