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美人格——玄风浸润的灵魂

楚牧歌

　　魏晋的玄风曾经吹彻过历史的天空，让许多的灵魂有过自在忘我的超越。在玄远清虚的意境中静对山水，谈玄说理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盛行的。他们深知社会的黑暗，深知朝廷的酷冷，深知祸福起伏难料，于是选择在山林中谈论玄理，修身养生来度过属于自己的适意人生。嵇康是当时知名度很高的玄学家，他的论文曾成为当时重要的玄学命题。嵇康的谈玄不同于一般人的炫耀才学，博取声名，醉心于名理之辩。而是为了探讨人生问题，塑制自我人格，具有实实在在的现实内容与涵义。

　　嵇康信神仙，重养生，他著《养生论》是为了探求养生修身之道，他以为神仙是禀之自然，不是积学所能得到的，但一般人如果导养得理，就可获得长寿。他提出养生首先必须做到“清虚静养，少私寡欲。”不为名利所动，不让喜怒爱憎的感情扰乱心境，做到恬淡自守，然后通过服食养性就可以达到长生的目的。嵇康的养生论显然受到汉代以来道教神仙学说的影响，有其局限性，但他注重修身养性，弃名利，尚自然，对培养他高洁绝俗的人格起了一定的作用。据说嵇康写成《养生论》后到京师洛阳，京师人把他视为神人，可见其人格风采倾倒一时。

　　在《释私论》中，嵇康通过论公与私的关系谈人格修养，认为公私之辨全在于真伪。“私以不言为名，公以尽言为称。”人如果将话藏在心里不说就是私，有私的人就是人格虚伪的人。心中有话就说出来，这是公，是光明正大的人格。东汉的第五伦一向有刚直无私的美名，有人问他：你有私心吗？第五伦说：我兄长的儿子生病，我一夜去看他几次，但回来之后就安然睡去。我的儿子生病，我虽然一次也不去看，但通宵难以入睡，因为我有疼爱儿子的私心。嵇康认为第五伦敢于暴露自己的隐私，这就是大公无私，真正完美的人格是无私无非，真正的君子是“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做到心不存矜尚，情不系所欲，越名教而任自然，表里如一，率性而为，不伪饰，不矫情，任其自然。嵇康论私，是为了去私，为了反对虚伪的人格，造就坦然真诚、光明磊落的人格。在当时的社会上，伪善之人比比皆是，司马氏父子表面上装出忠于朝廷的样子，骨子里却藏着奸诈，暗地里进行着篡位的勾当，是典型的伪君子。而一批以维护名教为己任的名士，心怀荣禄之私，口谈仁义道德，追随司马氏为虎作伥，是一批假道学。嵇康提倡去私立公，显然是有为而发，他以自然反对名教，以公去私，以自己的光风霁月般的坦荡人格批判虚伪的人格。嵇康的玄学品格就是提倡真诚自由的理想人格。

　　嵇康酷爱自由，他个性刚强，不肯向权贵与世俗势力屈服。他“少加孤露，母兄见骄”。自幼养成倔强难驯的性格。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说自己像一头未经驯育的野鹿，已经习惯于自由自在的山野生活，如果强行驯养起来，加以羁绊，就会“狂顾顿缨，赴汤蹈火，虽饰以金镳，飨以佳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嵇康认为人生来就应该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有按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力，只要 “循性而为，各附所安”，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获得自由。名教也好，权威也罢，都没有理由把自己的教条或意志强加给别人。基于此，嵇康大胆地宣布了自己不愿与统治者合作，不肯受礼法束缚的自由思想与倔强个性。给山巨源绝交书的这篇长文无异于嵇康的人格宣言，这封书信虽然是写给山涛的，实际上是对司马氏集团，冲着整个礼教社会的。李贽在《焚书》卷五评嵇康的这篇文章说：“此书实峻绝可畏，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其人。”在这封信中嵇康毫不隐瞒地把自己心中的好恶和盘托出，表现出他龙性难驯的鲜明个性，如昊日皎月般光明磊落的人格。非圣蔑礼，轻肆直言，桀骜不驯，这是嵇康之狂，绝世独立，洁身自爱，这是嵇康之狷。

　　嵇康的理想人格是建立在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两句响亮的口号之上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是要破除儒家人格的偶像，批判虚伪的人格。越名教而任自然，则是“立”，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自由人格。在《答难养生论》中，嵇康大胆地批判了儒教圣人，揭露其人格的伪善性。嵇康指出，不论是商汤、周武的征伐革命，还是周公辅国的政绩，孔子的口谈仁义，表面看是为天下，为别人，实际上是为一己之私，为自己谋利益，为个人邀名声，都是假公济私的伪君子。在《太师箴》中，嵇康为人们展示了一幅政治黑暗、仕途险恶、人心贪暴、君臣相猜的末世图景，他写的是历史，批判的却是现实。他所写的分明是嵇康所处时代的现实情景，批判的矛头直指以阴谋杀戮为能事的司马氏集团。司马昭身居太师之位，以周公自居，挟持朝廷，图谋篡弑，宰割天下，正是贪暴虚伪者的代表。嵇康对之疾恶若仇，言辞激烈，难怪司马昭对嵇康必欲杀之而后快。

　　嵇康批判伪善自私的人格，目的是建立自由的新人格，这种新人格的核心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所谓名教是指包括封建政治关系在内的伦秩序的总和，是封建统治者借以维护其专制统治的工具，也是滋生虚伪人格的温床。自然即是指从庄子哲学发展而来的任性适己，追求个体自由的人格思想。在魏晋时期儒学衰微，老庄思想盛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也日趋激烈。上层统治提倡名教，越礼任情，也有一些人走中庸之道，试图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当时反对名教最激烈的是嵇康，嵇康反对名教，主要在于名教违反人的自然本性，阻碍了人性的自由发展。儒家的礼教以伦理为中心，强调人的群体性与社会性，把个体存在的价值归属于群体的社会价值。个体成为群体的附属品，成为社会伦理机器上的螺丝钉，在君臣父子严密的伦理秩序中，自我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个性失去了发展的机会，自然人性被扭曲。嵇康反对礼教对自然人性的压抑与规范，要求顺从人的欲望以符合自然人性，这就是要求社会给个体以自由，使人各得其性，自由发展。

　　嵇康的理想人格是合狂狷为一提，表里如一，自由而自然的唯美人格。他的这种唯美人格曾引来当时不少人的倾慕与追随。正始年间，十四岁的青年赵至游洛阳，看到嵇康在太学前写石经，立即被嵇康的潇洒神韵所吸引，后来赵至离家出走，追随嵇康到山阳，拜嵇康为师。吕安钦服嵇康的高洁人格，为见嵇康一面，竟不惮千里奔走。在嵇康被逮时，京师太学生三千人联名上书朝廷，要求赦免嵇康，拜他为师。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嵇康的人格感召力是多么巨大。而今，魏晋已远，嵇康长寂，那股玄风也在天空中若有若无的飘散。我们还能从书中的记载寻到当年的旧迹，从魏晋的玄学中探索嵇康唯美的人格。他绝世独立、皎若明月的清峻狂狷人格，将永远地记载于历史深处，在世人的心间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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