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逐鹿江南 于 2019-2-25 15:47 编辑
一、关于为“新诗”正名的问题
这些年，许多诗人和诗评家认为“新诗”自“五.四”产生以来，已过百年，不应该再称为“新诗”。他们的论据是以人作喻，并据此进行演绎推理，认为一个百岁老人不应当叫做新人。诚然，百岁老人不能叫做新人，但百岁的诗体就一定不能叫做新诗么？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我以为，在找到适当的称谓之前，“新诗”还是叫新诗好了。
首先，相对于传统诗词而言，新诗是新事物。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新事物的定义，是指符合客观规律、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事物。就“新诗”百年蓬勃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来说，新诗无疑是符合这一定义的。我无意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来拉虎皮做大旗，但其对新生事物的定义确实符合我的想法。
其次，唐诗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现在仍然被称为近体诗。这一现象为何没有人反对？原因在于它只不过是一个称谓而已，并不对唐诗的本质产生任何影响。相较于格律诗词而言，“新诗”是自由诗，自由是其区别于传统诗词最本质的特征，是一种与国粹迥异的新的诗体，叫它“新诗”有何不妥呢？
再其次，“新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处于呀呀学语、蹒跚学步状态，远未成熟。何出此言？这从当下诗坛山头众多，派系林立，各种诗歌主张你方唱罢我登场，如此乱象，足以证明“新诗”还需要再经历一些风雨，甚至摔上几个大跟头。否则，即使再过一万年，新诗也仍然叫“新诗”。
二、新诗“横的移植”和“纵的继承”问题
纪弦曾说：“诗歌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新诗来源于西方，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弦的说法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从新诗的内涵而论，这种说法就失之偏颇了。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诗歌传统的国度，对现代中国诗人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我们的文化基因里，传统诗歌的烙印无处不在。我们的一言一行，无不显现出中国式的文化姿态。这是几千年传统厚积薄发产生的文化性格使然。我未见过只有“横的移植”而完全没有“纵的继承”的诗人，包括纪弦本人和当下那些自谓先锋的诗人。事实上，他们一方面否定传统，一方面又无法摆脱传统的影响。他们用中国的方式——包括语言、语法和逻辑思维——写作，字里行间或多或少都有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子。在传统诗歌大国成长起来的人，我不相信他能够在“真空”里写诗，真正做到“横的移植”。
“横的移植”固然重要，“纵的继承”也不可一概否定。至于如何移植，如何继承，那是另一个话题。
三、关于新诗缺乏读者的问题
诗歌在当下的冷落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首先是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逆转，向钱看使得多数人不再阅读诗歌；其次，我们的教育体制对新诗（尤其是现代诗）重视不够；第三，我们的许多现代诗人，将诗歌写得云山雾罩，让人无法卒读，人为地在读写之间制造了樊篱。
我不知道古代有多少人读诗，但从文化的普及率来推究，应该是不多的，至少不会比现在的比例高。就算古人喜欢读诗，应当归功于科举制度的发明，诗歌成了选拔人才的必考科目。有教育制度做推手，诗歌的繁荣自然是水到渠成。
四、关于新诗的好诗标准
好诗有标准吗？没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标准。正如四川人喜欢吃麻，贵州人偏爱辣，华东人嗜好甜。但人类的味觉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咸。不放盐的菜，无论麻辣甜都不会成为一道好菜。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好诗，人人都会认可。所有争议大的“好诗”，都不大可能是一流的诗歌。这说明好诗还是有标准的，只是这标准不如度量衡那样易于操作。
无论是传统诗歌还是新诗，我认为的好诗的标准是：有物，有味，有趣，有情，有血，有肉，有骨。
五、关于新诗是否用韵的问题
传统诗歌主张“有韵为诗，无韵为文。”诗歌押韵，是由汉语丰富的发音和表意决定的。西洋的字母文字，虽也有少量押韵的诗歌，但要求它普遍用韵，则比登天还难。因此，作为舶来品的中国新诗，与我国传统诗歌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何来押韵一说？其实，中国的古典诗词里，不押韵的作品也有出现，譬如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既不合律，亦不合韵，但并不影响它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设若韵律影响了诗意，还不如不用韵的好。
主张新诗用韵者，无可非议；不用韵者，亦无可厚非。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才是现代人应该具备的包容态度和胸怀。
六、关于口语入诗的问题
口语是否可以入诗，这本不应成为一个争议的话题，也是一个伪命题。口语诗自古就有，春秋时期的《弹歌》有：“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在当时就是典型的口语诗。李白的《静夜思》，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口语诗。
新诗百年后的今天，诗歌已经无限接近口语，甚至就是口语了。这是诗歌的进步。
口语可以入诗，但口水不能。口语和口水仅仅一字之差，结果却大相径庭。口水入诗，如同泼妇骂街，让人无法接受。
口语入诗比用书面语更难，需要高超的技巧，没有深厚的功力难以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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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25 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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