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刘彦林 于 2020-3-9 15:09 编辑
题记：本该孙儿膝前奔跑的年龄，却要为了生计，蜗居在城市里最阴暗的角落，操持着被人们所不齿的营生。她们丧失廉耻也罢，苟且偷生也罢，在这些风未曾吹过的城市荒芜的壁角，头顶上一抹天空暗淡了阳光的亮色，脚下杂草丛生。
步行街上霓虹绚烂，花岗岩加黑色大理石铺就的街面宽阔且明亮，一头连着风景怡人的信江公园，一头是这座城市几经改变布局的中心广场。这里是S市最繁华的所在。
正如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就有极为老旧的胡同，S市步行街边上不远就有阴暗潮湿的楼宇间弄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批发街改造，沿街的板房店铺一律拆除统一修建了七层左右的商品房，而这排商品房后面依旧是这个城市旧时代最传统的红砂岩砖建造的四合院，残破、逼仄，与沿街的高楼隔着一条排水沟和一米半左右的道路。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原来的S市居民都获得了沿街新建楼房中一套或者两套的补偿，那些后面空出来的旧四合院或者荒空着，或者租给了农村来市里做生意和打工的人们，租房的人们为了缓解房租的压力，经过屋主的同意，在沿着路边的墙面上开了门，将房子其中一间出租给那些操持皮肉生意的人们，于是这些阴暗荒芜的壁角里便成天有一些穿着暴露的妇女站立在门前，招呼着每一个有意或者无意经过这里的男人们。这些热情招呼男人“玩玩”的女人们大多青春不再，厚厚的粉底后面是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孔。人们称呼这些女人为“卖淫女”，司法机构称呼她们为“失足妇女”，尽管这个城市的公安部门一次次犁庭扫穴般清理这些阴暗角落中的“失足妇女”们，可是往往不用多久，她们就仿佛雨后的野草，长满了繁华街道后面这些荒芜的城市壁角。
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么多年近半百的女人远离家庭的天伦之乐，躲在这阴暗荒芜的城市壁角里，以耻辱换取生计？法律、人情还是世事？正常的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人们愤慨于她们的存在，伪君子们则一面在人前怒斥着她们厚颜无耻，人后却藏头缩脑的拐进这些弄堂里享受和他们的鱼水之欢。她们中的其中一员，我们权且称之为桃花，她的故事很能够说明其中一部分事实。
接近桃花并取得她的信任并不容易，和所有的失足妇女一样，一方面她们希望每一个男人都能照顾她们生意，另一方面则是对每一个靠近的男人充满警惕，别人一旦问及她的过往，总是打着哈哈应付过去。在这一整条弄堂所有的“失足妇女”中，桃花并不很张扬的招呼和拉扯路过的男人，她坐在租来的小屋门口，用目光迎接和送走人们，回答停下来询价的人的问题。好几次我试图站在门口以聊天的方式去破解前文提出的问题，都被她以没空聊天的话语阻挡，直到有一天……
这是2019年11月的一天，那天中午我刚从W县采访归来，正要去步行街边的Y商业楼某记者站归还录音笔，李站长告诉我他家就住在步行街后面的居民楼里，让我直接到他家楼下还他就好。而他家楼下正是桃花和一众“失足妇女”做生意的弄堂。我走进弄堂，看到一众妇女大呼小叫，走进看了才发现桃花晕倒在她租住的小屋前，这帮人虽然大呼小叫却全无主张，我二话不说背起桃花就去了医院。其实不是什么大事，就是营养不良贫血导致昏厥。桃花醒过来后，把我垫付的医药费用还给我，并且要了我的电话号码，说改天一定要请我吃饭感谢我。 时间很快，转眼就到了12月份中旬，报社里也在忙着年终总结，我们做外勤的就更忙了，除了要提交全年工作的详实总结外，还要应付随时可能的出勤任务。这天，我刚从一个火灾现场采访回来手机就响了，一接电话，是桃花。
