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政治思想略评

旭日东升

　曾国藩政治思想略评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出身小地主家庭，道光18年赐同进士出身，曾任礼部侍郎，母亡奔丧而丁忧，适逢太平军兴，受命以在籍大臣身份督办团练，自此湘军兴。其人以维护封建道统、纲常名教为号召，故后世多论其封建卫道士，实则为封建时代之政治家。

　　1.以“理”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

　　幼从其父于私塾就学，其父曾麟书虽功名不成，但虔诚于封建礼教；中秀才后入长沙，师从欧阳原钧；1828年获赐同进士出身，又拜理学大师唐鉴为师；信奉“读书当以诸子全书为尊，此书最宜热读”，“治经宜专一经，结果能通则可旁及诸经。”“强调理学，义理、考据、文章三者，考据多求粗精、大窥，文章非精于义理不能致，经济之学皆在义理中。”又师从理学大师倭仁（蒙古人），“把读书宜同修身结合，通过克己修身之法，将学术、心术、治术连为一体”，把“程朱理学”作为其行动准则。承袭“理气”之说，在“格物致知”前提下，认为吾心有限、万物无限；又承袭孟子之“性善说”；同时吸收董仲舒的思想和韩愈的“复性说”，认为天生有圣人、愚人之别。宋明理学是其一生的主旨所在，并且身体力行、意志坚强。

　　2.庞杂多变的经世致用之学

　　其思想核心源于程朱理学，但是又不故步自封，而是接触颇多、广涉博览、学养深厚而庞杂，通读廿三史，入京为官后，对历代典章制度、统治艺术进行研究，“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懂此道”。既坚定信仰程朱理学又决不墨守陈规。他尊崇程朱、又不独尊，遥待孔孟，近尊周张，尤其对周子（周敦颐）的《通书》和张子（张载）的《正常》推崇有加。在考据学术方面坚持“深博”，认为许（慎）郑（玄）失之“繁琐”，程朱“深博”又失于“隘”，因而其治学推崇周张，以及司马迁、韩愈之作，其广泛涉猎“博而杂”，尤其好古文，“学问不博为耻”，所以推崇理学家所鄙薄之人如班、马等。为集封建思想之大成，而成一代“通儒”，广为交流、四处求学。他曾以陈平、李斯相比，自勉为“布衣之相”，追求“内圣外王”之业，曾言“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太平天国兴，上书咸丰，批驳其所谓德政而被冷落，一度心灰意冷，旋又自立。

　　其人优游如庄周，治身如墨翟，齐民如管商，治学庞杂又不失严整，为人虚静，作风勤俭，虽少年得志，但不忘出身寒门，对民间疾苦认识颇深，因而注重实际，故反对理学家之空疏、汉学家之烦琐，而崇尚实际功利。

　　3.以“礼”为核心的治世之道

　　世界万事万物统一于“礼”。在封建时代体现为礼治，曾本人政治思想的核心即在于此。以礼治人，以礼自治，满口仁义礼治，实际则“外儒内法”，对农民阶级说以“礼”而约束使用，对敢于反叛怀疑者则严刑峻法以“剃”；用其礼治理湘军，“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推行家规、营规，以封建纲常名教教育士兵，培育对于封建皇帝的效忠，并且编写军歌来强化，从而提升湘军之战斗力。在对外事务中推行“礼让”，结果适得其反，助长洋人嚣张之气，导致误国。倡导学习西方，实践“师夷长技以制夷”，推行“自强”运动，功不可没。

　　总之，处于封建末世，其正统思想以理学为基础，少年得志而欲一展身手，遭遇“千古奇变”而廓清宇内。其人求实进取，善变守拙，变中有常。是封建时代之典范，并为近世所推崇，功业虽逝去，思想传后世，其修身、治家，治军、治国等皆使后人侧目，几为封建时代之完人，而为古典文明之典范，所重者必然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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