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令箭 于 2017-10-14 18:40 编辑
短篇小说 吼水 秦 岭
1
谁听过这样的吼声呢?那天的尖山人纷纷竖起耳朵,拉直了追寻的目光。吼声分明走样了,像曲里拐弯的老藤,一网子过去,把尖山兜了。 早先的尖山人习惯了吼,但咋吼也到不了这嗓子。日子里的吼声往往是这样的:“哎——娃他大——回来吃饭来——”这是女人们站在村口、崖畔、沟沿的吼法,一吼,准有男人从庄稼地里冒出来,晓得饭熟了。后来旱象重了,吼饭慢慢变成了吼水:“哎——娃他大——回来喝水来——”男人就晓得女人找着水了。人这东西,像极了脚下的庄稼,缺肥,蔫也就蔫着,可一旦缺水,身子上下就没了形。人活一口气?不对,人活一口水。老子训斥懒汉小子:“你简直是个饭桶。”小子态度诚恳:“大大,我是饭桶,但更是水桶,渴!”再后来,连吼水也稀罕了。你敢吼?试试,女人麻绳一样的尾音还在崖畔绕呢,准有人翻墙蹿进厨房,水缸里那么点稠泥浆,准被搜刮得不见一丝湿气。 “啊——吁——啊——”。 那天的吼声来自董球,真个是惨透了!像尖锐的铁钩子。——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习惯了吃草的马,突然抢前几步,大嘴一张,从董球身后发起了袭击,目标很明确:董球的左耳。只一口,像是一片汁满肉厚的嫩叶没了。 正午的空气瞬间拉紧了弦。那天的日头,喷火的意思。天旱已经让尖山村伤痕累累,日头一毒,等于伤口上铺了厚厚一层盐巴。当时,帮董球修建水柜的帮工们渴得要命,都歇了手,眼巴巴期待董球从山下背来的水呢。一顶顶草帽,宽檐儿,像嘴脸的掩体,抵御着紫外线狂躁的扫射。董球和他的马终于从山坳里探出了头,像平地冒出来一个泉眼儿,清亮亮的,由小变大,越来越近。“水!来了。”包工头邓念泉悲壮地喘了一声。好像董球和马都不是真的,只有水才是真的。帮工们一个个伸长黝黑的脖子,像一只只困在旱地的黑鹅。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从天而降。 有那么几秒钟,董球像是木了,呆了,一只手照样攥着缰绳,另一只手朝身后揽着装满水的塑料桶,半边脸像崖畔的树茬杈上钩住了一块湿漉漉的红绸布,在没有风的正午飞流直下。几秒钟后,董球才被自己的惨叫惊醒,撒手,慌忙光顾自己的脑袋。塑料桶自杀一样从他佝偻的背上一跃而下,轰然开裂。水逃命似的蹿出来,尚未形成流窜的态势,就被枯焦的大地合围吞没,只剩几丝残留的蒸汽。苍天在上,不可一世的日头,在那个瞬间一定愣神了,头重脚轻,一个倒栽葱要翻到人间来的样子。 倒栽葱的只是董球。陡然升腾而起的干尘弥漫开来,这是驴打滚时才有的云遮雾罩。董球的两手死死捂着左耳部位——左耳早已告别了脑袋。显然,马用的是毁灭的力量。面对惊愕的帮工们,这匹驮着水泥和石料的马目空一切地昂起它干瘦的头颅,目光轻蔑,下巴上仰,惨白的牙齿锁成了地牢,上下唇夸张地外翻,托出一团熊熊燃烧的红色火焰,那是乡亲董球的血。 只有麻雀狐疑不定地从头顶掠过,从这个树梢,落到那个树梢,从那家屋檐,落到这家屋檐。群山一如既往地凝重、苍白、肃穆。家家户户的泥瓦房呈阶梯状悬挂在层层叠叠的崖畔上,每户人家院外正在修建和刚刚建成的水柜,高高矮矮,肥肥瘦瘦,都说像抗日影片里的半截炮楼,可是,从对面坡上望过来,像是院外多了一只大眼睛。这几十只眼睛似乎睁得很大,目光射向董球家的水柜工地…… “快!”帮工们仿佛从大梦中醒来。 当务之急,解救耳朵。帮工们走南闯北,都是鬼精。耳朵离开人体,趁紧些,能接上的。邓念泉和几个村民合围了马,钢钎都用上了,马嘴被撬得鲜血淋漓,但就是不松口,一双失神的大眼睛眺望着山外。 “牲口咬人耳朵,盘古开天头一遭,这是为啥吗?” “这混账东西的心,还在山外呢。” “要不是董球把它从骡马市场救出来,它早成城里人餐桌上的马肉了。” 过去的骡马市场,是给种田人选帮手呢,如今的骡马市场,是给城里的餐桌上选肉呢。几月前,董球来选马,卖主说:“这马又聪明又善良,真舍不得让它上餐桌。”董球说:“不是的,我是买个帮手。”
