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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5日 《雨天的书》是北京新潮社1925年推出的周作人文集，“共有五十篇小文，十分之八九是近两年来的文字。”内容驳杂，忆旧、感时、书评等，不一而足。一是篇短，几百字，千把字，最多两千余；二是事杂，世间万物，书里书外，妙手入文；三是情淡，少激越愤怒，多清风白云。信手拈，娓娓道，自有风范。 风中的雨：手里这本《雨天的书》，是1992年王彬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推出的“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之一种。这套书，初发行时曾经单买过两本：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朱湘的《中书集》。后来，在孔夫子旧书网上重新买了一套完整本，零散的，送给朋友。王彬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推出的“中国现代名家名作原版库”，除散文外，还有小说、诗歌，共86家（其中小说30家，散文30家，诗歌26家）。全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回来了。有些读过，有些还未翻。但看着他们排列在书柜里，也是一种享受。《雨天的书》，与“中国现代名家名作原版库”86家的其他书一样，除将文字“化繁为简”外，严格按初版时的体例样式重新印行，不作一丝半毫变动，有股不同于今的“民国风”。但终因是翻印，质量不如原版好，特别是插图，模糊不清，看不明白。偶尔也有错漏，或为化繁为简时的疏忽，或为重新排版时的大意，或为新旧时期文字使用的不同。今天来读，不但可从内容上重回民国，就是形式上也有再见民国的意蕴。民国虽短，文学成就却辉煌灿烂，大家辈出，精品迭现，不但令当时的天空繁星闪烁，相映成趣；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有造化之功，源泉之甜。周作人，是民国散文大家之一，其散文自行一格，看似叨叨，但絮絮的背后，却有深意。在当时，就已成一派。其踪所及，稍后来之废名、沈从文，再后之汪曾祺等，都或多或少有所师承。苦雨斋主人周作人，抗战期间出任伪职，沦为“汉奸”，其风骨自不能与其兄比肩，但其文，却多值得一读再读，自有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因言废人，或可取；但因人废言，却不应该。这，便是今天我还来读周作人，甚至还买了套钟叔河编辑的《周作人散文全集》（14卷，另有索引一册）的原因。
2019年5月9日 “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中华根”的第六卷《百家争鸣》，我最为期待。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已，但诸侯林立、邦国遍地的现实，为诸子实践救国救民方略，提供了试验场。你来我往间，儒、道、墨、法等系统理论逐渐成熟，其踪所及，直至今日。这是中国历史最为辉煌的事件，至今似乎也未能超越。 风中的雨：《百家争鸣》是我最想看的“易中天中华史”。因为，“百家争鸣”这一历史事件，是奠定中华民族民族特质、传统文化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可以说，没有“百家争鸣”，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华民族。百家，是形容其多，究竟有多少家，无法准确统计。因为，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有异，却又彼此相融，彼此纠缠，无法真正分清楚；二是有些学说，只是学说，无法进入实践领域，久而久之，便湮没无闻了；三是某些“家”，只是零乱的思绪，无系统，不成其为一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昙花一现，就消失了；四是秦初“焚书’、汉武独尊后，某些典籍未能传下来，后人不能领略其详，不知其曾经存在过，只能当它没有。易中天讲百家争鸣，其实只讲了四家：儒、法、墨、道。当然，百家中影响最大的的确是这四家，也是讲百家争鸣无法避过的四家。讲百家争鸣，讲重要的几家，没有错；但其他家一点都不讲，似乎也不对。所以，“易中天中华史”的《百家争鸣》，其实是“四家争鸣”。看完，既觉得值得一看，但又觉得离我的期待有很大的距离。不过，“易中天中华史”反正就那么个样子，偶尔看一本两本，会很有收获，觉得好；但读多了，就有缺乏新意，多有雷同感。
