蛀书记（2019年4月）

rsjby

    2019年4月10日
    《王小波全集》第一卷名《思维的乐趣》，是杂文。文短，所论虽古今中外、东西南北、天上地下，却集中于一个主题：科学观念。文平，看似娓娓，却很犀利，读来芒刺在背，令人汗颜。有些观点，或许过急，却中底里，很有警醒意义。科学与民主，是五四启蒙的主题。王小波循其一端反复论说，其深意，可感可触。
    风中的雨：王小波的小说，几乎都读过。多年前，去小城的书店，请老板进一点王小波的书，老板给我进了一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小波文集》，金黄涵封，是“五千套限量珍藏版”。共五卷，分别是《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白银时代》《黄金时代》《理想国与哲人王》。有一年去上海，在南京路上的书店看到前四本，买了下来，送给朋友，朋友也说：很喜欢。后来，觉得这套“文集”不能满足我的阅读需求，便又在网上买了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小波全集》，薄薄的十本，黑色封面封底，简洁凝重，应该是为祭奠逝世的王小波而特别设计的。只是，世事繁杂，心绪纷乱，缺乏读王小波需要的安静心态。还有，王小波的夫人李银河，在我这里是很不美好的存在，也影响着我读王小波的心情。于是，《王小波全集》便一直呆在书柜里，没去触动。
    风中的雨：王小波的杂文，有杂文的基本要素，也有王小波文字自己的特点。文精短，是杂文的应有之义，王小波也不能“脱俗”，也不能在篇幅上玩出什么新花样。王小波的杂文，语言很平和，较之一般杂文的“愤怒”，特别是和鲁迅先生那些“投枪”“匕首”比起来，有天壤之别。王小波在文里，喜欢讲故事，在娓娓道来之后，顺理成章地引出他要说的观点。读完一篇，结合自身，观察时势，掩卷而思，才发现他平和的文字背后，有很深刻的东西。面对这些深刻的东西，你越回味，就越感有一根细长的针正刺透你的皮肤，刺透你的肌肉，甚至刺透你的骨头，直刺入你最怕被刺的大脑、思绪。到这时，你才发现，他笔底所指，正是你的“痼疾”，正是你所处的世道的“顽症”甚至“绝症”。王小波把他手里的笔，演变成细长的针，刺向每一位读者，刺向读者所代表的群体，刺向群体所代表的国别、文化。他却并不扮演救世的上帝，只是想承继五四先人的遗志，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世人宣讲“科学”的要义。王小波笔下的“科学”，并不指具体的科学，而是指“科学精神”。这种精神，是五四先人一心要带给民众的。在今天，我们或许具备许多科学知识，也正在享用科学日新月异带来的成果，但我们的思维是否有“科学精神”，却值得研究。用科学来启蒙民智，不但在五四时期，在王小波作文的时代，就是在今天，甚至在今后，依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王小波念兹在兹、反复书写这个主题的原因。王小波阐释“科学精神”，多采中西对比的手法，用彼长攻此短，用彼优刺此劣。中西比较，是国人乐此不疲的话题，说说道道了百多年，“旧说”不绝，“新说”突起，“异说”横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服谁。在这一问题上，王小波自有其观点。他的观点，或许偏颇，或许极端，但在他所处的时代或更广阔的时间和领域，都值得认真思索。第一卷的最后几篇，是王小波对当年一些文学作品的“批评”。这些批评，不是简单的文学读后感，多是深入到文化深度的评判。或许正因为如此，编者才将其列入“杂文”卷。读王小波的杂文，既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欣慰的过程。痛苦，是因为他的文字、观点，刺中了你和你的文化，刺得你的身体痛，心灵也痛。欣慰，是因为你认同他的观点，这种认同会令你觉得自己正在与多年前的王小波同行，走在他的身边，对于每一个关心自己、关心自己所处文化的人，都值得欣慰。

