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的蜕变

石上柳

摩罗的蜕变
　　
　　——从《耻辱者手记》到《中国站起来》
　　
　
　　
　　摩罗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思想者之一，从1998年《耻辱者手记》的出版到2010年《中国站起来》的上市，他一直不停地思考研究。只可惜，十二年间，摩罗已倏然完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向爱国主义者的彻底转变。是喜是悲？我们无法用三言两语说清。从其作品来看，《耻辱者手记》是火，将自己也烧在里面了；而《中国站起来》像冰，让读者感到了彻骨的寒冷。从其姿态来看，十二年前，他是一位孤独的骑士；十二年后，他成了一位偏执的爱国者。
　　
　　孤独的骑士
　　
　　在当代，还没有哪一个人能像摩罗这样彻底而残酷地审视自己，“描述耻辱”而又“咀嚼耻辱”。没有哪一个人能像他这样发出凄厉而又悲壮的呼号：只要还有一个人处在煎熬之中，就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耻辱。
　　
　　学者林贤治说，思想者以孤独显示强大。此言不虚。摩罗是弱小的，也是孤独的，他因思想而在孤独中强大。
　　
　　他的强大，是文学界的希望；他的强大，为中国思想界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余杰评论他的文字，是20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
　　
　　孤独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唯一圣梯。让我孤独吧，因为我注定属于另一个世界。摩罗如是说。
　　
　　以悲天悯人情怀，追求个体精神自由，寻找民族精神资源，是摩罗思想的核心。
　　
　　为什么要追求个体精神自由？为什么坚持个性主义？他说，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是人类最基本的财富，也是最根本的财富。失去了这两者，人类的整个文化就失去了根基的依据，社会就失去人文精神的非生命状态。别林斯基说：“主体，个体、个人的命运比全世界的命运以及中国皇帝的健康更重要。”
　　
　　鲁迅为了寻找创建中国的“近世文明”的道路，提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理想，从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高举起了“个体精神自由”的旗帜。
　　
　　他自觉地加入了鲁迅精神界战士谱系，充分肯定人的尊严，人的地位，“必须确立这样一个最高准则：人至上，人高于一切，人是直接目的，人是终极目的。为了解放人，一切有碍的事物必须予以反叛的否定：文化、民族、集体、国家，政党、道德、风俗、传统，以及每一个非人自身。”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甚至说，这是一场“全人类全民族的普遍而又浩大，艰难而又漫长的精神文化活动，有时甚至是社会政治活动”。
　　
　　“一个人只要稍有一点独立精神，他的不幸也就从此开始，要么是消灭独立精神以保存自己，要么是坚持独立精神而走向厄运。”尽管如此，但他依然不掩锋芒，呼喊，探寻，深入无物之阵，拼命冲杀。他相信，自由的曙光如同真理的火焰一般必将照彻茫茫暗夜。俄罗斯的作家们为了坚持“个体精神自由”被流放，甚至遭屠杀。摩罗沿着这条路，孤独地走着，一路步履蹒跚，泪流满面。他所能依靠的只有手中的笔和怀中的书，这支笔是堂吉诃德手中的剑，对着邪恶与不公正，发出正义的威光。
　　
　　鲁迅指出，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只有“吃人”二字，中国从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值，至多不过是奴隶。在乱世，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在治世，是暂时做稳了奴隶。先生呼吁第三样时代的到来，第三样时代到了吗？我们生活在了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了吗？我们丰富的个性，鲜活的创造力常常被“工头”被“总管”手执钢鞭残暴扼杀。面对血淋淋的皮鞭，我们到哪里去呼唤自由？
　　
　　摩罗从个体体验的角度提出，成为真的人的第一个前提，是意识到自己是非人，并且承认自己非人的丑陋；成为真的人的第二个前提，是具有实践的勇气和权利，并且不顾一切地投入实践。在反叛身为非人的自己时，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决心：一切非人都是我的耻辱，一切丑恶和罪恶都是我的耻辱。
　　
