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北方大旱,媒体都在关注。
今年大旱,让人不由得想起了上世纪五八年、五九年、六零年,惊怵之心不由而起,中国逢8逢9就是不吉利啊!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父辈教育子女勤俭节约都要这样说:“懒狗吃的,赶在五八、九年,你就是第一个饿死的,”或者:“这么懒,要在五八九年,你吃屎都没人给你拉”。可见饥饿让那一代人刻骨铭心,巨大的灾害过去了半个世纪,面对风不条雨不顺,用自身的勤劳来抗争是老农唯一的选择,这无奈的选择也是世间伟大的战天斗地精神。
大旱之灾,本应响应号召,同心同德,为抗旱做事说话,但我今天要说一句话:旱灾应该发生,而且应该严重一些,就把它当成警钟,应当敲得越猛烈越好。必然有人骂将起来:这小子脑袋进水,尽说胡话。要骂的人先骂个痛快吧。我在中财论坛绝对可以表现得不顺乎主流。
去年地震,媒体铺天盖地、异口同声:灾害凝聚了我们的民族精神,让我们更团结了。我背地里给同事加兄弟小王同志说,“放屁的话,没死的人该干啥照样干啥,富人继续吃喝嫖赌,穷人继续为衣食折腰。”小王同志表示赞同。小王说,“我的房东老头说,应该继续震,才会人更加爱人”。地震过后,领导天天说:“众志成城,抗震救灾”,我们的工作就是天天跟着领导反复报道领导的这句话,领导在台前“众志成城,抗震救灾”,在台下可是吃风不减震前,每日斛光交错,他们出入的场所依然笙歌艳舞、天下太平。那几天,我们的灾情越报越大,很快,外地的援建队开进来了,学校、医院抢着要活动板房,外地援建人员挥汗如雨,建起了好多活动板房。2008年秋天,我听到了一则震惊的消息,一个中学把活动板房拆了,说是多余的,用不了。用不了为什么当初要抢着要?占便宜的心态自私得近乎阴暗,真是把别人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
我们至今还在鼓劲咒骂50年前旱灾中的人祸因素,时至今日,官场民间有人还在天天为祸,不管是平静的时光,还是灾难肆虐之时。干旱对我是熟悉的老朋友,我生在苦瘠甲天下的陇中,被联合国确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但那里奇迹般有人顽强地繁衍了下来。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八、九年......这些年代在中国历史中被人重点标注,只因为干旱的程度太过严重、面积太过庞大,就像今年突然说大旱严重,看来确实严重了。但陇中黄土高原可是十年九旱,风调雨顺只不过是一个梦想。干旱的历史久远,原因复杂,对于干旱的抗争也是卓绝艰辛的。引水灌溉、修水库、建涝池、打造水平梯田.....这些1949年以来诞生的名词,曾经托起了旱塬的希望。就是那个满怀理想与信念的年代,全国亿万农民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水利奇迹,《南方周末》近期有文章说“掀起于1950年代的农业灌溉现代化革命曾使中国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灌溉系统。”
近期有文章称:“30年来,我国相继建设各类水库827座”,“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7085座”。我们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水库是在1949-1978年建立起来的。
但恰恰是主流极力宣扬发展迅速的30年,全国的水利发展远不及前30年成绩巨大。在有些地方、有些方面甚至毁掉了前30年的建设成果。
我出生的一个小山村,地理环境极其恶劣,除了干旱难长庄稼外,关键的是人畜引水十分困难。公社时代,全村老小在没有机械、没有建筑材料的前提下,硬是绕着山挖了一道土渠,把距离村庄近20公里的泉水引进了村,在村边筑坝,用柴油机抽水上山,不但解决了人畜饮水,还能浇灌部分平地。但分田单干后,每户人只操心自己的田地,水渠、大坝很快毁于大雨,柴油机、管道被家家私分,吃水难问题再次降临,全村人只能用水窖蓄水,再次回到老祖先抗争旱灾的老圈套。
我现在谋职的T市毗邻我的家乡,属于陇中边缘地带,历史上出现的旱情和我的家乡相差无几。去年,我曾为T市某县一条修于上世纪的水渠在现代人手里被淤泥堵死导致灌溉瘫痪而写过一篇惋惜的文章。去年我们这里依然是旱情,但全国其他地方好像并不旱,所以没人会觉得灌渠被毁是一件大事。像我所举的这样的例子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真是多得不胜枚举。
为了写这个小文,最近专门翻阅了T市的市志。T市境内河流众多,解放前的历朝历代就修筑了灌渠,1949年可灌溉面积11.4万亩。1982年统计,有效灌溉面积84.53万亩; 1985年统计,有效灌溉面积61.76万亩;1989年统计,全市有效灌溉面积49.4万亩。统计数字为什么会缩减,市志没有只字评论,倒是对50年代和60年代作了评价,称受左倾影响存在盲目上马、质量低劣,浪费人力物力。批评的这个几个方面肯定是客观存在的,但就那几组灌溉数字,只要我们用良心思考问题,不得不说那个年代建设成就的伟大。
