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徽商的兴起、繁荣和衰弱、消亡及其对当下的借鉴意义

戴村方

       所谓徽商，即指徽州商人，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指的的徽州籍商人的总称。在中国古代素有“徽商为十大商帮之首”和“无徽不成镇”之说法，可见徽商作为一个具有地域文化特性的商帮群体，其在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的巨大影响。为了和今天的徽商进行区别，我们将建国之前的徽商群体称为旧徽商。
              诞生旧徽商这一群体的徽州指的是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六个县，古称为新安郡，历史悠久，为何这个地区能诞生一个在八百年过程中持续兴盛的旧徽商群体呢，而后又因何走向衰弱，在此文中我想根据自己平时读书所得略作阐述。
      
        首先是旧徽商因何兴起？
      
        徽州地区地形特点“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利和庄园”，在农业社会，这样的地形决定了所在地区无法承载太多人口。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有八次因为北方发生战乱而导致的北人南迁，大量北方士族及其附庸跨作为南北分界的淮河和长江，到江南地区定居，士人群体的到来给南蛮之地带来了先进的文化，附庸其存在的人群特别是农民和小生产者则为南方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手工技术，这些都是中国文明及经济重心南移的基础。
      
         一、世家大族群体促成的文明提升
      
        中国广大南方地区在西晋之前人口的组成为百分之九十的山越族和山苗族（此两族为今天南方各少数民族的祖先），百分之十的流官、流官家庭后裔及从北方带来上任的附庸人口及其后裔，大部分人口绳文刺青，文化及其落后，生产力也极为低下。从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到金灭北宋、元灭南宋，前后八次北人南迁、衣冠南渡，特别是庞大的世家大族群体，使得南方文化获得巨大提升，到了明清时期，南方文化明显超越北方，这从明朝洪武年间明廷为了照顾北方士子特意将科举分设南北榜可以看的出来。我们说，所谓世家大族，都是长期在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读书传家的地主士人群体，他们掌握着传统社会最先进的文化思想和道德传承，与此同时，依附每个世家大族的附庸人口则掌握着先进的耕作技术，他们的到来对于广大南方地区的文明发展而言是革命性的。以徽州婺源江湾镇的晓起村为例，唐朝末年黄巢变乱，当时在朝廷里担任户右监的汪万武率领家人及附庸农民南迁，来到今天晓起这个地方，发展到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原先的荒无人烟之地发展成为村中户口近千、茶园数百顷的经济繁盛之地，更有数人考中举人进士，晓起汪氏成为徽州大族，影响颇大。与晓起村数里之隔的江湾村更是如此，唐代末叶，江湾村名叫云湾，区区四户滕姓人家，及至时任江南节度使的江祯因黄巢灭唐而弃官南迁，定居云湾，及至北宋真宗之时，人丁越千，遂将云湾改成为江湾，传承至今。有数据称从南宋到清朝，中国共通过科举考试考中进士者凡十万人，其中十中取一是徽州地区的士子，也因此诞生了无数文人学者，其中对中国政治文化皆产生深远影响的朱熹就是徽州婺源人，而其祖先则是武则天建周时不合作难逃的朱瑰。徽州地区从唐朝到整个北宋的发展，文化上奠定了南宋时期徽商群体的产生，而南宋时期南方进一步得到开发和元朝时期蒙古族统治者对南方地区管理上相对宽松直接为明清时期旧徽商发展成为中国商帮之首，打下了更为扎实的人文和经济基础。
      
         二、南宋京城临安的辐射和提携作用
      
        北宋灭亡后，徽宗第九子赵构在众臣子的拥戴下即皇帝位，就是后来的高宗皇帝，宋高宗经过长时间的奔逃和迁徙，最后选定钱塘江边的临安作为行在，后改为都城。宋廷经过南宋初年几场对金的战役取得胜利后政权逐步稳定下来，其正统地位普遍受到北方和南方士人的认可，大量北方士人迁到临安定居，临安得以迅速发展，及至高宗后期，南宋京城临安人口越八十万，到孝宗时期以达百万之众，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京城临安作为南宋的中心，必然会在经济和文化上带动整个中国南方地区，而受其辐射作用最大的就是徽州地区。濒临临安的徽州水系纵横，舟楫便利，特别是其水网中直接连接钱塘江的新安江更加强了宋廷对这一地区的行政控制和文化、经济带动。
      
        三、丘陵地形和除粮食以外的丰富物产的推动作用
      
        徽州地区山多地少，可用于耕作的平地极其匮乏，很多村落人均田地不及五分，所产粮食根本无法养活北宋以后数十倍增长的人口，因此，徽州人 在丘陵上开垦菜地，种植瓜果，弥补粮食不足，故当地有“半年瓜菜半年粮”的民间谚语流传，而徽州特色菜肴粉蒸系列也根植于粮食不足这一现实。所幸，山地、丘陵地貌蕴藏丰富的木材、草药资源，特别是从唐朝中叶，引入茶种，这一地区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茶业产区之一。木材、草药和每年大量出产的茶叶远远超出当地的需求，因此从南宋中期开始，徽州人沿新安江抵达运河，沟通了从本地到全国的商业网络，及至明清时期，其网络依托银庄和分布于中国东西南北各大城市的徽州会馆，徽商群体在发展中逐步从最初的本土特产延宕到盐业、金属等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迅速成为商业领域的领军力量。
      