　　摩罗出生在社会底层，他也因此遭遇了一切穷人所能遭遇到的困苦与屈辱，因而他比谁都更懂得困苦与耻辱的滋味。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深感自己与农民血脉相连，深知底层农民的真实的生活与心态，因此他自信能够说出无切肤之痛的人们无法说出的真实，他能达到一般人难以达到的高度。当别人习惯了大吃大喝奢侈糜烂时，他常常禁不住心里这样盘算：这些钱如果投到乡村学校，可以建设多少教室和寝室，置办多少课桌和课凳？如果送给农民，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多少生活和困难？如果是灾荒年月，那会折算成多少条人命？
　　
　　多年来的苦难生活让他那么寒酸而卑微，即使生活在大城市，他依然孤独而寂寞。他以人的苦难来同情人的困难，以人的意识来爱苦难的人们，以人的意识来向造成苦难的一切力量对抗。他终于在那个颤抖的黄昏干泣：中国社会底层的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完全丧失了自卫能力和自救能力，谁来拯救他们？谁来为他们谋求利益？更有谁以人的意识来体味他们的痛苦，来尊重他们的生存权利呢？
　　
　　贫穷这个魔鬼，冷酷无情地将他摁在了耻辱石上，千百次地推拉磨砺，险些要了他的性命。可是贫穷没有想到，耻辱也没有想到，他却被磨砺成了一支尖利的标枪。是的，自此以后他成了标枪。他以勇者与智者的姿态刺向社会也刺向耻辱本身。他说：“一切非人都是我的耻辱。一切丑陋和罪恶都是我的耻辱。只要还有一个人处在煎熬之中，就是我们全人类的耻辱。……向非人的命运反叛，向非人的耻辱反叛。”
　　
　　他甚至说：“我真想生出十一亿手指来，指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塌鼻子大声吼道：你不是人，你是非人，你是猪猡，你是虫豸，你是人的最丑陋的敌人，让我们一起灭亡吧，一切非人应该彻底灭亡。”面对人们的迟疑观望，他发出雷霆一般的吼声：你不去参与，民主从何产生？你不去劳作，面包从何产生？你不去战斗，自由从何产生？难道真的要等待救世主把这一切布施给我们吗？
　　
　　摩罗也清楚地认识到了民族精神资源的重要性。他说，仅仅靠个人的天才和意志成为文学匠人的，古今中外尚无一例。如果把普希金、赫尔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这些人从俄罗斯民族中抽离出来，他们也许不过是一些或狂躁、或忧郁、或神经质、或才子气的文人或绅士，而不会成为我们今天所能感觉到的这么光彩夺人。无论非人的力量是如何强大，他们都有足够的血性和心力反抗之，摧毁之。这就是俄罗斯文学最根本的资源。正是那个民族的伟大精神资源，赋予了俄罗斯文学一种任何别的民族都不可比拟的伟大、深沉、悲悯的独异气质。
　　
　　鲁迅说，知识分子不是任何一种社会势力的附庸，而是社会公正的维护者，精神价值的守护者。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托尔斯泰说卢梭是18世纪世界的良心。巴金说托尔斯泰是19世纪的良心。摩罗说，在中国，鲁迅是20世纪上半期的良心，如果巴金能都多一点自卫意识，多一点拒绝的力量，也许他就可以被称作20世纪下半期的中国良心。我想，摩罗也可以称得上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半个良心。
　　
　　面对孤儿遗弃现象，当别人忙着谴责时，他却洞察深层次的原因：那些遗弃孩子的父母，基本上都是被世界遗弃的人。是遗弃造成了更多的遗弃，是伤害造成了更多的伤害，是不义造成了更多的不义，是苦难造成了更多的苦难。他由此以悲悯之心呼吁：不要仅仅谴责不义，让我们承担不义吧；让我们尽力抚慰不义所加给人们的伤害，挽救不义所造成的恶果。
　　
　　中国的土地上也曾出现过一批爱心天使，只可惜他们无比孤单无比凄凉地远去了。为什么中国的善举总是这么孤单？为什么中国人即使要做善事，也必须要接纳外国人的创举？回首中国历史，有没有一个人因为某种善举而成为著名人物，成为享有崇高社会声望和历史地位的人？摩罗终于这样发问。朱学勤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无悲剧意识的时代。”
　　
　　他终于明白，仅仅依靠自己不可能实现他的期望。
　　
　　他是那样的孤独，他对人类又是怀着那样深彻的刻骨铭心的爱。他借用雪莱的诗句悲叹道：西风啊，就当我是你的竖琴吧，请用我弹出你深情的歌声，虽忧伤而甜蜜。
　　
　　骑士在孤军奋战中，终于累了，也倦了。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知识分子的卑怯和懦弱。他说自己在《耻辱者手记》里所表达的期望，没有一条自己能够做到。而他在书中对知识分子群体所提出的批评，他却在不折不扣地重蹈覆辙。
　　
　　他是悲凉的。在伤痕累累中，他终于选择了沉默。在短期的“清谈”之后，他终于拖着残笔断剑以爱国的名义唱起颂歌。
　　
　　偏执的爱国者
　　
　　中国站起来。
　　
　　这是多美的颂词，多好的希望啊！
　　
　　骑士原来是一个很好的歌唱家。他的歌唱即是诅咒，诅咒也便成了歌唱。
　　
　　无可否认，摩罗是一个十足的爱国者。只是他的爱国，像暴发户一般带着严重的偏激与狭隘。在声嘶力竭地爱国之前，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他以“描述耻辱”“咀嚼耻辱”的残酷方式进行深刻反思，他也由此震撼了一代人，也唤醒了一代人。他像一个虔诚的苦行僧一般，胸怀忏悔之心，手持耻辱之锤，一遍又一遍敲击灵魂，叩问上苍，叩问大地，叩问普天苍生。无比遗憾的是，当沉重而浑厚的钟声敲响时，当沉睡的国民揉着惺忪的睡眼四处寻找希望之声时，敲钟的僧人，已乘黄鹤远去，只留白云千载空悠悠。
