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学》的知识来源与创作起因

良木

　　按中国的老算法，1894年谭嗣同正好30岁，"三十而立"不仅是描述一种人生状态，更是传统文化对青年人的一种无形的要求。30岁以前，总体上看，谭嗣同生活在一种自在状态，像大多数年轻士人一样，接受传统文化的基础教育。他一面听从父命，把20~30岁精力最充沛的时光用于科举，"十年中至六赴南北省试"；一面也在衣食无愁的状态下，相对自由而淋漓地发展着自己"不乐小成"、"任侠"勇为的个性，骑马射猎，广交朋友，十年中，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约八万余里，堪绕地球一周。可以说，在甲午战争之前，他大抵过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士人的悠闲生活，从而也就决定了他的知识结构的大格局。甲午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谭的生命轨迹，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知识结构。

　　谭嗣同在《仁学·界说》中说："凡为仁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淑茂、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黎洲之书。"这是对他写作《仁学》知识（思想资料）来源的概括说明。从谭嗣同的求知历程看，其中绝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被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结构所占据，无论是家学的潜移默化，还是步入社会后读书与交友的刺激与影响，都决定了谭的知识结构不可能是西化的，甚至也不可能是佛学的。就西学而言，在谭嗣同知识结构形成时期（青少年时代），中国西化的程度十分低下，传教士与洋学堂还没有在普通官僚子弟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特别是在谭的生活环境里，西学连"有系统的常识介绍"的程度都未达到。就佛学而言，谭嗣同自小"儒性"超过"佛性"，他所接触的也多是些官僚儒生，以及大刀王五一类被他视为活的"任侠"典范的民间英雄，除了民间佛事外，谭的生活环境也没给他提供对佛学本身发生兴趣的任何机缘。谭的父亲是一个本份的官僚，自魏晋以后，中国士大夫们虽有背运向佛或老而皈佛的传统，但谭父仕途平稳，且又不算太老，自然更加关注儒家的处世之道，也不可能给谭以佛学上的指引。剩下来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学"了：从5岁到19岁，是谭嗣同对封建文化典籍的初步了解时期，读一些《三字经》、《千字文》式的初级读物，接受封建的启蒙教育。10岁时，师从欧阳中鹄，接触王船山的学说。15岁学习写诗，并拜浏阳的著名学者涂启先为师，加强了古文辞、考据笺注、金石刻镂等文字训诂与考据方面的训练。在此期间，他读了《易经》、《礼记》、《仪礼》、《周礼》等书，并作了一些读书笔记。20~29岁,是谭嗣同的10年漫游期，在"十年中至六赴南北省试"的余暇中，他一面广泛接触社会，了解民情，一面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1889年，他又拜著名学者刘人熙为师，"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将清代的经学、先秦诸子学说，包括他所厌恶的宋明理学都拿来看看。至此，这个不大务科举"正业"的年轻人，不仅对上至《易经》及先秦诸子，下到汪、魏、龚、王的学说有了一个大概的感性了解；而且又通过对王船山、张载等人的较系统研究，进一步深化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其"中学"的知识结构已经大体定型，"盖以今文学经世为归也"[1](p.1845)。

　　甲午战争之所以给中国士阶层以那么大的刺激，除了看到日本作为一个小国而异军突起的惊惧外，还有士阶层自身的问题：科举制度已走到了尽头--八股文与试贴小楷的绝对程式化，使年轻士人早已不肯潜心于骈四骊六之文；考场舞弊日益猖獗，人们对公平竞争失去信心；自龚、魏起对"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似乎昭示着另一条安身立命之道……这一切，都在向那些不安于或不成于科举之途的士人们提出挑战：是在黑暗与死气的考场里年复一年期盼金榜提名，还是抓住时代剧变的机遇，奋力一搏，实际已成为摆在每一个士人面前的出路问题。谭自然属于后者。人们常把他写于这一时期的《上欧阳中鹄书》与《思纬氤氲台短书》视为谭由旧学转而为新学的两篇代表作，里面有两段话，很能说明谭嗣同当时的心境，他在《上欧阳中鹄书》中说：

　　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远验之故籍，近咨之深识之士。不敢专己而非人，不能讳短而疾长，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

