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财是城里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我们庄上开了五六年代销店,那段时间算得上是他一生中的“峥嵘岁月”
那几年,我在在生产队里当队长,代销店就开在我家隔壁。那两间不大的房子是我邻居家的,那户人家58年去了江西,一直没回来,房子快要倒了,村里作了一次简单的修缮,将其租给公社商业社作购销网点。晚上没事时,我也常在他那里跟他拉呱话,他对我无话不谈,因而对他的身世和为人有较多的了解。
早先,王有财的老爸是县城码头上的装卸工,因为他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六口之家只有他爸一个人有工作,日子过得自然是紧巴巴的。王有财是家里的老大,小时候贪玩,成绩很不好,加上他个头不高,发育迟,上学上得晚,到了十六七岁时才混到了一张完小毕业证书。后来在街上当了好几年的小混混,二十五六岁时才得到了一份工作,被分配到县商业公司仓库做送货员,整日里踏着一辆人力三轮车给城里各个网点送货。干的净是些现在农民工才愿意干的活,因此直到三十大几岁还没找到对象。
他被调到公社商业社时,起先领导上仍然想叫他干老本行负责送货,但他没划过船,又不会游泳,领导怕出事,那时农村里连座像样的桥都没有,送货非船不可,于是就叫他负责一个小庄子上的代销店,这样他就从一个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商业职工了。一开始将他分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自然村,叫沈家舍,只有二个生产队三百多人口。那个小舍子自古以来还不曾有过商店,他是城里人,吃的是商品粮,月月都能领到工资,因此,在那里他被舍上人崇拜得一塌糊涂。过了一年,还娶到了舍上的一个比他小七八岁的寡妇。那女人叫扣娣,男人是在挑河工地上跟人打赌,一次吃下了三斤米煮的饭胀死的。当时扣娣还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儿,像她这样的条件,能嫁到王有财这个主,也算是高攀了。不过,王有财已经年届不惑,到了这个岁数,要想找一个城镇户口的女人也注定是没戏了,更何况,三十刚出头的扣娣生得丰姿绰约,身材高挑,稍加装扮就是一个美少妇,跟猥猥琐琐的王有才站在一起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要不是他有城市户口,要不是他不用出力干活就能拿 到工资,扣娣哪能看得上他?那时农村中身强力壮二十几岁的大龄小伙子有的是,那些人并不在乎年龄大小头婚二婚。
他成了家以后,在沈家舍又蹲了一年就被调到了我们村,原因是舍上人反映他短斤少两做得太离谱。领导上也考虑到他已经不适宜再在那里了,他婆娘的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太多,个个都想得到一点照顾,让他没法处。到了我们这里,夫妻俩就算是两地分居了,因为扣娣还要在队里上工、称粮,凭他那每月二三十元的工资和三十多斤口粮计划,也养活不了她娘儿俩。沈家舍离我们这里也不算太远,只有有五六里路。走旱道化不了一个小时,不过,全是走的田间小路,路上还要过两条河,幸好这两条河都有人摆渡,过一条河也只要化二分钱过河钱。负责代销店的人一年到头都是没有假期的,而且是必须二十四小时在店里值守,因此,扣娣隔三差五地都会到我们庄子上来一趟,大都是晚上来早上走,只过一宿,农闲时来得频一些,有时也会一连过两宿,第三天才走。遇到忙档有时成月地见不到她来。每当她进了庄,庄子上的一些碎嘴男人们就会窃窃私语:“今天晚上王有财又有活儿干了。”一开始,只要扣娣一来,代销店就会比平时关门关得早,为此,也常有好事者故意跟他开开玩笑,一会儿有人敲门说晚上队里开夜工要打煤油点汽油灯,一会儿又有人敲门说晚上碰头(聚餐)烧肉要打酱油,王有财弄不清楚是故意找碴还真的是群众需要?碰到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他都必须磨磨蹭蹭地起来开门。后来他学乖了,扣娣来了他特意把营业时间还延长了些,直到夜深了,庄上定了人脚才关门打烊。