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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愁与醉无醒——杜甫与唐代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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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10 11: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酒可以和悦同饮者的情志,也可以使人失去理智,从而争斗不已。这便是早期酒文化的体现。 唐前,酒文化在魏晋名士手中有了新的涵义,阮嵇之流恃酒放达,陶潜藉酒遁世,酒成了文人士子逃避政治、 涵养心源的手段。到了唐代,这个以诗为标志的封建盛世,酒与诗高度结合,可以“诗酒风流”四个字概括唐代的酒文化。


程思远在《中国酒文化大观》的序言中举李白的诗句、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称“酒醉而成传世诗作,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诗史中俯拾”,“翻开中国文学艺术史,就是一部酒神精神舞蹈的历史”。笔者以为,若以酒的共性而言,则“酒神精神”世界皆同。而中国的酒文化,尤其是诗酒文化的个性远非“酒神精神”所能涵盖,“诗酒风流”的概括当更为准确。


唐代诗人大多好饮,杜甫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翻开他的诗集,“酒”“醉”“酌”“酿”“饮” “樽”等字眼比比皆是,无论是得意时还是失意时,谈到酒,诗人杜甫总是兴致盎然。对于源远流长的酒文化,杜甫更有他独特的献祭。


在初唐、盛唐初期的诗人那里,固然可以藉酒解忧、遗世,但酒更是一种文化身份的东西:主要与诗书、琴瑟为伴,与高雅的文人行止相伴,可以比喻为一杯清酒,带来淡淡的轻愁,即使醉了也是高雅地醉着,只含着些许的轻狂。


随着盛唐国力日渐鼎盛,诗礼文化空前繁荣,酒文化次第浓烈起来了。李白以“谪仙人”的姿态横空出世,他的诗歌光耀一代,足令所有的同代人光芒顿失,他42 岁就名满天下,“谪仙人”的美誉使他成为众多后辈效仿的对象,他诗酒傲至尊的文化姿态更是前所未有,足以范式一代酒文化。


杜甫小李白11 岁,也是一个好饮的酒徒。


杜甫一生参加过很多宴会,《郑驸马宅宴洞中》、《杜位宅守岁》、《与鄠县源大少府宴渼陂》、《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崔驸马山亭宴集》等诗描写的都是与达官贵人周旋的高级宴会。如《崔驸马山亭宴集》:


萧史幽栖地,林间踏凤毛。

洑流何处入,乱石闭门高。

客醉挥金椀,诗成得绣袍。

清秋多宴会,终日困香醪。


作为一种高雅的社会交往活动,在宴会上饮酒赋诗体现了酒作为“九礼”之一的功利性儒家文化功用。而“诗成得绣袍”展示的是宴会上文人墨客赋诗争胜的场面,这一类诗往往作于杜甫求人汲引期间,共饮的宾主之间并无感情上的交流,所以写来只求属对精切,其间体现的饮酒文化也无非是主人爱客,客人爱酒,“终日困香醪”的双方既以酒为媒介,又因酒而始终保持有距离的、彬彬有礼的交往。


当他与尊贤爱士的官员聚会宴饮时,他的狂态便冲破了礼的束缚,显露无遗。 广德元年夏他陪章彝喝酒,“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宝应元年,他陪王侍御宴饮,“狂歌遇形胜,得醉即为家”(《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在这样的宴饮中,杜甫与设宴的主人在精神上是对等的,他可以忧国事、悲人生,可以发牢骚、叙感激,可以暂时寄托、放松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所以“狂歌”、“痛饮”、大醉而归。 但这是杜甫式的狂,与李白大不相同。


杜甫一生几乎从未得睹命运的青眼,更兼国破家流亡,这和李白放归后仍然悠然自得的状态相去甚远,所以,李白固然也是用酒在掩盖伤痛,但毕竟他的伤痛轻多了。李白的狂傲有一半是伤痛造就的,有一半是仍然丰裕的物质生活、仍然名满天下的名气给予的,所以他的酒诗虽然也有“佯狂真可哀”(杜甫《不见》)的成分,毕竟主要还是带着超然物外的仙气。