　　这是中日战后许多维新派人物，特别是崇尚维新的年轻士人的普遍心态。国运之衰，挑动起他们二千年传统文化基因中最敏感的神经--"以天下为己任"，那是老大帝国中唯一可以变法求新的最有生命潜力的细胞；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在甲午海战中的"失败"，也给年轻士人以横议国事的莫大勇气。在维新图治的呼声里，他们把一腔热血与平生所学一股脑儿地用到为老大帝国的前途出谋划策之上。陈旭麓先生认为，这一时期产生了"近代知识分子的雏型"，"’好战者言兵，好货者言商，好新器新理者言农工，好名法者言新律。’就其历史意义而言，这种场面，要比千军万马的厮杀更加惊心动魄"[2] (p.157、175)。

　　由科举而维新，这是此时年轻士人求知导向上的一个巨大变化。但要看到，即使如谭嗣同者，其旧有的知识结构也很难一下子适应时代需要。在《思纬氤氲台短书》中，他向好友贝元征感叹道：

　　向令早数十年变科举，如西法之依于实事，舍此更无出身之阶……我辈亦必精其业于公法条约、使务、界务、商务、农务、税务、矿务、天文、舆地、测绘、航海、兵、刑、医、牧、方言、算数、制器、格致之中，各占一门，各擅一艺，以共奋于功名之正路。何至如今日一无所长，而流为废物？又何劳腾其口说，至有此等辩论？

　　这是摆在年轻士人面前的又一个极现实的问题。如李喜所先生所言，谭嗣同在28岁以前主要活动于西方文化没有波及的地区，中学在谭嗣同头脑里占着主导地位，其"思想落后于康有为、梁启超、薛福成、郑观应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就势所必然了"[3]（p.82）。甲午战后，谭嗣同虽也曾购西书，访傅兰雅，"北游访学"，但终未能真正入西学之门，而是把更大的热情用于包括筹建算学社、测量会，创立强学会，筹办《湘学报》，参与《时务报》的编辑出版等大量具体而举步维艰的社会改造工作中。显然，其政治热情远远高于求知热情，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治学特征之所在。钱穆先生说，自战国平民学者崛起，他们的精神兴趣，忘不了政治，一技一艺，受人轻视，不肯深究，"国家治平，经济繁荣，教化昌明，一切人文圈内事，在中国学者观念中，较之治天文、算数、医药、音乐之类轻重缓急，不啻霄壤"[4]（p.2~3）。深厚的"人文关怀"传统与强烈的"临危受命"的责任感，促动着包括谭嗣同在内的一批年轻士人，为其生命活力与爱国热情，寻找一个适得其所的渲泄点，维新与变法正是他们的一个绝好的历史机遇。在经过两年多的不尽如人意的变法实践和浮光掠影的"北游访学"之后，谭嗣同对维新与变革在观念、具体操作与内心体验上都日益丰富了，当他应梁启超之邀，准备为香港《民报》写一些旨在"畅演宗风，敷陈大义"的文章时，鼓荡于胸、郁结于心的种种"经世之思"终于爆发了，这就是被后世学者称之为"时代的强音"的《仁学》。毋庸讳言，谭作《仁学》，其动机与兴奋点不在学术的探究，而在于经世致用，提出救世主张上。

　　谭自称其学在30岁时发生巨大变化，由旧学一跃而为新学，为谭作传的人也说，他的少年所学"三十岁后，悉弃去"，从此"究心泰西天文算术格致政治历史之学"、"耶氏兼爱之教"、"华严性海之说"及康有为的"春秋大义"[5]（P.1913）。若就治学而言，无论是佛学还是西学，从他年近30才开始用心研读，到他于1896年末完成《仁学》初稿，不过两年左右的时间，将二学融于其中，其时间之短促，非常人所能及。这里不排除有"思想与灵感大爆发"的因素，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显然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西学与佛学功底的，起码，远不如他经营了二十多年的"中学"。

　　"吃什么东西，就说什么话"[6]（p. 3），对知识的消化与吸收便是如此。纵观谭嗣同自发蒙到写作《仁学》之前的求知历程，大概可以断定，在他为其《仁学》所开列的书单中，佛学不过是为其"仁学"所找的归所与境界，西学则是解释其"仁学"的新式工具与佐证，而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学"才是其"仁学"的灵魂，这个灵魂是他用30多年的求学与入世经历哺育出来的。然而，这《仁学》不是那"仁学"（孔子之"仁"），其知识结构毕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