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19-10-28 16:27 编辑
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后总是要闹腾一下,有点像世界杯的女足比赛,四年不开张,开张等四年。文学也是这么回事,平时做梦都上不了头条的,可那几天着实风光。几个话题:今年谁得——其实是今年中国有谁有可能得到?村上春树是不是继续陪跑?再稍微深度一下,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东西是不是当真能代表着这个世界上最高的水准?
我估计有几个人中国作家都忌讳这个话题,好好在家呆着,可就那几天总是反复被人念叨,耳根发热。比如余华、阎连科、王安忆、格非、贾平凹、刘震云,还有在外面漂着的北岛等等等。我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当真就强烈地渴望获得这么个国际性的大奖,也不清楚他们对自己的信心有多大。只是作为吃瓜群众来讲,人家兴许正为这么烦着呢,咱就别叨扰人家了,这不厚道的。
应该有商业的因素。媒体时代,什么都和商业挂钩,商业利益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拉拽着很多项目,新闻、文学、体育甚至政治等等,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陷入其中而不自觉。最为突出的是媒体,我们的媒体总是出于迎合公众的趣味(包括低级趣味)而有选择地传播一些信息,当我们所有人信以为真的时候,也许那只是很偶然很片段化的截图。这就对受众的甄别判断能力提出了要求。
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一种经济效应,之前是博彩公司的一盘菜,之后则是出版商的一道大菜,无论是获奖的还是最终没有获奖的,都会借这个档口狠狠地赚一笔。
获奖的莫言就不必说了,虽然之前书卖得也不错,可是获奖之后,只要有卖书的地方就有莫言的,似乎莫言就绝对是中国文学的巅峰,也似乎只有莫言一个人在玩文学。没获奖的村上也是,本来就很畅销,每年的评奖活动更是再添了一把柴火,销量自不待言。
14年我买了本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之殇》,当时很冷清,价格也便宜,看过了有震撼。一个记者的良心之作,一个苛求真相的勇敢之作,我坚信她会传播得更远更广,甚至会认为作者应该能拿个诺贝尔和平奖。一年之后,这本书真火了,作者偏偏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读者和喜欢买书的人,我算是亲身经历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水涨船高。
今年的热点是残雪。就那么几天,铺天盖地的信息是残雪今年获奖的机会很大很大,然后人们像找外星人似的搜寻她的信息,短短时间之内,一个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的励志故事呈现在公众面前。小学毕业,工厂打工,自学裁缝和外语,几十年笔根不辍,著作等身,虽然在国内没几个人知道,可是终于墙内开花墙外香,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被称为“中国的卡夫卡”。苏珊桑塔格说中国就没有一个比她好,莫言说她早就该得诺贝尔奖。在日本她开过讲座;在美国她的书被收藏——我的天啦,这是一座真神,就在我们跟前晃悠,我们却有眼不识泰山,搞得一拨文艺青年或准文艺青年灰头土脸,急忙恶补相关资讯,以免在人前因为不知道子丑寅卯而装不成大尾巴狼。
我早几年就知道苏珊桑塔格,买过她的书,看得挺费劲。印象当中,她是不怎么推崇语言表达的,她不认为语言表达的范围有多大,真实性有多高,很多时候,阐释都是多余的。她是一个出了名的公知,也是个评论家,按说得到她的推崇的确很不易。但是,我没听说过残雪,而现今一连串的标签让我也没有多大兴趣去读她,这些标签包括:先锋、前卫、错乱、魔幻、嬗变、小众、性、意识流等等。这些标签是有对应物的,也是太多想象的产物,至少说,在我们的周边,不多。她写的是特例,不是常态,她写的是自己,而不是公众,她尽可以在自己的阁楼里勾勒着自己臆想的世界,而实在没有必要把这些因子大吹特吹,就认定为这才是指路的明灯和前进的方向。
在莫言获诺贝尔奖之前,高行健是第一个用中文写作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他百分百是中国人,只不过后期加入了法国籍,科学的说法叫做华裔。他的获奖作品是《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我都读过,作品给人的感觉都是原始的、诡异的、神秘的,纷乱的,还有宗教的皈依等等。其中《一个人的圣经》更像是一个人的性经。当然,他作品当中几乎所有的特质,都是可以与与先锋文学挂钩——他本来就是个搞先锋戏剧的。他也可以骄傲地宣称自己是站在了时代的前列,是写给后人看的。可如今也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他的后人们也不见得就认为他的作品当真就是那么好。
