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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全集》12卷收有一封汪曾祺“致沈从文”的信，时间是1947年7月15日至16日。信中有段句话，涉及到沈从文的“笔”：
信上说，“我的笔还可以用二三年”（虽然底下补了一句，也许又可稍久些，一直可支持十年八年）为甚么这样说呢？这叫我很难受。我是希望您可以用更长更长的时候的，您有许多事要作，一想到您的《长河》现在那个样子，心里就凄恻起来。
从内容看，这是一封“回信”，沈从文应该有来信在先。查《沈从文全集》18卷，收有1947年的书信17封，但没有致汪曾祺的。显然，沈从文给汪曾祺的信，汪曾祺没有保存到编辑《沈从文全集》的时候。学生写给老师的信，老师保存了下来，编入了学生的“全集”；而老师写过学生的信，学生却没有保存下来，无法在老师的“全集”里找到，不知学生汪曾祺在“顾问”老师《沈从文全集》时作何感想。
笔，是个古字。甲骨文里就有，象一只手抓一小截竹管之形。《説文解字》说：“笔，秦谓之笔。从聿，从竹。”从被发明始，笔就是人们不可离之须臾的工具。一般人用笔，多是书写；而作家用笔，多是创作。在作家的眼里、心里，笔有它独特的寓意：是创作活动和创作生涯的代称。下笔，开始创作；收笔，创作告一段落；封笔，从此不再创作。沈从文所谓“我的笔还可以用二三年”，就是说“我还可以创作二三年”。
1947年以前，沈从文多次提到他的“笔”，态度与“我的笔还可以用二三年”颇有不同。
1942年5月2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所作题为《短篇小说》的演讲（发表于1942年4月16日《国文月刊》第18期）中说：
不过真正可笑的还在后面，因为我个人还要从这个观点上来写三十年！三十年在中国历史上，算不得一个数目，但在个人生命中，也就够瞧了。
显然，沈从文认为自己的“笔”还可以用“三十年”。而且，这个“三十年”也并不是确数，而是言其长久。1944年5月15日沈从文在重庆《时与潮文艺》第3卷3 期发表的散文《黑魇》中，对他的“笔”说得更明白：
我凑巧拣了那么一个古怪事业，照近二十年社会习惯称为“作家”。工作对社会国家也若有些微作用，社会国家对本人可并无多大作用。虽早已名为“职业”，然无从靠它“生活”。情形最古怪处，便是这个工作虽不与生活发生关系，却缚住了我的生命，且将终其一生，无从改弦易辙。
很清楚，沈从文有“终其一生”从事文学创作、“无从改弦易辙”的决心。甚至到了他已经“封”“笔”近十年之后的1959年12月，沈从文还念念不忘他曾经的决心、再次提到他的“笔”，在回忆自己文学创作历程的《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第三部分“一点新的外力，扩大了我的幻想和信心”中说：
以鲁迅先生为首和文学研究会同人为首，对于外国文学的介绍，如耿济之、沈泽民对十九世纪旧俄作家、李劼人、李青崖对法国作家，以及胡愈之、王鲁彦等从世界语对于欧洲小国作家作品的介绍，鲁迅和其他人对于日本文学的介绍，创造社对于德国作家的介绍，特别是如像契诃夫、莫泊桑等短篇小说的介绍，增加了我对于小说含义范围广阔的理解，和终生从事这个工作的向往。
“终生从事这个工作的向往”与“终其一生，无从改弦易辙”相辅相成，彼此应证，昭示着沈从文对“笔”的态度。沈从文的“笔”，是现代文学史上一支著名的“笔”，是可以传之后世、为后人津津乐道的“笔”。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支“笔”却于一个特殊的年份突然“停”了下来，被沈从文自己“封”了起来。于是，我们今天看沈从文，会看到截然不同、对比鲜明的两个身影：一是作家沈从文，给我们留下了《湘行散记》《边城》《长河》等经典作品；一是学者沈从文，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关于自己为什么要“封”“笔”，沈从文在一些文里也约略提到过。时代不同，其说法亦有微妙的区别。
在《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第四部分“新的起点”中说：
解放十年来，则因为工作岗位转到博物馆，作文物研究，发现新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工作正还有一大堆空白点，待人耐烦热心用个十年八年工夫来填补。
既然发现“物质文化史研究工作正还有一大堆空白点”，那就“用个十年八年工夫来填补”吧！“工作岗位转到博物馆”这句话，看似淡然，但其中人人皆知的隐情，其中不可言说的心酸，沈从文不说，读者也略可感知。到了1979年，沈从文可以说一些以前不能说的话了，10月14日沈从文为自己的旧文《一个传奇的本事》写的一则“附记”中说过一段话，涉及到他的“笔”：
在本文末尾，我曾对于我个人工作作了点预言，也可说“一切不出所料”。由于性格上的局限性所束缚，虽能严格律己，坚持工作，可极端缺少对世事的灵活变通性。于社会变动中，既不知所以自处，工作当然配合不上新的要求，于是一切工作报废完事于俄项。