还有资料显示: “通过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到2007年底,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从1978年的7.3亿亩增加到8.67亿亩”。三十年的时间,灌溉面积从7.3亿亩到8.67亿亩、增加了1.37亿亩(增幅19%)。不过,1949年———1978年同为三十年,灌溉面积则是从1949年的2.4亿亩增加到1978年的7.3亿亩、增加了5亿亩(增幅超过200%)。
《南方周末》近期走访了河南省兰考县城关乡市皓村,该处“多数老灌溉系统的引水能力只剩不足两成。”并且“…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大型灌区骨干工程建筑物完好率不足40%,工程失效和报废的逼近3成,导致个别地区可灌面积减少近半。直至2003年,中国19.5亿亩耕地中,还有11.1亿亩尚要靠天吃饭。…过于粗放和陈旧的渠道系统让中国农村渠道灌溉利用率只有30%—40%,在河南,这个数字还要更低。”
《中国新闻周刊》说“滑县拥有34000多眼农业灌溉用的机井,平均每50亩地拥有一眼机井,其密度、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滑县官方获得的数据也显示,不光是这些水井,包括那些纵横于乡村之间的蓄水池和引水沟渠,大多修建于上世纪60年代”。
水利在前三十年成就巨大,后三十年绩效贫乏,这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与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分不开的。新京报一篇“农田灌溉设施为何会荒废”的文章认为:“分田单干”后,单户家庭的积极性被激活,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本来属于政府承担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灌溉系统修建工作,也随之“分”下来。于是,由于单户家庭没有实力、村集体名存实亡,导致现存的灌溉系统出现问题或荒废、灌溉能力大大减弱。
江天有位文友说“光有中央一号文件依然是画饼充饥”,我是十分赞同的,为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现在下发了快接近10个了,但农村还是老样子。农村的变化,国家政策、国家支持固然重要,关键还是要靠农民自己,国家不可能像养公务员一样养着农民领工资喝茶看报,单干放任自流废掉了农民的集体观念,助长了私欲私利。合作社积聚大家力量办大事的做法古今中外早就有之,到了1978年非要把它全部解散,极力反左的过程中,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极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说自己是出生在资本主义的香港,完成学业在资本主义的美国,他的观点在美国是被认为偏左的,不成想,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居然被指责成了极左,可以看出中国有多右。争论左右,意义真的不大,关键的要看在农村问题上采取什么措施更能促进发展。实践证明,合作化、公有制取得的成就是很大的。
现在,一个村里修一条道路,都要向国家要钱,没钱什么都不干,人民的创造力被分散的小农耕作方式彻底打散花了。如果一解放,我们就执行单干的话,全国的水利设施恐怕还不及现在的一半,就算修了,那也得花多少钱呀?组织起来,抵御风险的能力会大得多,组织起来,才有真正的凝聚力,战斗力,才更有可能建立共同的道德精神。
旱灾的警钟真要敲得更响一些,补课的动力才会大一些。没有地震,大家不会知道普九的学校是劣质的;没有干旱,大家不知道水利灌溉设施是不足的;没有矿难,大家不会相信官商勾结;没有情妇,纪委反不出贪官;不挨饿,大家更不会觉得保护耕地是必要的;没有民心的涣散、道德的沦丧,没有黑砖窑强迫童工劳动致死、没有奶粉加毒、没有高考替考、没有教授抄论文、没有作家抄小说、谁敢说中国社会生病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一个标准,我们更需要尊重实践结果,敢于面对事实。
旱吧,大不了先饿死农民,然后让那些藐视农民的人也去吃屎!
旱吧,土地不能长庄稼,还不如建楼房。只要茅于轼先生能够带头吃草、或者吃屎的话,我们都不怕死。
旱吧,肚子发展了人的天才,饿极了,我们才会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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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海凹 于 2009-2-17 14:23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