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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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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1 11: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漫谈司马迁与《史记》
           之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著千秋史
  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史记》属于私人著述,并由一人之力完成,。这在文献图书搜集不易,资讯很不发达的西汉时代,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然而,司马迁却凭借坚强的意志,超人的勇气、学识,最终写成了堪称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为后世史家立下不易之法。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评价说:“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 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虽然就体例而言,《史记》的影响似乎不如《汉书》,但人们不要忘了,《汉书》的体例却是来自于《史记》。

  司马迁能凭一己之力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并名垂青史,成为“史家之极则”,虽也得益于他出身于具有史学传统的家庭,但更为关键的是,他为了“成一家之言”,竭尽一生的精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既使他尽可能多地掌握了文献资料,又便于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不是有闻必录;同时也使他不轻信文献,而是结合自己的调查访问、亲身见闻,用第一手材料来纠正文献的谬误与偏颇。司马迁出身于一个具有史学传统的家庭。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司马氏世典周史”,而其父司马谈于武帝建元年间仕为“太史令”。这就使得司马一家与史学有着深厚的渊源,由此形成深厚的家学传统,正如司马谈临终时对他所说:“余死,汝必为太史。”这说明司马谈对儿子继任太史令是充满必胜信心的。具有史学传统也就意味着有着不错的文化传统,至少子女自幼即可接受教育,能够读书识字。那时因为制作图书的成本太高,一般的家庭要藏书颇为不易,加上秦始皇时又有严苛的挟书律,严禁私人藏书,孝惠帝时虽然废除了挟书律,但时间毕竟不长,因而图书的收藏与流通仍然不易,一般人的读书多半还是师生之间口耳相传,很难有现成的书供你阅读。司马一家自与平民家庭不同,或许家里也有少量的藏书,父子之间除了可以口耳相传之外,还可直接阅读图书。司马迁说他“年十岁则诵古文”,说明他在十岁之前就接触了古文经籍。十岁时他随父到了长安,而司马谈则早在建元元年即入仕为官,担任了太史令一职。汉代的太史令虽不专管著史,还要兼管天文、历算,但有了这一职务对于接触图书来说那必然是莫大的方便,因为朝廷所藏之石室、金匮之书就可供你随时阅读了。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父亲做了太史令,可以随时出入朝廷藏书之所,这自也给儿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司马迁读书之广在当时是不多见的,人们只要看看《史记》的引书即可窥见一般。据《史记》研究专家张大可、张新科的统计,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引书多达一百多种,其中的不少书籍都早已失传。

  人们从《史记》文字中不难看出,司马迁的读书并不仅限于史书,什么野史杂记、诸子百家语、小说家语、辞赋家作品,包括一些不为人们所看重的谱谍之书,可谓无所不读。凡入了《史记》,又留下了著述的人物,司马迁对他们的著述几乎都通读了,并有所研究。从《十二诸侯年表序》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他的确对前人的著述非常熟悉。他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同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这里上起左丘明,下至董仲舒,一一说明十家著述的情况,其中铎椒的《铎氏微》、张苍的《五德谱》并非常见之书,可史公却了然于胸。

  孟子早就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对于史家来说,对于前世的书籍必须有分析、鉴别,不能有录必书;否则,将以谬传谬,贻误后人。史公对此是非常谨慎的。汉代的经籍有今文、古文之分,大体说古文经有古本为据,相对来说比较可靠;今文经则多为师徒间口耳相传,因而即使同一经书,因为师门不同,原文与解说都相去甚远。史公较为看重古文经,对于今文经书则不敢轻信。他在《五帝本经》赞语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因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因此史公不采用,而认为“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从后世的研究结果看,汉代的古文经书其可信度一般要高于今文经书。由此可以看出太史公的识见与慎重。

  “读万卷书”,这对于具有史官传统,后来又继承其父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来说,也许还不是太难,难的是“行万里路”。

  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其交通的落后人们自可想见。秦时虽修有官道,但经过秦末以来的八年战争,其损毁程度定然严重。司马迁却不惧个人行走的艰难与危险,为了亲眼目睹雄伟壮丽的大好河山,也为了亲自考查、寻访他所心仪的古战场、古人物、古事件,他的游踪几乎遍及黄河内外、大江南北。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於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单从他年青时的游历看,足迹所至就已经遍及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八省,行程少说也有两万里。加上后来为官郎中,替朝廷出征巴、蜀、云南,足迹又踏遍西南。《河渠书》的赞语中又说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可见太史公还到了朔方(即今内蒙包头一带)。《五帝本纪》的赞语还说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注:空桐,即崆峒山,在今甘肃平凉市西;涿鹿,今河北涿鹿县,离张家口市七十五公里)他甚至不辞艰难,亲自考查过秦将蒙恬当年修筑的长城。《蒙恬传》的赞语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综合上述,除了因历史原因史公未能到达东北三省,华南的广东、广西,西南的西藏,西北的青海、新疆外,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这种长时间、大区域的游历,极大地开阔了太史公的视野,使他对祖国雄伟、壮丽的河山有了直接的感受,使他对将要进入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有了更为直接的了解,从而写出更为真实,更富于活力,也更贴近人民的史书。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说过“功夫在诗外”。其实好的文章也不是关在房子里“闭门造车”写出来的,而是在接触了丰富、生动的实际生活之后,满带着真情实感融炼出来的。司马迁的《史记》其所以不同于后来的二十三史,就在于太史公提笔著述前尽可能地深入到历史生活中去,用自己的调查、访问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生活,并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其中,让历史人物有血有肉,活动起来,从而使他笔下的人物与事件具有一种扣动人心的力量。

  太史公决不满足于文献资料,他就是要迈开双腿到社会中去,到民间去,通过寻访故地,访问故老,亲自去调查、了解历史的真相,历史人物的事迹,尽可能地还原历史。这从不少篇章的赞语可以得到印证。

  太史公与孔子相隔五百多年,但读了孔子的书后,却对孔子极为仰慕,于是“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亲身经历,才对孔子思想与人格的深远影响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这样他才破例给孔子立世家,把孔子当一方诸侯看待。

  又如太史公对信陵君极为称赏,但却对前人魏国灭亡是因不用信陵君之说表示怀疑,为此他“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於亡,余以为不然。”他用自己的亲身考查终于得到事实真相,从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太史公游历山东后,觉得齐国薛地民风强悍,与邹、鲁甚是不同,为了寻找其中原因,他亲自来到薛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馀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原来问题就出在当年孟尝君的养士与任侠上。

  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是不能满足于文献资料的,否则就会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贻误后人。太史公既充分利用文献资料,但又不轻信文献资料,在可能的条件下,他要求自己迈开双腿,走出京师,走向社会,走向民间,展开调查、寻访,力争得到第一手资料。这就是为什么太史公游踪所至几乎遍及大汉疆土的原因。也正因为太史公既能读万卷书,又能行万里路,所以他才能以一己之力,写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并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一家之言”,使《史记》成为彪炳千秋的史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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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潇湘渔父 于 2011-9-21 11:27 编辑 ]
发表于 2011-9-24 12:49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是不能满足于文献资料的,否则就会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贻误后人。
发表于 2011-9-24 12:50 | 显示全部楼层
文字里有翔实的历史,也有个人思想的光芒!
 楼主| 发表于 2011-9-25 10:56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3# 曹国魂 的帖子

  谢谢曹版主的谬奖,顺致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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