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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文天祥
文天祥，原名云孙，字天祥;选中贡士后，以天祥为名，改字履善，后又改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 (今江西吉安) 人，生于南宋理宗端平三年 (公元1236年)。于此两年前，北方蒙古贵族jun队一举灭掉了金国;于此一年前，又兵分三路南侵，在四川、襄汉、蕲黄、江淮之间漫长的战线上，向南宋发动了全面攻势。文天祥一出生，就面临着南宋政府极度腐败、内忧外患空前严重的严酷现实。
文天祥不平凡的一生，以恭帝德佑元年(1275)为界，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天祥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其父文仪，字士表，号革斋，以读书勤敏、学识渊博闻名乡里。他“嗜书如饴，……有未见书，辄质衣以市”。(《先君子革斋先生事实》，见《文山先生全集》。下文凡引自此集者只注篇名。)对其子管教甚严：“夜呼近灯，诵日课，诵竟，旁摘曲诘，使不早怡，以习于弗懈。小失睡，即示颜色，虽盛寒暑，不纵检束”。(同前) 天祥不但学习刻苦，成绩卓异，而且常为书中志士仁人的崇高精神所感动，立志要为国家民族做一番事业。他后来回忆说：“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胡铨像，皆饰忠节，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宋史》本传)二十岁入县城白鹭洲书院，就学于欧阳守道之门。守道号巽斋，“少孤贫，自力于学，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为乡郡儒宗。”(《宋史·欧阳守道传》) 文天祥在品格操守方面，又受到巽斋的深刻影响。
理宗宝佑三年(1255)秋，天祥与弟璧同举郡贡士。翌年五月应礼部试，对策集英殿，文思泉涌，挥笔立就万言，被理宗亲擢为进士第一名。主考官王应麟奏道：“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宋史》本传)这篇《御试策》，切陈时弊，毫无避忌，上自皇帝，下至暴吏贪官，无不在指斥之列：“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迭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并进一步指出：“天久而不坠以运，地久而不隤以转，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要求理宗彻底改变因在位日久而政理浸怠的现状，“法天不息”，励精图治。
天祥及第的第四日，其父病逝于临安客邸，他与弟扶柩还乡，守丧三年。
宝佑六年(1258)，蒙古大汗蒙哥率军侵入四川，忽必烈领兵直逼鄂州，南宋局势更加恶化。理宗开庆元年(1259)九月，天祥入京任职，授承事郎、兼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这时，南宋权奸贾似道以枢密使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慑于敌军威势，不组织抵抗，只一味告急。一时间京师汹汹，朝廷震恐。内侍董宋臣竟主张迁都逃跑。朝廷的失败主义情绪和南宋军民的浴血抵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天祥刚进京，就上书，乞斩董宋臣，以使“将士感泣而思奋”，并提出了连结州县、联合抗敌等应急措施，朝廷却不予理睬。血气方刚的文天祥不满于朝廷的昏暗，便弃官回乡。同年冬，贾似道投降卖国，暗与忽心烈媾和，称臣纳币。不久，蒙哥在四川被英勇的南宋军民打死，忽必烈急于夺取大汗位置，撤兵而去。贾似道竟乘机谎报“诸路大捷”，理宗不察，诏令“论功行赏”。景定元年(1260)四月，忽必烈即大汗位，是为元世祖。七月，派使节南下，要求南宋政府履行和约。贾似道深惧议和事发，只得将来使拘禁起来。这一情况，又成为蒙军大举南侵的借口。