杜甫完全缺乏这样的条件,比之李白,他体验的更多是盛唐转衰时期的种种阴暗,有社会的,也有个人的,他是不可能放下这“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一切的。


他的狂态中除去酒精的物质功用,几乎都是扭曲的痛。他欲借酒超脱,结果只能是更加伤感,于是只好沉湎,只好佯狂,“此身醒复醉”、“得醉即为家”,杜甫酒诗中的“狂”是心中难以掩盖的愁痛的外射,“伊昔黄花酒,如今白发翁”(《九日登梓州城》),“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弟妹悲歌里,乾坤醉眼中”(《屏迹三首》),“此身醒复醉,乘兴即为家”(《春归》)、“日兼春有暮,愁与醉无醒”(《又呈窦使君》)。


他写到醉酒的诗往往给人留下一个“穷愁”的印象。


初唐诗人即使声名不达也仍然保持矜持的风范,而经过杜甫、再到晚唐杜荀鹤、刘商等人,终于将这一层矜持的面纱揭了下来,酒除了可以与琴瑟诗书为伴外,还与窘迫、无望的贫士生活坦然相接,完成了向俗态生活的倾斜,贫穷而依然自尊自傲的贫士从此衣衫褴褛登上圣坛,开出全新的酒文化境界


有一点必须指出,杜甫的酒诗固然与穷愁相伴,但却并非只有穷愁。


伊昔黄花酒,如今白发翁。

追欢筋力异,望远岁时同。

弟妹悲歌里,乾坤醉眼中。

兵戈与关塞,此日意无穷。

——《九日登梓州城》


“乾坤醉眼中”者,是刻画诗人颓唐态:青春不再而一事无成,行役飘荡而兄妹离散,无一事不令人愁,不醉奈何?原来只是叹老嗟穷,结尾处笔锋戛然一转,却道出最深的痛苦原来是“兵戈与关塞,此日意无穷”,这就使得原本向下坠落的主体精神突然得到一个提升:个人的痛苦上升为国家的痛,境界突然阔大,哀愁由此升华。


另外,他纵酒沉湎之时,却常常精神旁出,“野云低度水,檐雨细随风”(《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亭景临山水,村烟对浦沙”(《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映入眼帘的一草一木都是他寄托情志、叙述心曲的对象,这些细致的笔触是灰烬一样的情绪中隐藏的小小火星,有它微微的温馨,其力量小到可以忽略、却又分明存在,可以抚慰、 照耀、 甚至点亮灰暗的东西。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杜甫的酒诗以“俗化”、“穷愁”为外在标志,但是其精神内核却是阔大疏朗、坚韧深沉的


杜甫的酒诗在当时应该说是在主流文化之外的一种精神,而且在杜甫生前,他个人的文化影响并不大,所以,他所开创的酒文化新境界响应者少,只有晚唐的一些贫穷孤傲的文人效仿,远不如李白的狂傲精神影响深远。他本人所写的《饮中八仙歌》又一味歌颂盛唐诗人纵酒的狂傲自在、个性风流,无形中也掩盖了自己的光芒。应该说,就他所创作的《饮中八仙歌》而言,他与李白的酒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捉襟见肘的物质条件与漂泊动荡的流浪生活给了他全然不同的表现角度,造化弄人也造就人,杜甫的酒诗也因此开出了全新的面目,也许这就是幸与不幸的辩证法。

作者:姜玉芳

来源:摘取自《愁与醉无醒——杜甫与唐代酒文化》(《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卷第2期)


发表于 2018-5-9 13:46 | 显示全部楼层
好一篇《愁与醉无醒——杜甫与唐代酒文化》,诗意甚足,酒味甚浓。从杜甫诗集中,找到他与酒的不解之 缘,通过“酒”“醉”“酌”“酿”“饮” “樽”等来表达人生的得意与失意,也看到了民俗风情与国运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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