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程贤富于2023-9-8 15:06编辑
秋风一吹，棉桃就争先恐后地炸开了。硕大的棉花朵子缀在枯了叶子的秸秆上，一眼望去，一朵朵连成一片，宛如天上的一片白云落到了地上。这时候，新疆的学校就放农忙假了。这七天农忙假，是除了过年以外，我们最高兴的日子。放假前，老师将我们每个班都分到了建设兵团的各个连队。一到连队就分宿舍。男同学一个大房间，女同学一个大房间。还有一个小房间，归班主任使用。宿舍分好了，女生们一齐到队部的保管室里，每人领两块木板当床。男生们则蜂拥到场院边上去抢麦秸。抢来麦秸，一溜儿铺在房间的土地板上，再把铺盖卷儿往上一墩，铺盖卷下方那块地方便归自己了。人多地狭，一到晚上，你挤我，我挤你，睡在中间的两面受敌。睡在墙角的，相对宽松。大家都争着把铺盖卷儿往墙角处放。为争墙角,男同学之间还大吵了一架，有几个甚至还动了手。有人提议把四个墙角分别让给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和劳动委员。为平息纷争，我这个当班长的只好勉而受之了。
当天晚上，大家就跟疯了似的，在铺上滚来滚去，欢笑声几乎掀翻了屋顶。
班主任“咚咚咚”地敲打着房间的窗棂，叫我们早点安寝，白天才有精力摘棉花。
大家纷纷钻进被窝。还是兴奋得睡不着，听到班主任的脚步声渐行渐远，我们又像破砂罐里煮醪糟一样，叽叽咕咕起来。开始时大家还有所克制，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满脸怒气的班主任，又来敲打我们的窗棂，边敲打边吩咐我们用被单蒙住头，莫说话，过一会儿自然就睡着了。按照老师的吩咐，不久便酣声四起。
一觉醒来，摘棉花便正式开始啦。班主任将我们带到棉花地里，每人分得两株棉花，从棉花地的这一头，一直摘到那一头。我们每个人胸前都挎着个小布袋子，小布袋装满了就倾倒在前方的大尼龙袋子里。摘到大尼龙袋子跟前了，又把它往前挪一挪。
为少耽误时间，午饭是连部的炊事员亲自送到地里来吃的。饭菜的质量很好，吃得我们直打饱嗝。
等我的两株棉花摘出头时，天也黑了。回头一看，有的还在半途逗留呢。班主任吹响哨子，喊收工了。我们把棉花背到仓库门前，过了秤，班主任便召集我们开了个短会。他针对今天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了改正措施。还一一列举了明天的注意事项，叫我们务必牢记在心。然后掏出个小本子，逐一公布了我们每个人摘棉花的数量。我摘了个全班第一名。紧接着，班主任还发了奖。第一名，奖励一根雪糕；第二名，一个苹果；第三名，一根香蕉。
同学们和我一样，都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从来都没有吃过雪糕。他们一个个都看着我吃，涎口水从嘴角流到胸襟上，把胸前的衣服都淋湿了一大块。我不好意思起来，只得以洗手为名，到门外去吃。
从第二天起，为争夺那根美味的雪糕，我们简直是拼了。但是毫无悬念，在整个小学阶段，我们班上奖励的雪糕，无一例外地都成了我的腹中美食。
在整个小学阶段，我的数学成绩特别出众。原因是，教我们数学的刘老师，是由县里下放到我们学校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他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使我们学习起来非常轻松，学习效果也非常好。
进入初中后，雪糕之类的小玩意已经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了。学校便采用高压政策，硬性规定每必须人摘一千斤。差一斤就向学校上交一元钱，超出一斤，奖励五毛。我们个个义愤填膺，认为学校制定的这个制度一点也不公平，差一斤罚款一元，超出一斤为何只奖励五毛钱呢？
