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荣
余秀荣坐在堂屋中间的小凳上卷纸烟,烟叶装在鞋盒里。她左手拿一小片纸,右手拈起一撮烟叶,熟练地卷着烟卷。她说五块钱以下的纸烟都没得卖了,买烟吸太费钱,她就自己卷。村里种烟的人家很多,不缺碎烟末子。
这里原是村中心一个很规整的大院,现在院墙、上屋、南厦房都坍塌没影了,只剩下北边这三间土坯房。房内隔开堂屋和东里间的一面墙也塌了,房子就成了两间。从堂屋一眼望出去,没有遮挡的院子很敞亮,没有隔墙的里间,也显得一览无余。小儿子让她去和他们住,但余秀荣不想去,她说住在这里自由。房间堆满了中草药,铁皮柜子,烂布片子,锅碗瓢盆,还有别人不要她拾回来的各种东西。
余秀荣今年八十八岁,属鼠的,1936年生人。牙齿掉光了,但耳不聋眼不花。她说她当过三十五年乡村医生,现在国家一天给她十元生活补贴费,一个月可领三百块钱。她说:“这钱我都叫小龙领了,我花的是养老金。”小龙是她的小儿子,养老金就是六十岁以上的农民一个月可领一百元。说起这些,余秀荣显得很自豪。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余秀荣”三个字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方圆附近谁有个病,都是“找余秀荣去”。牙疼了,“快去找余秀荣给扎一针”;眼睛上出个疔,“快去找余秀荣给割割”。大肠干了,拉肚子了,也找余秀荣。她会给你弄一些大黄,让你熬着喝,随口还说几句顺口溜:“我名叫大黄,四川有家乡。别看名声小,止泻一鸣王。”她的药果然有效,喝下去病就好了。还有谁家媳妇快生孩子了,赶紧找余秀荣。
余秀荣当年是大队卫生员,有一段时间叫赤脚医生。那时去大队卫生室买药,都是她给抓药。她还会炮制药材。卫生室背后种有牡丹、芍药,还有黄芩等,她负责用碾子碾,用刀切片。打针输液,也是她的事。那时输液用橡皮管子,经常看见她用一口锅在煮管子和针头。她白天在大队卫生室上班,晚上回来家里也有药。止疼片,消炎片,红药水、紫药水都有。还有针、刀等手术器械。她会给人割眼,割攀睛眼。潘河乡有一个人得了攀睛眼,去公社医院治不了,医生介绍说“你去东坪找余秀荣”。那人就跑几十里来找她,最后眼睛治好了。
余秀荣说,这手艺都是老辈子传下来的,她父亲解放前就在城里开诊所,给人把脉治病,割眼治疮。她小小年纪就跟上学了不少,十八岁嫁到本村后,又去县医院培训了一年,回来就在大队卫生室干,一直干到1990年。她还会刮沙眼,在地里干活时,有人说眼睛痒痒,她就把他的眼皮子翻过来,用缝衣针刮眼里的泡泡。她还用苦苣菜的汁液给人滴眼。我小时候也是沙眼,但我怕疼没有敢让她给刮过。余秀荣更重要的角色是接生员。那时农村穷,生孩子很少去医院。方圆附近的孩子,都是她接的生。
我问她:“咱村都有谁是你接的生?”她说:“哎啊,多啦,麻胡,建国,**,留生,龙章,还有建平,都是我接的。”她说的这些人,有六零后,七零后,还有八零后。我又问:“你那时接生都接到哪里?”她说:“啊呀,都跑到灰胡同啦,城关镇啦,还有周家村,段家洼,前九龙,后九龙,黄家村,柳家洼,我都去过。那时候人可怜,半夜三更来叫,有的拿个手电筒,有的没有手电筒,就打个灯笼。”
年轻时的余秀荣,个子不高,白白胖胖,脾气很好,说话慢条斯理。经常看见她背着药箱子,来了去了,去了来了。她说,最好的待遇是事主骑个自行车带她,大部分时间都是步蹦。翻山越岭,哪儿都去。