沈从文终究是内敛的，有涵养的，他不愿因“封”“笔”而怪罪任何人，也不想将“封”“笔”归究于“政治”，而是从自己身上找“封”“笔”原因：自己“不知所以自处，工作当然配合不上新的要求”。但“一切工作报废完事于俄顷”这句话里的“报废”“完事”（还好，沈从文没有用“完蛋”这样的词）“俄顷”三个词，却还是多多少少透露出了沈从文的一丝愤懑，只是这愤懑里更多的是无奈。
《一个传奇的本事》“以本地历史变化为经，永玉父母个人一生及一家灾难情形为纬，交织而成一个篇章。”写于1947年3月11日，发表于同年3月23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沈从文“对于我个人工作作了点预言”所指，或为文中这句话：
这只是一个传奇的起始，不是结束。然而下一章，将不是我用文字来这么写下去，……
1947年，在沈从文的生命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会使他认为“我的笔还可以用二三年”呢？查吴世勇编撰的《沈从文年谱》1947年，找不到有力的佐证，反而可以找到反证：
6月，沈从文致信秦晋，商量邀梁实秋、李长之、冯文炳、俞平伯、林文铮、毕树堂、朱自清、陈占元、常风、季羡林等聚会，并建议在《益世报》上设立一《批评与介绍》类的新栏目，由梁实秋主持，约参与集会的这些人每月写五千字，如此“一定相当好”，因“所邀熟人多以能写杂散文见长，大多与外文有关，能介绍批评。”……
这些“参与集会”的人，自然包括沈从文自己。那么，沈从文为什么一方面信心百倍地要在《益世报》上新设一个栏目，“每月写五千字”，一方面却对汪曾祺说“我的笔还可以用二三年”呢？“二三年”后，就是沈从文“封”“笔”的日子，难道沈从文真有先见之明？1947年，解放战争刚刚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虽可大致预料其大的走向，但不管怎么说我也不相信沈从文能预料其必然的结果会在“二三年”后到来。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沈从文的“二三年”成了他的“笔”的谶语，从1947年起算，他的“笔”真就只用了“二三年”。这种巧合，令人不得不想起一些科学之外的东西。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1947年沈从文真感到自己的“笔”不再那么得心应手，自己用“笔”也渐渐力不从心，所以才对汪曾祺说出“我的笔还可以用二三年”的话。老师在学生面前不会故作谦逊，更不会说虚妄无稽的话，“我的笔还可以用二三年”是沈从文写信时内心真实的想法。有这个自身的内因，再加上“二三年”后“不知所以自处”的外因，终于促成了沈从文“停”下、“封”住自己那支优秀的文学创作之“笔”，转业“作文物研究”了。
1988年8月24日汪曾祺写过一篇《沈从文转业之谜》（发表于《真善美》1989年第一、二期合刊号，后作为“代序”收入《花花草草 坛坛罐罐——沈从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将沈从文“封”“笔”“转业”的外部原因谈得很详细：
从一个方面说，沈先生的改行，是“逼上梁山”，是他多年挨骂的结果，“左”、“右”都骂他。沈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上说：
“我希望有些人不要骂我，不相信，还是要骂。根本连我写什么也不看，只图个痛快。于是骂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谁的损失？”
沈先生的挨骂，以前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对他的大骂，大概有三次。
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约在1942年顷，从桂林发动，有几篇很锐利的文章，我记得有一篇是聂绀弩写的。聂绀弩我后来认识，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后来也因黄永玉之介去看过沈先生，认为那全是一场误会。聂和沈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毫无芥蒂。
第二次是1947年，沈先生写了两篇杂文，引来一场围攻。那时我在上海，到巴金先生家，李健吾先生在座。李健吾先生说，劝从文不要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巴金先生很以为然。我给沈先生写的两封信，说的便是这样的意思。
第三次是从香港发动的。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三十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沈从文性格直率、坦诚，其为人似乎并不如他作品《边城》、《湘行散记》的情调那么“沉静”。生在作家的圈子里，读过许多作家的作品，对文学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对世事有一份深切的关心，他不但喜欢对作家、作品进行评判，而且喜欢从文学的立场对世事、时局发表看法。这些评判、看法，不站队，不阿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一付不管不顾泥沙俱下的模样，在阶级对立的大背景下显得不合时宜，令“红”“黑”都觉芒刺在背，在两方面都不讨好。当然，沈从文心里只有他的文学立场以及从文学立场出发的某些态度，他从来就没想过要讨谁的好。所以，他被人骂，甚至被郭沫若目为“反动派”。
