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信仰·权力

武俊岭

清官·信仰·权力

武俊岭

一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明清时期，一条大运河从这里流过。因此，工商繁荣，农业鼎盛。一方水土一方人，从这里诞生、走出了一大批刚正廉明、清操自守的官员。明代的，有师逵、江东、李仁、耿如杞、于慎行等人，清代的，有傅以渐、任克溥、刘琰等人。
这片地方，便是明清时的东昌；现在的聊城。

二

明代的师逵，官位不低，最后做到户部尚书。他居官四十多年，为政清廉，家无积蓄。死后不久，他的八个儿子竟然没有饭吃。他平时不事生产，并且把所得俸禄，随时散给宗族之人。宣宗皇帝常与大臣们议论：“大臣持廉守正者，唯逵一人。”江东，进士出身，官南京兵部尚书。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他不置田产，清寒如发迹之前。李仁，先后官吏科给事中、太仆寺少卿、右佥都御史。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官员，母亲去世时，只能出内人首饰以供棺殓。耿如杞，先后做过陕西参议兵备、河南遵化兵备副使等官职，但是，天启六年因得罪魏忠贤而下狱时，家里却没有一点积蓄。于慎行，先后为官也是几十年，仕途最顺的几年还入了阁，他也是一位廉洁自律的君子。清代开国之后的第一名状元傅以渐，长期居于相位，但他“食不重味，衣皆再浣，无异寒素。”任克溥，为官“贿赂不入门，一文不妄取”。特别是出身贫寒之家的阳谷（东昌下属县份）人刘琰，在做过江宁知府、江西学政之后退休回家，却因负债累累而不能成行。最后，还是一个郎姓武官资助他四百多两银子，一个做过盐政观察的韩西崖资助他一百两银子，才得以回归故乡。江宁这个地方的工商有向官府进献物品的成例，但刘琰却有勇气打破，分文不要。在江西学政任上，也有行贿的，他更是严词拒绝。难怪，韩西崖大发感慨：“学政任满回家没有路费的，本朝六十年只有刘琰一人！”。

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对东昌出现这么一个清官群体大惑不解。要知道，那种时候可是十分的人治；虽然，有都察院、六科给事中之类的机构负责纠贪树廉，但作用却几乎为零。这样，这些官员们可以说是在一种没有多少监督的环境里，做到了清廉如水。这，必有一种强烈的道德自律在起着作用。
那么，这种道德自律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在研究刘琰的事迹时，发现一点线索。刘琰的诗文集里有一篇《重修文庙记》，从这篇文章中，可知刘琰对孔子是真心敬仰的。他对孔子提出的“仁”、“仁者爱人”笃信异常。刘琰动情地于文章里提到阳谷县是先贤颜回（“居陋巷，回也不改其乐”——颜回在中国士大夫心目中是安贫乐道的象征）的封地。阳谷地接曲阜、邹县，名贤群起、人文教化十分发达。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刘琰，有孔子的思想影响、有颜回的行为榜样，到了他有官职的时候，也就有了杜绝请托的思想根柢。
明代的于慎行也是这样的。他是孔子学说的真诚信奉者，于孔孟之道多有心得。他把“礼”看得比生命都重要——只此一点，便可称之为孔子的信徒。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张居正却因贪恋权位而“夺情”（不回家守三年之制，照样做官无误）。对此，先后有多人上疏弹劾。于慎行也十分气愤地上了一疏。张居正对于慎行说：“别人弹劾我我能理解，我待你不薄，你也弹劾我，我就纳闷了。”于慎行听后说：“正因为你待我不薄，我才弹劾你！”。
可以这样说，像刘琰、于慎行这样的人，内心深处都是有所信仰、有所操持的。这信仰、操持，便是对孔孟学说的强烈服膺。周作人对中国文化研究得十分透彻，他认为有一些人是孔子的真正朋友。这些孔子的朋友淡泊名利的风范，均为一代楷模。既然刘琰、于慎行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推测江东、李仁、任克溥、傅以渐等人也是这样的。

四

让人可惜的是，孔门学派的这一脉香火，自上个世纪初便中断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高喊之下，是一片文化虚无主义。其结果，一是国人对于中华文明失去信心，二是学不来西方文化的精华。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虽然看似多信，其实是少信的。因为，如果用真正的宗教标准去衡量的话，其信仰是不真诚的，是没有超脱现世利益的。而西方基督教的真诚信仰情形，我们可以从显克微奇的历史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中略见一斑：他们（基督徒）面对罗马暴君尼禄的血腥镇压，毫不惧怕。他们微笑着，忍受各种各样的刑罚。因为他们相信死后一定会到天国里去享受幸福，于是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使得刽子手们恐惧万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青年将领维尼兹尤斯，爱上了基督教少女莉吉亚。因为尼禄的迫害，他们的爱情受到死亡的威胁。但是，这对青年男女，笃信在天国里他们的爱情会更加幸福、更加纯洁。而我们呢，对道教，无论帝王与小民，皆看重其延年益寿的“方术”、驱鬼降魔的“符箓”。佛教呢，从皇帝对高僧的“护国佑民大法师”之类的封号，百姓的“阿弥陀佛，菩萨保佑”的愿语（《醒世姻缘传》：“为甚么那云南、贵州、川、湖、两广的男人妇女都从几千里几万里来烧香做甚么？泰山奶奶掌管天下人的生死福禄。”），送子观音的香火旺盛，还不能得出结论吗？至于财神爷牌位前的切切祝愿，灶神上天前的苦苦求告，皆可见出我们的信仰是多么的世俗、多么的功利。