到了一户人家,主人赶忙烧水,打荷包蛋,煮醪糟,并拿出好烟招待。余秀荣不慌不忙,一任产妇疼得呼爹叫娘,她上前看看,说:“不要急,还老是没哩。”待她醪糟喝完了,纸烟抽足了,才戴上胶皮手套,帮产妇生产。胎位正的,慢慢等宫口开全顺产;胎位不正的,她给你捏捏,揉揉,推推,让胎头进入骨盆。有时产妇生不出来,她就下手帮着把孩子掏出来。实在不行的,赶快送医院。也有的产前大出血,走在半路上人就没了,各种情况她都遇到过。接了生,有的人家给包两块钱红包,至多三块,还有的包五毛。实在没钱的,她也不计较。反正生产队一天给记十分,红包都是外快。
有人说余秀荣胆大手狠。说有一次,岭上一个产妇,胎儿生下来后,胎盘却下不来,家人用担架抬着往医院送。走到后村崖池碰见余秀荣,她就在大路边的核桃树下,给这位产妇收拾开了。最后竟治好了。
穿过层层叠叠吊在半空中的、堆在地上的包包裹裹,我翘腿迈脚来到她睡床所在的墙前,看墙上镜框里的黑白照片。镜框内有全家福,有她年轻时的工作照,有她丈夫的照片,女儿的照片,还有她大儿子景行当兵时的英俊照片。
黑白照片把我拉回到过去年代,拉回到她家的鼎盛时期,还有她大儿子景行意外身亡的恐怖时刻。
余秀荣生有两儿三女,年轻时她忙着行医、出差、学习,就把孩子甩给婆婆。婆婆去世后,几个孩子就是大的带小的,小的带更小的,饥一顿饱一顿胡乱长大。她丈夫参加过县大队,就是解放初期党的县级武装,是有功之臣,所以后来一直当大队干部。1970年代后期,余秀荣在大队卫生室当医生,大女儿初中毕业后就在村校当民办教师,儿子景行当兵回来又安排在大队林场。不管刮风下雨,一家四口每天有固定工分,顶四个全劳力。工分多分的粮食就多。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别人都没啥吃,她家楼上储存的玉米都生了虫。上面来的驻队干部,解放军医疗队,都经常在她家出入,令人羡慕。
有一年,生产队实在选不下队长了,就派她丈夫回村代理。社员们不听指挥,磨洋工,他在会上生气地说:“你们都不好好干,地里打不下粮食,搬倒香炉吃灰吧!我怕啥,一天不动弹,家里照样进四十分!”
唯一着急的是,大儿子景行二十二岁了,要成家说媳妇。而说媳妇就得盖房子。最后宅基地批在距离她家不远生产队晾牲口的一片场地。地基批好以后,趁人不注意,把界桩向后移动了八米。牲口晒场小了,自家院子大了。这本来也不是多大个事,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房场离崖根太近。
崖有十几丈高,崖上树木的根部扎在崖缝里,象慢性炸药,树木长着,把崖缝慢慢撑着。三十年是一茬树木生长的周期,到时候崖就要塌掉一层。据村里老人说,崖面已经塌过两次了。所以盖房子离崖根都比较远。
房子盖好,经过订婚,景行马上就要结婚了。新房收拾一新,家俱也买好了,一家人忙得充实而愉快。
那天晚上饲养员去窑里圈牛,牛就是不进圈。饲养员无奈,一头一头往里硬拽。饲养员是有经验的人,他看着牛的反常现象,心里就有些怀疑。只是天太晚了,明天早上再上去看看吧。
然而就在这天夜里,崖面塌方了。余秀荣家的新房被捂在下面。新房里不但住着儿子景行,还有景行的姨表哥张贵。张贵也是才退伍还乡的,这天在姨家耍得晚了,没有回,表弟兄俩就住在一起。
当第一次塌方后,余秀荣在睡梦中听见儿子的呼救声。她和丈夫连爬带滚起了床,刚走出门,就听见又是一声塌方。她喊叫着,我的儿呀!出来一看,却什么也看不见。
等打着灯笼出来,看到新房的后墙已被土方推倒,睡床就在后墙根,两口子满村呼救。当人们闻讯赶到现场时,离塌方已有二十多分钟。
大家二话不说,上去就用手搬土块。手流血了,头磕烂了,还是继续挖。当有人用手摸到景行的头发时,就大喊:“找到人啦,大家再加把劲!”
