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十里、浮卧于湘江的橘子洲，最著名的莫过于青年毛泽东的巨大头像。雕像高32米、长83米、宽41米。青年毛泽东长发飘逸，坚毅的嘴唇、微张的鼻孔、深邃的眼睛和紧蹙的眉头，刚硬的永定红石材和艺术线条相结合，让整座巨像显得既浪漫又豪迈。
透过橘林，穿过楼阁间隙，总能望见那巨大的塑像。倒映在湖水里，灿烂在朝霞中，他无时不刻不存在，雕像形成了巨大的气场，迫使你思考远与近的历史，讨论未知或将预知的未来，追索人生的终极意义。
看待一个伟人，很容易落入公式化的“高大上”套路。让毛泽东从神坛上走下来，不为尊者讳，以常人视角看待毛泽东的饮食起居、七情六欲，“恰如一块璞玉，虽有瑕疵，但却天然”，更符合共产党人尊重事物发展规律、实是求事的精神。此处只谈毛泽东的三段婚姻。
在韶山福源文化中心有毛家革命烈士的六尊铜像，杨开慧铜像站在门口，眼似睁未睁，没有革命前行的昂扬姿态，而是眼眉低垂，神色内敛。她是学者杨昌济之女，毛泽东首任妻子。她在家里带两个孩子，含辛茹苦，为夫君的生死安危而担忧，夜夜期待爱人能回来看自己一眼。在长年的思念中，她写了大量未能寄出的书信和诗词，其中一首是：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可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毛泽东也曾写过三首诗给她，其中两首分别是一九二0年和一九二三年写的，诗句缠绵徘恻，悲怜动人。另一首是世人皆知的纪念词，“我失骄杨君失柳”。有人认为这首《蝶恋花》表达了“杨开慧和毛泽东深沉的爱，永恒的情，这个伟大的爱情故事散发着绚丽光彩，将‘光辉长照后人心’”。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被枪杀在长沙城浏阳门外的识字岭。年仅29岁。临刑前，她把孩子搂在胸前，轻声说:“孩子，我没有别的话要说。如果你将来见到爸爸，就说我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说我非常想念他，我不能帮他了，请他多保重。”
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是贺子珍。史料记载，他们1927年10月在井冈山相识，1928年的夏天开始同居。他们在政治风雨中荣辱与共，相依为命，曾有大革命年代的“井冈之恋”，也是红色根据地的“模范夫妇”，然而，在延安发生了感情变故。贺子珍远走前苏联养病，一度被关入疯人院。
贺子珍和毛泽东共怀有10胎，生了6个孩子，但只存活4个。其中3个孩子因红军转移被留在苏区不知音信，只有李敏一人在苏联陪同贺子珍。其实，还有一位长女杨月花，原名毛金花，1929年出生于福建龙岩，迫于形势，搌转寄养至姓杨的人家。1973年被找到，并确定身份，但由于种种原因，她始终未能与父亲毛泽东和母亲贺子珍见面。
1976年9月，毛泽东弥留之际，李敏赶到父亲身边。这时毛泽东已不能讲话，他向李敏作了一个圆圈的手势。李敏揣摩了很长时间，猜想可能是桂圆的意思，桂圆是贺子珍的小名。
江青本名李云鹤，1914年生于山东。一生经历了四次婚姻，毛泽东是她最后一任丈夫。1937年8月奔赴延安。1938年11月，24岁的江青和45岁的毛泽东结婚。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对江青“约法三章”，以便明确其在党内的地位：“第一，毛、贺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事后证明，中共中央的预判是非常准确的，只是现实世界的变化，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因此，“约法三章”成为了一纸空文。
1966年6月18日至6月28日，毛泽东在离故居4公里的滴水洞，足足隐居了11天。写了一封信给江青。原文如下：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指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指上海）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指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指《毛泽东选集》），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追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坚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五月会议”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此处指共产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之后，便发生了震惊世界，“前无古人，希望后无来者的文化大革命”（季羡林语）。“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浩劫。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团伙成员江青进行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江青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对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1991年5月14日，虚弱而绝望的李润青用几个手帕结成绳套，从卧室爬到卫生间，吊死在浴盆上方，她死前写下最后一句话：“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来了。江青字”。
一代伟男子毛泽东，陪在他身边的女性从杨开慧到贺子珍、江青，充分显示了他的男性魅力。毛泽东容貌象母亲，年轻时温文儒雅。三十岁后，他的下巴多了个“一点定江山”的肉痣。六十岁后，宽大的裤子拉到了胸脯，发际线翻到了天顶。风烛残年时，孟锦云搀扶着他，稀疏的头发和纵横的皱纹，让人想起多次废立太子的康熙。
走在橘子洲头，走在伟人的光辉中，从人性角度思考、反刍，不免陷入血与火、情与仇、得与失、爱与恨的沉思。橘子洲岛呈圆弧状，将湘江水分劈两半，脉脉水流漾出一道道波纹。动静之间，孤岛似一艘巨舰，昂然行驶，劈波斩浪，永远向前……
注：文中所有事情均有史料可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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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3 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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