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夏港 于 2017-6-22 20:30 编辑
那是个极端封闭的社会状态。计划经济、条块分割,城乡两域、画地为牢,迁徙对于“群众”来说,是闻所未闻的梦想,尤其是农民扎根农村一辈子固守一地,走亲访友也几乎只是在本地家门口走走、转悠而不能出远门。人们外出是受到各种限制的,住宿要介绍信,在外吃饭,不仅要带钱更得带粮票,而粮票又分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若要出省就必须用全国粮票。所配给的定量只能折算成地方粮票,要换成全国粮票每十斤必须带二两油票。城镇居民食用油标准定量每人每月半斤,至于农民就更悲惨了,要想弄点粮票就必须要凭大队介绍信说明理由才能把口粮卖给公社粮站,换取少量粮票。至于在城里,隔三差五就要“打盲流”,那个时代的“维稳”行动。凡是没有户口没有介绍信的一律抓起来甄别,确实没有问题的,也要遣返原籍。不过,垄断和销售限量会促生另一个兴隆的行业,黑市。即使是在快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文革期间,货币的作用已经被严重弱化,可只要还没有消失,就依然具有巨大的诱惑力。(革命自有后来人,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同志,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取消了货币,从根本上消灭了黑市,也就彻底避免了资本主义腐蚀)即使暂居奥斯维辛,人朝不保夕,但是只要是活着,就要依赖黑市。实际上,能从黑市买到所有所需要的:粮票、毛呢将军服、全新自行车……甚至当时很稀罕的尼龙丝袜子,足以让未婚的青年妇女抓狂,前提是有钱并且不吝惜。很幸运,他们啥都没有,但是有钱,只要愿意,足可以买下整个市场,黑市。
女人住院后,出于谨慎,他仅仅去探望过一次,还只是蜻蜓点水匆匆在病房的走廊上穿过,不经意间往室内瞟了一眼。根据有关规定,副师职级别,住院时可以安排双人间。这个是待遇,就像乘坐软卧只能是县团级以,这不是钱的问题,这体现了社会等级的平等。一切的社会资源,食衣住行,无所不包,都要和级别挂起钩来,否则就是僭越,就是大逆不道。耳熟能详,大红旗防弹车,没有任何一个公社书记胆敢弄一辆兜风,这是钱所无能为力的。因此,农村妇女住院只能住进昔日鬼子兵的“兵営”所改成的“病棟”,过去住大约一个中队的“戦士”(下士官と兵卒),现在是二十多个病患。在这么个大房间内,毫无隐私可言,常常会出现开饭时,某个病患正在排便的情况。早上起来,发现隔壁临床在梦中飘然而去,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对于病人来说,治疗期间是枯燥烦闷无聊的,只要病情允许,相互八卦,家长里短,是的打发时间的最佳消遣。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庭广众之下,能有一点必须的空间,是极为奢侈的愿望。女人的床位,正在屋中央,他扼腕叹息,这不利于长期抗战啊,当年上甘岭还可以山散洞,如今住院就只能靠墙了。
党的九大于六九年(1969)召开。这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喜事”,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奋进的大会,在这举国欢腾、普天同庆的大好日子里,破例为每户居民(注意,是以户为单位)增配自费购买二两……香油,注意,是香油。手捧着久违的珍品,细细品味着散发出的沁人心腑的清香,特大喜讯让我们心潮澎湃,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还是社会主义好。
二两香油就可以使得革命群众深怀感恩之心,就义无反顾的头可断血可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是一斤呢?五百克哇,能办什么事呢?比方说,调整一个病床的床位?