在《沈从文转业之谜》里，汪曾祺还谈到了沈从文“封”“笔”“转业”的自我原因，摘录的是沈从文“1948 年12 月7 日写给吉六君的信”（全信曾以《给一个写文章的青年》为题，编入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月下小景》一书）：
“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
……
“用笔者求其有意义，有作用，传统写作方式以及对社会态度，值得严肃认真加以检讨，有所抉择。对于过去种种，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这个新的起始，并不一定即能配合当前需要，唯必能把握住一个进步原则来肯定，来完成，来促进。”
“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沈从文虽只是一介作家文人，但对时局却有非作家文人的精准判断，对自己也有非作家文人的准确定位。他知道自己的“思”无法与新时代的“信”抗衡，而又不愿意象大多数作家文人那样让自己的“思”适应“信”，甚至改“思”为“信”。要保住自己的“思”，就只能将“思”“封”在脑里，让“思”成为完全自我、不再与他人分享的东西。我们没有资格厚非时代的变化，也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评判过去的一切。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里有不同的因缘际遇，沈从文既然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就只能按照那个时代的要求来安排自己的人生。当自己的“笔”与时代大潮相逆，“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不继续“反动”下去，要么改变，要么“封”“笔”。沈从文不愿违背自己内心的文学标准，知道自己无法改变成时代需要的作家，因此，选择了“封”住自己的“笔”，选择了“转业”。其实，“1949年后搁笔的，在沈先生一代人中不止沈先生一个人，不过不像沈先生搁得那样彻底、那样明显。”止庵在《历史情绪与情绪之外》中说：“易代之际，人物多可体恤原宥，他们没有法子。”一句“没有法子”道尽了个人的渺小与卑微，其间透出的渺小与卑微的个人的心酸与痛楚，多少有一丝杜鹃啼血的况味。
今天，我们面对沈从文，依然可以发“如果”之叹：如果沈从文不“封”“笔”，按自己“思”的路子写下去，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他更为伟大的作品？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沈从文不“转业”，《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样的学术经典就不可能出现。是盼望想像中的“更为伟大的作品”，还是实实在在地认真地研读已经在手的“学术经典”？这，或许也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后来，汪曾祺在《抒情考古学——为沈从文先生古代服饰研究三十周年作》（发表于1994年7月14日《北京晚报》）一文中又谈到沈从文“转业”的事，话语却模棱两可甚至难以理解了：
研究文物和写小说，在沈从文先生身上是并行不悖的，甚至可以说是一回事，他很早就对文物产生极大的兴趣，他年轻时曾在一个统领官身边作书记（文书）。除了为这位统领官抄录文稿，还帮他保管他所收藏的字画、碑帖、铜器、瓷器。……
沈先生从一个作家转业成为文物专家，世界上有很多人觉得奇怪，其实也不奇怪。几十年来，也对文物鉴赏习染已深，掉进文物，再也拔不出来了。
自然，沈从文“对文物”有“极大的兴趣”。但沈从文“从一个作家转业成为文物专家”，却依然是件“奇怪”的事。认为这件事“不奇怪”，令我觉得不是自诩为沈从文得意门生的汪曾祺并不真正懂得自己的老师，就是汪曾祺到了1994年还有话不愿明明白白地说，不敢将其中的原因说清楚。看了汪曾祺这段文字，再想到他未能保存好沈从文给他的信，总觉得汪曾祺并不如他的文字那般儒雅、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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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21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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