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最美女校长”胡红梅抄袭论 文学术作假现象的 体制及社会根源 A:一心扑在科研一线另辟蹊径研制出青蒿素拯救无数病患的屠呦呦因为被“院士评选委员会”认定“三无”而再次落选中科院院士,“三无”的其中之一就是无论文。
B:发表论文无数的中科院院士高福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轻下断语“儿童不易感”,基于他的学术成果(丰硕),地位崇高,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以其判断为圭臬,最终损失巨大。
我们为实干的屠呦呦教授未能入选中科院院士头衔遗憾、惋惜的同时,看着高福头上那顶虚无缥缈的院士桂冠,难免又有些庆幸,庆幸我们的屠呦呦阿姨能够抽身于虚无的荣誉之外,可以静心投身科研一线,为人类创造更多救命保命的药物。 高福院士断语落败之后没过多久又一个学术明星落败,曾经风光无限被人们称为最美女校长的深圳龙岗如意小学副校长胡红梅被原作者举报抄袭剽窃学术论文一夜之间身败名裂,学术造假、抄袭论文这个词在2020年这个多事之秋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那个在这些年来荣誉等身的最美女校长瞬间处在风口浪尖。
胡红梅抄袭被曝光了,这是她一个人的倒下,《教育也有“疫情吹哨人”》这片文章将教育界论文抄袭正是中国教育界的“新冠疫情”,那么要抗击这样的疫情,自然也要找到零号病患,找到病源才能找到研制药品的方向。
以“学术抄袭、论文抄袭”为症状的教育界“新冠疫情”零号病人到底在哪里呢?我在本文开头列举了实干的屠呦呦和学术论文等身的高福,读者们自然能从材料的对比中大致找到问题的答案。那么另一个问题来了,是什么原因导致评判一个学者或者一个老师学术水准要建构在论文数量的基础上呢?说得客气点,是我们的教育行政机构的“唯论文论”,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教育行政机构的“不作为”,还有就是全民娱乐大环境下的教育行业明星化。
以学术论文来评判学术水准的本源其实没有错,一个科研工作者或者教师,唯有长期扑在一线,有着具体的科研实践和教学实践,才能积累出最鲜活的原始数据和原始案例,才能成为有米之炊的巧妇,经过深刻地科学的思考和再实践,形成有个人学术特色的原创学术成果和教研论文。学术机构以原创学术成果和教研论文为依据来衡量学者和老师的学术水准并没有错,但是前提是作为裁判者的学术机构一来要有洞悉原创还是转载的定性和实力,二来要有做这些工作的诚意和决心,两者缺一都会导致判断失衡。
尽管今天我们一直在高举教育改革的旗帜,但是事实总是经常令人遗憾,处在教学一线的老师们在学校的绩效考评唯一标准是升学率和每个学期学生每次考试的横向比较,这样的一票否决导致的可能被边缘化甚或被淘汰出教师队伍使得老师们疲于奔命。但是作为老师职业生涯的另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评职称却又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利益和人生理想。说实话,早上七点钟到校监督学生早读,直到晚上监督完学生晚自习九点才能离校,在当前学校对老师进行管理的模式下处于教学一线的老师们在拼学生考试成绩和升学率上已经疲于奔命,但是另一把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又不能不顾,学术原创真的很难。
教育管理功利化是导致学术造假和抄袭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学术明星化。
最早的学术明星化鲜明案例就是自称大师的余秋雨教授,曾经洛阳纸贵的一系列文化散文,今天看来无非是术语罗列和故作高深的堆积之作,无论是学术还是艺术水平,早已被读者看破,以至于大师今天只能再回深山闭关。就他个人而言所幸的是在他的明星时代早已盆满钵满,而且去掉糟糠,美女在怀。
其后自然就是于丹、易中天一众依托电视媒体一炮而红的学术超女快男。于丹从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再到光芒万丈的国学大师,及至被北大学子用嘘声轰下讲台进而不断被挖出诸如耍大牌的黑料,然后就身败名裂。她的这一人生轨迹,人们从中看到的是充满功利的社会热捧下,于丹个人逐渐的学术虚无化过程。刚开始于丹上百家讲坛讲论语,虽然大部分内容都是众所周知加精致外包装,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其中有一些个人真知灼见的闪亮之语。形体之美和高超的演讲水平最终被包装,其后的演讲和课程就走向附和与谄媚为能事的歧途,甚至在讲坛上抛出早已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专制思想垃圾。对于易中天教授,真正恶评其为人的确实没有,这得益于他个人的涵养,然而于其学术,早在他做客百家讲坛主讲《品三国》时代就有严肃的学者开始批评了。主要是体现在学术戏说化和全程引用他人成果没有严肃的科学的个人主张上。如果说由于电视节目有着追求收视率讲究轻松活泼的情景和语言氛围的话,那么后期易中天短短数年一挥而就的《中华史》这套书就可以看出他在学术上跟于丹近乎等同的学术态度和水平了。易先生当初在多个场合不断介绍他即将成书出版的《中华史》时,自己的推荐语大意是自创武功式武功秘籍,很有些一出江湖就能改写中国历史研究脉络的气势,及至书成,借来读罢,顿时庆幸不是花钱买书而是借来的。其中的武功套路无非是传统的拳打脚踢外加跆拳道的包装,也就是传统的中国历史研究成果罗列外加上西方历史的横向史实展示,其中有一些异同之处的比较,当然易老师博览群书的文字功底终归有一些在阐述上的文学美感,但是要作为原创价值的学术成果,易中天版的《中华史》当真够不上资格。很多人并不赞同我把于丹和易中天近乎等同视之的论述,我阐述的重点也不在于此,其实我要说的是,这两位都是浮躁的全民娱乐时代学术明星化的牺牲品。十几年前,那时的于丹作为北师大的副教授,不可谓不年轻,假如以央视百家讲坛的《论语感悟》为起点,脚踏实地搞学术,何至于如今年过半百被人踢下神坛身败名裂呢?假如易中天教授当初能接受严肃的学者的批评,专心书斋和讲坛,哪里会一时头脑发热拼凑出近乎废纸的易版《中华史》?利益集团在将两位炒作成明星赚得盆满钵满,两位也因为成为明星赚得盆满钵满,后果是学术研究从此浮躁,像王立群这样并不具备演讲艺术水准的老师也登上百家讲坛,各种尴尬确实不忍直视。
回过头再来看被举报学术造假的“最美女校长”胡红梅事件吧,聪明的读者朋友们其实早就从我前面的一系列举例论证在胡身上发现一个验证,也就是中国教师管理体制造成的教育界“新冠疫情”——抄袭论文和学术明星化之下的学者明星化。
网络时代的好处就是信息的高度透视功能,“最美女校长”胡红梅论文抄袭事件就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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