    2019年4月11日
    《汪曾祺全集》第7卷，为“戏剧卷”第1卷，收录作者1957年至1970年创作、参与创作的戏剧作品7部：《范进中举》《王昭君》《小翠》《芦荡火种》《雪花飘》《杜泉山》《沙家浜》。很喜欢《沙家浜》里《智斗》一场，觉其是汪曾祺戏剧创作的最高水准。总体上看，他的戏剧，不如他的小说、散文。
    风中的雨：读汪曾祺创作、参与创作的戏剧作品，有两点感触。一是尽管汪曾祺很有才华，但他戏剧作品里的唱词，与古典戏剧比起来，有很大的差距。戏剧作品读得并不多，不懂唱腔，只看唱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西厢记》《牡丹亭》，其中的唱词，似乎要远远超过汪曾祺的作品。当然，这也有时势的原因。汪曾祺创作戏剧作品的时代，是要满足大众欣赏水平的时代，其所创作的某些作品，是要成为“样板戏”的，由不得他如王实甫、汤显祖那般去典雅、去精致。二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保持作品的“文味”，不容易。汪曾祺创作戏剧作品的年代，独特的政治氛围是大环境，特殊的创作领导是小环境。不能有悖于大环境，更不能不按领导的旨意创作，特别是那些团体创作的作品，虽然或许他是主创人员，但终究只是集体里的一员。能在这样的处境里，在保证政治方向正确，符合时代要求，文艺品质对领导味口，调和全体创作人员的前提下，能达到作品呈现的水准，真不容易。

    2019年4月12日
    “易中天中华史”第五卷《从春秋到战国》，择五百年历史之要，浓缩为“祸起萧墙”“五侯争霸”“南方崛起”“礼坏乐崩”“商鞅变法”“合纵连横”六章，讲故事，评作为，分析道理。虽挂万漏万，舍弃了许多重大史实，却也能窥春秋战国历史一斑。特别是评说、分析，很能深入底里，多能自圆，颇有提炼功力。
    风中的雨：在“易中天中华史”前几卷里，这第五卷最有传统历史味道。也就是说：重点在政治史。这是我最习惯于读的历史。但短短一书，要把春秋战国说明白，却是困难的。正如易中天自己所说：“这段历史时间长，头绪多，人物关系复杂。从公元前722年春秋开始，到公元前221年战国结束，整整五百年。平均下来，一万多字之内就得说清一百年。这当然并非做不到。但如果既要讲清楚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又要有血有肉有声有色，那就太难了。”对易中天这样的人来说，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并不是难事，但要在限制的篇幅内，把应该讲的都讲到，让历史有血有肉，让读的人知道来龙去脉，了解前因后果，的确不容易。易中天的《从春秋到战国》做到了吗？他自认为是做到了的，但我却不愿评判。反正，读完，有许多我想了解的关于春秋战国的内容，还没看到。幸好，第六卷《百家争鸣》应该全部写春秋战国，第七卷《秦并天下》也会涉及到战国时期。我最想看的，或许在这两卷里。
    风中的雨：在《从春秋到战国》里，易中天有专章讲“商鞅变法”。只要讲先秦史，就避不开商鞅变法。不了解商鞅变法，就无法理解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历史。变法的内容，有史籍与史实佐证，并无多大争议。但如何评判这次变法，却很是纠缠不清的事情。易中天对商鞅变法的评判，主要体现在“从此血腥”一节里。有这么几句话：“这样一种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告发的恐怖生活，也许只有在纳粹德国可以体验。”“商鞅培养教育出来的，不过是些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秦，是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大本营。”从这些，可以看出易中天对商鞅变法的评判。只是，用今天的道德眼光去看几千年前的制度，把几千年前的统治办法与今天的人文环境来比较，怎么看都会觉得不顺眼。但除商鞅的策略之外，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显然，易中天也认为没有。所以易中天又说：“事实上，秦能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只能归结为他们有当时最管用的制度。”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商鞅变法面前矛盾不已的易中天：一方面，斥其为“纳粹”、“杀人机器”、“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承认其是“当时最管用的”。虽然不喜欢“一面倒”，但对易中天的这种矛盾态度依然很不喜欢。评判历史事件，只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里去评判，用今天似乎已是“普世价值”的科学、民主等等去要求2000多年前的商鞅，根本就是强人所难。每个人都能当“事后”的“诸葛”，但这样的诸葛，在历史面前一点意义也没有。在《从春秋到战国》第六章里，易中天用全书的最后一节来回答“谁来回答中国”的问题。易中天的答案明确无疑：士。易中天说：“我们知道，知识阶层最希望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一是衣食无忧，二是言论自由。有此两条，思想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文明的成果就会遍地开花。战国，就做到了这两点。”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会出现“百家争鸣”，也是历史学家反复讨论的问题。但易中天“一是衣食无忧，二是言论自由”的概括，是我看到的最为简洁的回答。这，也充分体现了易中天的提炼功力。因为衣食无忧，因为言论自由，不愁吃穿，不会因言获罪，各种各样的“士”横空而出，希奇古怪的观点不时亮相，“儒家代表着文士，墨家代表着武士，道家代表着隐士，法家代表着谋士，纷纷亮出自己的主张，力图影响历史的进程。”这样的卷末，是“易中天中华史”的惯用手法，每节每章每卷的末尾，都要为下节下章下卷埋下伏笔。因此，下一卷自然而然地就应该是《百家争鸣》了。