2019年5月13日 克非的《春潮急》下卷，写梨花村农业社试运行期间遇到的诸多困难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说它是文学作品不太恰当，说它是政治读物更为准确。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去看农业合作化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包产到户”的历史，不得不生今昔何昔的感慨。找到许多四川方言的书证，算是读《春潮急》的收获。 风中的雨：1997年3 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克非的《红楼雾瘴——玩味脂砚斋》，封面有一段推介语：“如果打不到克非，世界红学史必须重新撰写！这是一本注定要引起争议的书。也许是千古笑话，也许是红学悲哀，但无论如何是一出叫人哭笑少是的滑稽戏！”这是我第一次记住克非。这本书买回来后，一直未看，也未见红学界对此书有什么“重大”的争论，红学史依然沿着它既有的道路前行，未见重新撰写。《红楼雾瘴——玩味脂砚斋》有主题，在封底上有比较明确的表述：“脂砚斋——这个表面高雅实质低级的文坛，睁眉露眼作伪，撒谎吹牛骗人，篡改红楼，乔装打扮，两百年后竟赢得‘大批家’的美称，成为了不起的‘大权威’。近几十年，红学界部分学者，围绕他本人和他制造的谎言，专门开辟出一个学术领域，叫做‘脂学’。还有一些红学家以脂砚斋的谎言为支持，开始建议‘探佚学’。//对脂砚斋的为人和‘学问’，本书予以了全面的揭露和批驳。这是一本揭露学术骗子的檄文，对脂砚斋的厚黑学进行入木三分的描绘和批判；这又是一部独具风格的长篇散文随笔，克非先生以其小说家兼学者的大手笔在学问和人生的土地上纵横驰骋！”这是克非这个名字在我的大脑里留下的第一印象。其实，认真回忆，在《红楼雾瘴——玩味脂砚斋》之前，书柜里就有一本《春潮急》的下卷，是在一个学校图书室里找到的。书名一直记住，作者却没有印象。2006年，开始关注四川方言，在网上搜索书证，经常遇到《春潮急》里的方言词。再从书柜里找出克非的《春潮急》下卷，在孔夫子旧书网上配到《春潮急》上卷。知道《春潮急》的主题，有一种不知所以的抵触，拖延至今年才翻开来读。语言、结构、谋篇布局等等方面，没有什么心得。唯一的收获，是又找到了一些四川方言的新书证。
2019年5月16日 胡适的《四十自述》，1933年由亚东图书馆印行。名为“四十自述”，其实只述及1891年出生至1910考取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的二十年。胡适的自述文字，平顺笃实，长于记叙，不擅抒情。1895至1904年家乡的传统教育，1904至1910年上海的新式教育，为胡洪骍成长为胡适奠定了重要基础。 风中的雨：胡适，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是个奇特的存在。旁观胡适，有许多不解之处。他并没有什么令人如雷贯耳的经典作品：《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虽立意恢宏，却都只完成了一半；《尝试集》虽是首部白话诗集有开拓之功，读来却有嚼蜡之感；《容忍与自由》的命题自然可贵，却只是一篇短文……但他却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没有胡适，中国近代文化史就有缺法弥补的缺憾。《四十自述》给了我们一个“自观”的角度，我们可以通过胡适自己的眼光，去观察、了解、认识胡适。虽然只写了短短的二十年，所述多是读书的事，但我们却可从中一窥胡适的成长过程。由胡洪骍而为胡适，既是一种偶然：“到北平应考，我怕考不取为朋友学生所笑，所以临时改用胡适的名字。从此以后，我就叫胡适了。”却也有必然：“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有一天的早晨，我请我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作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 风中的雨：最喜欢《四十自述》第一章“九年的家乡教育”里的一段：“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作教师，母亲便在旁作助教。我认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他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我也认了七百多字。”一家三口一起识字的场景，令人备感温馨。即使父亲忙，不能教他，母子二人一起识字，同样温馨。有这样的家教，不成长为文化伟人都不行。文化伟人的家教就是不同一般，温暖的亲情里满满的全是文化。