我们班上的董得平，是村支书的儿子，他既胆大包天，又无比狡猾，他对我说：“你摘棉花一个能顶两个，我那一千斤的任务，就算你的了。我按一元一斤补偿你，好不好？”
我当然非常乐意。到最后结账时，董得平硬要塞给我一千，我只收了五百元。五毛钱一支的雪糕，我天天吃两支还有余。想起小学时，我摘七天棉花仅仅得到七支雪糕的奖励，就觉得学校太黑了，剥削了我那么多的雪糕。
到了初中毕业季，我对挣钱买雪糕吃就不感兴趣了。不但不感兴趣，还极其反感。因为父亲给我下了死命令，假设考不起高中，我便永远只有摘棉花的命了。
为改变自己的命运，一到摘棉花的时间，我照常去到棉花地里。可是，我没有摘棉花，而是掏出课本，聚精会神地钻研。班主任问我怎么不摘棉花，我说：“父亲说了，考不起高中，我今后就要摘一辈子的棉花。您这次就饶了我吧，等我考上高中了，再回到学校给您补上。”
我的学习成绩历来是全班第一，我考不上高中，其他同学也只能望洋兴叹。我的初中班主任是个民办老师，若是我们班考高中打了光脚板，就是他那个泥巴饭碗也很难保住。为了我，为了班主任自己，他放了我一马。我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初中毕业时顺利地考上了区属高级中学。除了我，班上还考中了两名。
拿到录取通知书，我高兴得不得了。班主任其实比我们更高兴，就凭考中的这三个高中学生，他破格转为公办教师了。后来，我问班主任，还需要回来补摘棉花吗？班主任嘿嘿一笑，说现在你已经承担了比摘棉花更重要的任务了。
二
进入高中一看，许多同学都相互认识。屈斌是我的小学同学，他的父亲原先在我们当地的农场任职，后来调到区属所在地去了。现在我们又聚到了一起，老同学相见，分外亲热。
学校召集我们新生开了个大会。散会后，一位络腮胡子老师把我们叫到一块，蹲在操场边上开了个短会。络腮胡子老师教我们的语文，兼班主任。他找用眼睛到我，说我在小学当过班长，便要我当现在这个班的班长。我忙向老师解释，我在小学阶段虽说当过几年班长，可是在初中阶段连学习委员也没有当过，老师不在意地挥挥手：“先干一段时间再往下说……”
接着是分宿舍。男同学八个人一间宿舍。幸运的是，我的初中同学董得平，小学同学屈斌也和我分到了同一宿舍。董得平不是考上的，是他当村支部书记的父亲，走后门安排的。
晚上，大家躺在床上，各自谈上高中的打算。董得平说，他的老婆都由父亲给说定了，本不想来凑这个热闹。看到父亲没有文化，眼见得村支部书记的职务，很快就会被村里的一名高中生所取代，他便想来混个高中文凭，好回去接父亲的班。如得所愿，在本地当个支部书记，吆五喝六的，远远胜过大学毕业了当个教师或者医生之类的。屈斌趴在床上写恋爱信。他放下手中的笔，说他的语文尤其好，本次勉强上线，语文出了大力。他来上高中，是父亲逼来的。由于自己太偏科，高中勉强考上了，大学是没有任何指望的。不过来了也好，他追求的一个姑娘，就是我们班上最漂亮，辫子上扎个蝴蝶结的张媛媛。考不上大学，恋爱一定要谈成！最后轮到我，我说，我什么打算也没有，走到哪里黑，就到哪里歇。
说着说着，大家便睡着了。一觉醒来，高中生活就开始啦。
这所区属的高级中学，外号窑罐厂。学校依山而建，上一个台阶建一栋房子，再上一个台阶再建一栋房子。就跟烧制瓷器的窑罐厂是一模一样的，因此得了这个诨名。学校无院墙，教室外边，寝室外边就是棉花地。厕所跟宿舍之间隔得很远，许多男生半夜起床，冷嗖嗖的不愿多走路，就将尿撒在棉花地里。
次日凌晨，“当当当”，校工用一根铁棍敲响一块拇指厚的铁板，就算正式开课了。
学校的条件跟初中和小学相比，简直是鸟枪换炮了。课桌是单人桌，并且有抽屉，晚上照明的是明亮的日光灯。读小学时，前面一个土堆当课桌，后面一个土堆当凳子。读初中时，课桌和凳子都是用水泥板做成的，上晚自习时，我们点的从都是自家带来的煤油灯。
络腮胡老师叫汪永久，四十多岁，是由部队转业到教育部门的。他走上讲台，先用两分钟时间过过细细地扫视了一遍台下的学生，然后便竖起大拇指，不冷不热地说道：“好，好，你们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每月这五十多块钱就全靠你们了。以后还希望你们多多关照。哪怕你们考上个专科，也给我的脸上贴了金。我们这个高级中学，自从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连专科生也没有考中过一个。”