“帮手?这年月,你不去打工,还种地?” “不,建水柜,驮建材。” 董球成了马的救命恩人。得救的马,眼泪像花儿一样绽放。董球牵着马,翻山越岭往尖山赶。马像个温顺的女人,时不时用嘴唇轻吻董球的手背、肩膀和背。马的轻吻,挟裹着一股热流,痒痒的,陌生,新鲜,刺激。董球回头看了马一眼,马收回了嘴,大眼睛扑闪了一下,羞怯地低了头。明明是一匹纯种公马,却像个相亲中的大姑娘,慌乱、紧张,非常不好意思了。马头再次抬起来的时候,羞怯像云一样从目光中飞走,这是一双明亮的眼睛,乌黑的瞳仁飘溢着一层温热的光亮,蓄满女人一样的柔情。女人,是女人。那天的董球,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想到离他而去的女人。一兴奋,就吼起了秦腔:“本为王走四方微服私访,惩贪官察民情坐稳江山……” 女人是从后梁嫁到尖山的。用村里知识分子的话说,女人嫁给董球,是邓念泉最为杰出的、足以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本村的姑娘都留不住,一个个从小丫头长成了大姑娘,腿长了,胸满了,进城一打工,就跟上外地人去有水的地方过日子。小媳妇们也跑了好几茬,跑了,又来了,来了,又跑了,跑了的终归比来了的多。后梁比尖山还要缺水,别说水柜,连水窖都没有。都传呢,说是后梁人早上的第一泡尿,一半儿给茅坑沤肥,一半儿留给自己洗脸。是不是真的,没人考证过。谁要是较真,那就是乌鸦笑猪黑、罗锅笑瘸子。山里人缺水,不缺心眼儿。都传,当时的姑娘与董球见第一面之前,直言不讳地问媒婆子:“对方——就是董球家,有水柜没?” “当然……有哩。” 于是有了第一次见面,不是见人,而是见水,见的就是邓念泉家建在崖畔后的水柜。姑娘问董球:“这水柜,真是你家的?” “真的。” 姑娘带着对水的梦想,一夜之间变成了媳妇。年轻的媳妇每次挑着担子去水柜打水,一脸的灿烂,腮帮子上浮泛着山丹花的花瓣儿那样的光亮。细细的腰肢一闪一闪的,风吹杨柳的意思。打水,也不忘走颠步,变秧歌了,口气又大方又自豪:“喂——如果用水急,就不用一大早下沟了,用我家的水吧。”。 女人吼水的音嗓,吼秦腔一样:“哎——我的球哎——回来喝水来——” 满村人偷着乐。董球只想哭,半晌跨不出地头。 邓念泉靠这全村唯一的水柜,骗来了后梁、后寨、后洼一带的许多姑娘,姑娘们理所当然成为尖山光棍们的女人。骗,是个难听的字儿,山里人把这种骗不叫骗,叫哄。哄来一个,等日子上了路数——生米煮成熟饭后,娃儿快鼓捣出来了,再亮底儿。女人们号啕一夜,只能忍气吞声。为了哄下一个,当年的被哄者继续帮着瞒天过海,谜底再次满世界封存。就像一段麻绳,系死,又解开;解开,又往死里系。全村的光棍、新郎们谁不巴结邓念泉?挨个下雨天,宁可让自家的缸空着,也要朝邓念泉的水柜玩命,把屋檐水一担担往邓念泉的水柜里灌。雨地里,滑,人人不惜摔一身泥。 有个简单的逻辑,当初如果不是邓念泉的催逼,董球就不会重返尖山,就不会买那匹要命的马,就不会失去一只耳朵。当时,在兰州打工的董球接到邓念泉的电话,瓮声瓮气地回应:“我女人和娃娃都跑了,即便建了水柜,也不像个家。” “家家户户的水柜该开槽的开槽、该起桩的起桩、该埋管的埋管,就剩你了。怪不得女人要领着两个娃儿离开你,像你这样儿,娶个母猪,人家也得挪窝。”邓念泉的口气像镰刀刃子,一割一个疼。 