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嫂正传》 第三章 （四）

伏虎山人

四

　　
　　林生听到身后有人来，惶恐地爬起身车转头，发现是我和玄生，顿时老脸通红。只见他囁嚅着对我说了声你——回了，就低下头佝偻着腰苍惶离去了。玄生两眼中燃烧着怒火。我则以怜悯的目光，望着林生那馒头的白发、颤颤巍巍的背影，打心底发出一声叹息：“人啊……”
　　待林生去远后，我和玄生才来到我父母坟前。玄生替我点燃香烛，我双膝跪倒在地一边化着纸钱，一边默默地追思着二位老人，尤其是父亲短暂、坎坷的一生。
　　我父亲的一生是短暂的，他在世上只渡过了四十五个春秋。父亲生前聪慧勤奋、才高志远，却终生坎坷；他刚正不阿、无私奉献，却饱受屈辱、死于非命，不得寿终正寢。每每想到这些，我总是心如刀绞，凄然泪下。林生的出现，更激起我对父亲的无限怀念，对他的英年早逝更加地愤愤不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父亲的死与林生有密切的关系，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于我堂嫂的死，简直就是林生一手造成的。不过这话还得从堂嫂家的“龙凤胎”满两岁那年说起。
　　那一年，家乡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林生又当上了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
　　同村里其他村民一样，自打农业合作化后，堂嫂家土改分的田地、耕牛，包括成家几年来置办的一些农具家什，全都充公入了社。村周围的荒山野岭也都归了集体，堂嫂他们再也不能随便上山砍柴挖药草了。大伯母要在家照看三个孙儿，还要烧火做饭帮忙料理家务，也就很少有空闲纺纱织布了。一家六口，全靠他们两口子去社里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维持生活。而堂嫂夫妻俩，一个是妇道人家，和男人同工却不能同酬；另一个又是个吃直饭干直活的老实坨，人家说他不善撩秧下秧，也未评上“全劳”。两口子起早贪黑、日星半夜、拼死拼活地辛勤劳动一年，从集体分得的粮、款，总要比别人家少一截，很难维持一家人最基本的生活。其他生路又全都断绝，唯有向集体“超支”，寅吃卯粮。堂嫂家的这种状况年复一年，而且每况逾下。到了人民公社化后，堂嫂家差不多成了村里头号“超支”大户。她家拖欠集体的口粮钱不仅比别家多，还总是老帐未了新帐又起，一年更比一年甚。
　　前些年，堂嫂家有了难处，我父母无论如何，多少也能给予一点帮衬。到了那年月，我家的状况同堂嫂家比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还要差些——我也有姊妹几个且都未成年；母亲在大跃进中劳累过度病倒了；在矿山小学当校长的父亲，同当时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一样蒙冤受屈，在反右中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回乡务农了。这一来，我家都自身难保，哪有余力去帮衬堂嫂？
　　面对一家人极度拮据的生活，堂嫂茫然了——这就是人们说的社会主义呀？
　　然而，堂嫂必竟当过土改积极分子、农会妇女干部。她对共产党、对新社会无比热爱，对上级的宣传教育深信不疑。她时常想：办什么事都有个开头难，干社会主义也一样。眼下受点累吃点亏艰难一些，只要早一天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到了共产主义，集体发达了，兴许就能多分给她家一些钱、粮，一家人兴许就不愁吃不愁穿了，日子也会一天比一天地好过起来。
　　

逐鹿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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碣石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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