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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是怎样吹进我家的
王克楠
一
我一直对风有特殊的敏感，我的生活和风息息相关。好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想，那天晚上，风是怎样吹进我家的？那年冬天的风寒澈刺骨，能让几乎所有液体冻结为固体，能让巷子里的墙根的冰雪保持到第二年的春天才消融。
我家的外面是房子，房子挨着房子，房子和房子最近的地方，人仅仅可以侧着身子过去，就像是一只壁虎——这就是我的村庄，冀南一个小城里的村庄。村庄原来是大片的土地和蔬菜，因为从冀南东部各县来逃荒的人多了，政府就给他们在土地上划出了一个个方格子，他们就在方格子上盖起了一座座土房子。土房子没有经过怎样的设计，相互不搭茬，房子之间的胡同也弯弯曲曲的。这个时候的巷子内外刮得是邪风，你不知道风从哪里起？到哪里去？只能被动地被风席卷着钟表里的指针一般来回摇摆。
胡同的外面是有风的，各种各样的风，粗的，细的，打旋的，直溜的，温存的，呛人的，风进胡同的时候是不打招呼的，这就像是居委会主任刘井莲进我家一样，胖胖的身体裹着带有羊膻味的腥气，往我家里院里一站，高声大嗓地就吼了起来：孟秀荣——出来——老实交代你的问题！孟秀荣是我的姥姥，一个有半裹脚的高个子老太太。姥姥的个子显然比刘井莲高，往院子一站，像是一棵香椿树，一下子就把刘井莲比下去了，刘井莲的嗓门不那么高了，像是拉风箱子的后半声，有一星点弱。于是，她们就在院子里讨论关于“你们家到底有多少亩地”的问题。外祖母说，没有，半亩地都没有，真的没有。刘井莲绝对不相信，她有点暴躁地说：“你说的是屁话。”外祖母却执拗地说：“是真话，我的地主成分是我自己报的，是土改的时候，俺觉得解放了，一辈子受穷，该当一次地主了，就报了地主成份，俺是贫农，孙子正在给俺办理改成份的手续。”
说到姥姥的孙子，刘井莲的气势有点矮，因为她是见过我的表哥带着一队造反派从街筒子里穿过，表哥胳膊上的袖章要比一般造反派宽一些，红得也更殷一些。我们那个村太小，轰动全城的造反运动到了我们这个叫河坡老街的村庄，差不多已经是余波了。街道里的居民大部分不知道什么叫造反，乍然看到我家院门口站了一队雄赳赳气昂昂类似希特勒党卫军的造反派，真的是风光了一阵。那一阵子，我上学过后街，那里的淘气鬼不再冲着我喊“地主崽子”，有几个大人见了我，竟然像对大人一样打招呼，弄得我很是不知深浅。姥姥是知道深浅的，教导我说，不要理他们，咱家的手续还没有办好。什么手续呢？就是那个改成份的手续，也许是表哥的造反工作太忙，也许是姥姥的另一条街道——北城街（姥姥在这里结婚生子），那里的老农会主任们不太好找，总之，这件事情耽搁了几个月。
二
夏天的时候，村子里会刮雨风。狂风携带着雨往大地上猛砸，印象中最厉害的是华北的1963年，那一年夏天的风大，雨点子也大，把整个街道淹了河。河坡老街为啥叫河坡老街？因为这条街道仅仅贴着沁河。沁河的水在雨风的吹拂下，1963年暴涨过一次，村里的老人说，凡是河水暴涨一次就会发生一些大事。什么大事？谁也不知道。只是河里的鱼在1966年平白无故地翻了肚子，白花花的一河，大胆的村民捞出来几条吃，大部分烂掉了。从河床里吹过来的风腥臭腥臭的，吹到村里的巷子里，巷子两边的墙都被熏得臭烘烘的，害的村里的女人不敢晒被子，一旦被子晒到铁条上，窜来窜去的腥风就会把被子熏臭。
这年年末，沁河河堤上陡然出现了同样戴红袖章的两拨人相互进行打杀，这显然不是孩子做打杀的游戏，是用木棒子和刺猬一般钉满了钉子的木牌子进行打杀，这两拨人，一拨专门用木棒子，一拨专门用钉满了钉子的木牌子。木棒子光溜溜的，像是孙悟空的金箍棒，拿棒子的那些人高喊“金猴奋起千钧棒，保卫江山没商量。”另一拨不喊叫，因为他们举着木牌上用黑墨汁写着“造反”两个大字，牌子的正面是“造反”，牌子的后面是尖锐的钉子，即可造反，又能打杀，真的是一大发明。