　　
　　从1998年《耻辱者手记》的出版到2010年《中国站起来》的上市，中间已经相隔十二年。十二年间，摩罗已倏然完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向爱国主义者的彻底转变。是喜是悲？我们无法用三言两语说清。但从作品来看，《耻辱者手记》是火，将自己也烧在里面了；而《中国站起来》像冰，让读者感到了彻骨的寒冷。
　　
　　现在一个难题摆在我们面前，自由与爱国，到底哪个更重要？或者说，我们追求什么样的自由，以什么样的方式爱国？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曾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倘若一个生命的最高意义就是为国家牺牲自由，那这样的国家究竟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是合道的还是非道的？是合德的还是非德的？是该享祭的还是献祭的？”这是摩罗十二年前的追问。
　　
　　十二年过去了，我们在摩罗的身上已丝毫找不到以前的影子。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呼唤“中国站起来”的偏执的爱国者，一个极力否定五四精神也极力排斥西方思潮的“爱国主义”学者。
　　
　　爱国便是爱自己国家的一切，包括丑恶、虚假与蒙昧，而排斥外国的一切，包括民主、科学、自由与人权吗？学者萧瀚说：“爱国主义，如果一定需要，那也得是站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自由而奋斗，为不分种族的每个中国人的基本权利而奋斗，为中国的宪政法治而奋斗，为千千万万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本国同胞的天赋人权而奋斗。”学者余杰说：“真正的爱国，乃是爱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多灾多难的同胞；真正的爱国，乃是奋起对抗那些让大多数民众都难以‘好好生活’的特权阶层。”还有网友说，爱之深恨之切，敢于说出这个国家丑陋的一面的，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摩罗的爱国，似乎是“爱你的残疾也爱你的口臭”。他容不得别人说哪怕一句中国的不好，也容不得别人说哪怕半句西方的好。
　　
　　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诸如闭塞落后、盲目自大、奴性十足等，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为什么摩罗却要讳疾忌医强力争辩？西方社会所倡导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也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先进理念，我们现在也正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方向大步迈进，为何在摩罗的眼中，五四先贤就成了贻害子孙的“洋奴”？对于五四那一代人，我无法从理论上详述他们的功过是非，但我明白，是他们在民族危亡关头，冲向前线，用鲜血浇灌了自由之花，用生命捍卫了民族尊严；是他们临危受命，远涉重洋，作了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是他们殚精竭虑，冲破重重险阻，拉我们走出封建专制的火坑。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曾受过失败的屈辱，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在屈辱之火中涅槃再生。我们有缺陷，我们有劣根性，我们因闭关锁国、落后愚昧而遭列强践踏，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我们唯有正视现实，痛改前非奋发图强，才能一洗国耻。可是，摩罗偏偏一听别人批评就神经过敏极力护短，大骂人家是傲慢，是偏见，是污蔑！阿Q一般，“‘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和‘烛’都讳了”。
　　
　　我们不否认，五四运动存在的不足，也不否认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自身的偏激，但正是五四运动开启了我们向西方学习的大门。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们积贫积弱的面貌才开始得以扭转。一位网友说，我们承认西方文明存在的许多问题，甚至非常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存在绝不能成为我们否定甚至鄙弃西方近代以来的文明成就的理由，尤其不能成为护短的理由。西方现代文明以科学和民主为代表，科学使人从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民主使人从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从近代史来说，欧洲在科学、文化、技术、经济、制度等方面代表着先进，是不争的事实；再看看我们家里的各种基本生活设施，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哪一样不是源于西方近代科学？