2016年5月18日 《山河颂》是克非“必由之路”第二部，和《春潮急》比，文学性更强；场景更广阔：由村到区，主人公有变化：由村支书而区委书记。随着时代变迁，小说主旨有提升改变：阶级斗争的对象，是队伍里隐藏的叛徒、敌特；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的同时，积极发展集体副业；富农形象大为改观，成为农村能人代表。 风中的雨：如果略知共和国历史一二，就明白克非将他的系列作品命名为“必由之路”的寓意：由传统的个体农业生产，进化提升为集体生产，是一条必然要走的路、一条必须走的路。所以，《春潮急》写1955年川西的农业合作化进程；《山河颂》写1957年川西农村农业合作化后的进一步发展、进步。《山河颂》的结尾，有“1974年10月—1979年9月//绵阳—剑门山区—上海”的创作说明，发行时间是1980年7月。这个时段的政治形势，对克非的创作肯定有影响。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山河颂》的主题依然是阶级斗争，但斗争的方式却令人深思：敌人要借“一大二公”、砍掉集体企业、打击富农，搞乱农村；正确的一方却要通过大力发展集体副业、团结富农，让农民都富起来。于是，在《春潮急》里令人讨厌的蚱蜢老汉，在《山河颂》里一变而为摒弃自私自利、一心为村集体的能人，最后为救人而牺牲。从故事的进程看，《山河颂》是一部并未结束的作品，或许克非的“必由之路”原计划还有第三部，甚至第四部。但《山河颂》创作结束后，农村的集体生产正逐步解体，“包产到户”深入人心，农业合作化的“必由之路”已非“必由之路”，集体生产的“必由之路”不能再往前走，“必由之路”再往下写，已失去了意义。所以，克非终止了自己“必由之路”的后续创作。虽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我却觉得这猜测八九不离十。看《春潮急》《山河颂》，回味共和国的历史，有许多无法言说的滋味涌上心头，是苦是甜，是涩是酸，是麻是辣，是臭是香，好像说不清楚；有时却仿佛说得清楚，但即使说得清楚，也不知道如何言说；就是知道如何言说，知道背后的真谛一二，却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对我来说，读克非“必由之路”第一、二部的最大收获，是为从小到今一直说在嘴里的一些四川方言，找到了书证，知道了方言读音对应着的是哪一个汉字。这些汉字或许也不一定准确，或许也只是克非的想当然，但至少可以备为一说。因为，作为作家的克非，能够写出如此长篇作品的克非，肯定比我更有水平，更能掌握四川方言的精髓所在。
2019年5月19日 《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是北师大教授王宁2015年“在国家图书馆讲‘汉字与中华文化’公开课的录编”。讲汉字的起源与流变，结构与特点，学习与传承，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图文并茂，讲古说今，既尊重汉字的人文内涵，又面对现代教育与科技发展的现实。虽包罗万象，却重点突出：学习与传承。 风中的雨：王宁，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生于1936年。在国家图书馆开讲时，差不多就到80岁了。这么大的年龄，举办这样的讲座，不仅仅需要丰富的人文底蕴和广博的文化积累，还需要的是必备的体力。当许多80岁的老人已经老年痴呆、不知回家的路、认不清自己家人的时候，王宁却在国家图书馆里娓娓而谈，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这，或许就是文化的力量。曾经在清华听过一次讲座，一位女教授，70多岁，将近三个小时的讲座，她一直站着，十多二十年的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居民人均收入等等数据，随手就能写在黑板上。当时想：这，或许就是知识的力量吧！现在，看到《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封面的折页上关于王宁的短短介绍，更加相信：文化、知识，不仅仅是武装头脑、提高素质之必备，也是健康身体、提升体力的重要因素。有文化底蕴，有知识积累，不但可以令你“腹有诗书气自华”，知性、睿智，也可以令你“老去身犹健，秋来日自长”，健康、健旺。 风中的雨：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传统的、现代的中华文化，由汉字承载；明天的中华文化，依然将由汉字承载。不懂汉字，不可能了解中华文化。学习中华文化，必须以汉字为起点，从汉字入手。掌握了汉字的起源、进化、特点，就找到了进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捷径，就领悟了深邃无比的中华文化的重要部份。王宁的《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进一步阐释汉字在过去、现在、今后的中华文化里的重要意义，对学习、继承、认识、理解汉字有重要作用。