接着让我拿出花名册来，我每点一个名，同学答一声“到”，汪老师便如相马师一样，仔细找出该同学的某种特征并记在心里后，点一下头，示意我继续点下一个。一遍点下来，汪老师便能记住每个同学的特征和名字了。他从第一排开始，喊一个站起来一个。全班同学都站起来了，他没有叫错一个学生的名字。同学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汪老师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呢？
点完名，汪老师又开始讲入校纪录。他把双袖往上一撸，做起要打人的样子，将部队那一套纪律和制度完全照搬到我们班上，犯了第一条该受什么处分，犯了第二条该受什么处分，受了多少个什么样的处分就开除学籍等等，逐条逐条地讲，足足讲了一节课，讲得嘴角堆满了白沫。
高中阶段，是一个新的开端，也是人生的分水岭。大家都精神振奋，信心百倍，各门功课都听得很认真。
在我认真听课时，屈斌用手肘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指了指坐在第二排，辫子上扎着蝴蝶结的张媛媛。我睁大眼睛瞧了瞧，果然非同一般的漂亮。她站在我们中间，宛若一只金凤凰，伫立在一群落毛鸡当中。
紧挨着张媛媛的玉兰同学也长得不错。她背上背着一对长辫子，上身穿一件略显单薄的灰色夹衣，尤其是她的眼睫毛，像两把黑色的扇子，忽闪忽闪的，越看越好看。她趴在课桌上，跟和尚入定一般看着书。我想，我们这个高中班毕业时，如果能考上一个专科生，那么肯定就是她了。我这粒细小的铁屑，瞬间就被她强大的磁场吸过去了。今天我一看到她，仿佛就看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我长时间的关注，也许触动了她的第六感觉，她也朝我看了一眼。她的眼光像锥子一样射过来，我立即低下头假装看书，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晚上回到宿舍，陡然想起玉兰同学，我便趁机问屈斌，认不认识她。屈斌说，他认识，是张村的。“怎么，你看上她了？那就赶紧追！自古以来，世上只有剩男，没有剩女……”
三
才上两个星期的课，学校就闹着要我们去摘棉花。同学们意见很大，都以为上高中了，就是一心一意读书考大学，再也不会摘棉花了。
全校师生又被分到了建设兵团的各个连队。学校周围都是棉花地，每天摘完棉花，我们依旧回学校住宿。初中阶段，每个学生的任务是一千斤；高中阶段，每个人的任务就变成了一千五百斤。可以多摘，不能少摘。
对于摘棉花，我不但不反感，还心向往之。在教室里上课，众目睽睽之下，跟玉兰没有单独接触的机会。去棉花地里摘棉花，跟玉兰套近乎的机会就来了。但愿上天保佑，我们能分到同一块棉花地。
真是天助我也，我求皆所愿。
在这七天里，我抓紧机会，饶有兴趣地给玉兰讲小时候的趣事。就像第一次走上讲台的年青教师，我准备了几天的课程，不到十分钟就讲完了。好在玉兰是个话唠，她讲她的哥哥，患了癫痫，全国各地的医院都跑遍了，钱花光了，也未能治愈。现在，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母亲为人和善。父亲破罐子破摔，爱喝酒，爱打人。她一回家就不停地做家务，只有利用晚上的空闲看看书。她本次中考，考了她们那所学校的第一名，然而父亲不想让她上高中了。她就天天跟父亲吵架。无奈之下，父亲才同意她来上学。她的讲述，娓娓道来，催人泪下，令我不胜唏嘘。
我充分认识到，通过读书走出贫困，是她目前唯一的出路。我叫她从明天起，把课本带到棉花地里来，专心学习。她的摘棉任务，我帮她完成。
她反对说：“你的任务怎么办呢？”
