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人的长征

牛爱民

元月8日上午，我骑着踏板满大街找复印部，最后把车停在“党校复印部”门前，掀开厚厚的棉门帘，刚复印好材料，门帘一掀，进来一个高大威猛的男子：一身黑色的皮衣皮裤，头戴黑色的牛仔帽，满脸胡子黑碴碴的。像佐罗，更像西部牛仔。他进来就问：“党校在什么地方？”
　　看到他背上用红漆印着“重走长征路”字样，我问：“你是到党校看陈廷贤的墓吗？”他说：“正是。”我说：“我带你去，我是县委党史办的。”他一听，一边掏名片，一边说：“我找到党史办，没见人，来这里问路，遇到了你，真是巧。”复印部的人都说巧极了。
　　他的名片比一般名片大一倍，左上方是他的半身照，右边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70周年　重走长征路　李完彬（吉林）”三行字。下边是单位、职务、电话、邮箱以及徒步长征路线日程表。　
　　出了门，我要带他，李完彬说：“你的车能受得了吗？”我看看他全身大大小小的口袋都鼓囊囊的，再加上那个大大的挎包，知道分量不轻，还是说：“来吧，我摩托车不会说话。”
　　十来分钟后，摩托车在虢台庙党校门前停下，我一边摘头盔，一边说：“太冷了，风吹得满脸生泪。”已经下车的他不失时机地把镜头对准我，抓拍了一张。我问：“你不冷吗？”完彬说：“别忘了我是在东北长大的。现在我们那儿零下20多度，比这里冷多了。”
　　我们往地里走了百余步，就看到了陈廷贤的墓碑。
　　1934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秘密通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遂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实施北上和西进的战略转移。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谴队，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于11月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全军2980余人，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的率领下，由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
　　红二十五军经桐柏、战方城（独树镇）、绕鲁山、嵩县，于12月3日进入栾川镇（当时归卢氏管辖），4日，经石庙、陶湾等地，抵达叫河一带宿营。
　　这时，军领导已探明入陕路线，准备直插西南方向的朱阳关，进入陕西商南县境内。总共七八十里山路，一天就可以进入陕南。这样，就能摆脱尾追之敌，在陕南打开局面。
　　然而，根据手枪团侦察报告，前面敌六十师陈沛部已在朱阳关、五里川一带构筑工事，部署重兵；后面上官云湘带领5个旅的“追剿队”已从栾川出发尾追；左右亦有敌四十军四十四师和九十五师紧逼合围。刘峙的河南绥靖公署还在陇海线上备有军列，随时调运援军。红二十五军遭敌重重包围，无路可走。敌部下电告蒋介石：“赤匪插翅难逃”。蒋介石也洋洋得意地认为，红二十五军将要和隋末瓦岗农民军李密、王伯当一样，全军覆没在卢氏县境。
　　危险的局面，使许多同志产生了急噪情绪，主张和敌人拼个鱼死网破。熟悉情况的军长程子华认为，卢氏山势复杂，硬拼只会全军覆没。只有依靠当地群众，多方寻找小路，才有可能绝处逢生。为此，省委决定：1、非常时期要严格铁的纪律，禁止点滴扰民事件发生，从舆论上争取民心；2、迅速派出多路侦察小股部队，寻找熟悉小路的山民。绕过五里川、朱阳关两个隘口，向陕南突围。于是，便派出多路侦察部队，寻找熟悉小道的山民。但因卢氏一带经常遭土匪洗劫，加上敌人的欺骗宣传，大多数群众被裹胁进地主武装的围寨里，无法接近。夜幕渐渐降临，多路侦察部队均失望而归。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支远距离侦察部队在距离县城10多公里的横涧大干，带回一个去青山赶集的年轻货郎，货郎名叫陈廷贤，常年走村串乡，对山中道路十分熟悉。军长程子华亲自和货郎攀谈。原来陈廷贤是山西晋城人，程子华是山西运城人，两个人还是老乡，谈得十分投机。陈廷贤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十分感动，主动提供一条鲜为人知的入陕小道。军领导决定将计就计，派手枪团到朱阳关下边的黄沙一带号房子，贴标语，虚张声势，给敌人造成由此入陕的错觉。主力部队则由陈廷贤带路，于12月5日凌晨趁夜色从叫河出发，由马印、姬家岭进入文峪香子坪、大石河，沿着一条“七十二道水峪河、二十五里脚不干”的深山峡谷挺进。
　　傍晚，红军走出文峪河口在涧西休息，军领导派陈廷贤到县城买药并打探情况。听说城里驻扎着从陕州调来的队伍，准备在此堵截红军。军领导当机立断，绕城而过，寻路西进。冒着枪林弹雨，红军绕过了卢氏城。
　　当晚，红军在横涧河口的望云庵柏树林露营。12月6日，红军翻山越岭到达龙驹，在龙驹驻扎的保安队不摸底细，企图阻止红军，战斗中被活捉7人，打死1人。7日一早，红军在黑沟（今上店）吃罢早饭，即向官坡进军。红二十五军军部驻兰草小学院内（原为火神庙）。8日，红军由豫陕交界的铁索关进入陕南，使蒋介石在卢氏聚歼红军的企图化为泡影。
　　几天几夜，翻山越岭，陈廷贤终于将红军带出了重围。临别时，红军送给他不少大洋，可陈廷贤毅然谢绝。程子华和吴焕先便写了一张证明字条，盖上大印，恭敬地递给了陈廷贤。