都说月是故乡明。明,有啥用?除了过大年,谁敢还乡?如果不是修建水柜,鬼才还乡呢。鬼是要还乡的吧?谁晓得鬼到底喝不喝水。“靠天吃饭”。老话了。一年到头,从娘胎里带来的一点力气,全耗在了找水上。过去,只有邓念泉家有水柜,一柜水能支应三五个月。这些年旱得紧,下雨像掉眼泪似的,邓念泉家的水柜就成了金柜。这次政府给尖山村安排的水柜建设项目,公家补贴,农户自建,一年集流几次雨水,所有的光阴就有指望了。千年等一回,天南海北打工的尖山人候鸟似的“扑棱棱”往回飞。 董球像个不争气的小学生,太迟到了。在董球眼里,人人仿佛都变成了民办教师,但没有人批评他。 不少人主动提出义务为他投劳。董球的任务是去山外镇子上驮建材。天蒙蒙亮,董球就牵马动身,天麻麻黑,董球牵着马回来。每天往返六趟,每一趟,马背的一侧五花大绑地驮着几块石料,另一侧五花大绑地驮着几袋水泥。镇子距村里二十里地。六趟是啥概念,一百二十多里。生产队时没这么驮过,土地分到户时没这么驮过,如今为了建水柜,驮了,破天荒了。 事情,就出在那天的第四趟上。 “老天说旱就旱咧,女人说走就走咧,牲口说咬就咬咧……”人们的感叹,像一曲古老的甘肃花儿。
2
“一头牲口半个妻。”老说法了。 平日里,没人发现董球和马的关系有多么糟糕。董球自己也认为,对马,他从来是真心的。开工前,董球每天不忘翻山越岭到麻子沟割草,顺便找一桶水回来。草和水,不够填马的肚子,就另加两碗玉米和黄豆。疼马,疼女人的意思。 董球后来曾告诉过村里人,那天,也就是咬掉耳朵之前,马其实曾两次靠近过他,不是咬,是吻,吻了他的耳根。董球说:“我早已习惯了马吻我,一直以为是表达救命之恩呢。”董球说,“这年头,要说知恩图报,牲口比人还懂。”话一脱腔,董球意识到失口了,脸憋成了红篮球。要说牲口比人懂得知恩图报,那村里人为他义务投劳,图个啥?人家邓念泉堂堂一个包工头,光赔不赚,又是为个啥?啥东西最能见人心,水!就是个——水。 当天的第一吻来的时候,真正的人困马乏,极限了!羊肠小道像斩不断的青烟,让人心烦意乱。但一想到要建水柜,董球快要散架的身子像注入了鸡血,灰暗的眼珠子就有了亮色。他前面牵着马,塑料桶像山一样压着他。董球能报答帮工们的,只有水了。饭是管不了的,一个男人烟熏火燎做出来的饭,谁忍心端那个碗? 一看前后无人,董球就回头对马说说真心话:“马啊马啊!你是公的,我是男的,公的男的,总归都是一个性。我是个有良心的男人,将来咱水柜建成了,我绝不会卸磨杀驴,不,是杀马,不会把你卖给城里人吃掉。我给你找匹母马,让你弄弄爱情。咱这里母马少,不过母驴倒是有的,爱上了,都差不多。” 马打了一个响鼻,也许是听懂了吧,也许根本就没懂。 日头挪到了头顶,毒,像敌敌畏。男人和马浑身上下像开锅的馒头,热气蒸腾。——第二吻来的时候,感觉不仅是痒,还有几分麻。马用的不光是嘴唇,牙齿也搭上了,牙面黏糊糊地贴住了他的耳根,真正的异样了。这让董球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扭过头,发现马伸长脖子,正在舔他背上的塑料桶。舔得执着,舔得明确,舔得不卑不亢,带着一种情绪。情绪里,有一种不加掩饰的委屈、嗔怪和责备。一滴湿漉漉的东西挂在马的睫毛上,不是汗,是泪,晶晶地亮,是一种折射了阳光的亮度,像蓄满了水的塘坝,那么大,蓄得了整个世界。 董球这才醒过盹儿来,马是图水呢,吻里面有求援的意思。在帮工和马的天平上,水朝哪边倾斜,好像不是一个多么复杂的难题。董球迟疑了足足有一袋烟工夫,最终选择了拒绝。董球轻轻拍了一下马嘴,说:“忍一忍,再忍一忍吧,将来……” 手掌上沾了一抹抹的血,是马的。马嘴上的裂痂,一道道的,渗血丝儿。 一股热浪从心头涌上来,溢满了董球的眼眶,他一拽缰绳,转身,再也不敢正视马的眼睛。