“你放心，在整个小学和初中期间，摘棉花，我都是班上第一名，完全能抵两个人干活。”
第二天，玉兰果然把书带到地里来了。在我全神贯注摘棉花时，玉兰悄悄塞给我几个圆圆的东西。低头一看，是几个鲜美的果子。我感激地看她一眼，急忙塞进嘴里。多美味呀，竟跟山珍海味一般。
我问她：“哪来的？”
“哥哥来过。”
我先前去倒棉花的时候，看到地里有个瘦猴一般的男人，委委琐琐的，一副病怏怏的模样。我问玉兰，那个人是不是她的哥哥。她说是的，同时她还说，她的哥哥每隔几天就会来学校看她。
“给你送东西来吗？”
“不一定。”
“有哥哥关心你，多么享福哟！”我感叹道，“可惜我是家中老大，上面既没有哥哥，也没有姐姐关心我。”
“班长，哥哥经常来学校的事，”她满眼含泪地恳求我，“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点点头，心里起了疑团，哥哥关心你，为什么不想让人知道呢？要是我有这么好一个哥哥，我可得拿着高音喇叭，逢人便宣传，让满世界的人都知道。
不知不觉地，收工哨响了，但我们是还舍不得走。相互吸引，彼此倾心的我们，四目相对，总想在棉花地里多待一会儿。同学们都迫不及待地背着棉花，向仓库走去。我们行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后面，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我们就偷偷地牵一下手。
第三天，连队额外给我们增加了一份红烧五花肉。每个人都有一小碗。我呼哧几下就吃去了一大半。玉兰却一砣肉也没有动。我猜想，她可能是想留给哥哥吃。于是我说，我这一份，我们两个吃。你的就留给你哥哥吧。她抬头看看我，眼圈红了。我既感动，又难过，还无端生出些崇高的念头。我考得上考不上大学无所谓，一定要让她考上大学，以走出这个贫困的家，改变自己的命运。
次日凌晨，我摘了好一阵棉花了，可玉兰还没有来。
我觉得事有蹊跷，就去问班主任，班主任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父亲病了，请了假。”
当晚，我交了棉花，就借了一辆自行车，又在路边的店里买了些点心，便急忙向玉兰所在的张村飞驰而去。
玉兰家里真的很穷，两间破屋歪歪扭扭的。我站在杂草丛生的坝子中间，对着黑洞洞的大门，喊了声“玉兰”。屋里一阵响动，接着钻出来一个人，是玉兰的哥哥。他手拿一把杀猪刀，凶神恶煞地向我冲了过来。幸亏玉兰来得及时，把他手中的杀猪刀夺了过去。她转而又将哥哥推进里屋，扣上门，再次走出来，态度很亲热却带着埋怨的口气：“你来干什么？”
“听说伯伯病了，我来看看。”
这时，她隔壁的哥哥喊了一句：“来看伯伯是假，看玉兰是真。”
“哥哥，你怎么能乱说话呢？”她说这话时，半嗔半喜的。
我不明白，她的哥哥为何要砍我。就算我真的是来看他妹妹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也是天经地义的吗？
屋内斑斑驳驳，空空荡荡。墙上支起一块小木板，小木板上放着一盏煤油灯，散发着昏黄的光。靠墙的木床上，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人。床前围着几个看不清肤色，满脸鼻涕的小孩；床头站着一个穿着破衣烂衫的中年妇女，大概她就是玉兰的母亲。
我一进屋，大伙全都把眼光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我连忙解释：“我是玉兰的同学。听说伯伯病了，班上的同学都托我来看看。”说完把那包点心递给了玉兰的母亲。
玉兰的母亲从发呆中清醒过来，陪着笑，客客气气地忙给我让座：“哎呀呀，来看看就领当不起了，何必买这么贵重的点心呢？”
玉兰的父亲挣扎着想爬起来招呼我。
玉兰赶紧说：“爸，您躺下。他是我们的班长，这碗红烧肉，就是他让给我的！”
这时我才发现，床头的木桌上。放着那碗红烧五花肉。几个小孩子，眼巴巴地盯着碗中的肉。我鼻子一酸，差点滚下泪来。