王宁的《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与一般的“解字书”有许多不同：一是《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虽然也有去解读一些汉字的造字起意、意义演变引伸等，但都是为证明汉字的文化内涵而进行的。也就是说，解字在王宁的讲座里只是手段，她有比解字更为宏大的立意：文化。二是《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不仅仅立足于过往，分析祖先在汉字里的寄托寄寓，理解汉字里的传统传承，阐释汉字的流变演变，还用大篇幅讲汉字的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或许，汉字在计算机信息化时代的标准化、规范化，才是决定汉字生死的重大事件；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不能用计算机处理汉字，汉字就可能被时代淘汰。以前，只知道汉字进入计算机是重大的科技突破，看了《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才知道：汉字，曾经面临被现代科技淘汰的局面。幸好，有汉字学者、有计算机专家，将复杂的汉字与简便的计算机语言结合起来，使古老的汉字重新获得了生机。三是《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对汉字的基础教育，繁简体存在的原因与现实，文白话的优劣等，有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对汉字的基础教育（小学教育）提出了很有新意的观点：1、“我们不仅要教孩子认字，还要使孩子逐步地懂汉字，培养他们对汉字的‘感觉’，既通过教学过程，让学生了解汉字的表意性，认识汉字的构造特点和规则。”2、“在选择初期积累字的时候，也可以尽量按照以下几个特点来选择—第一，由于复杂的字不好记，初期积累字的结构，要选择结构相对简单的字，构件数目一般不要超过两个，至多是三个；第二，构意明晰度高，能够按照构字理据去讲，即不含理据丧失的记号构件。第三，构字频率高。”3、“在确定选择的初期积累的有效性和高效性后，初学汉字，我们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将部件的讲解与字理概念的渗透结合起来，优先选择部件关系有明确字理的字来进行讲解。第二，要在教孩子认字的过程中，逐步培养他们的思维。第三，可以适当利用古文字字形进行识字教学。第四，可以利用字理沟通字与词的联系。第五，要从笔势回到笔意。”4、“学习汉安不能只靠记忆，要从感性走向理性，使汉字教育和语言结合，和文化结合，和读书结合，和审美结合，并把古今沟通起来，让字变得不再枯燥，不再无聊。”对于汉字的繁简体问题，王宁认为：繁体字的确有利于认识汉字特征，理解先民的造字起意；但简体字已经通行了几十年，已为广大国民所接受，而且书写的确简便，更容易普及。所以，学习历史、中文，需要阅读古籍的人，研究文字的人，必须掌握繁体字；但在日常的交流里，还是使用简体字为好。不能因为简体简化过程中的不合理，就将简体字的功用功绩全面否定。一句话，读王宁的《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读到的不是字、解字，而是文化、人文。
2019年5月26日 “自然文学大师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用丰富的想象、奇特的比喻，专注于一个名叫黄沙梁的村庄，对村庄的房屋、田地，庄稼、树木、风沙、道路、动物、人情、世故等等，细嚼慢饮，反复书写，既精微又旷达。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喜欢他的散文。只是，它们再好，也不合我的口味，我喜欢典雅书卷的文字。 风中的雨：有人说：现阶段，值得一读的散文，最好是刘亮程和李娟的。实话说，我对当下流行的作家的散文，有一种莫名的排斥，不太看好。我觉得，好的散文需要岁月的积淀，只有时间证明是精品的，才值得一读，才会读有所获。我选读的，多是民国那一代的作家的精品散文。但三人成虎，听多了，就有些怀疑自己：既然大家都说好，或许真是好。所以一下子买了一大堆刘亮程和李娟的散文回来。刘亮程沾了男人的光，我先选了名气很大的《一个人的村庄》来读。这本江西人民出版社“果麦文化”丛书的封面上，有非常高的评价：“自然文学大师”。这个评价，似乎只在人们介绍梭罗时听过。刘亮程的笔触细腻，想象丰富，比喻奇特，一只狗、一股风、一棵树、一扇门、一堵墙、一片云、一条路、一辆车、一场雨、一夜雪、一季收成等等，在他的笔下，都可以咀嚼出无穷的况味，既有人的灵性，又有物的固执。