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儒学的快乐精神与其它审美形态补充

远牵

　    时间与生命：我国先秦时代审美形态的形成过程

　　先秦审美观念以时间人文化为生命起点，礼乐主体化为生命精神，任性逍遥为生命情调，自由自律为生命境界。原始歌舞由狂野的生命宣泄发展为和谐的节奏韵律，并成为某种生命意识的象征，标志着华夏审美观念的萌生；至周孔乃一变，周公创立了系统的礼乐文化，孔子以“游于艺”将礼乐文化内化为生命本体，“乐以忘忧”将礼乐文化内化为生命精神，完成了由自觉到自由的审美境界转换；至庄生又一变，庄子以本然之性为核心救赎礼乐文化造成的人性异化，以道德出乎自然重构礼乐文化的内涵，以无待逍遥诗化生命自由的情调；至屈原再一变，屈原辞赋气贯天人、壮浪恣肆的自由境界，与庄子诗化的生命情调形成横向呼应；道德自律、弘毅贞刚的主体人格，与礼乐文化内化的生命精神形成纵向回归。先秦审美观念呈现出生成于一点、发展于两线、又收拢两线集为一点的演进脉络。

　　一、时间与生命：审美观念的起点

　　生命是人生联结世界的唯一纽带，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是从生命存在的感知开始。生命存在于时间之中，时间人文化与生命时间化的二元互动，是一切审美观念发生的起点。也就是说，时间与生命，是催生原始文明时期审美观念诞生的两大基本元素。

　　经历了从旧石器渔猎时期到新石器农耕文明时期的漫长历史发展，原始生民对时间和生命的认识，逐渐趋于细密、清晰、理性、成熟。在对自然的观察中，发现时间不再是混沌的整体，而是存在于自然变化的段落之中；在对生命的观察中，发现生命不再是混沌的存在，而是存在于特定时间的单元之内。宇宙自然的物换星移、季节转换，人类生命的盛衰有时、生死相依，都贯穿着一个无形存在的时间单元。自然的时间被赋予了主观色彩——时间人文化；自然的生命也被赋予了时间标尺——生命时间化。人类在深化时间认知的同时，也深化了生命的认知。时间和生命认知的叠合，产生了真正意义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的产生，催生了关于生命长度、质量的遐想。原始生民开始幻想“不死之药”“不死之野”的存在，延续生命的长度；开始追逐生命过程中的审美装饰、感官享受，提高生命的质量；开始关注生命终结时的祈祷、祭奠，寄托生命的期待。这一时期，不仅产生了“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姬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的美丽而忧伤的神话，而且女性也开始发现了自己的青春，《山海经·中山经》记载女性采摘姑摇山上美丽焉草的花叶果实，装饰自己，以得到“媚于人”的审美效果，其目的乃在于取悦男性，享受两性的欢愉。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想：夸父逐日，道渴而死，其杖“化为邓林”；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灵魂化为精卫，其神话故事的背后，就蕴含着对逝去生命的祈祷与祭奠。将生命的诗意遐想叠加到时间意识之上，时间不再是一个混沌、自然的客观存在，而是与生命、青春密切关联的心理存在，从而使时间的人文化浸染了浓郁的审美色调。

　　生命意识的产生，也催生了原始艺术的审美。最初的原始艺术，或许具有记事的意义，如发现位于新疆和田的原始“桑株岩画”，以简约线条刻画人物的不同形状，就是一种原始记事方式。这种记事方式与“结绳而治”并行，就成为“易之书契”——中国文字的最早源头。但是，原始歌舞则是通过表现生活场景的过程，在粗野而热烈、狂放而孔武、壮阔而激情的舞蹈形式、节奏、场景中，宣泄生命的情绪，获得生命的快感，表达生命的期待，蕴涵审美的“意味”。今天依然存在的彝族《十二兽舞》、苗族《水鼓舞》，就是原始生民的生命盛宴的活化石。