跟玉兰的父亲聊了一会儿，叮嘱了几句，便起身告辞：“我得回去。你在家里多待几天。棉花，我给你摘。”
玉兰的母亲死死拉住我的手，做出要哭的样子，不让我走：“太难为你了。我们人穷，连水也穷了，你开水没喝一口就要走，怎么好意思？”
玉兰连忙去给我倒开水，被我制止了。
骑着自行车，恋恋不舍地行走在通往学校的山路上。夜路蜿蜒如蛇，虫鸣声，犬吠声，此起彼伏。我暗暗发誓，高中毕业时，我和玉兰一定都要考上大学，让我们走出贫困，在广阔的天地里比翼齐飞！
次日凌晨，玉兰比我还先到棉花地。她不再看书，只顾一个劲儿地摘棉花。我说：“你看书去吧，我比你摘得快。”
殊不知，玉兰却答非所问地说：“哥哥最怕我在学校里谈恋爱了，他经常以送东西为名，就是来监视我的。”
四
时间一晃，离参加高考只有两个月了。
这时传来一个坏消息，高考时，时事政治要增加国际方面的内容，原先只考国内的。其他学校的考生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而我们现在才知道这个消息。
大家都慌了。本来天天晚上熬夜，一见课本就头昏脑胀，眼冒金星。突然又增加了考试内容，这无异于要我们的命。大火都烧到眉毛了，同学们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平时，连树叶掉下来也怕打破脑壳的几个同学，嘴里也不干不净的，不顾一切地破口大骂。骂学校太官僚，连考试内容都搞不清楚。骂学校太无能，连必要的考试资料也要我们自己想办法。
我们一起涌到班主任寝室，找他讲道理。平素幽默风趣耀武扬威的汪老师，见到来势汹汹的我们，吓得规规矩矩地站在墙角，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把双手摊在胸前，表示爱莫能助。
于是，一场寻找国际时事资料的热潮，在我校如火如荼地迅速展开。在一片混乱中，我们都搞得焦头烂额，唯独董得平整天乐呵呵的。因为他马上就要回家接替支部书记的大位了。当地政府要求他父亲从下半年起，不再担任村支部书记。他父亲提出的交换条件就是儿子接班，儿子不接班，他就是死，也要死在支部书记的位置上。不过，现在董得平也忙，他忙的是办突击入党等事宜。还有屈斌和那个扎蝴蝶结的漂亮姑娘张媛媛，他们也早就放弃了高考，成天出双入对的，只等一拿到高中毕业证就结婚。至于工作，屈斌的父亲早就利用手中的职权，给他们安排妥当了。屈斌去一所小学搞后勤，张媛媛去幼儿园当老师。
几天过后，全班有三个同学找到了相关资料。找到了的都守口如瓶，唯恐在高考中，多一个竞争对手。没有找到的则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时父亲给我送馕来，见我心神不定丧魂落魄的样子，问我是不是病了。我简单地给他讲了眼前遇到的困难。没想到，他把大腿一拍：“教你们小学数学的刘老师，右派平反后回到县里的师范学校教书去了，说不定找他，十拿九稳！”
我不由得高兴起来。
雷厉风行的父亲说起风就是雨，他立马站起身就要去县里。我忙把馕袋给他。他看看我，咧开胡子拉茬的嘴笑了笑，从里边掏出四个馕。“这四个我带走，其余的给你。我明天晚上准能赶回来。我年轻时，天亮前从家里去县里，办完事又从县里回到家里，天还没黑尽，还看得清路哩。”
突然，像有人从背后伸手抹了一把风油精在我眼里，泪水夺眶而出。
晚上上自习课时，我悄悄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玉兰，玉兰也很高兴。
第二天傍晚，我和玉兰悄悄溜出学校，去村口接父亲。一开始，我们还有说有笑的，久等不见父亲到来，我又灰心丧气起来。
玉兰安慰我：“大伯不年青了，走得慢，再等一会儿肯定会到。”
“不是等的问题，”我说，“怕的是，没有找到资料！”
我们不再说话，又静静地等。一直等到月亮偏西，便沮丧地回到了学校，约定明天早晨五更时分再来这里等待。
凌晨，鸡一开始打鸣，我便爬起来，到村口去等父亲。远远看见村口有个人影，以为是父亲，慌忙跑上去，一看却是玉兰。
“你比我起得早!”
