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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仁学》的知识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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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3-17 02: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西方文化的介入,是促成谭嗣同知识结构转型的根本原因。与传统士大夫相比,谭嗣同不仅学习了数学、生理、心理、天文、地理等一些西方的科学常识,也接触了政治、历史、宗教等一些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反映在《仁学》中,其知识结构的转变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元文化的渗入--冲破一元知识结构的藩篱。《仁学》中引入了西学成分,对此,许多研究者给予了充分的说明,他们或认为谭嗣同的《仁学》"参照西学、西政、耶教","杂糅中西学术"[7];或认为其"旁接西方文化中的近代科学和民本思想"[8](p. 63),尽管在对其接受西方文化的重点判定与程度估计上还有一些分歧,但在其"接受了西方文化"这一点上,众学者达到共识。需要指出的是,从近代士人知识结构转型角度考察,这一转变非同一般,这是对二千年来"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治学传统的大背叛。当年轻的"士人"们开始用一个"六经"之外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化时,当他们开始用西学的知识结构来要求自己时,一个"与世界接轨"的知识群体终于开始孕育了。对"士"而"知识分子"的转型来说,这无疑也具有"革命"的意义。中国要现代化,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要现代化,而知识分子是靠知识立命的,知识结构能否更新,就显得尤其重要。知识结构更新的关键,在于要确立一个"多元文化平等"观,不唯古,不唯己。平心而论,谭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他力所能及地接受西方文化熏陶,并身体力行地将其融入自己的《仁学》创作中,虽然在对"以太"及生理学等知识的运用上还很幼稚,但这并不能削弱其知识结构"革命"的意义。

  (二)开放型知识结构的初步确立--冲破封闭型传统知识结构的束缚。谭嗣同将其《仁学》视为"冲决网罗之学",在其《仁学·自叙》的一系列"冲决"之中,就包括了"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考据者,训诂也;词章者,载道、抒情、寄意也,总之,是关于中国"人文关怀"的一元文化传统的学问。当然,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而言,自然还有着许多载入"副册"的文化传统,但对据于"主册",又经过数百年科举加固的"考据词章"学而言,是到了非冲决不可的时候了。"冲决"的意义在于"打破",却并非"尽弃",因而谭嗣同仍将其著述命名为《仁学》,除了"重实而不重名"与"高度尊崇孔子"外,偏要"于老树上发新芽"的意义也是有的,我认为这是谭嗣同初步确立了开放型知识结构的关键所在。开放型知识结构就意味着拿来,不囿于旧有的知识结构框架,凡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有益的知识就去吸收,用谭嗣同的话说,就是"不敢专己而非人","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他不遗余力地冲决旧学,却又不"尽弃旧学",也不唯新学是崇,这是一个具有真正开放意义的独立自主的知识结构,谭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一个学问大家的气度,与那些才逃旧学桎梏又入西学藩篱的学子不可同日而语。当他发出"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的呼喊时,既有年轻人的热烈与浪漫,更有对开放、自主型知识结构的渴望与企盼,即便在中西文化交流十分活跃的今天,敢说这句话的青年学子或学人也不多见。

  开放型知识结构还意味着不断地变化与调整。谭的《仁学》既冲决了旧学的网罗,又对新学采取了开放式的建构。谭嗣同以当年的"现代化"自觉,不仅将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引入其《仁学》的建构之中,而且,力图对西学与旧学进行整合,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谭实际上更强调兼收并蓄,虽为康有为的私淑弟子,却对先生的独尊孔教"亦有不敢苟同者",认为诸子百家"亦有道同而异术者,要在善取之而已",独尊孔教就会自限畛域,妨碍"博取"和会通。而他那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仁学哲学,正是在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中独树一帜的,虽然粗陋,却充分体现了顽强生命力与意志力。我们自古就有"学无止境"与"学海无涯"一类的祖训,但"学"的内容却大抵只限于"六经",故而,自春秋战国以降,中国的新学乏善可陈,佛学则经历了几百年才走过了"中国化"的历程,在刚刚步入近代的晚清,西学的引入,也必然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任何新学的建立,都不可避免地要建立在融合诸学的基础上,而诸学都不是静止的,所以,不断地更新知识,改善知识结构,在开拓新的知识领域基础之上,努力调整新知与旧学的关系,当是一个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学者必须的工作。谭嗣同的《仁学》便是先进者群中一代表之作。

  (三)由"载道"而"反思"--"学以致用"功能的拓展。"学以致用"本来是中国士人一个良好的治学传统,但在一元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它就变成 "文以载道"的工具了。换言之,在学术上,文以载道成了学以致用的唯一功能,成了士人们治学的唯一目的。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说到的那位姚老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要立夫写一本《庄子科学评注》,目的是要为庄子"做注解",要"引用生物学和一切现代的科学,使现代人彻底了解庄子的道理"。"做注解",就是文以载道的具体操作,龚自珍所谓的"万马齐喑",并不是人人缄口,而是皆好为当朝、当道、诸子、显学……做注释,由不敢说自己的话发展到丧失了说自己的话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把自己的学术生命托于所载之"道"中,以为此道万能,足以解释过去、说明现在、预测未来,以为一切新知新学充其量只是证明其"道"的正确性的。相对于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科学的"辨伪"传统而言,我们的"载道"传统真可谓无伪可辨。对此,谭嗣同批评说:"大抵经传所有,皆封建世之治,与今日事势,往往相反,明者决知其必不可行。而迂陋之僻儒,辄喜引经据典,侈谈古制,妄欲见诸施行,而不悟其不合,良足悼焉。"[9](p.368)谭嗣同作《仁学》,既不是为孔子的"仁学"做注释,也不是像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那样,虽"意不在稽古",但仍要"引申其说,欲假以行其道",而是要以"公理"取代"圣人之言",所谓"合乎公理者,虽闻野人之言,不殊见圣;不合乎公理,虽圣人亲诲我,我其吐之,目笑之哉"[10](p.264)。所以,才有了《仁学》中举目皆见的对包括"名教"、"腐儒"、"词章旧学"等一切食古不化的传统思维定式之"网罗"的批判与冲决,和在中西文化对比前提下,进行的全方位的民族文化自省。在这个意义上,《仁学》之为文,也冲破了传统的"文以载道"网罗的束缚,增加了文化"反思"的功能。这种"反思",又是自成"谭氏格局"的、"我口说我心"式的,难怪熊十力先生认为谭嗣同是自清季以来唯一的"真人物",这一个"真"字,既有追求"真理"的含义,更有"说自己的话"、"说真话"的意味。
  
  多元的、开放的、自省的,这是《仁学》中反映出的戊戌时期青年士人知识结构转变的新动向。但传统的知识结构仍占据了众多士人的头脑,即使如谭嗣同这样敢说真话,敢于冲破一切网罗束缚的人,要想真正摆脱旧的知识结构的束缚也非易事,非一朝之功。在《仁学》中,这种新旧杂糅的知识结构特征也不容小视,同样也需要我们用理性的目光加以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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