为了表示和马同甘共苦,同病相怜,董球坚持不喝一口水,任凭肺火攻心。背上的塑料水桶光滑冰凉,在阳光下浮泛着水一样的光芒。水桶里好像有万顷波涛,“哗哗哗”的。马吃力地跟在后面,像在大海的彼岸。马丝毫没有放弃舔塑料桶,并不时延伸力量,舔,上升到了拱。拱的力度,像电流一样一遍遍传导进董球的身体,让每一寸神经地动山摇,山呼海啸。董球泪流满面,不敢回头。 快进村了。大老远,董球能看到自己的水柜工地,混凝土浇筑了一半,瘦骨嶙峋的钢筋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帮工们目光中充满期待。当时邓念泉那一声悲壮的“水!来了”,没人晓得董球是否听到,但马分明有了反应,它不再拱塑料桶,悄悄拉开了距离,然后…… 那天的事件现场。血,糊了董球一身,糊了人们视野里久违的家乡。 大家来不及评头论足。邓念泉当机立断:“兵分两路,第一路,扶上董球奔乡卫生院。第二路,拽上马,跟上。等人马都到了卫生院,请医生撬马嘴,接耳朵。”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马算。第一路早已开拔,第二路却举步维艰。马,就是不撒蹄。有人急了,抡起铁锨,照准马屁股猛拍。“啪——啪啪——啪啪啪——”马浑身抽搐,屁股都烂了,就是不挪步,像是老树生根了,根扎到十八层地狱了。硬的不行,村民们就来软的。“扑通扑通”给马跪下了,还磕了头,当老祖宗了。可是,老祖宗像神龛里的一尊雕像,淡定,从容,还有那么一点说不清楚的庄严。 董球的伤口在卫生院缝了十针,到第四天出院,偌大的卫生院也没见马的影子。 “耳朵,被马吞进肚儿了。至于马,你放心,大家替你养着哩。” “不要对马计较,你要像理解你女人一样理解牲口。” “女人还从四川给你寄钱呢,马的心眼也没有完全坏透,它要真害你,半路上一个急转身,就把你掀翻到悬崖下去了。何况,马选择了进村才咬你,选择了人民群众。” 拆线后的董球,半边脑袋光秃秃的,反而让右边的耳朵突兀得有些扎眼,像一个尘封几千年的单耳陶罐出土了。邓念泉送了他一顶宽边长檐的鸭舌帽。从没戴过帽子的董球,鸭舌帽往脑袋上一扣,活脱脱一个背运的炼钢工人。 夜晚的月光下,董球呆呆地看着马,马呆呆地看着董球。一人,一马;一马,一人。啥话都不用说,还能说啥呢?那个空空洞洞的耳朵眼儿,像一个永远合不拢的小嘴巴,无声胜有声。“我晓得,你和我,都是为了一口水。”董球终于开腔了,“我一直把你当我女人看待呢,你还……”缓缓地,马把嘴伸了过来。董球吓得跳了起来,吼:“你个畜生,想咬我的另一只耳朵吗?” 马立即耷拉了脑袋,像理亏的女人。董球想起女人说过的话:“你看那大雁,如果不离乡背井,该多好啊!”春去秋来,尖山的天空总有雁群飞过,一会儿飞成一个人字,一会儿飞成一个大字。假如,假如不飞呢? 女人是被一个在兰州经营餐馆的四川老板黏走的。当时董球每天蹬着三轮车给餐馆进货,女人给老板收拾餐桌。两口子混兰州有两个目的,一是打工挣钱,好歹有水喝;二是躲计划生育。第二个闺女就是在兰州生的,取名董陇华。陇是甘肃省的简称,华是中华的意思,认准了,纵算超生,也是共和国的人。四川老板在老家有好几幢别墅,妻子儿女都在老家享福呢,还不忘在兰州包个女人什么的。老板待董球一家不薄,老板说:“你董球真有福气,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妹子,真是深山出俊鸟啊!你发现没有?让城里的自来水一滋润,妹子至少年轻了十岁。”悠闲的时候,老板喜欢给两个娃儿讲他的家乡,他告诉娃儿,他的家乡有长江,还有嘉陵江。是说给娃儿的,却听得两口子心痒痒,像进入一个水汽氤氲的梦幻世界。江,那是多少的水啊!准比水柜里的死水好喝吧。 那样一个夜晚,说来就来,迟早要来的。女人吐出了憋久了话:“晓得不?许多有钱的城里人,都把娃安顿到国外了。咱没本事去那,但咱有本事把娃安顿到有水的地方。祖国,也号召关心下一代呢。”女人给四川老板开出的条件是:“包我,行,但必须捎带上我的娃儿。” 女人就领着娃儿跟四川老板走了。“我的球,无论四川的家伙把我包多久,我也会给你寄钱的。”女人说。 董球亲自帮女人和娃娃打理行囊。董球不想让分别的时刻阴云密布,像死了人似的。他给女人唱了一曲甘肃花儿《下四川》:
脚踩上(者)大路(哟噢), (哟嗬嗬)心(哟噢)(哟嗬嗬)牵着你, 心牵着你(哟), (吆嗬)喝油也不长(者)肉了。 ……
唱花儿时,董球调动了全身的力气,让挤出来的笑堆积如山。 女人也笑了,但她是哭着跟四川人走的。四川人大为扫兴,冷冷地说:“算了吧,好像我拐卖妇女儿童似的,法治社会,咱要的是和谐。” “我不哭了,不哭了行吧?” 女人就这样走了,董球就这样回了,耳朵,就这样没了。 董球养伤的日子,谁也不敢使唤那匹马。建材短缺,董球家的水柜成了半拉子工程,像刚挨过炸的炮楼,丑死了。
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有人看见董球牵着马,出村,下山。一只右耳孤苦伶仃地闪了一下,人和马,没了影儿。 “董球一定去骡马市场了,他容不下这匹要命的马。”看到的人叹,“马,要变成马肉了。” 董球在前头,马在后头,中间是一根松松垮垮的缰绳。马从容不迫,一副慷慨赴死的样子,豁出去了。马显然非常清醒,它的未来,在城里人的餐桌上。 谁也没有想到,董球南辕北辙,东绕西拐,去了依山傍水的下河寨。乡谚说:“十里不同水,十水不同质。”下河寨的水,真正的琼浆玉液了。无论地下水还是河水,新鲜得像一刀见血。尖山水柜里的水再好,毕竟是死水,差辈呢。下河寨离风景区仙人崖不远,驮送游客的马帮,生意火得很。董球送上门来的马,等于送给了买家砍价的资本。买家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抑着兴奋,忽视了这个脑袋上捂着宽檐草帽的男人,比他少一只耳朵。 “要高价,你去骡马市场吧,我只给一千五百元。” 这笔账,秃子头上的虱子摆那儿了:当初两千七百元买的,如今一千五百元卖的,还赔了一只人类的耳朵,倒贴了一千二百元医疗费,耽搁了建水柜的工期…… 董球没有回村,揣着钱,南下几千里去了深圳。钱,真是个要命的东西,以往乡下人打交道,送力气,帮营生,从来不讲钱的,慢慢地,就变了,特别是自从农民的尾巴梢上缀了个“工”字,钱就像伸到枯井里的一根井绳,没绑得住水,倒是把心眼绑住了,捆小了,一出手,钱说了算。董球一定不会想到,他再次离乡背井以后,家家户户的水柜开始了雨水集流,山外还搞了个水泵站,作为应急水源。不少农民工开始陆陆续续返乡,把水管延伸到了田间地头,搞起了种植业。驮粪的马,耕地的牛,又多起来了。跑掉的女人,也回来了几个。 董球再次接到邓念泉电话的时候,是第二年的谷雨前后。邓念泉电话中说:“来吧!你的水柜,村里人给你建好了。” 董球“啊”了一声,说:“替我感谢乡亲,但我不来了。” “水也蓄满了。” “一个缺耳朵的人,回家乡,丢不起这个脸。” “……你女人和娃娃回来了,你还不来?” 最后一句,天然的吸引力。董球怔了半晌,疯子一样爬上了开往甘肃的列车。董球没有进村,径直爬上村口的崖畔,那里可以眺望到东坡、西坡的几块承包地。女人和娃娃如果在视野里露头,八成会在承包地里。放眼望去,不少人家的承包地破天荒地栽上了苹果树苗、梨树苗、花椒树苗。指头粗的输水软管像羊肠一样绕来绕去,浮泛着银白的光芒。只有他家的承包地一如既往地荒芜着,老黄风戏耍着稀稀拉拉的狗尾巴草,一个人影儿也没有。他晓得被邓念泉骗了,不!