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远牵 于 2019-11-19 00:55 编辑
以仁爱著称的孔子,常常是以一种温恭俭良的文雅形象示人的,但在我们看到的一些雕像或是画作上,孔子却又是以腰间佩一柄宝剑形象示人,这虽然是个很小的细节,可是也引起了不少质疑,孔子为文庙之尊,孔子行仁爱不共武事,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当佩剑的孔子出现在人们眼前,怎么看都貌似与儒风不匹,所以现在好多人都认为孔子不宜佩剑示人。
关于孔子佩剑这个事,宜不宜的看法只能是后人的揣度,要有理有据地求证这个事,我们只能结合孔子所处的时代里去追溯一些究竟,再以此判断孔子佩剑的可能性有多大。
不妨先从孔子所处的环境看。春秋时期因战事频繁,几乎全民皆兵,男性青壮年更是耕战合一,孔子周游列国时,见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一路上奔波劳顿不说,遇到野兽的概率也不小,但更经常可能的是遭遇到种种战乱危险,在大战小战不断的动荡年代,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儒者要顺利地实现周游列国,那么为防身而佩剑就是孔子最自然不过的选择了。
而从孔子办学的教学内容看,“六艺”中有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与御都属当时军事方面的作战才能,孔子的《为政》篇中也有明确的“足兵”思想,在与齐国“夹谷之会”时也强调了“有文事必有武备”这一思想。再反观孔子学生中的七十二贤人中,冉有,子路、樊迟、有若、公良儒等都是孔子亲自培养的具有军事才能的学生。在文事武备的思想下,不光孔子会佩剑,就连孔子的学生也很有可能配剑的。
剑被称为”百兵之君“ ; 此君即为君子之义。古时文人学者都讲究配剑,剑一面可用来防身,另一面则可健体。况且剑本身亦有文武之说,剑柄配带有穗状剑袍的为文剑,无剑袍则为武剑。如此看来,孔子佩的剑自是为文剑无疑。
剑的发展更使剑慢慢演化成一种文化。剑文化在春秋初期就已经出现。剑可分单剑、双剑、短剑,如三尺龙泉剑,七尺长剑,十字短剑。春秋时的短剑以吴、越之地制作的最为精良,当时就吴地著名的铸剑者就是干将、莫邪,夫妻两人铸的雌雄双剑天下闻名,今天苏州虎丘山上还有著名的剑池遗迹,即是当时干将莫邪为吴王阖闾造剑之所。
随着剑作为一种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兵器深入人心,剑不仅极受世人重视,还因富于实用和装饰意义,被慢慢融入礼制。这时侯剑不仅已被视作为用于沙场的兵器,更是受世人雅爱的礼器了。周秦汉唐2000多年间,古人一直盛行佩剑之风,且只有贵族才能佩带,而腰间悬剑也是士的标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孔子佩剑出行,充分彰显了丰姿伟仪的一代儒者的风雅,合礼,合仪,合度。
庄子也曾说过"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这话,这个钩就是服饰腰间所传束一条皮带或丝带,带头有钩便于拴结,叫作带钩,相当于是我们现代人所用的皮带扣,这个钩可以作剑钩,就是一端固定于剑鞘,一端勾扣于腰带。当时的士农工商为国之四民,凡“士”,皆佩剑出行。佩剑事和文人无关,它与“士”的身份有关,所以孔子佩剑,体现的也正是儒士的一种风雅了。
战国时期也开始用铁铸剑,锻制技术提高使剑从原来短而厚向长而薄发展。在秦国尚武精神的影响下,到了秦简公赢悼子在位时,打破了只有贵族才能带剑的特权允许官吏、百姓佩剑,直到成年贵族男子佩剑成风,太史公在《史记》载秦王成人礼时行“己酉,王冠,带剑。”可见佩剑出行更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战国时的这种长剑虽有利于实战,但要拔剑出鞘却不方便,在荆轲刺秦王故事中,秦王赢政就因为剑刃太长一下拔不出来差点丧命。而到秦统一六国后,秦“销天下之兵于咸阳”,焚书坑儒,高压统治下民间不得私藏剑器,剑与儒生的命运一样被专制打压。
汉朝建立后,总结了亡秦的病因,汉武帝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认为“剑之在左,青龙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黻之在前,赤乌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饰也。”在董仲舒倡儒的主张推进下,孔子的造型得以从此确立,并流传到了现在。
所以我们常见到孔子就是这个样子了,他不着冠,布巾,长剑在左,短刀在右。这样的孔子,致力于修《春秋》,代王者立法,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被 称为素王。后来更有人颂德孔子"三千弟子标青史,万代先生号素王",作为素王的孔子,他的王者之剑,绝不可无。
所以,当孔子剑佩在身,素王的威仪,在世人的眼里,当堪称完美。
注: 剑文化里还有一个有名的说法叫双刃剑,这种剑的剑端锋利,可斩可刺。由三部分组成:一剑身,包括剑尖、剑上刃(阳刃、外刃)、剑下刃(阴刃、内刃)、血槽(血线)。二剑柄,包括剑柄、剑镦。三吞口(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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