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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摧残与损毁的人
——倪景翔中篇小说集《死亡边缘》阅读札记
中国近几十年发展变革经历着“镣铐之舞”。发展的代价就在“破坏”和“建立”的之中。这一过程中，人们承受了巨大缺失感。在喊着上帝死了时，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追问道：“谁能笑到最后？”追问的价值既意味让人们“挺住”，同时也让人看到具有自我和社会身份的人，承担了怎么样的创伤与痛苦？！
倪景翔先生写出过广泛影响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风云沧桑变化的长篇小说龙殇三部曲，他深刻洞悉变革的时代，深切感受变革的阵痛，他关注人的灵魂纹理。尤其在传统秩序打乱，追逐物资的过程中，人（尤其底层的人）活着的自由与尊严受到了严重挑战。这部中篇小说集在这个焦点背景里，瞄准人身心所遭受的挤压与损毁。在物资与精神，传统与变革，以及自我回归的道路上，社会化的人所出现的种种不适，希望与失望，寻找与陷落，迷茫与丧失。这些元素以痛楚打在人物内心世界里。我们因此看到不良因素瓦解了的社会秩序，看到人在社会变革背景里的肉体与精神逃亡。
“……我首先塑造了真正的俄罗斯大多数人，而且首先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和悲剧的一面，……它表现为内心痛苦，自我惩罚，意识到美好的一面而又无法达到它。” 185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代序》中这样写到。这在不同程度上，印证了《死亡边缘》中人物的行为与精神世界。无论从现实意义上，还是作家塑造的人物上，我们更多看到徒然无用的景象，“因为在这里，只有角色（即小说里的人物——评者注）才是实质，换句话说：人就像那些能使死亡机器运转的轴承，无论是做刽子手，还是受难者，都要好自顺从（凯尔泰斯·伊姆莱）。”这也就是人在特定时期的悲哀。
《死亡边缘》五部小说题材各异，涉及不同身份类型的人物：遭受煤矿老板迷奸、自由恋爱被拆散的年轻女子柳清；甘于清贫而又在物资潮流面前失落苦闷的作家“我”；被打成“极右派”和“反革命”丧失自我尊严的教师王彧；通过改造一条河道梦想官运亨通的村党支部书记关浩生；混迹于县城官场在新旧势力较量中，深感无力与迷茫的副区长周易飞等。这些人物身上无一不具有被社会樊篱，人性痼疾，丑恶势力（有形的，无形的）损毁的悲剧色彩。借此，我们看到，强势利益对人的迫害，传统的痼疾左右人的行为与心理。在一个泥沙俱下的时代，人性的扭曲和逃亡展露无遗。
卡夫卡说过：文学创作向来都只是对真理的一次探索。这部小说集可以说是作家在改革开放社会演变背景里，对人的精神与灵魂的审视与探寻。和许多人一样，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八、九十年代，作品里的主人公（具有社会化身份的人），陷入社会秩序混乱，人文精神丧失之中，他们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裹胁，心灵和精神受到过巨大损害。
在《死亡边缘》这篇小说里，一个靠着承包煤矿发迹有了钱的翁少良，无所顾忌地猥亵并迷奸酒楼服务员柳清，在她出走之后在煤矿相遇，再次陷入他的魔掌。不单是翁少良，甚至一个荀副县长，也见色起意，强奸柳清这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柳清不仅遭遇了强奸，他被父母拆散的男朋友，也因煤矿的瓦斯爆炸事故夺走生命。女性作为社会弱者的代名词，被施与暴力的对象，凸显了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群体，她们正是在混乱社会秩序下，遭受的人性恶的摧残的一个性别样板。
比性别意义上的损害与侮辱更让人哀伤的是政治运动对人的迫害。在《他在晨曦的雾露中消失》中，受极端迫害的男人王彧，被打成“极右派”和“反革命”，却在获得自由，重返故地之后，已是身份缺失，一副不堪的身心。他看到妻子成了当年同事的妻子，他痛苦而又无奈，他无力反抗，猥琐认命。这样一个丧失了尊严感的人，身体的自由，并不能改变他精神的萎靡与扭曲。他的内心是一片充满废墟的城堡，人格上也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甲壳虫”。作为曾经的一名教师，一个教育别人的人，到了一个如此不堪境地，不由人不对那无形摧残生命的年代感到愤怒与悲哀。在读者眼里他是一个软骨的人，让人痛心地“哀其不幸”。除了痛苦，就只剩下他的肉体躯壳，他没有了自己的精神脊梁，令人可悲可怜可叹。
《死亡边缘》和《他在晨曦的雾露中消失》中，女子柳清最后从黑夜出走与男人王彧最后在晨曦中消失。一个陷入“黑夜”，另一个出现在“晨曦”，而他们却有着殊途同归的悲惨命运。他们的处境都具有了“逃亡”的性质。而在《迁坟》里，一个是分管农业的副区长，当区里决定将一个育林苗圃建在坟场上，而他在母亲的坟动迁的过程中，经历了新旧观念、新旧势力的强烈碰撞与冲突，在权利与情感上的种种纠结与苦闷中，他被裹胁被压制。他的挣扎与陷落的无力感，让人感到悲哀。——这个结果既来自社会变革中的无良，也来自人性的懦弱。
