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故事

杨志广

1898年6月，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决心变法维新。同年夏，由于徐致靖的推荐，谭嗣同抱病入京。9月15日，光绪皇帝如见了他并授予四品军机章京。谭嗣同受宠若惊，决心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这样，谭嗣同与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实际上成了光绪皇帝的智囊人物。他们直接参与了百日维新期间各种诏书的起草工作。一时谭嗣同很有信心，以为“国事大有可为”。其实他想错了。正当他们不辞辛劳锐意变革的时候，顽固派也在磨刀霍霍，准备利用10月在天津阅兵的机会，废掉光绪皇帝，彻底摧垮变法运动。形势越来越紧迫，9月，光绪皇帝在给康有为、谭嗣同的密诏中说：“今联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联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谭嗣同等跪读诏书，不禁失声痛哭，但又一筹莫展。最后想到袁世凯，想利用袁世凯编练的新军来援救皇帝。他们建议皇帝召见袁世凯并赏以官职，以便拉拢。9月18日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的住所法华寺，劝袁运用手中的兵力，杀掉那拉氏的亲信荣禄，保护光绪皇帝。袁世凯这个人很狡猾，他表面上激昂慷慨，说皇帝待自己因重如山，一定全力相报。天真的谭嗣同听信了这个野心家的诺言，以为事情大有转机。可是9月20日夜，袁世凯赶回天津，迅速把光绪皇帝接见他以及谭嗣同与他密谈的情况全部报告了荣禄。荣禄星夜回到北京报告那拉氏。9月21日，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势力立即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并把改良派打了下去。

  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本来可以同康、梁一样逃到外国。但他不逃不走决心杀身成仁，以死报国。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在家里等了三天才被反动派逮捕。在狱中，谭嗣同坚强不屈，神志自若，写诗道：“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被杀害，史称“戊戍六君子”。在刑场上，谭嗣同视死如归，悲愤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是改良派中的激进人物，他的思想远远超出康有为、梁启超之上。梁启超在评论谭嗣同的思想时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谭嗣同这些激进的思想，突出的表现为三点：一是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他曾愤怒地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中国所以会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正是“由于上权太重，民权尽失”结果。他大胆地、在中国独创地批判了君权神授的观点。他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胭末而累及本者，亦岂有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民办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国君既然是为民办事之人，如果他不为民办事还肆虐百姓，那么老百姓起来杀死他也是理所当然的。谭嗣同指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无所谓叛逆也。叛逆者，君主创之以恫喝天下之名”。二是批判封建的伦理道德。他对封建的“三纲五常”投以蔑视，尖锐地批判道：“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此，方愈剧矣。”“君臣之祸，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其为害之烈不但抑制人们的自由活动，而且摧残着人们的心灵。他指出：“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在谭嗣同看来，五伦当中，只有“朋友”一伦，还有存在的价值。因此，他大声疾呼，要人们“冲决”封建的“罗网”。谭嗣同这些思想体现了资产阶级平等、自由、博爱的要求，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三是同情并赞扬农民革命。他在评论太平天国革命时说：“洪杨之徒，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他还说：“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不难看出，这同康有为害怕农民革命，咒骂农民革命的腔调是完全不同的。这表明，谭嗣同的思想达到了改良派所能达到的高度。

杨志广

原帖由 岸芷 于 2010-3-29 18:36 发表
戊戌六君子之一

谢谢岸芷来读！

岸芷

戊戌六君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