两拨人刚开始在河堤上是不动手的，也许是受到了“君子动口不动手”传统的影响，他们分别带着凳子，每一方派一个代表，站在凳子上演讲，搜尽一切词语去贬低对方，他们把这个程序称之为——辩论。辩论的双方是没有胜负的，因为谁也不会聆听对方在说什么，这是自我言说，说得越激奋越好，当然站在凳子上的人是不会孤独的，因为他的身后有拉拉队，拉拉队一直不知疲倦地喊口号，打到这个，打倒那个，喊得声音越来越高，四公里之内没有麻雀降落。你喊，我也喊，两拨人终于喊急了，开始高声朗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一边朗诵，一边开始动用棒子和钉满了钉子的木牌子，棒子和木牌子就相遇了，刚开始只是木棒子和木牌子的撞击声，梆梆梆梆梆梆，像是沁河边女人用木棒捶衣服的声音，后来就是木棒子和木牌子和肉体相遇的声音了，噗嗤噗嗤噗嗤，随着噗嗤噗嗤的声响，就有了哎呦哎呦的喊爹叫娘的惨叫，当然也有坚强者，即使躺在了血泊里依然在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三
那一年，村庄的天空上刮的是子弹的风暴，我小，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但那年听着枪林弹雨的呼啸（虽然双方都是瞎开枪），很是有战争年代的现场感。在学校写作文写到战争年代时，不用再写“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可以写为“在子弹呼啸的昨天晚上”了。因为造反派已经不用就木棒子和木牌子进行武斗了，开始使用真枪真炮，造反的双方都有军队支持，步枪、手枪、机关枪都有，造反的双方开始用子弹说话，子弹嗖嗖嗖地飞往对方的集结地，一般死不了人，因为双方都在掩体下面藏着，子弹打到装着沙子的麻袋，硬的打不过软的，子弹就被麻袋没收了。
能继续保持刚直不阿状态是圆圆的高音喇嘛。高声喇叭挂在楼房的高处，站在高高的木杆上，不畏冷热地始终把嘴巴张到最大。大喇叭继续义正言辞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高声喇叭是工具，真正说话的人在窗户堵着沙袋的房间里。高音喇嘛除了朗诵语录外，经常出现的词汇便是“最最紧急的呼吁，最最严正的警告，最最强烈的抗议。”因为仅仅是用声音抗议，这样的抗议当然是无效的，常常招致对方步枪的更加浓密的射击，所以，高高木杆上的高音喇叭经常是弹孔累累，像是可以透风的霓裳。
河边居住的三舅是一个文化人，我问他“三舅，喇叭为什么老是‘最最’的，是不是喇叭结巴了？”三舅立即慌神了，极为警惕地看看四周有没有人，然后把我拉进一个死胡同里，说“以后可不许问人这样的话，会挨斗的。”我是知道挨斗的，因为那时我已经三年级了，在学校看过老师的被批斗。学校里平时斯斯文文的冷老师、李老师、孔老师三个人被人戴着牌子站在土台子上，有一些造反派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就轮番上台义正词严地读批判稿，揭发批判被批斗者的“罪行”，揭发了什么罪，我是听不懂的，但是听得懂批判稿最后一句一律是“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念批判稿的有几个力气大的，念到结束语的时候，总是要顺势踹被批斗者几脚。
有个姓周的年轻造反派教师总是要想办法用绊子绊倒被批斗者，用脚踩到被批斗者肚皮上，这时朗读“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就更加形象，更有有看头，所以，他表演动作的时候，台下总是激发出更高的喊口号的声音。我虽小，但知道被批斗的厉害，当然不敢问任何人关于结巴的事情，而且学校里的有些造反派结巴得更厉害一些，能一连结巴“最最最最最最最最”七八个，有时竟然十几个“最”，然后才能进入正常的叙述。
四
造反派有了步枪和机枪以后，沁河河堤上就平静了。尽管子弹嗖嗖嗖地在天空飞，子弹是有目标的，不是冲着河坡老街这样的村庄的，所以，村里的居民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
风在胡同里，几乎是静止的，高空的风是罡风，吹不到胡同里。低空的风还是吹到了我家的院子里，居委会的老太太刘井莲又来了，继续高声大嗓地喊我外祖母的名字，不过她的声音好像上火了，声音有点劈叉，像大公鸡。姥姥依然庞然大物一般走到了院子里，继续和居委会的主任刘井莲进行重复了许多次的对话。
刘井莲不耐烦地说“你说这些没有用，如今的造反派多了，是个人都能弄个红袖章，谁知道你孙子是真造反派，还是冒牌的？”姥姥说“俺的孙子是不是造反的人，俺不知道，俺真是贫农，一亩地也没有。”刘井莲说：“那怎么你的户口上写的是地主呢？”姥姥说：“那是土改时，俺自己报成份报的。”刘井莲不耐烦了，说：“算啦，算啦，谁相信你说的这一套呢？只要你的成份一天没改过，就要扫大街一天。”
