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 儒 情 深

青岩

　　再怀想杜甫，已是秋深，纷飞的落叶更添几分沉重与萧索。想杜甫从弃官到去世，整整十一年漂泊西南天地间，饱尝流离之苦和人生的忧患。其飘零转蓬、困饿穷愁、老病寂寞、寥落无依，以及寄人篱下的辛酸，处处穷途的悲哀，蹉跎废弃的深憾，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诗句中寄寓深刻。诗人心中汇集成人生悲剧的巨流，而国势的艰危、纷乱，更如猛风急雨将诗人掀置于个人不幸的旋涡浪峰，使他在生存的迫累与精神的煎熬中经受着灵魂与人性的新挑战。诗人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以少有的毅力乘起生命的孤舟，追寻着生活的终极意义，以广博的仁爱之心关注着动荡的世事、苦难的众生和风雨飘摇的社稷，以令人心激意感的忠烈之气指斥时弊、惩奸扬贤，思考、筹划着本当由在朝公卿谋划的军国大事。所有的这一切均以远远超出了杜甫一己的穷达、得失，显示了其崇高的人格魅力。
　　后期的杜甫在个体人格的发展方面已经升进到了一个完美的境界，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三种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意义的道德理想在他的整体人格结构中获得了较为完美的统一。但这三种道德理想在杜甫人格中又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他们对杜甫人格的完善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作用。而从健康人格形成的必备条件来看，它们虽然在杜甫人格中凝结为统一的整体，但杜甫当时却基本不具备现代人格理论家所强调的健康人格模式，或者说自我实现的那些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这些问题无疑都值得认真地探讨。
　　超越自我中心，是杜甫早年理想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一大传统。当杜甫经过安史之乱前夕的内省之后，他的个体人格就越发朝着这样的目标不间断地向前发展了。而大道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之所以能内化为杜甫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同样可以看作是他追求超越自我的生活意义和人生意义的结果。在自己流落饥寒、见弃当局的境况下，始终能够以一种出自本性的真诚对国家的治乱、兴衰表现出深情的关注、忧患和由衷的精神投入以及力所能及的干预，是杜甫自我实现人格最为重要的内涵。
　　杜甫后期漂泊生涯虽不尽人意，却远远强于一般百姓，甚至还不失为一个小地主的水平。但我们切不可忘记，浪迹天涯的诗人在这十几年中始终是穷途仗友生。除了入严武幕的短暂时期，他既无俸禄，又乏固定产业，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故人供禄米。从客居秦州以来，受生计困扰，依人度日，乃至看人脸色，遭人冷遇，在杜甫的生活中实在是屡见不鲜的。而反映这种困乏与屈辱的诗篇在杜甫诗集中更是比比皆见。诗人饱黯炎凉、自尊受损，更让他不能忍受的是政治上被遗弃、无归属感的悲哀。“圣朝无弃物，衰病已成翁。多少残生事，飘零任转蓬。”这种愤慨、不甘与无奈，显然是杜甫后期生活中最深层、最难以摆脱的情感体验。
　　这一时期的杜甫，在生理、安全、归属和自尊等低层次需要的满足方面，基本上处于匮乏的状态。但是杜甫人格的发展却没有因此受到限制，而是的确已经超越了自我中心。这种人格境界在诗人这一时期所作的一千多首诗歌中有着集中的体现，而伤时念乱、忧国报主则构成了其人格美的首要特征。这其实也是古今学者的共识。我们在此只想就杜甫人格结构作如下说明。
　　其一，杜甫超越自我中心的人格变化固然可以用传统的忠君、爱国来加以说明，但从个体人格的发展来说，它其实是杜甫许身稷契的人生理想艺术化实现的结果，也是这一理想在现实中失落的一种有效补偿。在杜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杜甫常常以吕尚、诸葛亮等古代名臣自况，而且还可以发现杜甫常常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稷、契、吕、诸一流人物的话语方式。杜甫确是在以稷、契的身份思考着国家大政，并将这种思考在诗歌中作了艺术化的表达。虽然这并不能说明杜甫真的具备稷、契的政治才能，但它却足以表明在杜甫人格中，理想主义终于凭借艺术智慧的优势获得了艺术化的实现。立足于此，再来看看这样的诗句，“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就更能觉出杜甫忧国思君的内在自觉与情不由衷。