    2019年4月16日
    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由“国际‘张学’权威陈子善教授主持编校，增补散佚作品，恢复作品原貌”，收录已经发现的张爱玲的全部散文。和她的小说比，张爱玲的散文更有生活气息，充满人间温情，从中可以读出活泼而安静，俏皮而沉稳，少言而机智的张爱玲。特别是她的比喻，奇异悠长，新奇可感，令人叹服。
    风中的雨：1992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张爱玲文集》时，就曾买过一套，一至四卷共四本（未买到增补本）。很认真地读过，当时感慨很多，很觉喜欢。喜欢归喜欢，真要说出一二，却不能。只觉得与以前读到的许多文字有区别，很不同。区别是什么，不同在哪里，也说不清楚。其实，也并非全不明白，隐约里也给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评判：“民国味”“上海味”“小资味”，但民国味、上海味、小资味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情，却只可意会不可言说，隐隐约约，似有似无地在心头萦绕着。很奇特的是，这套书的命运与我读它的感觉一样。先被一位熟人借去第一卷，一借不还，套书成了残书。后来，发现孔网上有第一卷卖，可以将残书配成套，到处找这套残书，却找不到。才想起或许是换房搬家时，因为买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发行的《张爱玲集》（六卷本，未买《红楼梦魇》），觉得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张爱玲文集》已成为残书，书柜也堆不下，便扔了。世上没有后悔药吃，于是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张爱玲文集》，就如张爱玲的作品在我心里的感觉一样，隐隐约约，似有似无，一直挥之不去。后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张爱玲作品全集》（十卷本），补买了《小团圆》《重访边城》。当初之所以未买《红楼梦魇》，一是因为不太喜欢“红学”。张爱玲虽然可能是从文学的角度解读《红楼梦》，但终脱不了“红学”的范围；二是因为有一本2005年京华出版社推出的《张看红楼》，在成都送仙桥买的，是否正版，不知道，是否盗版，不敢肯定。张爱玲的书买过这么多，但真正认真读过的却是已经“不存在”的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张爱玲文集》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张爱玲作品全集》里的《小团圆》。
    风中的雨：读《小团圆》，感觉到一种特别的“冷”，仿佛张爱玲的笔底流淌的不是文字，而是刺骨的寒冰。张爱玲以她“一贯嘲讽的细腻工笔，刻画出张爱玲最深知的人生素材，在她历史中过往来去的那些辛酸往事现实人物，于此处实现了历史的团圆。那余韵不尽的情感铺陈已臻炉火纯青之境，读来时时有被针扎人心的滋味，故事中的男男女女的矛盾挣扎和颠倒迷乱，正映现了我们心底深处诸般复杂的情结。”我最深的张爱玲印象，就是读《小团圆》“时时有被针扎人心的滋味”，就是弥漫在文字里的“冷酷”。带着读《小团圆》的感觉来读《流言》，却有一种意外发现：原来，张爱玲并不是一直拿着“手术刀”解剖世相、人情、人性，她的文字也曾经温暖过，俏皮过。虽然，《流言》里，也有冷的成份，比如《私语》里被姨奶奶打、被父亲打、被关在屋里、病了不请医生那一部分，就令人感觉到了旧家庭的“冷”。但是，《流言》里更多的却是阳光的，美好的。很喜欢张爱玲笔下的两个人：炎樱（獏梦）、姑姑。不想去探究这两人的具体身世，也没有能力探究，只愿意把她们看着张爱玲笔下的人，书里的人。我们看到的她们的言语、行为，只存在于张爱玲的文字里。特别喜欢《姑姑语录》里姑姑的言语，满满的书卷气，比如姑姑有一次“也这样说了：‘我简直一天到晚的发出冲淡之气来！’”想象奇异却可解可感，比如“洗头发，那一次不知怎么的头发很脏很脏了，水墨黑。她说：‘好像头发掉色似的。’”诙谐机智得令人捧腹令人深思，比如姑姑“从前有一个时期她在无线电台上报告新闻，诵读社论，每天工作半小时。她感慨地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分钱。’” ……这些话，或许张爱玲的姑姑真说过，或许是张爱玲在姑姑言语基础上的加工，或许就是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不管是怎么来的，这些话都既有人间烟火味，又有书卷气，看似平淡，细思却深邃智慧，是对生活的高度抽象、精准概括。