“我也刚到。”
学校附近的村子里．鸡叫声此起彼伏。五月的新疆，凌晨仍然很冷。我冷得浑身发抖，身边的玉兰，牙齿也在打颤。我忙把外衣脱下，披到她身上。她看看我，也没推辞。只是深情地盯着我，慢慢将身子倒在我怀里。我全身发热，想低头吻她，但是忍住了。
天渐渐亮了，天的尽头，跌跌撞撞地走来一个人。
玉兰像触了电一样，猛然从我的怀中挣脱出来，面色惨白地指着那个人影说：“糟糕，哥哥抓我来了。上次，你离开我们家后，哥哥就赌咒发誓说，若是我敢在学校里跟人谈恋爱，被他撞见了。他就当着我的面，死给我看。”
我不知道玉兰的哥哥为何那么怕她在学校里谈恋爱。我们在学校里互帮互助，彼此促进，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样纯正的友谊，连学校也是默许的。想到这里，我朝玉兰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一看到那人走路的样子，顿时就兴奋起来：“那是我爸。”
于是两个人飞也似地朝前跑，我扬着双臂，边跑边喊：“爸!”
远处的黑影回应道：“嗯!”
“找到资料了吗？”
“找到了!”
我高兴得如同疯了，大喊大叫着向父亲面前跑。哪怕身后的玉兰跌倒了，满心欢喜的我也不管不顾。
“资料呢？”
“别急嘛。”
父亲也很兴奋。见任务完成了，他一放松，就屁股跌坐在了路边的草地上。这时玉兰也跑上来了，她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父亲像魔术师从空箱子里掏出鸟来一般，小心翼翼地解开上衣扣子，从怀里处掏出一本薄薄的资料来。我惊奇地抢过来，整本书还热热的。一看，封面上写着“国际时事资料”几个大字。玉兰也抢过去看了一眼，两眼立刻就发起光来。
父亲郑重地告诉我：“刘老师说，这个资料不好找。他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去其他地方找到的，所以耽误了时间。”
等我们都恢复了常态，父亲开始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玉兰。
我忙解释：“这是我的同学，叫玉兰。”
父亲满脸堆笑：“同学之间的感情，胜过兄弟姐妹，要好好珍惜。”说完，便朝回家的路上走去。
“爸，您走了这么远的路，脚一定走伤了。到我们寝室歇一会儿，吃了午饭再回去。”
“算了，这个天正忙，我上午到家了，下午还可以干半天活呢。”父亲一拐一瘸地挪动着两只脚，消失在路的尽头。
我和玉兰翻翻这本资料，内容翔实，禁不住又兴奋起来。她捧着书，我们边看边向学校走去。约定每天清晨，悄无声息地到附近的棉花地里，用加倍的努力，一起来弥补这荒废的课程。
五
一大早，我拿着资料，来到棉花地里。此时，玉兰早已恭候在那里了。她一手举着拳头大的小圆镜子，一手用缺了齿的化学梳子，在梳理湿头发。那黑缎子一样的头发，披在她的脑壳四周，像一方黑色的瀑布。
她抬头看见我。“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连头也来不及洗。今天早晨一起床，感觉到头发都粘在一起，分不开了，就去厨房里打了点热水，简单地洗了洗。”说这话时，她一摆头，整个头发往上一甩，露出粉扑扑的脸蛋。飞出的细小水滴，密密麻麻地落在我的脸上，令我产生了麻酥酥的感觉。
“我帮你梳吧，”我伸手去拿她的梳子，“你的头发又黑又密，梳起来好费劲哟。”
她诧异地推开我的手。“不需要，我已经梳好了。”
说完，她用干帕子死劲儿搓头发。搓了一阵，双手便像拧床单一样拧着头发，在额前迅速地盘绕几圈，然后在脑后结成一个颇似古代少女的发髻。在做这一连串的动作时，她的腰肢手臂扭出灵巧动人的弧形，一眼就让我的灵魂出了窍。
“看傻了？”她扬起搓头发的帕子，在我眼前挥了挥。
我眼前影影绰绰的，像戴着墨镜看景物，当即产生了几分神秘，又有几分邪恶的感觉。
“你梳头发的样子好美好美哟！”我猛然觉得，她是天底下最美的姑娘。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天南海北地说着话，压根儿就忘了父亲千辛万苦找来的资料。试着背了几句，一句也记不住。索性放弃了，约好晚上再来。