　　送别红军后，陈廷贤回到了家。当天，他给红军带路的消息就被民团知道了，来人把他押到城隍庙，折磨了3天。一出来，他就把那张珍贵的字条塞进土坯房的椽条小洞里，逃回了山西老家。抗日战争后期，日军侵入卢氏，这张字条和陈廷贤租住的老屋一起毁于战火。
　　解放后，定居卢氏的陈廷贤成为县副食品公司的一名职工，相继在县城北街、十字街门市部卖油盐酱醋。他认为那张字条证明自己已经是“共产党的人”，一直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由于工作上表现好，组织上发展他入党时，向党交心，他才讲起了曾为红二十五军带路这件事。“文革”期间，又背上编造历史的恶名，遭到无休止的批斗和嘲弄。
　　其实，从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到战士，都没有忘记这位当年“有救命之恩”的“货郎兄弟”。多年来，程子华、刘华清和其他红二十五军领导、战士曾多次到山西、河北寻找这位“老乡”，由于陈廷贤此时已回卢氏，加上红军误把他的名字记成“陈廷献”，一字之差，给寻找陈廷贤带来了很大麻烦。直到1983年，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工作人员才辗转得知陈廷贤的确切地址，终于和中共卢氏县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找到了陈廷贤。此时的陈廷贤已经重病卧床，艰难地配合有关人员回忆了那段历史。然而，当组织认定他就是“陈廷献”的时候，他已经在1984年农历正月撒手人寰，享年72岁。
　　一直想让自己的名字前冠以“共产党员”的陈廷贤，为自己选择的长眠之地是：中共卢氏县委党校旁！
　　当时率先长征的抗日先谴队（由方志敏、寻淮洲率领的红十军团改编），因在浙皖边和皖南受10倍之敌包围，于1935年1月遭到严重损失，寻淮洲牺牲，方志敏被俘后就义。而长征的第二先谴队——红二十五军，则由于货郎带路，突出了重围。党和政府并没有忘记这位立下大功的货郎。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中，曾用300多字的篇幅，记录了陈廷贤为红二十五军带路，立下不凡功勋的事迹。作为一个普通百姓被载入军史，陈廷贤可谓“军史布衣第一人”。1996年，卢氏县委、县政府专门给这位货郎立了一块墓碑。
　　萧萧寒风中，我讲述着陈廷贤与红军的故事，李完彬那坚毅的面孔似乎浸出了泪花，他对着墓碑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说，回去后要向单位党委反映，出资把陈廷贤的墓重新修葺一番。
　　李完彬从2004年10月起，开始重走红军长征路。刚开始是一家三口，走了三天后，爱人被骡子踢伤，他和儿子继续前行。红一方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路走完后，18岁的儿子李辉参军入伍，当了一名炮兵。李完彬又独自一人走完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现在，他沿着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线一路北上，计划明年十月以前，走完包括红四方面军在内的长征路。
　　一路行来，李完彬拍摄了5万多张照片，30多盒录象带。他用心去体会红军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用镜头去观察祖国各地的巨大变化。当问起他长征的动因时，完彬说，保家卫国是他儿时的夙愿，随着儿子的逐渐长大，他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他决定带着儿子重走长征路，就是为了锻炼孩子的意志。完彬说，给孩子树立一种精神，比留给他什么都强。
　　原计划在卢氏拜过陈廷贤墓就走的，谁知接下来两天，完彬高烧不退，不下床吃饭，实在饿了，才泡些方便面，即便如此，他还是抓紧时间钻研英汉词典，学习红军长征的有关书籍。他那驮行李的骡子也没人喂，我就骑出去带它寻草吃。那牲口甚通人性，只要让它吃的饱，他撒开四蹄，跑得可欢了，骑在上面，很有自豪感。可惜完彬放着自在不自在，非要徒步走完长征路。
　　完彬要走了，他送给我一本书，我则给他留了言：
　　今生与完彬有缘，
　　千里来卢相见。
　　重走红军长征路，
　　感动国人万千。
　　红军丰碑永存，
　　完彬可佩可赞！
　　完彬牵着马走了，他走在了一个人长征的路上。不，他不是一个人，他那英国朋友李爱德、河南朋友田洪林，还有实话实说的崔永元、炮兵班副李辉、郑州姑娘祖曼等等-------
　　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种久违的精神，更看到了民族的执着与希望。

清风盈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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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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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阳光

佩服我不知到自己是不是能做到

田瞳

这是一篇纪实文学作品，很感人，不过还不能称之为小说。问好河南老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