        商离不开官，官离不开商，徽州地区一脉相承的读书人群体通过帝王专制时代的流官制度形成庞大的徽州官员同乡群体，为旧徽商进入各个地区铺平了人脉道路。而重视读书的教育传统则让旧徽商拥有儒商的修养、魄力和胸怀。当地的物产从客观上确保更多普通徽人拥有了较低的经商门槛，从而从小做起，通过精心经营逐步发展。这些都是旧徽商在八百年兴旺史中所获得的先机和必备条件。
当历史的车轮行驶到晚清时，旧徽商开始走向衰弱，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成为昨日黄花，成了一段已经过去的历史。
      
       第二，旧徽商因何走向没落直至衰亡？
      
       任何事物都有从产生到灭亡的客观规律，作为一种历史人文现象，旧徽商走向没落和衰亡，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和中国的其他商帮比如晋商、宁波商帮相比较而言，旧徽商的发展存在一定的特点，可以作为借鉴提供给新徽商作为前车之鉴。
      
       一、内陆商路被海路商路取代。
      
       鸦片战争，沿海六大城市成为通商口岸，海洋商路形成，给了旧徽商群体沉重一击。家族的、邻里的、师徒的实体结构形式是过去各地域商人群体在组织商业脉络时唯一依靠的形式，稳定，适合小商业环境的闪展腾挪，却无法面对已经全面开放的大商业、大资本、大合作和大转型。近现代商业的大交通需要更强大的组织形式，需要更多样的资本构成以及一定量可以面对风险的财富。家族的、邻里的、师徒的结构样式注定了封闭性和脆弱性，面对巨大诱惑时，旧道德维系的合作关系自然也没有近现代企业制度下构建的合作关系来得稳固。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海路商路规模化的进程，其成本大大低于陆路商道。因此旧徽商无法适应新的商业理念和环境，走向没落成为必然。
      
        二、思维困囿于土地，资本不投入再生产。
      
       在中国没有商人群体像旧徽商那样对购置田地和建造房产来得专注，从小被灌输赚钱就要买地造屋的思想成为执念，大凡外出经商者，获得一定资本后首先就是回乡购置田地建造新屋，唯有如此才能有里有面，才能让爹娘脸上有光，让子侄有了最直接的效仿榜样。如今，大凡是因为古建筑闻名海内外而成为著名景区的，往往在明清时期都是比较成功的旧徽商的籍贯所在。比如婺源思口镇的思溪延村两个村庄，上了国家级文保单位的建筑就多达四十余栋，全部是大条石打造一人高的基础，近二十米高、明二暗三的砖木结构大宅第，砖雕、木雕、石雕一应俱全，堪称精美绝伦。修建于康熙年间的延村的庆余堂，一扇隔扇窗的雕刻在当时就值白银七两四钱，整栋房子前厅后堂加客馆，木雕共计两百余处，还有门额上大幅砖雕，圆雕镂雕等多种手法，花草人物鲜活，均是价值不菲，该村金氏族谱就记载，修建庆余堂前后耗时八年，耗银钱一万零七十余两。建造房屋的主人在房屋落成后没几年就客死他乡，子孙继承后到第三代就转手他人。这种对不动产的执念最终使得旧徽商失去将资本投入扩大经营规模的兴趣，同时恶性的不动产购置则使得子孙丧失斗志，家族企业的传承总是逃不出富不过三代这个周期律。而与此同时的宁波商帮和海派商人则迅速适应时代，其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也能做到与时俱进，在宁波、上海、福州这些城市的商人非常好的切合近现代商业的需要，一直兴旺到民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抗日战争打响。
      
       我们说，时代前进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努力去适应新形势才是一个群体或者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的基础。以儒家文化特别是以朱熹的理学思想传家的旧徽商在相对封闭的商业环境下，其仁义、信用的价值体系、其以家族、亲友为结构的组织形式能确保实体的稳定性和业务的持续性，但是，外部环境一旦开放，大资本、大运作的近现代商业体系冲击的就是有小农经济特色的传统商业体系，惨败于和大资本的竞争、失利于和大运作的较量一定成为必然。放开心胸，接受新事物积极改造自己是宁波商帮和海派商帮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取代旧徽商的致胜法宝，也是今天的新徽商应该放下曾经的架子充分学习的崭新思路。

戴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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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迎春

本文对徽商兴起的历史背景以及渐渐衰落，做了全面详尽的研究与探索，对现今经济发展，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