    2019年4月20日
    《汪曾祺全集》第8卷，为“戏剧卷”第8卷，收录作者1979年至1995年创作、参与创作的戏剧作品9部：《王昭君》《擂鼓战金山》《宗泽交印》《一匹布》《裘盛戎》《一捧雪》《大劈棺》《讲用》《战火中的荷花》。喜欢《大劈棺》，但因不知那些内容录于《劈棺惊梦》，那些是汪曾祺自创，殊觉遗憾。
    风中的雨：读《汪曾祺全集》散文卷，发现从1959至1979年，汪曾祺未创作散文作品，很是奇怪。读到戏剧卷，才明白，这段时间，他一直倾力于戏剧创作。这些剧本，一些是根据“样板戏”的主宰者意旨创作的，一些是他赋予古典戏剧新意创作的，还有一些是他根据其他文学作品改编的。不管是哪一种，汪曾祺的戏剧创作都是时代的产物，甚至是政治的产物，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痕。尽管如此，这些戏剧作品今天读来，依然很有“文”味。因为戏剧作为一种文学艺术体裁，终究无法跳出文学的圈子，它必须有文学性，才有生命力。况且，当时主宰样板戏的那位在政治上已经臭名昭著的人物，按汪曾祺的说法，其实也并不是草包，而是很懂戏剧的。因为懂，所以才会赏识汪曾祺的文笔，也才会有汪曾祺人生中这一场际遇，为我们留下这些读来朗朗、思之悠悠的戏剧作品。对于汪曾祺来说，这种时势使然的创作，或许无法完全按着他的创作风格来，他不得在“集体”里去寻找灵感、智慧。众人拾柴火焰高，不敢说这些创作必然高于汪曾祺的个人创作，但它终究成了戏剧里的“经典”，是说到现代戏剧怎么也无法避开的东西。
    风中的雨：《大劈棺》创作于1989年，应该是汪曾祺独立完成的作品。《大劈棺》与旧剧《劈棺惊梦》的内容多有相同，应该是在些基础上改编的作品。《劈棺惊梦》别名《庄周试妻》，源于冯梦龙《警世通言》里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大劈棺》的内容比《劈棺惊梦》更简略，也更精干，更集中于“试妻”这个主题。共八场：扇坟、撕扇、幻化、吊孝、怀春、成亲、劈棺、尾声。《大劈棺》的故事很简单：庄周看到扇坟少妇急于再嫁，便想试一试自己的妻子田氏对自己是否忠诚，于是假死，并幻化出一个风流倜傥的楚王孙前来吊孝；田氏对楚王孙一见钟情，怀春不已，自己做媒将自己嫁与楚王孙民；成亲之时，楚王孙突然重病，仆人说需要人脑才能救活，田氏劈棺欲取脑，庄周复活，故事结束。在第一声扇坟故事开始前，有三段观音的唱词：“开辟鸿濛，万物滋生，或为圣贤，或为蝼蚁，受气成形，偶然而已，你是谁？谁是你？人应该认识自己。”“霎时间九烈三贞，霎时间七情六欲。暮楚朝秦，人各有志。你是谁？谁是你？人应该认识自己。”“蝴蝶梦为庄生，庄生梦为蝴蝶。是梦是真，疑非疑是。你是谁？谁是你？人应该认识自己。”结束处，亦有合唱与观音的唱词相应相和：“宇宙洪荒，开天辟地，或为圣贤，或为蝼蚁，赋气成形，偶然而已，谁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是谁，谁是你，人应该认识自己。”与《劈棺惊梦》庄周复活、田氏羞愧自杀不同，《大劈棺》里，庄周复活，田氏亦获得自由。在汪曾祺笔下，庄周之“试”，试出了田氏对世俗生活、夫妻恩爱的渴望，试出了庄周理论的空茫与虚无。庄周，再也不是《劈棺惊梦》里的智者、达人，而是自找没趣却又幡然醒悟的常人。应该说，汪曾祺的《大劈棺》跳出了《劈棺惊梦》的封建伦理，有对生活、生命、人性更深入的揭示，视野更为宽阔，意境更为深远。对于“试”，记不清是谁说过（大意）：用虚假的信息去测试人性的忠诚度等等，是不道德的行为；也无法得到准确、正确的答案。所以，汪曾祺会在《大劈棺》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你是谁，谁是你，人应该认识自己。”只有认识自己，才能认识别人，认识社会，才能找到自己在环境里的位置，准确地进行人生定位，成为自在自如、不为世俗利禄等等控制的人。

