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6-11 17:25:58)
最近倒是有很多事叫我不自觉的想到这个隐晦又沉痛的问题：中国人的阉寺性。
鲁迅先生大批国人劣根性，国人的奴性。其间阉寺性的问题也不是没有提到，不过先生于文间倒是说的少。怕是也不敢说得明白，要伤了更多的人的。因为奴性和黑暗事情的揭露已经叫先生哪怕是中国的有骨气的文人都深感那股势力的庞大的。
那么，今天要说这个问题，就要有根据的说来。说到近代对于这个问题的批判，还要说到沈从文先生。沈先生是对这个问题批评得深刻、彻底的人。但要到现在来看得话，还是有很多障碍要除去的。譬如今天我在这说这个事情，说得好，大家只是笑笑，也没什么。说得不好，大家估计还是无什反应，因为大家心里都是最明白的，"佛曰'说不得'"的。异域没有考察过，因为我最近还是处于不敢大谈阉寺性问题的境地，没有旅资。况且我观这阉寺的问题怕是越到生活无虞的人家，越是厉害。
所以吧，这就是一种不能说的文化心理上的默契了。不知道在中国人的心里什么时候落下来这么种性质。沈先生在1935年发表的《八骏图》中提出的都市“阉寺性”问题，足见他对于中国文化批判的有力。小说的嵌入角度是人性的缺欠、人性的冲突。这种文化现象是如此的广泛：高等知识者自认深得现代文明真谛，却也和一个普通湘西乡民一样，挡不住性爱的或隐或显的涌动。所不同者，是乡下人反能返朴归真，求得人性的谐和；而都市的智者却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无形地捆绑自己，拘束与压制自己，以至于失态，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
把性爱当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肯定的是人的自然、和谐、健康的生命应该给予肯定。那么相反的所要反对的就是变态的心理了。我们也曾见某君因此而获生命的被戕害，变得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这就是悲哀了。而且恰恰因为这病，是“都市病”、“知识病”、“文明病”。
要说这是什么闲情逸致，我想大概不会，尤其是真正忙于学术，忙于生计，忙于家庭事业的文化人。而大约真正无所事事的人才会成天犯这种病痛。说到学问做的大，可就有两种分别，一种真的成了有学问、有学养的大学者，浑身的气质是可以嗅到的，况且也是很容易就看到他的坦诚的；一种便犯了这种病，这叫什么呢，就是我们平素说的“伪装”了。
不过我自己承认，我是真没有这种辨别能力的。因为我对于这种人格的研究还只是初步。至于是不是要做下去，不好说，因为这些仁人志士是有很强的生命力的，仿佛不好真的戳穿他们的狼皮。
最后，还是援引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国人是向来看到短袖，就联想到性的。可见这种心里状态不是仅仅可以用“心理”来准确表达的。它所含的是我们称之为文化上的性质，是要真正多些学者来好好研究下的，而不敢于说才是真正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的学者要把这种人性彻底的暴露出来，晾在世人面前，让大家看看，原来这并不仅仅是心理病，而是要反思的人性，要剥出来的心。
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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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李明 于 2010-5-23 15: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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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3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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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