　　
　　摩罗说，一百年来，一些中国人养成了“自轻自贱自虐”的洋奴精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五四启蒙运动种下的祸根，是一些五四的精神领袖们惹下的祸。摩罗这话，无疑是说，五四运动乃饮鸩止渴。其实他也过于小看了中国国民，也过于高看了五四领袖。中国国民又不是纸糊的泥捏的，岂能轻轻一吹轻轻一推就能“自轻自贱自虐”下去？五四领袖又不是得道高僧如来佛祖，岂能在短短的几十年让国民迷信崇拜而“自轻自贱自虐”起来？
　　
　　在批判鲁迅时，除了用“洋奴”一词外，他还说鲁迅一生关于国民性批判的思想是受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的支配。并且大胆想象：“鲁迅手头经常拿着一本《中国人气质》，时不时地翻弄一番，每有感触就欣然命笔，写出呼应文字。”他妄下结论时，其实忽视了一个最起码的常识：一个立足于中国大地的人之子，一个一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的伟大思想家，怎么会不比一个外国学者更了解自己的祖国？他真以为鲁迅和当下某些学者一样是吃干饭的啊？
　　
　　孔庆东以反讽的笔法写过一篇题为《诋毁鲁迅的十大招法》：1.鲁迅是拿卢布的；2.鲁迅是日本特务；3.鲁迅是共产党；4.鲁迅见钱眼开；5.鲁迅是色狼；6.鲁迅不孝；7.鲁迅粗野狭隘；8.鲁迅没有爱心；9.鲁迅是没文化的骗子；10.鲁迅是反人类的。读完《中国站起来》，我们可以加一条：鲁迅是洋奴。
　　
　　我们批评满清王朝，是因为其昏暗腐败闭关锁国害民害国，摩罗却用十分霸道的非此即彼的逻辑拉开攻势：
　　
　　“在甲午战争中，难道我们应该为清朝舰队的覆亡而欢呼？难道那殉国的不是我们中国人？受辱的不是我们中国人？葬身海底的不是中国人的财富与尊严？在八国联军屠杀中国时，难道我们还要要求那些外国屠夫将满清王朝的子民屠杀得更多才解恨？”在他这样生猛霸道地追问下，我们似乎无路可走，只能去爱那腐败的清王朝了。可是，摩罗忘记了，在列强入侵时，是义和团在扶清灭洋，是老百姓用血肉之躯抵挡枪炮，而满清政府在节节败退，慈禧太后在四处逃窜。
　　
　　在《中国站起来》第十六章，他对奴性给予了极大的宽容与同情，这与十二年前他对奴性的痛心疾首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以前他是坚守“不自由毋宁死”的，他说：“中国文化中最致命的罪恶因素不是别的而是奴道主义。……我一定要把自己与中国文人区别开来，与一切中国奴格区别开来。倘若他们自视为救主，我就甘为叛神，倘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甘为邪念；倘若他们自视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丑陋的中国文人》）昔日的斗士，如今安在哉？
　　
　　摩罗又一次成了一位矫情的诗人，他在书中多次痴人说梦般呓语：
　　
　　“他们向苍天祷告，中国需要殖民三百年。他们几乎坚定地相信中国人就是劣等民族，我们只有拜倒在西方国家的脚下才是唯一的出路。西方的种族主义是唯我独尊，中国部分精英人物的民族主义却是唯我独劣——他们代表这个种族承认了唯我独劣。”
　　
　　稍微清醒的人都会问：他所说的“他们”到底指的是哪些人？有多少？是谁承认了“唯我独劣”？承认自己国家的贫弱，批判自己国家的劣根性，能不能与“唯我独劣”画上等号？
　　
　　作为一位大唱赞歌的诗人，矫情也许还远远不够，他为此绑架“唯”“独有”“最”“更”“偏偏”一类副词来充当煽情的鼓手：
　　
　　“我想说的仅仅在于，这一切都不是中国独有的缺陷。中国人没有特殊的劣根性。为什么偏偏强调中国的屈辱历史，偏偏突显中国人的奴性呢？在世界各民族中，中国人并不是唯一卑贱的屈从群体，也不是最卑贱的、最屈从的群体，那么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黑格尔、史密斯、陈独秀、鲁迅等人关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判断和批判。西方人吃饱了，他们就忙着打饱嗝；西方人感冒了，他们就忙着咳嗽；西方人在某个方面虚火过旺了，他们就马上跟着拉肚子。……”
　　
　　为了替丑陋的裹脚文化作辩解，他竟然说“初民社会是我们一切文化的源头，那时候为了一种社会性的美而对身体进行戕害，是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什么是初民文化？《汉典》中对“初民”的解释是“指远古原始时代的人”，那么“初民文化”便是“远古原始时代人的文化”了。现在我们再来问，中国古代的裹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最可靠的说法应该是五代，清朝尤甚。五代是“初民”时代吗？