《改道》里的关浩生，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借一条叫东沙河的改道，以拥有政绩而想升迁。其中，包含有违背事物规律的荒诞，攀权附势、无视百姓利益的的恶劣行为。这样一个本应是造福为民的工程，成为个人、权势与利益的极端表演。人物身份代表的权势，完全私利心导致的行为，呈现出现实的滑稽与令人不耻。他们既被时代“裹挟”，参与变革事务，同时又在身份、人性、新旧观念的冲突中，呈现出极端的私利性，人物形象在挣扎中陷落，在裹挟与对峙中充满矛盾与污点。
在《哐啷啷的火车》中，主人公“我”，一个知识分子，在一个夜晚行走，对周遭事物际遇，产生了强烈的内心冲突。由此引发的感受与认识，不仅是内心遵循的传统理念遭遇的瓦解，更在于一个无序混乱环境里，人的行为与规范的堕落。渴望成为作家的“我”，经历了一个内心极其灰暗的夜晚。虽然最后借由对一首诗歌的理解，表达出“我沉重的心轻松了许多，痛苦减少了许多，绝望消失了，死神远离了。”这种逃脱出了梦魇的心境，多少给人一些安慰。其实，在“我”的身上，更直接地映照出价值观与人文理想的混乱。
小说中的这几个人物打着那个时期社会身份的典型印记。作家创造并赋予了人物与时代变革休戚相关的命运与情感。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遭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小人物，知识分子，基层官员等，每一个人都遭受到巨大的灵魂冲击，人性当中的持强凌弱、权利攀附与一己私利在上未建立完备的社会秩序中，迷失而又膨胀，获取物资和掌握权利的人，左右并损害着公共道德和社会秩序。
事实上，这些人物尚未有达到完全自觉的觉醒，他们不可避免的受到冲击与蒙蔽。或者善与恶也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较量，保守与创新也在私利与恶的情境中，受到裹胁与变异。人们惯有的信任发生危机，沉渣泛起的人性之恶，在金钱与权势的操纵下席卷人的心灵。这也从另外角度，警醒人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建立规范化的社会秩序，将金钱、权利、人性之恶，关进笼子里的必要性。
现实主义作家揭示深刻社会与人性的悲剧，其意义在于“相信一切事物和一切时刻的合理的内在联系，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延续下去，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卡夫卡）”这样，作家对一个社会混乱时期的现状进行了无情鞭打。作家认识的现实，不是表面的，而是包括社会与人性根源性的一些东西。为此，卡夫卡说过：“让我们站定，用双脚插入意见、偏见、流言、欺骗、和幻想的淤泥烂浆，插入覆盖地表的这些冲击物，直到触及坚硬的石块底层。对此，我们称之为现实。”
倪景翔先生用他立足现实的“双脚”“插入意见、偏见、流言、欺骗、和幻想的淤泥烂浆”之中，他触及到了“坚硬的石块底层”。我们并不会因为深刻揭示而丧失对生活的信任，揭示是为了“引起疗救者的注意（鲁迅）”，而假如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那么你对活人来说，你已经死了（凯尔泰斯·伊姆莱）。”这些小说里人物的悲剧色彩，让我们看到一些堕落者的典型，一些受损毁的人物，以及特定现实令人无望的残酷，这也会激发出我们的自省、反抗、矫正，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2014年6月18日
附注：
倪景翔，山东枣庄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枣庄市第三届作家协会主席。先后发表长、中、短各类文学作品三百余万字，代表作为长篇小说《龙殇三部曲》(《龙湾滩》《龙凤旗》《龙之雾》，华夏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黑魂》获全国首届长篇小说乌金奖首奖，《龙凤旗》1995年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龙湾滩》2007年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广播小说剧本《黑魂》获全国市级电台二等奖。影视作品有多集电视剧本《魂系桑梓》(1993年刊于《影视文学》);根据长篇小说《黑魂》改编的多级电视剧《中兴风雨》于1990年后先后在中央电视一、二台和省电视台播放;长篇小说《龙凤旗》的改编权(三十集电视剧)售于南京某影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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