“戴老师，中午我请您吃饭，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不用了，举手之劳。再说我忙着组稿，也没空！”我不太想去。 桃花在电话那头说：“那天你救我时我知道了你身份，才明白之前你总是在我门前问东问西的原因，说实话，这么多年我确实也想把我的故事讲给一个好人听，刚好你在报社工作，一定会公正地写写我的故事的。”
作为新闻工作者，能够获取这样鲜活的一手素材何其难得。我的朋友和大部分读者一样，总是说，你们做新闻的，要获得这样的素材还不容易吗，公安扫黄时都要审讯，你找公安要一份询问笔录不就可以了吗？假如只是单纯报道一起嫖娼卖淫的治安案件，有一份笔录确实足够，但我的出发点是让“失足妇女”心甘情愿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只有这样才能回答我在前文提出的问题。
我很快答应了桃花，约好在步行街中山东路民政局边上的骨头肉餐馆见。
中午十二时，我准时到达餐馆，桃花已经到达。她今天没有穿那种低胸的衣服，像这个城市里所有普通妇女一样，高领线衫外套一件羽绒袄，脚下穿着运动鞋。没有化妆。
她笑着把我让进一个小包厢。
骨头肉餐馆以爆炒猪头肉而闻名全市，香辣下饭，附近的一般市民都喜欢来这里用简餐，餐馆门面不大，进深却很深，从沿街的门面一直延伸到后面的四合院。我们就在靠近四合院门边的由门首房改造成的小包厢里坐下来。
桃花给我倒了茶笑着说：“戴老师，我就没问你喜欢吃什么菜，自己做主点了几个小菜和一瓶低度黄酒。”
“客气了，本来就是举手之劳，说什么谢不谢的，等下我买单！”我说。
桃花正色道：“戴老师，你能赏脸我已经很高兴了，怎么还能要你买单，钱我已经付掉了。你安心吃饭听我讲我的事就好了。”
没有化妆的桃花看起来大概四十七八岁，有浅浅的雀斑，但五官比较协调。
我赶紧说：“好的好的，那就让你破费了。”
由于是提前点好的，菜很快就上来了，一个招牌菜爆炒骨头肉，一盘白斩鸡，一个素炒小南瓜，一盘香菜拌松花蛋。
桃花给我倒了一玻璃杯酒，自己倒上后端起杯子说：“谢谢戴老师的救命之恩！”
她一再说谢谢救命之恩的话让我很窘迫，我赶紧喝了一口，说：“以后不要说什么救命之恩了，无论谁看到都会这么做的。”其实我这话说得违心，她也知道，她从事的行当早就注定了人们会用有色眼镜看待，偷偷来嫖宿是一回事，但是公开的救助总是担心会被家人朋友怀疑。别说你不会被世俗左右，有的时候，世俗能逼死人。
可以看得出来，桃花并不善于喝酒，半杯黄酒下去满脸通红。她说：“戴老师，之前你总是站在我门口问东问西，我确实很恼怒你，那天你救我的时候，我看到你的记者证，才知道你问我那些事的原因。说实话，看到你的证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把我的故事告诉你，让你去写，去让所有的人看，看看我们这些苦命女人的故事。”
录音笔早已备好，我问她，可以录音吗。她点点头，同意了。
接下来就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桃花全部叙述的原话！
“我是本市X区灵溪镇上人，父母都是农民，头上两个哥哥，脚下一个妹妹，我排行第三。我是71年冬天出生的。”
“我们灵溪镇距离市区不远，那时候没有五三延伸大道，我们走路四十分钟也能到市中心，算得上是郊区。按说，在城市郊区，我出生在国家解放二十年后，不应该重男轻女，能像两个哥哥那样读了小学读中学，可是我家跟镇子里所有的农民家庭一样，女孩子读完了初小就不让读了，跟着父母下田挣工分。我成绩很好的，每次考试都是前几名。可惜，因为我是女孩子，父母说迟早都是别人家人，不是睁眼瞎就可以了。”
“那时候，哥哥们上学，我早早地跟父母下了田挣工分，说实话，做农活我也是一把好手，插秧割稻子哪一样都不落人后，队长经常夸我父母生养了一个好女儿。”
“很快就到了八十年代，分产到户，家里六口人，有七亩水田，父母为了供养两个哥哥在市里读高中，又去别人家包了八亩水田。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种一季，还是机械化，那时候分夏粮秋粮两季，夏天的时候双抢起来，天天四点起床，晚上天抹黑才能到家，还要剁猪食。真苦啊。可是年轻就是本钱啊，虽然常年的农活劳累，我照样是镇子里长得最出挑的姑娘。没事就到我家套近乎的小伙子很多，我自己也有心里中意的人。可是我们这代人跟现在的年轻人不能比，他们如果心里喜欢就说出来，不论男孩女孩，我们那时候只能藏在心里，偷偷地递一个眼神就是很不得了的事了。不过父母都是过来人，他们看得出来！”