晚上，我们用手电照着资料，念念背背，效果出奇地好。学校打熄灯钟时，我们竟然背熟了三分之一。我们都有些惊奇，也有些兴奋，便扔下书本，一起躺在棉花地里，不愿回校。
天上，密密麻麻的星星，在无边无际的夜空中闪烁。她搂着我的脖子，脸几乎挨着了我的脸。她的两只眸子在黑夜里闪闪发亮，眨动的睫毛，像柳絮扑面一样，在我的脸上扫来扫去的。我听得见她的呼吸声，他应该也听得见我的呼吸声。
突然，玉兰小声问：“班长。不，哥！你说，我能考上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定能！”
“你怎么知道的？”
“入学的第一天，我一看到你那认真学习的态度，就暗暗在心里断定，我们班上，能够考上大学的，非你莫属。”
她的声音有些发颤。“要是你考上了，我没考上呢？”
“哪怕考上北大清华了，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
她侧过身子，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那是一只粗糙的农家少女的手。
“哥，我好冷好冷。”
我一冲动就侧过身子抱住了她。她躺在我怀里，两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吻了吻她湿湿的头发，湿湿的眼睛。
这是我此生，第一次吻一个姑娘。既然吻了她，我就必须要对她的终生负责。
离高考只有一个月了，我和玉兰在棉花地里的爱情如火如荼，屈斌却失恋了。我问他原因，他死个人也不说，只一个劲儿地骂张媛媛没有良心，看不起他，要与他断绝关系。
我安慰他说：“凭你的家庭和长相，再找个这样的美女不难。何必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得到我的安慰和理解，他趁势指天发誓说：“她别门缝里看人，把我看扁了。我现在从头学起，到时候考个理想的大学，让她后悔一辈子。”说完就穿上鞋，去教室里拿来复习资料，埋头背诵起来。凡是读过书的人都明白，离高考只有一个月了，此时木已成舟，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来不及发挥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正当我和玉兰已经准备就绪，只等进入考场时，玉兰的父亲却又病倒了。我晚上去教室，发现玉兰在我的书中夹有一张字条：哥，父亲又病倒了，我得回去一趟。不要担心，马上回来。
可是，赵二送灯台，一去永不来。已经有三天没有看到玉兰了。坐在教室里的我，如坐针毡，如芒刺背。我迫不及待地借了辆自行车，急忙往张村赶去。玉兰的母亲告诉我，玉兰父亲的病，来势凶猛，比上一次厉害百倍，被连夜拉到喀什去了。玉兰也跟着去了。
我推着自行车，垂头丧气地回到学校。一路上，我都在心里默默叮嘱玉兰，离高考只有十来天了，千万别耽误考试。
考试的前一天，我收到了玉兰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说，为照顾父亲，她就在喀什参加考试。本次，她一定能够考上，也衷心祝愿我心想事成。今后，让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比翼齐飞，大展宏图。
高考开始了，父亲给我送来一只煮熟的母鸡，说是吃了心里不慌，能考出好的成绩。
坐在庄严的考场上，想起玉兰没来参加考试，私密的情愫慢慢发酵，令我魂不守舍，心绪不宁。我咬咬牙，努力集中思绪也无济于事。完了，这次考试笃定完了。管他三七二十一，拿起卷子再说。题不是很难，渐渐进入状态，渐渐进入佳境。
出考场时，父亲在一堆家长里面踮着脚，伸长脖子找我。看到我，他连忙迎上来，焦急地问：“考得咋样？”
“一般大学没有任何问题。”
父亲孩童般笑了。
这时班主任汪老师也挤到我面前，一脸严肃地问：“怎么样？”
“一般大学没有任何问题。”