他的散文，有平常人很难及的思维，有他自己鲜明的特色，有只属于他而不可能属于别人的好。而且，在村庄逐渐破落、变样，传统一日一日淡化、疏离，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快的今天，他的紧贴旧时光的书写，有文化上不可磨灭的意义。他的书写太细、太多，不管别人怎么看，反正我觉得有点“滥”。读完，这么厚一本书，除“黄沙梁”这个村庄名外，我竟然没记住一篇文章的题目，更别说那些文章的内容了。或许，这本书里的文章真是好，真有价值，真能传之后世，成为精品、经典。但很遗憾，这些文不对我的味口，不能触动我心目最敏感的神经。我喜欢的散文，要么是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的文：散淡、典雅、书卷；要么是鲁迅的文：犀利、尖刻、笔笔见血；即使如胡适的文：朴实、沉稳、不惊不诧；也可以。刘亮程的他书写或许可以称为散淡，但却缺乏我最喜欢的典雅、书卷，次之的犀利、尖刻，再次之的朴实、沉稳。看来，读书还是要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跟风，不一定读得到好作品，不一定能收获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刘亮程的另一部散文集《在新疆》，小说《虚土》《凿空》不会看了。李娟呢？或许会读一本，但愿不会如刘亮程的这般不对我的味口。
2019年5月28日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写湖南山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小说的时代背景、主体内容与《春潮急》很类似，但由于作家的经历、构思、功底、文笔等的不同，小说的品质有区别。《山乡巨变》虽也有时代的政治背景，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线索，但故事里的矛盾主要有人民内部，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值得肯定，有吸引力。 风中的雨：很早就知道作家周立波，他写的关于东北土地改革的小说《暴风骤雨》，于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必然要讲到它。所以，对作者和作品，印象深刻。《山乡巨变》“可以说是《暴风骤雨》的续篇，虽然一个写的是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一个写的是湖南山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它们是中国农村的两次暴风骤雨。”工商业改造和农业合作化，是建国后在城镇和农村进行的两场覆盖全社会的运动，顶层设计是想通过这些理想化的巨大变革，打破私有制和小农经济的传统，把所有人纳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集体里，建立起没有剥削、没有阶级、耕者有其田，劳者有其食的美丽新世界。初衷值得肯定，历代先贤一直追求的，就是这种公平、富足、平等的理想社会。只是，理想要落到实处，必须有天时、地利、人和，必须要符合历史的具体阶段特征。农业合作化的进程越走越远，社的规模越来越大，“一大二公”的公社的建立，出现在农村的是与理想的巨大反差。理论与现实越来越脱节，彼此越来越不适应，既不如设计者的意，更难使广大老百姓满意。今天回头去看，这“两次暴风骤雨”或许刮干洗净了旧农村的许多陈规陋习，但对农村特别是农民积极性的打击、伤害，却有目共睹，令人触目。所以，“两次暴风骤雨”二、三十多年后，不得不有所保留地改弦更张、另辟蹊径，改革开放于是应运而生。阅读《山乡巨变》，注定要回味共和国的历史，去咀嚼其中的希望与企盼、抗争与努力、困惑与迷茫、苦涩与酸楚。虽并不想在过去的历史去寻找什么答案，但前前后后的历史进程却令答案昭然若揭。昭然若揭的答案留给我们的，是沉重甚至沉痛的思考，是对改革开放的坚持和坚守。只有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这条实实在在的发展之路继续走下去，不再折腾，不再画饼，老百姓才会满意，才能建设一个真正美丽新世界。这个美丽新世界，应该不是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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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3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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