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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万里山水

[转贴] 邓小平的三封信和检讨、自述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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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2 18:04 | 显示全部楼层
大约在一九三零年十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又名邓拔奇[?]),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其具体任务是三句囗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全军听了都很兴奋,於是在十一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坚持右江根据地(韦英勇地坚持了多年,後被叛徒杀害,光荣牺牲),主力约七千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楼主| 发表于 2018-5-2 18:05 | 显示全部楼层
对於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麽不对,只是从以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囗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麽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於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楼主| 发表于 2018-5-2 18:05 | 显示全部楼层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一九三零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
 楼主| 发表于 2018-5-2 18:05 | 显示全部楼层

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後,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後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楼主| 发表于 2018-5-2 18:05 | 显示全部楼层

关於我离浚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後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楼主| 发表于 2018-5-2 18:06 | 显示全部楼层

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後方,但当时被反革命社会民主党份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连系),谢余等都帮助我作了一段工作。
 楼主| 发表于 2018-5-2 18:06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份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於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後,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一年多,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邬、安远三县的工作。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枝很少,由於“左”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的,财政经济也很困难。
 楼主| 发表于 2018-5-2 18:07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在会昌工作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未能打开局面。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後,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後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後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後,要求另调工作,於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了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楼主| 发表于 2018-5-2 18:07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太行工作时期

一九四零年前後,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地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於百团大战,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过问,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後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楼主| 发表于 2018-5-2 18:08 | 显示全部楼层
大约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薄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18-5-2 18:08 | 显示全部楼层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我到延安後,向主席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楼主| 发表于 2018-5-2 18:08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北京工作时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楼主| 发表于 2018-5-2 18:11 | 显示全部楼层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於党和人民,对於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於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楼主| 发表于 2018-5-2 18:11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後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
 楼主| 发表于 2018-5-2 18:12 | 显示全部楼层
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於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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