外祖母问“从啥时候扫？”刘井莲说“啥时？啥时？革命就要争分夺秒，明早就扫，用你家的扫把！”于是，外祖母真的抱着自家的大扫把开始扫街了。这把扫把是秋天的时候一个亲戚给的，宽大，苗厚，透出殷殷的微红，面对这么好看的扫把，姥姥不舍得用。
第一天去扫大街时，姥姥用那把快散架的扫把，显然没有扫干净，于是刘井莲就窜到我家院子里吼叫了一阵，说“如再扫不干净，就把你拉到台子上开批斗会。”外祖母当然也是知道开批斗会的厉害的，第二天早晨就换上那把宽松厚实的扫把了，像是扫炕沿一般把街道扫得干干净净。
第三天早晨，外祖母刚出去就回来了，一边洗手一边嘟囔道“风真能捣乱，把街道吹得干干净净。”这年的冬天，风真的是很眷顾我的姥姥，总是时不时就吹荡了起来，席卷大地。我和上五年级的姐姐躺在自己家的土炕上，只要听到窗外呼呼呼呼的风，就知道老天爷又来帮忙了，早晨，只消用小扫把和小簸萁把吹到街道一角的杂物弄走，就可以了。
有一次，外祖母感冒，是我和表姐去代替外祖母扫街的，姐姐用大的，我用小的，我们尽力把地面上的纸屑、干枯的树叶、猫屎狗屎弄干净。最难弄的还是这些屎，必须从河堤上取来新鲜的黄土，蒙上屎，再用小铲子来回挪动，让屎成为块状，才能用簸萁弄走。猫屎狗屎弄走了，地面还印着痕。
五
我和表姐代替外祖母早晨扫街的事情还被居委会主任刘井莲发现了，她又一阵子风地溜到我家。
外祖母身体不爽，没有起床。刘井莲径直进来责骂外祖母装病，并且背诵刚刚学会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外祖母说“我不知道啥子叫革命，也不会请你吃饭，我感冒了，身体好了，就自己去扫。”刘井莲像是受到了刺激，竟然蹦了一个旱地拔葱，说“孟秀荣，你这是污蔑，我要开你的批斗会。”说完，刘井莲丢一个屁股，就走了。
从这天起，我和姐姐胆战心惊地等待姥姥的批斗会。批斗会没有开成，在最吃紧的时候还是我的表哥起了作用，他好像知道街道要开他奶奶的批斗会，终于从原来老村庄里的农会主席、副主席等人那里开了成份证明：证明我姥姥不是地主，是贫农，如果算上家里的五间夏天漏雨的老房子，至多算是中农。
戴着造反派袖章的表哥拿着农会证明找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人很热情，说，让你奶奶明天带着户口，改过来就是了。表哥嘱咐了外祖母，外祖母就拿着户口去了派出所，派出所办事的人没有在，让过一天再来。外祖母又去了，派出所管事的说“老大娘，你那天怎么没有来呢？”姥姥说“我来了，但那个巡警说让我过一天再来。”这个管事的笑了，说“老大娘，巡警是旧社会的叫法，我们现在是新社会了，叫人民警察。”
在这位人民警察的帮助下，姥姥的成份纠正过来了，不再是地主，虽然没有改为本来的贫农，改为了中农。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也不用再去扫街了。改成份成功这件事，显然刘井莲也知道了，她马上三百六十度转弯，见了姥姥恢复了“大娘”的称呼，并且热情地说“大娘以后不用在扫街了，这么大年龄了，身子骨要紧啊。”
虽然不用再扫街了，街道还是有人扫的，是别的“四类分子”扫的。夹着大扫把扫街的人，都是要面子的，总是在天不太亮的时候就起床扫，天亮了，街道就神话一般变得干干净净了。
姥姥改了家庭成份以后，我突然发现街筒子里的风轻了，对地上的杂物，风不再是天然的扫把，而是温柔的按摩师，至多推着地上的垃圾挪动一下，并不能直接吹到胡同的角落，所以，街道要想干净，必须人工来扫。我和姐姐总是躺在炕上竖着耳朵听风响，希望高空的罡风能沿着地面刮，刮跑地面上的垃圾，刮跑那些令人伤心的事情，可是，罡风仍在高空浪刮，刮不到地面，唉。
[ 本帖最后由 王克楠 于 2013-3-19 20:11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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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10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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