　　
　　他批判胡适几乎到了大泼污水人身攻击的地步。他说：“最无能的男人总是抱怨祖宗没给他留下更多的财产，最无知的精英总是抱怨大众过于愚昧听不懂他的伟大思想，最无耻的失败者总是歌颂强盗劫掠时打断他一条腿而给他开创了生命的新境界，胡适博士三者兼备焉。”只可惜，他在大泼污水的时候，由于水平欠佳，连自己也掉进粪池中了——这三者，不正是《耻辱者手记》中反复表达的意思么？
　　
　　胡适曾经是说过“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话，但那句话的目的，“不是要人消极，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是要人起信心，发下弘誓来忏悔，来替祖宗忏悔，替我们自己忏悔；要发愿造新因来替代旧日种下的恶因”（胡适《信心与反省》）。胡适曾指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胡适的客观分析，在摩罗笔下成了“不遗余力地为西方文明高唱赞歌”，想来真是可笑。要谈自由，要谈爱国，还是听听胡适的话：“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十二年时间，没想到摩罗进步到了如此惊人的程度。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要谁敢批评自己的祖国，他就可以扣一顶“洋奴”的帽子，真是霸道得十足。他说：“一个人越是激烈地批评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就越是觉得自己光荣伟大，这是殖民地居民讨好殖民者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谁因为批评自己的祖国和同胞而觉得自己光荣伟大了？是鲁迅，柏杨，龙应台还是你摩罗？在鲁迅、柏杨和龙应台的文章中我看到的是无奈与辛酸，在你摩罗的《耻辱者手记》中我看到的也不是什么光荣伟大啊，难道摩罗现在觉出光荣与伟大了？
　　
　　针对摩罗的论述，一位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摩罗至少偷换了四次概念：第一，把绵延至今、主张东西方文明对话与融合的各种不同观点的自由知识分子一律偷换为“全盘西化”的鼓吹者；第二，把新文化运动中除旧立新的思想，偷换为“打倒孔家店”的纯粹破坏性；第三，把鲁迅的代表人物之一偷换为新文化运动的全体精英；第四，把鲁迅等批判的国民劣根性的有无问题，偷换成“劣根性是否独有”的问题。
　　
　　摩罗的变化，其实在2007年前就已经露出端倪，只是那时候他的“清谈”，未能引起过多人的注意。甘肃评论家唐翰存在《摩罗的远去》一文中有过“摩罗已经有点不像摩罗，他走得远了”的感慨。现在的摩罗已经完全背叛了以前的摩罗，“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尖锐地批判他，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余杰、徐晋如为何要与他绝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网友为何要说“中国的文人总是没长进，稍有一点改善就变脸”，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摩罗的挚友萧瀚要说“这是我见过的摩罗作品里，最神经错乱的文字”。
　　
　　对摩罗的转向，曾被摩罗视为精神导师的吴洪森一语中的：“摩罗在表面的狂热之下，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理性选择。”文化批评人士潘采夫在《摩罗的转身有点猛》中评论道：“在知识分子里面，思想发生转向的并不罕见，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也属正常。但如摩罗这样，‘今我’对‘昨我’展开血淋淋的屠杀，惊心动魄的程度令人震惊。摩罗曾经是‘鲁迅之子’，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不妥协的战斗姿态，深得鲁迅的神韵。但这才过了多少年，摩罗玩起了乾坤大挪移，让所有观者的眼镜碎了一地。吮着鲁迅的乳汁成长的摩罗，反手一刀，手刃了自己的精神父亲，用‘弑父’宣告了自己的‘新生’。”
　　
　　钱理群先生说，在终极价值层面上，在现代化的目标上，“个体精神自由”是绝对不能让步的，这是“作人”还是“为奴”的最后一条线。守不住这条线，就永远走不出“奴隶”的时代。由此来看，曾经的精神战士，也不过一背叛自己的奴隶耳！
　　
　　摩罗自己显然不承认自己的变化，他说两者是并列互补关系。一个看不到自己已经没落的没落者，真是十足的可悲！
　　
　　最后，还是让鲁迅来发问吧：今索诸中国，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2010-12-4
　　
　　参考书目：
　　
　　摩罗《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西风的竖琴》《中国站起来》
　　
　　林贤治《五四之魂》钱理群《拒绝遗忘》唐翰存《文学与天堂的距离》
　　
　　