　　其二，杜甫理想主义的艺术外化又是以广博、深沉的人道主义为内在基础的，这又决定了他的忠君是以王道文化和人道主义为基本前提，而不是一味的愚忠，也决定了其仁心必然推及于作为“邦本”的民乃至万物。当唐肃宗李亨不信任杜甫，把他从左拾遗的近臣出为华州司功参军的第二年，杜甫是掼了他的乌纱帽‘弃官客秦州’。不但不表示不合作，而且出口怨言：‘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这两句诗是可以说得上‘大不敬’的。由此可见，在对待君主的态度上，杜甫也并非漫无差别，毫无条件，在不可动摇的绝对性中也有一定的相对性。而此种相对性与杜甫许身稷契之志实有根本的一致性，己为稷、契、君主也必是传统王道文化理想的代表——尧、舜，否则稷、契之志仍将落空。杜甫曾将唐玄宗视为“尧舜君”，但对于唐肃宗和唐代宗，他再也无法产生这种神圣的感情，他诗中对古人君臣际会的反复追慕正出于对现实之君的不满。
　　杜甫对“尧舜君”的这种企慕是其忠君思想呈现出“相对性”的前提，而从这种理想化的君臣遇合的立场出发，我们又可发现，作为杜甫理想主义之人性基础的人道主义也必然促成杜甫忠君思想的“相对性”特征。从而使杜甫人格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超时代的特征。因为依照传统的王道文化理想，尧舜、稷、契最重要的德行乃在能行仁政，而行仁政首先需具仁民爱物之心。由此，杜甫那些充满仁民爱物之心的诗句所展示的意义就远远不止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揭露与批判。“社稷堪流涕”、“苍生未苏息”的时代苦难在诗人心底掀起的巨澜狂涛中的几片小小浪痕。诗人所展示的这一幅幅人间惨剧，不正是起于朝廷的纲纪不持？纲纪不持，是以胡马纵横；纲纪不持，又致干戈难息，生灵长期涂炭。在此，诗人对现实的不满中显然包含了他追慕“尧舜君”之理想失落的内涵，同时，在诗人对苍生的关怀中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亦表明了诗人自许稷、契之不妄。从人格的整合、完善来说，这使杜甫理想之一的艺术外化始终与具体可感的人道主义精神融为一体，从而进不一步增加了其人格力量的厚度。
　　其三，杜甫能在日暮途穷、壮心消磨的处境中，始终“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高扬着理想主义的大旗，无疑又显示出超人的意志力量。这种意志力量在他身上又表现为悲壮、激越、刚勇的英雄主义。有时，杜甫也将这种英雄主义人格直接加以表述，如其送别友人则勉其“临危莫爱身”；自陈心志则有谓“济时敢爱死”。凡此种种，虽表现方式不同，却均可见其刚勇劲迈之英雄气格。与诗人困饿流落而不忘报国报君之理想，不减忧民伤乱之仁心相比，他在白首零落、衰病无成之机犹不失此种英雄豪气，也同是对自我的一种超越。
　　综上三点，理想主义为杜甫人格确立了一个文化的高度，人道主义则为之增加了人性的厚度，而英雄主义又为之灌注了特立尘俗的力度。三者共同构成了杜甫超越自我的完美人格。如果说前二者更多地体现了杜甫人格“忠”的一面；后者则是其“烈”的一面得以形成的内在基础。而我们在诗人的忠烈品格中尤能感受到他忧国报主、仁民爱物的一片深情与旷世孤独。让我们再一次倾听诗人的心声：“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这“老骥伏枥”的腐儒，时至今日不仍然在穿过历史的尘网，向我们展示着人性的美丽与崇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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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岩

还请各位多批评指正！！

凌云昕

秋天最宜怀想杜翁，精华。

青岩

谢谢凌斑竹的鼓励！
问好！！

高迎春

好文笔，迎春学习了。问好青岩。

含笑庵

拜读

小只只

腐 儒二字说得好。杜甫就是一个喜欢议论喜欢当官成就一番事业，但是怎么讲呢，有点慷慨悲切但不切实际，从他的之所以弃官的辩护可以看出。所以他一辈子受穷。流离失所很苦的。

柯英

这样的分析非常有深度，全面客观。但我觉得用“腐儒”来说，还是有点不大能接受。杜甫其实对时代、对社会历史现象很清醒，也很有洞察力的。

西夏楼兰

理想主义为杜甫人格确立了一个文化的高度，人道主义则为之增加了人性的厚度，而英雄主义又为之灌注了特立尘俗的力度。
这个总结得好。我感动了。读了楼主的文，更增添了我对杜甫的敬意。

快乐阳光

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就很难得，现在人很多人做不到这个境界

山野闲人

感谢快乐阳光，这样有所比较的读来，真的发现，切入点不同，感受点也有区别。
问好作者
问好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