五

明代冯梦龙的《古今谈概》中有这么一则，不妨抄录一下：“世庙时，通州虏急，怒大司马丁汝夔，置之辟。绅见而叹曰：‘仕途之险如此，有何宦情？’中一人笑曰：‘若使兵部尚书一日杀一个，只索抛却；若使一月杀一个，还要做他。’”
从明代历史上看，“一人”的说法很有代表性。虽然皇帝残暴、大臣倾轧，但愿意当官的还是大有人在。把这类人称之为赌徒，是恰当的。
上个世纪的“文革”当中，各种派别斗争十分激烈。渴望着权力欲望得到满足，是其行动的内驱。无论哪一派的头儿，争得权力之后，无不疯狂地使用。印把子牢牢地抓在手中，晚上睡觉也不离身。争来的权力，往往是几个月后便被夺走。但是，照样是有人去争去夺。
现在的情况，与过去相差无几。像某省的交通厅，连着几届的头儿都犯有贪贿之罪。前面的刚刚干了一两年便出事了，后面的照样跟着出事。贪贿之官，就像是茂密的韭菜一样，割了一茬，立即又冒出一茬。
没有信仰的精神环境，加上赌徒的心理，一些人一旦大权在手之后，便像长了翅膀的老虎一样，为害十分之大。
没有信仰，使得他们无所畏惧，因为他们不信天堂、地狱之说。既然是赌徒，他们的欲望便呈一种疯狂状态。无畏、疯狂的官员，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呢？对金钱与女人疯狂占有，是和平时期的常态（“7.9济南爆炸案”的男主角段义和，光天化日之下，把十几年的情人炸得血肉横飞。如此残忍，如此大胆，只能让人以为是：他疯了。）
明代权相严嵩之子严世番，让家人挖了深一丈、方五尺的大坑，然后把聚敛来的金银充实其中。严嵩看了，吓得掩面而走，说：“不要厚积，不要厚积！” 严世番玩女人也是非常的有名：他竟然在给母亲治丧期间，纳妾淫乐——这在那个时期是极犯忌讳的事情。战争年代呢，则是变节投敌了。

六

从历史到现实，我们一路梳理下来，便可见出我们这个国家目前的宗教资源不算丰厚；指望官员们能够道德自律、清正为官的希望极小。而从官员们丧心病狂、屡次三番地重复犯罪这一点上，可知我们的权力又是缺少监督的——至少可以说是监督不力。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西方政治思想家早就提出过的。在实践上，他们制定法律、设计权力机构时皆基于官员们是无赖，是魔鬼。这样的严加防范，既保障了国家利益少受侵犯，又防范了官员多触法网。
文章最后，还是回到东昌来吧。傅斯年，傅以渐的后人，“五四”时“火烧赵家楼”的勇士之一，历史学家。他提出过这样一句话：“真理没有东西方的分别”。这话，可谓金石之言。对于西方的好东西，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像鲁迅说得那样，实行“拿来主义”呢？

                           二〇〇八年一月十二日

[ 本帖最后由 武俊岭 于 2009-5-21 08:16 编辑 ]

武俊岭

看了微风的文章,觉得有关宗教的观点与我相似,贴出这篇吧.

苏忠伟

老朋友，又在这里见面了。
问好！

苏忠伟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微风轻拂

很喜欢武版的文章，有汪曾祺的风格，宠辱不惊、散散淡淡，有一股清平之气，特别是你的一些历史小说如此。

却散淡平和，却思想深刻，这样的表述更让人能静心沉思其中三味，这是一些激烈的杂文所不具备的。比如鲁迅的投枪文，很可能让一些人一看就暴跳如雷，反而不能细细感受其中的道理，文章的说服性也就差了。

所以，杂文其实未必都是投枪，也可以娓娓道来、引君入瓮，其实杂文的真正的目的未必是刺痛对方，而是教化、感化为目的至上。


武版本文的宗教观我很认同，中国近代只有革命和斗争，却没有宗教之改革，传统的宗教资源也功利色彩太多，缺乏人本性、人文性。

[ 本帖最后由 微风轻拂 于 2009-5-21 12:26 编辑 ]

季大相

为什么当世清官难当！昏官太多啊！

唐蒙他爹

好文章，学习了！问候你！

武俊岭

一并谢谢大家,不一一回复了,祈谅

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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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一则笑话：一惯偷临刑前牧师探监。牧师说：你忏悔吧，否则进不了天堂之门。惯偷笑了，天堂里没有我打不开的锁。

    彻教彻底了，还是无宗教。所以西人才提监督、制约，提“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上帝无能，遂有法律产生。

    当然，还是要有道德，要有信仰；但信仰和宗教不划等号。

水如空

读武兄文章，如沐春风，如淋细雨。待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