[ 本帖最后由 石上柳 于 2013-9-5 16:56 编辑 ]

一孔

一个人一生大概只能写出一本好书，《耻辱者手记》算是一本！我读了不下十遍，也一直作为自己的藏书。当然，那个鸡蛋好吃就行了，至于下蛋的母鸡有理由变老，有理由逐渐成为别人的美味，有理由去找别的公鸡去戏耍，没什么值得吃惊的。
只是有点可惜而已！
毕竟那曾经是公鸡中的战斗机！

冷晰子

欢迎老友。：）

一孔

原帖由 冷晰子 于 2013-9-5 15:50 发表
欢迎老友。：）

你们熟啊！这是位高手啊！

石上柳

非常感谢老友与编辑。

柳藏

看完全文，想起了大眼的文章，他对复旦的冷嘲热讽。

的确，在现实高压下，许多当年的摩罗，最终都无法把持住自己，成为御前投奔。

欢迎楼主，为柳字握个手。

夏冰

很强大。拜读。问候！

石上柳

谢谢朋友，如果你姓柳，那和我这个柳就更亲近了。呵呵，多赐教！

石上柳

谢谢版主，多赐教！

石上柳

对于摩罗我真是百感交集，这个曾让我非常受震撼的作家思想家，以后却写出那么令人失望甚至气愤的作品，不写点感触难解我心头怨恨。

李兴文

据食品安全专家及卫生与健康专家一再提醒，无根的豆芽不能食用，有毒。也曾见过，集市上兜售的豆芽确有无根者，如何培育出来的，方法保密至于讳莫如深。
豆芽者，当也算作豆的精神外显。如果精神在特别的温床中茫然地疯长，所依靠的定然不是正常的土壤、阳光、水分和大气诸端。或者麻醉，或者毒害，或者改变基因，其法多矣。市侩的目的很清楚也很含蓄：赚钱不包人命。市者自知奥秘，食者自甘其味。大面积的食物中毒事件，总会有人深究其责依法严办的，届时，新一轮的群体病症恐又需要新的“医者仁心”出场了。

一水

欢迎新朋友，久违如此厚重大气的写作。关于摩罗，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即已形成的精神文学导向，一时难以忘却，唯是他的文字所引起的旋风，多是见仁见智。十几年前，就见张远山等对其褒贬不一的解读。其文字的可读性，应该有时间或背景之约束。

问候石上柳，感谢好文。已经开始期待原创首发作品参与交流。

夏冰

原帖由 石上柳 于 2013-9-5 20:44 发表
对于摩罗我真是百感交集，这个曾让我非常受震撼的作家思想家，以后却写出那么令人失望甚至气愤的作品，不写点感触难解我心头怨恨。

作家也是人，是人就会变。刻舟求剑式的愿景，不现实。

石上柳

非常高兴一水版主的盛情，我会多向大家学习！您多赐教！

石上柳

说的也是，不过如此大转变的做法还是让人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