从景定元年到度宗咸淳十年(1274)这十五年间，文天祥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刑部郎官、礼部郎官、尚左郎官、实录院检讨官、玉牒所检讨官、秘书监等朝中官职，并先后出知瑞州、宁国府、赣州，领江西、湖南提刑。他任地方官，能关心民间疾苦。如知瑞州时，曾“积缗钱万，创便民库”;知宁国府时，又曾奏免了本地部分税务，“百姓欢舞”。他在任朝官期间，继续与误国害民的权奸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如景定四年，曾上书弹劾被朝野称为“董阎罗”的董宋臣。咸淳六年，贾似道以“致仕”(退休)要挟度宗，度宗苦苦挽留。文天祥此时任制诰、兼学士院权直，受命替皇帝草拟挽留贾似道的制诰。他在文稿里一反惯例，不但没有夸赞功绩，而且“裁之以公义”。贾似道恼羞成怒，指使台官诬告，罢了天祥的官。天祥再次愤然回到故乡。
从恭帝德佑元年奉诏起兵到元世祖至元十九年英勇就义，是文天祥生平的第二阶段。在这八年里，文天祥直接参与并亲自领导了南宋军民可歌可泣的抗元斗争，成为人民心目中的一面战旗。
德佑元年春，元丞相伯颜军水陆并进，大举南侵。贾似道所统诸路军一败涂地，南宋沿江诸州相继失陷，元军直逼临安，南宋政府急令各地发兵“勤王”。文天祥时在江西，决心与国家民族共存亡。在“无兵无将，无官无吏，无钱无米”的条件下，立即发文告，募义兵，捐出全部家产作军费。由于他保国抗敌的行动符合民族利益，所以很快建立了万余人的抗元武装。他亲自领军前进，四月下吉州，七月过衢州，八月入临安。所过之处，秋毫无犯。这支jun队以严明的纪律，粉碎了投降派的诽谤，赢得了沿途广大人民的信任，很快扩充到三万余人。入临安后，朝廷以文天祥为浙西江东制置使，兼江西安抚大使，知平江府(治江苏吴县)事。十月，除端明殿学士。然而，此刻的南宋朝廷，已经完全笼罩在失败主义的冷雾之中，襄阳守将吕文焕降元，并为元军作向导。朝廷竟决定追封吕文焕的亡兄吕文德为和义郡王，并擢升其子吕师孟为兵部尚书，企图通过他与吕文焕的关系，向元人乞降。对此，文天祥坚决反对，上疏说：“朝廷姑息牵制之意多，奋发刚断之义少。乞斩吕师孟衅鼓，以作将士之气”。在南宋政府投降主义路线统治下，常州、平江、独松关相继陷落，元军迅速逼近临安。在此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文天祥正确指出：元军入侵过速，后方空虚，而我两淮等许多地区尚保存着相当的武装力量。政府应振作精神，在临安与敌决一死战，同时调集敌后兵力，使敌首尾不能相顾。一战获捷，便会大挫敌军锐气，给全国军民以鼓舞，以促成战争形势的好转。但是，早已决计投降的南宋政府却诬之为轻举妄动，弃置不理。
德佑二年正月十八日，元军占领了离临安仅三十里的皋亭山，通知南宋政府派人谈判，企图逼迫南宋政府不战而降。正当此际，奉命出使元营的右丞相陈宜中竟连夜潜逃，不如去向。翌日晨，朝廷召文天祥，授枢密使，中午，又授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二十日，令天祥入元营谈判。友人及部将知天祥必不肯降，料此行凶多吉少，苦劝他不要去。天祥认为：一则“百万生灵，立有鱼肉之忧，……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二则，“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三则，“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指南录后序》) 因此，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入元营后，文天祥严正指出，若要谈判，元军必须立即无条件退兵到平江、嘉兴一线。在与伯颜辩难时，自称“大宋状元宰相”，词旨慷慨，大义凛然，使敌“大酋为之辞屈而不敢怒，诸酋相顾动色，称为丈夫”。(《指南录·纪事诗序》)伯颜等痛感文天祥是他们迫使南宋政府投降的最大障碍，便强行扣留。第二天，南宋政府竟派左丞相吴坚等五人，号称“祈请使”，奉表献土于元营。二月五日，端宗率百官拜表祥曦殿，南宋政府正式降元。
