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19-4-18 15:11 编辑
“我们”包括我，“梁鸿们”不仅仅是梁鸿。都是庞大的复数群体，没有交集，尽管出发点相同——村庄。
我是无意中读到梁鸿的。由头是因为一个新名词“非虚构”。非虚构的意思不难理解，无非是相对于“虚构”来讲的，如实地描摹，客观地记录。当然，如果在文学特质上面挖掘，还会罗列出许多，非我能达到。而梁鸿就是在一次有组织的非虚构写作活动当中脱颖而出的，那一次，她的作品是《中国在梁庄》，随后，她又写了《出梁庄记》，这两本书一个写当下在梁庄的人们，一个写走出梁庄的人，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梁庄。
这两本书应该是出来之后不久就进入我书架上的，我读得难得的投入，并非是我的阅读习惯好——恰恰相反，我是通过读书来催眠的，而是这本书暗合了我太多的乡村记忆，凋敝的乡村，无望的教育，空壳一般的留守老人，走上歧途的少年，我们太过熟识了。这些人物曾经包括如今依然在中国广漠的乡村里断断续续生存着，成长着，自生自灭着，在讴歌和美化为特质的乡村文学作品当中，他们几乎被遮蔽。通常的视野里，我们只能见到单向度的乡村---美丽、富饶、纯朴、田园，这至少是以偏概全。梁鸿像是一个从我们村走出来的人，在城市漂泊，来往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展示着自己的困惑，书写着自己的不适，追寻着终极的答案，显然，没有找到，于是继续书写，继续追寻。
梁鸿的追寻有了新的突破口，或者说她认为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这可以从她最近的一本书可以体现出来，《神圣家族》已经不再是非虚构的范畴了。相对于那两本书的纪实性而言，这本书是一本结结实实的纯文学作品。《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接近于社会学上的田野调查，梁鸿本人甚至因为它们被界定为一个社会学工作者，三农问题的专家，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她原本是想在文学上走得更远的。果不其然，这次，她一边前行，一边转身，把“场”从梁庄转移到了吴镇，一个介于城乡之间的人口密集区，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集中在一起，浓缩成了一个小社会。于是这个家族谱系当中，有维护古树在树上不下来的小孩，这自然而然地想到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有圣徒一般的人物保护着夜晚的乡村和夜晚的生灵，这是很多作家最喜好的象征性穿插；还有张晓霞临死之前呼天抢地的无标点独白，似乎又能与意识流搭上边。包括文章的标题也就是全书的最后一句话：“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给人留下了大量的思维空间，意向很饱满，作品立体感很强。
这是梁鸿的成功，也是梁鸿正式与文学结盟的体现。她的能力保证了她能够用高度浓缩的笔触，现代性极强的艺术手段，在荒诞的表象下刻画了一种真实的乡镇世界，这里面有生与死的迷茫、名与利的阵痛，灵与肉的纠葛。而她选择的是一个介于城乡之间外向型很强的集镇，那么辐射意义就远远超过一个单纯的农村了，区区一个梁庄已经满足不了她的表达。
但是，坦白讲，我不喜欢这样状态的梁鸿。《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背后的梁鸿好像是一只候鸟，来往于城乡之间，在乡村，她蹲下来和老乡促膝谈心，而到了城市，她念念不忘。对于她的乡亲们，她是平视的，她是代入的，故乡人的喜怒哀乐引起她深深的共鸣，她会快乐着他们的快乐，悲伤着他们的悲伤，同呼吸，共命运。而《神圣家族》当中的梁鸿已然不是候鸟，也不是乡村的留鸟，成了城市的留鸟，转而以俯视的眼光看待着她依然的乡亲们。许家亮拿着八千块钱挖起来了地洞，对抗着镇村干部，阿Q一般地满足于偶尔讨好长期鄙视他的村干部，最后地窝被捣毁；算是沉稳持重的杨凤喜仅仅因为老丈人失势就转向曾经的恋人而对自己妻子置若罔闻；美人彩虹对与自己的丈夫找小三视为无物，只关心自己的店面；两个迷路的少男少女问路，就会被三个成年人推搡在一起强迫着亲嘴；曾经的文学青年因为没有当上校长就得了抑郁症；而最后一篇被定义为“好人”的蓝伟不过是因为帮领导隐瞒了嫖妓的事实，最后彻底地妥协而已。也许，这些都是真实的，又或许这些是艺术上的真实，也可以说鲁迅的鲁镇是这样，莫言的高密也是这样，梁鸿当然可以这样，只不过，梁鸿的转变有些快，我觉得前后之间，梁鸿缺少了一些温情。
有一段关于小镇老师的描写：“教师在小镇上，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被架空了的阶层，既受人尊重又被人轻视，既是场面上的人，又不被任何一个人看重，有时候，甚至变为一个拉皮条喝酒的人……”在这段话的前面，是关于教师怎样到了镇上怎样买房、为补贴收入卖文具、兜售武侠小说、置办游戏机、办辅导班、卖汽油等等，教师只是一个标签，所做所为几乎与教师这一职业对不上号。读到这段话时，我写的话是“一种胆寒的真实”。这的确是某些同行的生态，但是，我的视野里没有批判甚至讥讽，谁愿意吃饱喝足没事做那些与职业无关的事情？伸着脖子点头哈腰的事情当真就那么多至少还贴着知识分子标签的老师们愿意去做吗？这不是在走穴，而是在挣扎！我也不会描写的过度，比如我不会认为有老师为一顿酒就帮人拉皮条的，下贱不至于此。
不过，她的这种群体性生态描摹的确很现实，画面感也很强。这样的描写让我对于她本人的经历产生了兴趣。结果，我猜对了。梁鸿七四年生人，八八年师范毕业，在偏远的乡村当了三年小学老师，似乎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也或许是那个敏感的年龄段里自带的敏感使她本能地以不配合的眼光看待着身边的人和事，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想到了通过考试走出去，于是她考入郑州大学、北师大。写《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的时候，她在青年政治学院教书，三十几岁的样子。而随着知名度的扩大，如今她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老师了。
是机遇的不断成功让她逐渐走出自我，开始俯视乡村？还是她学术上的文学性越来越强使他开始以文学的姿态来对待她的乡村，于是就有了想象和夸大？
她过于冷静的叙述当中是不是在有意把自己和过去割裂开来？恕我直言，我甚至滋生了一种感觉，就是她对于过去对于灰暗的乡村经历以及小学教育经历有些无意当中流露出来的报复心理。他的那些师范同学就那么摆不上台面？有没有？可能是我敏感了。
我敏感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在梁鸿进入高等学府之前，我们的经历是类似的。我是七五年生人，八九年进的乡村小学，我们的区别只是我没有后来而她有。她的村庄和我的村庄几乎一模一样的，存在着、变迁着，也是一朵发光的云飘来飘去。它会给我带来痛感，但也有温馨的时刻。对于习惯俯视的成功人士来讲，你在山头上看我很渺小，可是你忽略了，其实我在山脚下看你，也很渺小。
熊培云的乡村也能看到这种俯视，又是一个从向村里奋斗出来的同龄人，也能读到苦大仇深和哀其不辛的感觉。
我还是怀念刘亮程的乡村，冉云飞的乡村，就是那种坐在地头，扔两根香烟，一聊聊到日落西山鸟雀散去的那种乡村。
可问题是，如果我也走出去之后，会不会也这样？我不好说。我们不是他们，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现在不是他们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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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8 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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