九大的那二两香油,有很多人家并没有去买,这可不是不领情,而是没有多余的钱。都说那时物价低,可是收入也少啊。三十几元要养活一大家还要从牙缝中挤出一点接济乡下父母,只有放弃这普天同喜。物资匮乏钱更匮乏,而且大家都一样,当时流传一句话:升官不发财,干多干少官大官小,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高低之分,同样也没有岗位工资多少之说,护士长和护士的收入几乎一样多,但是,护士长是病房科室的实权人物,这一点虽历经改革创新至今未变,还有,通过所掌握的权力来寻租,至今也未变。
调换病床是护士长的权力,就像学校里的班主任给学生排位一样,看起来不起眼,用起来很实惠。瞅着午休时分,护士站只有护士长独自值班的大好时机,徘徊良久的老丈人像做贼似的顺着墙边溜了进去,趑趄踯躅。乡下老汉,质朴而不善辞令,神情有些恍惚,多皱的老脸像腌过的酸菜,木讷而又胆怯,浑身哆嗦着畏畏缩缩地低头看着地面,不敢仰视望着护士长,恐惧,口将言而嗫嚅。风韵犹存的护士长,知道来人肯定有所求,不过受不了这种磨叽的迂回曲折,扔下手中的报纸,正待发作,倏忽之间,老丈人变戏法一样从夹袄里侧口袋里掏出来一个报纸裹着的瓶子,就是那种医院打吊瓶用的可以装一斤(500ml)的注射液瓶子,不过里面可不是葡萄糖,而是货真价实的香油,奢侈品,流芳飘香,妩媚的护士长的脸色顿时和颜悦色,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工作的宗旨。在护士长循循善诱的引导下,老丈人总算囫囵表达出所要央求的事宜,换到靠墙的那张床位。俗话说,在家靠娘出门靠墙,集体宿舍里,群居,如果能侥幸靠着墙,一堵墙能给你安全和踏实感。尽管歌里唱得好: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像那个东北女人那样登堂入室,还是想办法靠墙更为实惠。医院的大病房里,最好的位置是靠墙的那张床,在床与墙之间有一个可以放下床头柜的空间,如果想洗洗下身之类,可以少一点探究的目光,而且,假如面壁吃饭,临床也不会看到自己碗里的肉。更为重要的是,他仔细研究过这个古老医院的床头柜,这种具有三个抽屉的床头柜,是古老的卯榫结构的,抽屉和后壁板之间有个空隙,这个空隙足可以放进去用那种农村女式缅裤腰的粗布裤子包成长方形的钞票,在没有百元大钞的年代,几万元的体积大概就和现在百万元那么大。不能存银行,不能随身带,压在被窝里不是长法。病床旁边的床头柜……的后壁,是最佳藏匿之处,病房总是有人,不用担心被盗,如果要取用,,也很方便。可以趁着晚上熄灯之后,小心地拉开抽屉即可。靠墙的另一个好处时,陪床打地铺,可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私人空间。总之,这瓶香油是物有所值。
香油是从黑市上买的。即使是未经工商税务卫生质检农林检疫商标……等有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当时有很多部门尚未问世),外包装洁净仍是商人的准则。在医院的后墙根,路絶人稀之处,检视姐夫买回来的货真价实香油时,面对着光亮可鉴的瓶子,他却大摇其头,随手拔出橡胶瓶塞,倒出少许,涂抹在瓶子表面,然后在地上的浮土中滚了几下,弄得脏兮兮油腻腻的。农村老头通常是不会像城里人那么讲卫生的,过于干净会惹起护士长猜疑不是老丈人自语所言自留地的产品,闲聊之中,恐遭物议。
最棘手的问题解决了,可是不容喘口气,还得紧接着处理另一个突出的问题。
病房陪床只能安排一个人,而且长此以往会筋疲力尽。这是省城,旅馆很贵,不说,还要介绍信,还会随时临检,不敢住旅馆,更不能租房子,光申办临时户口就会使人崩溃。给他们爷仨找个住处是当务之急。
他在迷宫式的医院各个大院里转悠了好长时间,终于发现了切入点。当时时令正值秋末,省城大医院是集中供暖,人手不够,总要格外再招几个临时工,烧暖气。省城他是两眼一抹黑(除了那位省领导,团长),但是别人也不认识他呀。转弯抹角,甩出去几根香烟,医院的组织序列领导名氏就很清楚了。锅炉房属于行政科管辖,找个临时工之类科长就说了算。科长贵姓?办公室……,打听妥当,直奔而去。
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引起了那位科长的注意。来人丰姿潇洒服饰洁朴,望之若庄严,亲之甚和蔼。热情的握手问候,随手扔过去一口袋花生(相当于现在一箱干海参),自来熟,大咧咧拉开椅子就坐。从大姨(科长老婆)开始到家里的猫咪,一连串的问候显得那么亲近熟悉(都是那些多嘴的打扫卫生的老娘们的信息,很准确)。科长不断地“漫应之曰”,脑海里努力思索来人是何,想来想去,估计可能是二小子的同学或者熟人之类(那个时候,串门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当他开始夸奖大姨赶面条细腻的时候,心中对此就更加深信不疑了。来人目的很简单,要给“老家亲戚”(当时最佳遁词)安排个临时工,就是临时工,冬来春去,天暖和了还要回乡务农。这真是瞌睡来了个枕头,科长正在为找临时工而发愁呢。那是个“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精简下放城市人员的年代,不是农民工进城的今天。合乎条件留城的,没人愿意去烧锅炉,临时的。
知青捋起袖子,漏出两个戴表。略有炫耀的,自己人不见外,老头子给买了个新的,大叔你要是不嫌弃,这块,随便戴戴。话音未落,那块十七钻英纳格就套在了科长的手脖子上。科长心里那个美啊。科长的工资大约是四十二元(文革前定的级),三级工,手表是梦寐以求的,买的起一百四十元的表(英纳格新表时价),但要省吃俭用。这块表,旧了点,但是走时仍然干净利落。“高干子弟出手就是大方啊。”一个戴表的科长心里赞叹。
表是舅舅的遗物。连舅舅兢兢业业的银行都敢抢,送一块旧表算什么。
小舅子当天就去锅炉班报到了。法外施恩,靠近那个巨大的垃圾坑一片临建,作为锅炉检修用的仓库库房中,找了两间还算完整的,作为小舅子的宿舍,一鹤不栖双木,一客不烦两家,兼任库管,连打更的临时工都省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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