“记得是1988年吧，那年我19岁。戴老师，您年纪小可能不知道，那时候农民种田卖粮食只能去国家的粮管所卖。两个哥哥一个大学毕业分配在临近镇子的中学里当老师，另一个哥哥高中毕业没考取大学父母托门路在国营商店里做出纳，是临时工。他们都是工作人，自然没空帮着家里卖粮，所以还是我帮着父母交公粮、卖余粮。”
“灵溪镇粮管所在镇东头，其实那一片是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最羡慕的地方，镇政府、中学、小学都在那里，是工作人、公家人待的地方，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上班下班，上班这个词是所有农家子弟的梦想，脱离农田做工作人、做公家人是所有农民捆紧裤腰带供子弟上学的目标。而我的噩梦也就是在这里开始的。”
“我帮着父母去粮管所交公粮、卖余粮，家里田地多，自然卖粮食的天数也比其他农户多，这么一来，我就被魔鬼看上了，我那偏心的父母为了能给二哥转正成公家人，狠心把我送进虎口。”
“粮管所的一个验粮员看上我了。帮我家插队提前验粮，看着我爸爸驮两袋吃力还会帮一把，刚开始我以为他是好心，没想到他是不怀好心。几天后他就一路打听找到我家里，跟我父母说，他姓郑，叫郑建武，是市里某某局副局长的儿子，到粮管所做验粮员就是走个过场，很快就会提干。他说以前不懂事，娶了个懒婆娘。他向我父母承诺，只要我父母同意，他回去跟那个懒婆娘离婚娶我，帮我转商品粮，转城市户口，帮我二哥转正调到市里商业部门。让二哥去商店做出纳零时工父母几乎耗尽了几年的积蓄，二哥时不时地闹着要父母去走后门帮他转正，可是哪里还有钱啊！郑建武说的话一下子打动了我的父母，尽管我要死要活的不同意，他们还是和郑建武达成了交易。郑建武回去离婚是真，娶我是真，帮我二哥转正也是真，可是他不是一个好人，文革的时候参加红卫兵斗自己的父母、老师，文革结束了，刚开始在社会上游荡，后来他爸爸托关系把他弄进粮食系统，前面那个老婆也是胁迫来的，不是他要跟人家离婚，是人家要跟他离婚。”
“我就这样嫁到市里，几年后公公退休了，郑建武并没有像他跟我父母吹嘘的那样提干，而是在他老父退休几年后的体制改革中下了岗。”
“我有一个女儿，是和郑建武结婚后第三个月生的。这个畜生那边婚还没离就把我骗到他宿舍。”
“他下岗了，可是狐朋狗友没断，照样每天出去吃吃喝喝，一个家庭就靠我在商场做营业员那点工资过日子。现在想来，同样是他们生的子女，我父母可以为了儿子而牺牲女儿的一辈子，虽然他们现在都死了，可是我从心里不愿意原谅他们偏心。”
“又过了几年，公公婆婆也过世了，俗话说人走茶凉，以前凭着公公的人脉，郑建武还能到处打打短工保证他自己的开销，公公一死，人家哪里还会照顾一个混子。郑建武没事做没收入，烟酒和狐朋狗友却不能断，不断问我要钱，不给就打我，往死里打那种。我那作孽的爹妈啊，他们为了儿子的前途把女儿推下火坑。真不知他们地下有知良心会不会痛？”
“很快我就三十五岁了，商场里做营业员的都是女孩子，我自然就被辞退了。戴老师啊，真的是凄风苦雨啊。郑建武开始卖家里的东西，女儿读完初中就不让读了，让她去沿海打工，孩子是伤透了心了，这么多年就回来过一次，偶尔给我打一次电话，我知道她过得不好。孩子出去了，你知道郑建武这畜生有多坏，又一次他借着酒又打了我一顿，让我没钱就去卖，趁还不老，去卖啊，那么多农村女人在市里租了房子卖，你这个农村人装什么正经。”
“你说这是人说的话吗？我当然不同意！宁可被打死也不同意。哪里知道这畜生会那么下作，用安眠药把我药倒后找人来家里睡我。我告到居委会，人家也只是调解，把郑建武骂一通照样把我送回家里。我逃过几次，逃回老家，逃到大哥那里，这畜生追去威胁我大哥，如果不让他把我接回市里，他就举报二哥当年转正是走后门这个事。大哥没有办法，再加上嫂子看我天天哭也嫌晦气，就一次次把我送回那个只剩下四面墙的家。”