等到他上铺时扣娣已经睡了一大觉了,好在夜天还长着呢,不耽误做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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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负责代销店的人,虽然也是一种“软苦”,一个人死守在那里任何地方都去不了,但也是能捞到一点儿额外油水的。王有财在方面的经验很老到,他吸取了在沈家舍的教训,觉得人的心路不能太大,只能小打小闹针尖上削铁,做得过分了群众会“造反”。他曾在私下里告诉过我,哪些环节能多少捞到一点,比如在收蛋的时候,虽然用的是同一把称,而且称上绝对不能做手脚,都是经商业社校过的,只能在称的时候玩点小手法,每回最多只能沾人家几钱的光,即使是人家在家里称好了来的,看到相差不大也不好说什么,上百斤的蛋收下来总会多出两三斤,这是其一。其二是打酱油和打煤油(那时还不曾有散酒供应,都是那种二两五的瓶装酒),过去卖这些商品都是用“端子”计量,虽然端子都是经过商业社严格校准了的,但如果操作的人有手法其中也难免有猫腻,一斤的端子能打到九两五就算不少了,这里面的学问还真不少,什么快打油、慢打酒,我不太懂,说不出所以然来,只晓得最低级的伎俩是在拎端子时,手故意哆嗦一下也能达到短斤少两的目的。不过,这样做有时容易被买家看出端倪,会要他重打。最能捞得多些的是卖香烟,那时很少有人舍得卖一整盒烟,大都是拆散了卖,记得有一种上海卷烟厂生产的浦江牌香烟,每盒一角八分钱,拆散了卖每支一分钱,一盒烟他就能明赚二分钱,更加离谱的是常有人拿鸡蛋换烟,一般的草鸡蛋,只要不是太小,十只都能称到一斤,那时每斤收购价是七角三分,应该能换到七支烟,如果碰到忠厚老实人,他就会说那只蛋不足一两,只给人家六支烟,一两的东西在老式的杆儿称上又没法称,人家没办法,只好认宰。不过,假如碰到是狠角色,他不敢,哪怕就是再小的一个蛋,他都会给七支烟。
有一天夜里,我听到他店里有磨东西的声音,我从门缝中看到了他在用一块砂石磨端子口。第二天,我跟他说:“你真胆大,如果群众意见大了,告到你们经理那儿,过来给你校验一下端子,你就要倒大霉了。”他说:“你千万别声张,经理那边没事,经理也是人,每回来我对他招待得都不丑,临走都还要揣一盒烟给他,个个店里都这样,端子磨掉些,打的时候就没必要再做手法了,一斤少个三五钱也看不出来。”我又说:“你这怂真是吃人不吐骨头,酱油里掺水,又磨端子,也不怕会遭报应。”说是这么说,但他不怕我,他知道我不会坏他的事。他说:“告诉你一句实话,这也是我们这一行的潜规则,只要在原则问题上不乱来,就不会出什么大事。”他说的原则问题我知道就是说的价格,比如上级规定下来的收购价和销售价,那可是铁板一块,一斤食盐规定卖一角四分,如果你卖到一角五那就是犯法了。
王有财是庄子上唯一的一个不吃代食品的人,一天三顿都是吃的纯白米,这一点是挺让人羡慕的,那年头,农村人食量大,一个人一顿就能吃得二斤米煮成的饭,喝粥都是用那种粗瓷蓝花大碗,就连半桩子伢儿一顿都能喝两三大碗,就那么点儿口粮,哪舍得煮纯的吃,全靠胡罗卜、青菜等代食品当家。王有财一个月的口粮计划也只有三十几斤,平均下来一天也只有斤把多米,他吃得不多,我看到他拿米下锅时大都是用手抓,早晚餐一回只抓两小把,他说他有数,一小把是一两,二两米能煮得两碗不算太薄的粥。中午煮饭,一回抓五把,说是半斤米。这么多的粮食定量放到现在应该是绰绰有余了,但在那时没得任何副食品吃,肚子里没油水,只能算是吃了个半饱。王有财除了顿顿吃纯白米,也舍不得天天化钱买什么好东西吃,只有他们经理过来视察、盘点时才破例剁斤把肉。平时顶多是在饭锅里炖一个鸡蛋,或者是到我家菜地拔一小把青菜烧汤,碰到了有垛田那边的人过来卖韭菜,他就拿一个蛋跟人家换一把韭菜。
有一次我问他:“你吃这么少的猫儿食,肚子不觉得饿吗?”他说:“老实告诉你,虽然我一顿吃不了二斤米煮的饭,但吃斤半米煮的饭肯定不费事,我也是人,怎么就不饿?只是没办法而已,一个月就这么点计划,总不能月头上放开肚皮,到了月底做菩萨(意谓不吃不喝,那些年家里的粮吃光了就说是‘要做菩萨了’)?再说扣娣每个月还要来几趟,她在那里活计又苦,又没什么好东西吃,到我这里来一回我总要特为她一点,你说是不是?”我就说:“也是的。原来你也在挨饿。”后来我还记得还帮他买过几回高价米。队里常有一些超支户,老小多,工分钱不够买口粮,口粮就被卖到了粮管所,没钱往回买时就卖掉一部分高价。那时大米的供应价格每斤只有一角二分钱,高价米最紧张时卖过五元钱一斤,后来,随着粮食形势逐步好转,黑市米的价格才慢慢地降下来,到了六十年代后期,降到只有一元左右。
3