被哄了,就像当初哄后梁的姑娘。 院外。董球看到了梦中的水柜,饱满,盈实,像女人十个月的大肚子。夜半三更,邻居们听到了董球吼水的声音:“哎——我的女人——我的娃娃——你们喝水来——”都晓得这是梦话,不!是梦吼。吼……就吼吧。 吼了一夜水的董球,第二天直奔邓念泉家。“泉哥,我要去看看我的马。” “你这是何苦呢?马换了主人。” 但董球执意出发,背着塑料桶、拎着饮马盆上路。塑料桶里装满了取自水柜的水。村里自从有了水柜,背水、驮水的场面早已像够寿的老人一样逝去,有些人甚至像打发缠身太久的瘟疫一样把驮水用具扔进了沟底,还不忘追下去踩几脚。一脚比一脚踩得狠,踩得猛,踩得准。董球背桶、拎盆上路的身影,从一个 个水柜前绕过,像一段遥远往事的投影,像一断过时的黑白片,久久地印在村里人的记忆。 夕阳西下。视野里的下河寨,流水潺潺,遍地青草,无忧无虑地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儿,十几匹马悠闲自在地在坡上吃草。董球一眼就认出了那匹马。这里的水滋润了它,这里的草滋补了它。它已经恢复了状态,体态魁伟,精神抖擞,浑身上下像绸缎一样光亮。马仰起头的时候,远远的,只一眼,就看到了一个缺耳朵的男人。马轻轻收了蹄,锁住了身子。夕阳抚摸着整齐而流畅的马鬃,清风拂动着瀑布一样的尾毛。马有些局促,有些不安。黑亮的瞳仁里安放着两个男人:一个缺耳朵的男人,正朝一个长着两只耳朵的男人靠近,靠近…… “老哥,我是这匹马原来的主人。” “传说,你的耳朵被马……”这次终于看清了。 “不是传说,是真的。” 新主人呆了许久,说:“那……你今天找上门来,是要干啥吗?” “不干啥,只求你一件事。” “啥事?神兮兮的。” “让马喝一口我家水柜里的水吧,马在我家的时候,没喝过一次饱水。” 对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话题,新主人显然不愿接受。再说,马是灵物,喝惯了这里的鲜活水,怎能咽得下水柜里的死水?谈判到僵持阶段的时候,董球说:“老哥,我给你跪一次吧。”新主人只好扶住了董球。董球选择一个平坦的地埂,安稳了盆子,小心翼翼地解下塑料桶,旋开了盖儿,把水“哗哗哗”地往盆子里倒。飞泻而下的水,亮亮的。董球轻轻朝马扬起了手,招一招,再招一招。 “来吧!我的……马,喝!喝!” 马迟疑了一下,走出马群,打了一个响鼻,一口气喝了三大盆,像离开娘胎就没见过水似的。“我的天哪!没想到它还真喝。”新主人自言自语。马抬起头,看了董球一眼,看了新主人一眼。“咴儿——”突然长嘶一声,撒腿就跑。二人还没反应过来,马已经像飓风一样卷到了对面的山梁。马在山梁上立定,回头,在晚霞的背景下,定格成一个漂亮的剪影。只一瞬,马头一摆,四蹄腾空而起,尾巴一闪,不见了踪影。 “没事儿!在我家,这家伙不愁吃,更不愁喝,晚上会回来的。”新主人说。 日头已经缩了脖子,起风了,“呜呜呜”的,万马奔腾的样子。夜幕把大地糊得天衣无缝。太晚了,夜路不好摸,新主人留董球喝了一夜的酒。董球聊了许多大山里的奇闻逸事,聊了马的这个好那个好,唯独不聊马咬耳朵的事,这让新主人有些失望。两瓶酒,算是白搭。在新主人看来,这匹马温顺善良,如果是个人,都够着知书达理的份儿了,咋会制造咬人耳朵的血腥传奇呢?第二天一早,新主人陪同董球进入马圈向马告别。呆了,其他的马安然无恙,唯独那匹马一夜未归,夜草,分毫未动。 “坏了,坏了!”新主人大惊失色,“在我这里,它顶好几个农民工呢。” 煞白漫上了董球的脸,当场给新主人发誓:“老哥,马是我吓跑的,我回头喊上尖山人给你找,一定给你找回来,我是个说话算数的男人。” 新主人盯着董球背上空荡荡的塑料桶,目光最后落到董球比例失调的脑袋上,说:“你不用发誓了,我晓得马跑哪儿去了。” “你晓得?