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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三年十二月”，周作人作《死之默想》一文，刊载于1924年12月22日《语丝》第6卷，署名开明。最初收入自编文集《雨天的书》，后又收入自编文集《泽泻集》和《知堂文集》。一文多次“入集”，说明此文颇得周作人喜爱。
在《死之默想》里，周作人先分析“世人怕死的原因”：
窃察世人怕死的原因，自有种种不同，“以愚观之”可以定为三项，其一是怕死时的苦痛，其二是舍不得人世的快乐，其三是顾虑家族。苦痛比死还可怕，这是实在的事情。十多年前有一个远房的伯母，十分困苦，在十二月底想投河寻死，（我们乡间的河是经冬不冻的，）但是投了下去，她随即走了上来，说是因为水太冷了。有些人要笑她痴也未可知，但这却是真实的人情。倘若有人能够切实保证，诚如某生物学家所说，被猛兽咬死痒苏苏地很是愉快，我想一定有许多人裹粮人山去投身饲饿虎的了。可惜这一层不能担保，有些对于别项已无留恋的人因此也就不得不稍为踌躇了。
周作人概括的“世人怕死”的三“原因”，并不一定准确、完备，但他举的“苦痛比死还可怕”的例子的确是“真实的人情”。或曰：死都不怕，还怕苦痛吗？表面看，苦痛只是死的预备，死是苦痛到极致的选择。但其实，死是瞬间的事，而苦痛才是长期的折磨。所以，当饱受病痛折磨的人去世，旁人劝告亲友时常说：对他而言，也是一种解脱。如果死是解脱，那它就真没想象中的那以可怕了。
南宋谢枋得《上丞相留忠斋书》曰：
司马子长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先民广其说曰：“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干冒钧严，不胜恐惧战栗之至！
《宋史·列传·卷二百零九·忠义五·赵卯发传》亦云：
卯发始为此堂，名“可以从容”，及兵遽，领客堂中，指所题扁曰：“吾必死于是。”客问其故，曰：“古人谓‘慷慨杀身易，从容就义难’，此殆其兆也。”
“慷慨赴死易”“慷慨杀身易”，说的都是少经苦痛甚至是瞬间的死亡，这样的死亡并不特别可怕。所以年轻时的汪精卫才会慷慨而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从容就义难”，如果要饱受折磨、苦痛再“就义”，就不那么容易坚守了。世人胜赞文天祥、曼德拉，就是因为他们饱受折磨、苦难而坚守自己的道义，不坠其青云之志。这两句个别字词不同的古语，隐然就有死前、死时经历的苦难比死更可怕、更难承受的意味。如果死时真“被猛虎咬死痒苏苏地很是愉快”，那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怕死时的苦痛”只是怕死的原因之一，人之所以怕死，更重要的是“舍不得人世的快乐”。但周作人认为：
人世的快乐自然是很可贪恋的，但这似乎只在青年男女才深切的感到，像我们将近“不惑”的人，尝过了凡人的苦乐，此外别无想做皇帝的野心，也就不觉得还有舍不得的快乐。我现在的快乐只想在闲时喝一杯清茶，看点新书，（虽然近来因为政府替我们储蓄，手头只有买茶的钱，）无论他是讲虫鸟的歌唱，或是记贤哲的思想，古今的刻绘，都足以使我感到人生的欣幸。然而朋友来谈天的时候，也就放下书卷，何况“无私神女”（Atropos）的命令呢？
……
即使照神话故事所讲，那种长生不老的生活我也一点儿都不喜欢。住在冷冰冰的金门玉阶的屋里，吃着五香牛肉一类的麟肝凤脯，天天游手好闲，不在松树下着棋，便同金童玉女厮混，也不见得有什么趣味，况且永远如此，更是单调而且困倦了。
周作人是达观的。他“尝过了凡人的苦乐”，又“别无想做皇帝的野心”，“人世”已没有他“舍不得的快乐”了。即使如神仙般“长生不老”，吃“麟肝凤脯”，也“不见得有什么趣味”。但既然还在人世，自然也还应该有个人的快乐：“我现在的快乐只想在闲时喝一杯清茶，看点新书。”
对于看书、读书，周作人有自己的自信。作《死之默想》后三年多，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所作的《〈夜读抄〉小引》里，周作人说：
从狭义上说，读书人应当就是学者，那我当然不是。若从广义上说来，凡是拿着一本书在读，与那些不读的比较，也就是读书人了，那么，或者我也可以说有时候是在读书。
“我当然不是”“狭义上”的读书人，只“有时候是在读书”，看似自谦，但未尝没有读书视野广阔、不为读而读、不读而不化的一份自傲。正因为不是“狭义”地看书、读书，看书、读书有广度，有深度，有自己的见识，周作人的书话才会成为读书人仰望的高山，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甚至将来，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看书、读书，并不只是周作人“现在的快乐”，而是他一生的嗜好。作《死之默想》十多年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所作的《〈隅田川两岸一览〉》里，周作人就说：
我有一种嗜好。
这是极平常的一件事，便是喜欢找点书看罢了。
看书、读书，是周作人一生的嗜好，也是他一生的快乐。周作人一生究竟看过多少书，没人作过统计，也无法统计。周作人看书、读书涉猎之广，虽不能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为当时及后世文人、学者、专家难以企及，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看书、读书是周作人“快乐”的精神生活，那么喝茶则可能是周作人“快乐”的物质享受。
文人多喜喝茶，还能从喝茶喝出许多茶之外的意味，周作人也不例外。作《死之默想》同月，周作人有一篇专文谈喝茶，收入《雨天的书》时名《喝茶》，收入《知堂文集》时名《吃茶》。周作人在文章中说：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
周作人对喝茶有特殊的要求：“当于瓦屋纸窗之下”，“用素雅的陶瓷茶具”，还得“同二三人共饮”，只有这样，才能“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这哪里是喝茶，这分明是在论道、在修行啊。可见，周作人笔下、眼中、心里，因茶而起的“断不可少”的“片刻优游”，并不只是具体的物质享受，也是一种难得的精神生活。
周作人的长兄鲁迅也曾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作过一篇名为《喝茶》的文章。鲁迅在文章中说：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戟，一方面也就是一种“清福”，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就要割稻而已。
与周作人大异其趣，鲁迅从喝茶看到的是“骚人墨客”享“清福”时的“秋思”，与“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喝茶和喝“热水”无异只求解渴的急需。颇为吊诡的是，长兄很是讨厌甚至极力谴责的文人的“有好茶喝，会喝好茶”，似乎正是二弟追求的“断不可少”的“片刻优游”。两篇《喝茶》，风格有别，主旨不同，行文迥异，体现了鲁迅杂文之犀利，周作人随笔之闲适。细细咀嚼、品咂，多少可悟出周氏兄弟为文、为人的不同追求与境界差异。
闲暇时，也喜欢看书，孜孜矻矻，胡摭乱拾，也看了不少书。口渴了，也喜欢喝茶，喝的也是绿茶，生命不息，喝茶不止。虽不能如周作人般将喝茶喝出论道、修行的意味，也永远不可能达到他看书、读书的高迈境界，但面对周作人“闲时喝一杯清茶，看点新书”的快乐，我愿意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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