就在这个时候,驻军带着一排战士赶来救援,排长让村民们全部撤出,由战士来挖。就在这一上一下之间,几分钟过去了。当景行被挖出来时,心脏已停止跳动,鼻孔内被土塞满,只是身体还热乎乎的。而张贵挖出来的时候已经死去。两个年轻生命就这样转瞬逝去,全村人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和恐惧中。
这是1982年10月某一夜发生的事。那夜我父兄都去救人了。我也披衣下床,站在院子里倾听,只见村子上空,笼罩着一层浓浓的黄尘,一股强烈的土腥味直钻鼻孔。后来听父亲说,那夜都忙着救人哩,都没有顾着看,房子的椽、檩都悬在半空,屋顶倾斜着,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大家一阵后怕,倒吸一口凉气,要是再塌死几个人咋办?
俗话说,祸不单行。景行死后不久,土地就下放了,地里的活得自己干。教师一律参加考试上岗,大女儿考试不及格,被打发回来。后来又是公社改乡镇、大队改村,大队卫生室变成村卫生所,余秀荣又被打发回家。一连串的不幸接踵而至,丈夫终于病倒了,这个家也从此一蹶不振。
照片上的景行穿着海军军装,很英俊。我问余秀荣:“婶,你还记得景行吗?”她说:“唉,可记得,我景行要是在,现在都六十二岁了。”可不,景行和我是同学,很机灵的一个小伙子,长得白白净净。他的未婚妻也是我同学,两人感情很好。景行死后,未婚妻伤心欲绝,最后嫁到外地。
说起这些死去的亲人,余秀荣口气显得很平淡。她说:“你叔不在都十六年了,桂芬得的是食道癌,长林都过三年了,前年过的三年。”桂芬是她的二女儿,十年前去世的。长林是她的二女婿,五年前去世的。而她的丈夫是2006年去世的,可不是十六年了么?他丈夫得的是气管炎,整天咳嗽,天冷的时候,咳得气都上不来,脸拘的乌青。
大儿子去了,二女儿去了,三个女婿去了一对半,她还很健康。她说她母亲是九十七岁去世的,她大哥今年九十三岁了,还能自己走路,她的家族是一个长寿家族。
余秀荣每天都不闲着,她拽白蒿,挖蒲公英,晒干了拿到城里去卖。她说,白蒿两块五一斤,五块钱一公斤。她让我看她簸箕里晾的白蒿,还挺干净的。她说,前几天庙坪去城卖药的人回来给她说:“你再去药城卖药走南门噢,其它几个城门闹疫情都封了。”她说,卖下钱,买些药片,称些糖,白糖,红糖。她老了,就爱吃甜东西。
余秀荣掂一包药,踽踽地走着。在公路上,遇上谁的车就把她捎上。到地方了,她给人家说:“我老了,我没有钱,我儿子不管我。”就不给车钱,那人也不要。到了收购门市,店主不要她的药,说她的药里面夹杂有黄蒿,还有其他杂草,再说也过了季节。但经不住她的央求,店主就收下了,给她按斤算价,一、二十块或者几十块,她就很高兴,拿上走了。
余秀荣说,她孙女在市里教学,孙女会开车。孙女说,奶奶,我星期天回来,开上车带你去卖药。孙子在市里上技校,孙子比孙女小八岁。外孙女在县中学教学,外孙子还会修电视机,在县城开有修理门市。她有时会把卖药的钱,偷偷往孙女怀里塞,孙女不要,说自己有工资,但她还是塞。
村里有她的大女儿桂芳,还有她的小儿子小龙,住的都不远,对她很照顾。但她对别人说,儿子女儿都不管她。儿女们听见了,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
村里谁家有婚丧嫁娶之事,她长跑就去了,自己吃了后,还用塑料袋给儿子再掂一包,还往家里拿馍拿烟。儿子嫌她丢人,嚷她不让她往回拿,但说了多次她还是不改,也就由着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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