“戴老师，我是个苦命人。这些年去人家酒店做保洁、做洗碗阿姨，苦死苦做，钱都被那个畜生拿去糟践了。前年冬天老天爷开眼，郑建武在秦峰喝醉酒失足掉进水渠淹死了，我终于可以活得像个人了。哪里料到哪个畜生造下的孽会一直跟着我啊。”
“我在市里花都度假酒店做保洁做得好好的，上面也说我可以做楼面主管了，可是就在头一天，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有人举报我之前卖过淫，我隐瞒不报，不能留在酒店做事了。我知道是谁举报我，跟我同一个楼面的同事，以前看着郑建武在街上拦着我要钱打我，挺身而出怒斥郑建武，从那以后我就把她当知心朋友，把一腔苦水都倒给她听，谁会想到会为了一个楼面主管的位置她会这样对我。我被辞退了，人一倒霉起来真的像一座山倒下来压在身上，没有出头之日，我去任何一家宾馆应聘人家都不要我，可我终归要生活啊！我的二哥二嫂，他们能有今天的日子，还不是当初父母把我推进火坑才换来他们的今天，他们就在这个城市住着，父母死后就断了跟我来往，去年年底我连买米的钱都没了，苦巴巴地上门去借，狠心的两个人不但不借钱，门都不让我进。去大哥家，大嫂拦着不让进门，说镇子里人都知道了我做了不干净的事被开除了，甩了三百块钱叫我滚。”
“戴老师啊，这个世道人心哪怕是亲人心都这么硬，人再争气又有什么希望。他们不是说我卖吗？弄堂里那么多人卖，我也可以！”
“弄堂里这帮人确实很大一部分都是从年轻就开始卖的，年轻的时候有本钱就在酒店里、夜总会里、桑拿房里，现在老了就到弄堂里来做农民工和单身老人家的生意。我不会像他们那样什么人的生意都做，在弄堂里都是做农民工和老人生意，我也要挑干净的人。能让自己最低限度的活下去，再有点盈余将来养老。唉，其实经过这次病倒，我知道有点盈余最后也是砸进医院保命。”
“戴老师，其实我已经想明白了，不能再做这个事了，这个地方找不到正经活干，我就把房卖掉，走得远点，去工业园开发区那边工厂里做工，其实我不怕吃苦的。从小在家里做农活，十五六岁，我父母就把我当做男人壮劳力使唤。而且我也不笨，为什么要做这种低贱让别人吐口水的事。今天请你出来，一来是感谢你救命之恩，你不要谦虚，说实话，你这样的好人太少了。二来是想请你再帮个忙，我在农业局后面那套两室一厅想卖掉，你帮我在你们报纸做个广告。登广告的钱我自己出。好吗？”
这是桃花在这个中午前前后后讲的关于她的故事，当中有一些哭泣和哽咽，还有一些感谢我说我是好人的话我就没有整理进稿子里面。这是一通震撼人心的话。作为一个八零后，我哪里能想到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中国农村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还存在那么严重的重男轻女封建思想，为什么还会有那么狠心的父母？计划经济年代的城乡户籍区别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那么多人间悲剧。人可以可耻卑污到这个地步，一个有手有脚的大男人残酷地盘剥自己的老婆，不惜让她去卖淫来供自己吃喝玩乐，这是怎样的一种无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居委会和妇女组织只知道调解，只知道维护居民家庭完整，在这样所谓崇高的目标下牺牲广大妇女的合法权益，法制建设唱在嘴上、贴在墙上，而为何不去踏踏实实地依据法律维护辖区妇女的人身权利？人与人之间何以残酷到为了升职后加那几百块钱的好处就出卖别人对自己的信任？亲人之间的亲情难道真的可以因为惧怕一时的麻烦而舍弃吗？我深深地陷入这些思考之中。
就在前几天，我接到桃花的电话，说在我帮忙下卖了房子后她在开发区找了个门面，做早餐、做快餐给工人吃，生意很好，让我一定要去看看。我跟她说，桃花大姐，我真替你高兴，我一定要去祝贺你！放下电话，我转头看向窗外，院子里那株桃树一片绯红，啊，每天脚不着地在外采访、回来组稿，竟没有注意到桃树开花了，春天来了！
啊！好一树生机勃勃的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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