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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师的离去
文/沈茂昀
7月11日是一个令人哀恸的日子，当代中国的两位学术泰斗任继愈、季羡林先后辞世，学界震惊，举国痛惜。在一个需要大师的国度，在今天这个大师稀缺的年代，一天之内陨落两颗巨星，无不让人叹惋，由此引起的对中国知识分子人品、学品、文品的思考也接踵而至。
“道德文章，堪为师表。”大师者，不仅要具有原创性、奠基性、开拓性、前沿性的学术成就，而且这种学术成就还必须与治学的态度，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本身的人格力量结合在一起。从这个定义看，季羡林、任继愈这样学贯东西、成就斐然、享誉中外、德高望重的世纪老人，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虽然季老晚年力辞“大师”称号，但人们仍然坚持以大师称呼他，这让人看到在老一代知识分子身子所独具的人格魅力、学术修养和道德风范。
纵观老一辈的大师们，除了他们博大精深的学问外，在他们的身上，还有很多可贵的品质，比如朴实、敦厚、本色、谦逊、低调、平易、忠诚、勤奋、坚毅等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以及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等优秀传统，都凝聚和融化在他们身上。就拿季老先生来说，他把说真话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事业，“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要丢掉自己的良知。”就是在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时，季老也从不以名人自居，自嘲和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国学大师相比，自己只是“一个杂牌军而已”。正是这些品质，铸就了他们平凡而又伟大、普通而又崇高的人生，受到世人的普遍敬重，堪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大师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盖在于他们坚守学术良知，在于面对功名利禄时，那种心如止水、无纤无尘的淡泊胸怀。然而，时下我们偶尔也会产生一些所谓的大师，他们俨然“大道既隐”，在他们眼中，名与利、钱与权占了上风，大义、大道、大德成了可有可无之物，他们惯用的伎俩就是欺世盗名、装腔作势、热衷炒作、粉墨登场，已经丧失了起码的学术良知。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科协不久前发布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称，有近半数的科技工作者坦言身边的学术不端现象很普遍，过半数的则对学术不端行为持宽容态度，这是非常让人担忧的。在如此之低的学术道德底线上，怎能培育出“经师”和“人师”相统一的真正的大师来？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我们渴望大师。仰望近代星空，胡适、王国维、冯友兰、陈寅恪、钱钟书等大师熠熠生辉，今天，陡又添进了季羡林、任继愈两颗新星，让人景仰，又让人扼腕。高山仰止，大师的离去，真的就是一个高度的坍塌、一个时代的结束吗？应该不是。因此，我们真诚地期待着，在今天中国社会的伟大变局之中，能有无数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秉承老一辈大师的优良传统，以求真知、坐得冷板凳的坚韧毅力，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踏实治学，勇攀高峰，让大师之光照亮中国的未来。这才是一个民族真正崛起的希望。
做学问，需要一张安静的书桌，需要有耐得住寂寞的坚持和坚守，需要有对民族文化的信仰和忠诚，需要有对国家民族的大仁大爱，需要有坚持真理、敢说真话的胆气，需要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伟大的人格力量，更需要有良好的学术土壤和生态环境。这是大师的离去给后学的启示，也是今天激励一个民族欣然前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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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14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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