二月九日，文天祥被迫登舟，与贾余庆、刘岊等“祈请使”一同被押解北上。途中，文天祥不断痛骂伯颜失信、贾余庆等卖国，求速死而不可得。随天祥同行的，除帐前将官十人外，还有抗元志士杜浒，文天祥多次与他们研究脱险计划。二十九日夜间，文天祥一行十二人，在人民冒死相助下，终于由镇江逃出，流离转徙，终于找到了南宋流亡政府。这年三月，元军押解宋恭帝赵显和皇太后全氏等北行。五月，端宗(赵昰)于福安即位，改元景炎。天祥投奔福安，授通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从景炎元年七月到景炎三年十二月战败被俘，发动并领导了南宋军民抗击元军的最后的殊死的战斗。景炎元年七月，他赴南剑聚兵以图收复江西。由于元军暴行激起人民广泛反抗，所以义旗一举，各地人民纷纷送子弟投军，许多爱国志士也踊跃前来求入幕府。他便率领这支新军入汀州、过漳州、经梅州，进赣州境，几经转战，军心益奋，景炎二年六月三日，激战于雩都而大捷，重挫元军。他后来回忆说：“大捷于雩都，进攻兴国县，县反正，于是驻屯。遣大兵攻赣州，又以偏师出吉州，赣诸县皆复，虏号令惟行于城中。吉水、永丰、万安、永新、龙泉以次皆复，临、洪、袁、瑞，莫不响应，诣军门请约束者相继。兴国、黄州新复，皆来请命。……幸而一捷，国事垂成之候也”。(《集杜诗·赣州序》)雩都大捷后，义军军威大震，“号令通于江淮，”(《纪年录》)抗元战火有燎原之势。元统治者大惊，急调重兵围攻。文天祥部下虽无比骁勇顽强，但因力量对比悬殊过甚，攻打赣州、吉州二城时接连失利，终于被迫退至空坑，损失惨重。天祥的夫人及一子二女亦被元军掳去。空坑失败后，文天祥并未灰心，仍激励并领导人民继续进行抗元斗争。景炎三年四月，端宗卒，帝昺即位，改元祥兴。八月，授天祥少保、信国公，率军屯潮州潮阳。十二月十五日移屯海丰，二十日，中途被元军骑兵追及，战败被俘。
被俘后，由元军元帅、汉奸张弘范亲自押解北行。从潮州下洋，经九个月水陆行程，于祥兴二年十月一日抵达燕京。一路上，文天祥坚持斗争，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就在文天祥被俘后不久，祥兴二年二月六日，崖山大战，血染海水，南宋流亡政府最终覆亡了。
文天祥虽然久系狱中，但被元统治者铁蹄蹂躏的广大人民仍然把他看作是自己抗元斗争的领袖。人们首先急于营救天祥出狱。中山府人薜宝柱曾聚数千人。“自称是真宗幼主，要来取文丞相”。“又有书于椟者曰：‘两卫军尽足办事，丞相可以无虑’。又曰：‘先焚城上苇子，城外举火为应’。”(邓光荐《文丞相传》) 这些传闻，使元统治者草木皆兵，日夕不安。元统治者终于决定处死文天祥以绝后患。此时，元朝一些大臣纷纷上书说：“南方丞相，无如文天祥。”还说：“文天祥，宋状元宰相，忠于所事，若释不杀，因而礼待之，亦可为人臣好样子”。天祥闻说，不为所动，只求速死。在写给舅父的遗书中，天祥表示：“刀锯在前，亦含笑入地矣”。(《与方伯公书》)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元世祖忽必烈召文天祥，“天祥入殿中，长揖不拜，左右强之拜跪，或以金挝其膝伤，公坚立不为动”。当忽必烈表示愿委以大任时，文天祥平静地答道：“愿与一死足矣!”第二日赴刑场，他自觉无愧于国，无愧于民，心中很坦然。临刑，从容问左右曰：“何为南方?”有指之者，即向南再拜，说：“臣报国至此矣!”慷慨就义，时年仅四十七岁。燕京百姓，见者闻，无不下泪。曾参加过抗元斗争的王炎午在《望祭文丞相文》中说：“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 ”这一高度赞誉，反映了宋末元初广大人民对于民族英雄文天祥深切的缅怀敬仰之情。
（原文作者不详，转载自“率我真”的360个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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