    2019年4月24日
    翻出克非的《春潮急》来看。上卷，从李克转业回乡写起，到农业社成立、报名结束，记录了川西梨花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历程。《春潮急》是克非系列长篇“必由之路”的第一部，也是有浓烈“政治意味”的作品。它记录的时代虽已远离，表达的主旨虽与今天的观念有天壤之别，但历史的点滴，却值得品味、思索。
    风中的雨:读《春潮急》不为别的，只想看看四川作家的小说里的四川方言。果然，这书里有许多平时经常听到的方言，这一下，找到了书证，也为我写和系列随笔《方言与识字》，添加了不少的内容。从文学作品的角度考察，《春潮急》的政治性、时代性太强，算不上好作品。但我要继续读下部，还要读“必由之路”的第二部《山河颂》。不为别的，只为在其中发现我需要的方言书证。

    2019年4月27日
    《王小波全集》第二卷名《我的精神家园》，是杂文。文章均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文笔所指，多为时弊流俗，也有书评影评。多采取中外对比手法，揭示揭露传统文化里、现实生活中的庸俗、丑陋、卑劣。看似平和的文字背后，有尖锐的讽刺、深刻的警醒、莫名的沉痛。读着，一位良心知识分子的形象跃然纸上。
    风中的雨：比较王小波与鲁迅的杂文，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指刺时弊流俗，揭露文化痼疾、人性劣根等等，是相同的。相同之外，也有不同。一是行文风格迥异。鲁迅的杂文，语言犀利甚至尖刻，语气沉重甚至凝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溢于言表，句句如“匕首”，篇篇是“投枪”，令人触目惊心。王小波的杂文，语言平和，语气诙谐，虽其文字背后依然可见“匕首”、“投枪”的影子和深意，但读来要好接受得多。二是写作手法不同。鲁迅多就事论事，文短小，论锋锐，虽也会延伸、升华，但火力集中，基本上不烧野火，意旨清晰明了，虽然思索再三或许并不能完全理解其深意，但主旨却可一眼观见。王小波喜欢进行中外对比，喜欢用他人之长，揭自己之短，文较长，论说平缓，故事往往是主体，意旨隐于故事里，你得慢慢去体会，才能捉摸一二。三是语言各有特色。鲁迅杂文的语言，半文半白，简略精练，有鲜明的民国特色，也有传统文化特色。王小波杂文的语言，是普通话语境下标准的白话，是与当下并无隔膜的流行语言。四是针对性偶有不同。鲁迅的杂文，除针对时弊流俗等外，有时会针对个人，比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王小波的杂文，针对整体，几乎没有针对个人的。不管他们有多少不同，在我看来，杂文，在他们的手里，达到了前人不可及的境界，说他们是中文杂文的两座高峰，应不为过。至于“来者”，我只能期待于未来。

李立红

占字母老师的沙发                                       

李立红

王小波的散文读过，杂文也读过一些，但不喜欢他的小说，读不下去呢

rsjby

李立红 发表于 2019-7-7 16:29
王小波的散文读过，杂文也读过一些，但不喜欢他的小说，读不下去呢

还是比较喜欢王小波的作品。俗语云：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用之于读书，也是一样：各人有各人喜欢的作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