那,跑哪儿去了?” 新主人的表情突然古怪起来:“我好像懂这匹马了,你找到它后,别……别……” “别啥?” “别送来了。”新主人说到这里,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耳朵。 马比董球提前到了尖山,当天夜里来的。马绕着董球家的水柜“咴儿咴儿”地长嘶了半夜,把全村人提前拽进了早晨。邓念泉二话没说,把马牵到自己家里,给它上等的苜蓿草。 晨雾深重。全村人都在村口等董球,就像当初等背水的董球和驮建材的马。马站在人群前面,嘴唇合拢,四蹄并立,昂首,像尖山的一个老主人。雾开处,董球从山坳里闪了出来。他一定老远看到人群中的马了。董球的步履突然就慢了下来,一慢,再慢,干瘦的身子由小慢慢变大,由远慢慢变近。 很近了,到了。董球和马,二目相对。
“走吧!去你的新主人那里。” 风静了下来,东山梁上分娩出了一轮明亮的日头。任凭董球拽缰绳,马却死活不走。董球饱含热泪,顺手夺过一把铁锨,高高举过头顶。“你再不走,我……”马左右回首,看看围观的人群,最后,目光就落到了董球的单耳“陶罐”上。马低下了头,前蹄缓缓拔起,第一步,迈起。 铃铛作响。马和董球再一次离开村庄。翻过山梁,横七竖八的山道就成了牵扯着四乡八邻的蛛网,时不时能撞上出山、进山的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娃娃。马蹄声占领了董球的全部注意力。他在前头,马在后头,缰绳被董球拽得直溜溜的,像杵进他和马之间的一截钢筋。 “你……单耳,是尖山的董球吧?” 董球装作没听见。路人又追了一句:“路上碰着一个女人和两个娃娃,娃娃张口闭口,有点四川腔儿,我琢磨……” 这实在是个太意外的消息。女人和娃娃远道而来,今后的光阴是啥成色,董球似乎来不及走心,但这个消息立即让董球的脚步有些慌乱。手里的缰绳抖一抖,松了,又直了。董球一声不吭,只顾赶路。 但是不久,半个月的光景吧,有个外乡人在地头堵住了董球,董球认得来人。来人说:“我只是想它了,你放心,我看看,就走。” “老哥你大老远来,到底想看啥?它是个啥?” “马。” “不是还给你了吗?” “它又跑了。” “啊?跑哪达了?” “你问我,我问谁呢?” “……” 两个男人面面相觑,一样的狐疑,一样的目光,一样的表情,仿佛把对方当成了镜子里的自己。那一刻,两个曾经的马主人,如果不是一个双耳齐全,一个单耳,真像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弟兄。来人不知说啥才好,其实他想要说的是:这些天,马在他那达拒绝喝水,多好的水也不喝,包括桶装的纯净水。他一气之下差点打了它,可刚刚举起鞭子,他突然发现马的眼睛里有一道奇异的光芒,他没见过这种光芒,这种光芒让他唯一联想到的,居然是自己的耳朵。 “哎——我的球哎——哎——娃她大哎——回来喝……” 村口突然传来悠悠的吼声——但没吼出水字来,像树丫上的高音喇叭在最关键的时刻断了电。吼声带着一丝四川味儿。董球晓得是女人的吼声。女人一定意识到返回尖山的日子里,早就没人吼水了。那一瞬间,女人准捂了嘴。 但那吼出的半截儿是收不回去了,全村人都听到了这久违了的吼声。吼声像受惊的夜鸟群一样在屋顶上、树梢上、崖畔上飞窜,并像炊烟一样向满山满洼扩散、弥漫、缠绕…… 来人说:“女人在吼啥呢?” “吼水。”
2014年12月于天津观海庐 2016年8月重改于天津观海庐
(刊载于《当代》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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