庄子上的人都晓得,王有财对他爸妈可不怎么孝顺,那时他爸妈都是六十大几的人了,那年月这么大岁数的人大都是有些老态龙钟了。每年也都会来一两回,一回顶多过两宿,也没什么好吃的招待他们,就是家常便饭,早晚一人供两小碗粥,中午供一碗饭。如果过了两宿后,老两口还不想走,王有财就会对他们发脾气,甚至有时还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赶他们走。代销店是个公共场所,任何私事都瞒不住人,没过多久庄子上就传开了,说他是如何如何忤逆不孝。更加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说他说过一句非常难听的话。说有一次庄上有个人说他这人没良心,婆娘来了是一副嘴脸,爸妈来了又是另一副嘴脸,他竟然敢大言不惭地说:“怎么啦,关你什么事,要孝顺你家去孝顺去,本来就是‘亲娘亲老子抵不到婆娘瘪屌子’。”
有一回,我问他:“你怎么能说得出那种话来?”他很委屈地告诉我,“我哪里是那样说的,是那个家伙添油加醋地嚼蛆子,那天我爸妈已经走了,店里有好几个人在玩,有两个厚脸的婆娘跟我说“侉”话(意谓下流话),说我对婆娘好,对爸妈不好,我就跟她们说了那一句话,本来是拿这话跟她们开玩笑的,哪晓得现在传成这样,我要是真那么说,我还是个人吗?其实我也晓得是哪个传出去的,那天那个人要跟我赊一盒烟,我不曾肯。”我又对他说:“不管这事是真是假,但我看到你对爸妈的态度确实很不好,我早就想说你了,哪能对老人那样?”他说:“一家不知一家事,你不晓得我那那老头以前是怎样对我的,我没工作整天在街上瞎混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管我,也不替我找找人安排个工作,弄得我三十多岁连对象都谈不成。要不是到乡下来遇到扣娣,我可能就要打一辈子光棍了。再说,你也晓得我现在的处境,哪有多余的‘计划’给他们吃?他们那么大岁数了,‘计划’也不比我少,他们的‘油’都被我那个老二耗光了,回过头来还要‘剥削’我,你说我能对他们好吗?”我听他这么一说,觉得他也有他的难处,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不过,他埋怨他爸当初没替他找人安排工作,我倒觉得不能怪他爸,他一个码头上装卸工能找到那个?
那个代销店在庄子的中心,到了晚上就好像是庄上的“俱乐部”,柜台外面几乎站满了人。那时连收音机都是一件稀罕物,人们聚集到这里能听到一些庄上的“新闻”和一些粗俗不堪的黄段子。柜台上点着一张罩子灯,可能是好几天没擦罩子了,不大亮。王有财像个菩萨似的坐在柜台里的一张木头凳上,凳子特别高,我怀疑他的双脚可能还够不着地。因为凳子不高不行,那个柜台是一个老式的家神柜,凳子不高点人就不方便在台面上做生意。王有财是说黄段子的高手,不光是男人,女人们也喜欢听他讲荤得不能再荤的民间故事。最热潮的是常常有人在那里赌东东(打赌),大都是比谁吃得多,店里能吃的东西只有一样,就是从伊拉克进口过来的蜜枣,每斤三角多一点,不要票证,随便买,因为是议价,平时没人舍得买,有一天有人打赌说,谁能在规定的时间吃掉二斤蜜枣,他愿意再送二斤让他带回去,如果吃不了也同样要输四斤蜜枣。结果吃的人还真的赢了,就是看他吃到最后那一刻,样子十分悲壮,几乎是硬塞进去,后来那个人告诉我说:“下次无论如何都不会再赌吃那种东西了,你别看吃几颗觉得特别好吃,吃多了甜得进不了口,要多难吃有多难吃。”还有一次赌喝酒,一个人用一只手抓住房子的大梁,双脚悬空,另一只手拿酒瓶往嘴里灌酒,要在很短的时间里,脚不沾地,把一瓶二两五的高度白酒喝下去。好像那回那人赢得还很轻松,不过赌注不大,除了一瓶酒钱,只赢了一盒向阳牌香烟,而且战利品被当场拆开,在场的男人都有份,还被两个婆娘抢走了两支。
过了几年,扣娣又生了个女儿,王有财也被调到镇上当仓库保管,扣娣的那个舍子离镇上不远,他每天下了班都能走回去,听说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想不到后来却听说扣娣又跟他离了婚,原因是王有财做了一件禽兽不如的混账事,他把那个才十四岁的前夫的女儿祸害了。起初扣娣还被蒙在鼓里,直到发现丫头肚子鼓起来了才发现了真相。女儿是未成年人,就是算不上是强奸,王有财也难逃法网。他在看守所里接到了判决书的那天,又很无奈地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他人生中短暂的“峥嵘岁月”也被划上了一个不完整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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