哦,也可以说,时间还没到吧?兴许再过几十年,或者再过几百年——说了他们自己可能都不信,现在的信息更新速度,什么把作品“藏诸名山”等后人发掘,估计连观音菩萨开光都不行。
再说,中国人的阅读能力有那么差吗?不至于的。中国人含蓄内敛,不愿挑破倒是真的,所以圈内人并不是不知道残雪,也不是没有心里的评价,只不过现在时兴这些,即便不认同,也就绕道而行吧,我相信绝对不是什么羡慕嫉妒恨。你怎么玩是你的自由,我不买账也是我的自由,岁月流转,相安无事,你继续着你的剑走偏锋,我继续经营着我的柴米油盐。
这的确是一股风潮,而这个风潮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诱导所致。我们看我们反复念叨的那几个中国作家,比如余华,好好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多接地气,绝对不缺乏批判的,写得多好!可是到了《兄弟》之后,魔幻起来了,小说从偷看女人的屁股开始;莫言《红高粱》好好地写出了一个时代和一个地方,而到了后期,魔幻了——莫言算是路子很宽的,他的现实主义也是有力度的;阎连科——一开始就是从敏感题材下笔,后来的《炸裂志》,绝对的魔幻,还魔幻得多少有些不伦不类;我真庆幸诺贝尔文学奖没认他们的帐,如果总是这些受欢迎,那么长久之后,我们真的失去了甄别能力,大家一提笔,就是魑魅魍魉,行者无疆(这是另一种矫情)了。
写《西游记》的吴承恩哭了,咋早生了这么多年撒!
反观陈忠实、贾平凹、迟子建这些怀抱乡土、脚踩大地的人写得就是你的叔伯大爷,你的周遭世界,读来会心一笑,心生思考,有什么不好呢?
中国人在儒家几千年的文化熏陶下,讲究的是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这是我们文化的基因。我们的确达不到,但这些不是文化本身的错,也不能说我们就是假仁假义的伪君子,更不能揣测我们每个人心里全部都是男盗女娼,而三两个作家就是在拆我们的遮羞布而何其勇敢和无畏!而是我们正在前往的路上,怎么着就被一股西风东渐而吹得晕头转向,开始怀疑祖宗进而怀疑一切了。
用西方尺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来衡量中国的作品未必适合,我们犯不着把那个当作我们唯一的标尺,我们的诺贝尔情结可能会祸害我们的文学创作。比如,前几年的余秀华标题党式的诗歌《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我们总是能找到很多理由说这个好,我迷瞪瞪地看着这些人。你跑得过来?你睡得了吗?就这个当真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更有意境?更美?我们心里真的认为当真那么好?
村上春树的东西我也看看,我不认为他比之前的川端、三岛、芥川更好,也不认为他走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路子,我只承认他比日本前面的那些大师活得更健康一些。再说,日本的文化和我们也是大相径庭的,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国门大开被视为耻辱——当然是耻辱,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日本,佩里打开了日本的国门,日本人给他塑像,到现在还站在那儿。麦克阿瑟一个美国人在日本当了好几年太上皇,可走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哭着喊着表达着对他的尊敬和崇拜。你想得通吗?想不通是正常的,想通了才怪,因为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从娘胎里出来接受的教育和他们不一样。这是基因决定的。
所以我们对村上、对卡夫卡、对阎连科包括对如今的残雪实在没有必要趋之若鹜,能看就看,不能看搁置,西方认账归西方的,我们大可不必觉得西方认账的东西就一定好或者说一定适合我们中国人,我们背着鲁迅和老舍、聊着沈从文和陈忠实、也同样会体格健壮,风情万种。
如果有一天,我们有萨特的狂气,这玩意我还就不要,那时我们可能真的自信起来了,文化上的自信。
再说,残雪不还是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吗?还有那个村上不还在继续陪着跑?我更相信另外一句话,如果他们获奖了,那才叫意外呢!
阅读毕竟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撇开平民的阅读,远离平民趣味的阅读终究走不向宽广。即便残雪获奖了,小说大卖,我们等到的也不是什么文学上的春天。
从这个角度讲,诺贝尔的评审委员会还是清醒得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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