他顺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十元钱，递给我：“你给我，给学校都争了气。中午去伙食团，买份儿回锅肉补补脑子。”
我伸手挡了回去，拔腿就跑到寝室里去了。
下一场的考试钟又敲响了。监考老师发完试卷，教室里便响起了“嚓嚓嚓”的写字声。
高考终于圆满结束。
回到家里，我高声向家人宣布，只等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了。父亲和母亲竟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弟弟妹妹们，也高兴得又蹦又跳。
傍晚时分，忽地想起玉兰，我着起急来。想知道她的考试情况，就跟父母打声招呼，连夜朝张村赶去。
刚出村口几百米远，就遇上一个满脸胡茬，头戴破草帽，身披烂褂子，肩挑货担子的货郎。他问，今天晚上可不可以在我们家过一夜。我说，当然可以。他千恩万谢的，说沿途问过好几家人了，都不乐意。
“别客气！人，不可能背着房子背着锅儿出门。”我随口问道，“你是哪个村的？”
“张村。”
我的个天，正好跟玉兰同村。“你认识玉兰吗？”
他用警惕的目光扫了我一眼，反问道：“她是你的什么人？”
“是我今年高中毕业的同学！”
他叹了一口气：“嫁人了！”
我大吃一惊，不由得停下脚步。“嫁人了？他没参加高考？”
“她父亲好吃懒做，哥哥又是个癫痫患者。她的母亲一心想给这个癫痫症儿子定下一门亲事，可是哪个姑娘愿意嫁给这样的废人呢？实在没辙了，才跟三十里外的郭家，搞了个调换亲。她哪天嫁过去，对方就在哪天把姑娘嫁过来。”
我这才明白，她亲自给我写信，说在喀什参加考试，完全是怕我分心，考不上大学罢了。当时看到她的留言，我怎么就没有好好地想一想，临近考试了，早过了报名期，她怎么能在喀什参考呢？
“为什么不等高考过后再出嫁呢？”
“人家就是怕她考上大学了，婚姻生变，才抓紧时间办理的嘛。”
我这才明白，为何玉兰的哥哥那么害怕她在学校里谈恋爱。原来玉兰跟了其他人，他的媳妇就到不了手。他的幸福是建立在玉兰的痛苦之上的啊！
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一切都化成了泡影。领着货郞，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心情沉重，缄口不语。那个走村串巷消息灵通的货郎，却打开了话匣子，唠叨个不停。“本地刚刚发生的一件稀奇事，不知你感不感兴趣？”
尽管此时，我已被玉兰这个稀奇古怪的事情惊掉了下巴，不想听任何人的稀奇事了。可是出于礼貌，我还是点了点头。他说的是我们班的屈斌与张媛媛的事。他们之间的事，早有所闻，只是不知道具体细节而已。货郎说：“屈斌和张媛媛订了亲，屈斌的父亲，甚至将两个年青人的工作都已经安排妥当。但天有不测风云，屈斌的父亲忽然被一纸公文，退居到了第二线。人离茶凉，两个年青人的工作泡了汤，他们的婚姻也泡了汤。”
言谈之间到家了，我把货郞一交给父母就没命地朝张村奔去。
怀着对玉兰的深深眷念，我一路小跑着来到张村。找到玉兰的家，大门上的大红对联说明了一切。刹那间，我的脑子就像个秋天里的大棉桃，“嗡”地一声炸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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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9-8 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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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9-8 1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