　　原始歌舞除了宣泄生命的情绪、获得生命的释放、具有生命的美感之外，其选择的内容孕育着朦胧的价值取向，严整的节奏孕育着萌芽的行为秩序，祈祷的内容孕育着潜在的教化内容，功业的赞美也孕育着英雄的盛德形容，于是，在后代的历史遐想中，原始歌舞与礼乐文化就形成了天然的联系。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各种乐器的产生，歌舞创作也进入自觉阶段，原始歌舞更趋于艺术化、审美化，也更趋于理性化、政治化。《吕氏春秋·古乐》记载黄帝令伶伦创作音律，于是伶伦也就成为中国发明律吕、创作音乐、制造乐器的始祖。此后，音乐创作成为传说中五帝时期的常态，并逐渐丰富，如黄帝之《咸池》、颛顼之《承云》、帝尧之《大章》、帝舜之《九招》《六列》《六英》等。原始社会后期的音乐，已经蕴涵社会教化的内容，葛天氏之乐就有“敬天常”“依地德”“建帝功”的内容，颛顼之《承云》也有“祭上帝”的功能，帝舜之《九招》《六列》《六英》则完全成为“明帝德”的颂歌。

　　由此可知，传说中五帝时期的歌舞，已经由早期生活场景的直观呈现、生命情绪的放纵宣泄，转向礼敬天地、祭祀上帝、歌颂帝王功德。而且，音乐家通过观察自然物象的形态和声响，又将凤凰之鸣、山林溪谷之音等和谐婉转的审美元素引入乐舞之中，使乐舞由最初的粗犷狂放，也逐渐转向天籁自然。于是，原始歌舞的野蛮、粗犷、强烈的感官刺激，逐渐被得之天籁的乐舞打磨得文雅、圆润、平和，成为一种比较精致的审美了。

　　二、本体与精神：礼乐文化的内化

　　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灵魂，文化制度是政治文明的象征。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原始的巫术礼仪、音乐舞蹈，虽然包含着后代礼乐文化的元素，但是作为一种既定的制度，却在国家诞生之后。因此，真正意义的礼乐文化，萌生于殷商，制定于周公，弘扬于孔门。一旦礼乐文化成为一种国家制度，就必然与治政手段相辅相成，礼规范行为，乐教化人心；一旦礼乐文化完成了主体的自觉化，就积淀并内化为生命本体和生命精神。礼乐之于人生，正是通过主体内化的过程，由自觉走向自由，逐渐转化为主体的审美境界。

　　“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节”。在古人观念中，礼与乐浑然一体，有难以剪断的联系。礼乐的发生，源于对生命的自然本质和本然情性的社会化重塑。也就是说，先王制定礼乐就是为了约束人的情感，故论乐“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论礼“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六志即六情，六气即自然；体性中庸谓之中，情发于中谓之和。情生于自然，必审其类型而以乐制之；情发乎体性，必节以中和而以礼制之。礼乐的共同功能就是规范性情，调适心理，使生命的本质由自然化转向社会化，从而完成主体人格的重塑。

　　古代诗乐舞三位一体，乐舞结合始于原始歌舞与节奏，诗乐结合却有一个历史形成过程。据《吕氏春秋·音初》记载，夏后孔甲所作《破斧》之歌，始为东音；大禹妻涂山女所作之《候人歌》，始为南音；殷整迁徙西河而怀念故土所作之歌，始作西音；有娥氏二女所作之“燕燕往飞”，始为北音。自此之后，诗乐亦不可分。

　　《诗经》中周歌最盛，风之“二南”、雅与周颂，大约都是周歌。这些词作不只蕴涵伦理秩序、宗法等级的象征意义，而且“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礼教内容，直接以“言志”方式进入诗歌文本。这样，礼的“程式化”仪式，因为渗透在诗乐舞之中，不仅具有了审美意义，而且与人的情感、心理、价值取向等生命精神，构成了深层联系。因而使西周礼乐与生命、审美也有了密切的关联。

　　孔门儒学基于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精神，弘扬西周礼乐，以礼乐文化的主体内化为路径，完成生命精神和主体人格的社会化重塑。既推进了人类对生命本体的理性认知，又推进了礼乐文化由外在规范向生命精神的审美转换。

　　积学修身，是礼乐文化内化为生命主体的必由之路。《论语·述而》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即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乐书属于“文”，射御数属于“术”；“游”乃“玩物适情之谓”，“玩物”指研习射御数以掌握技艺，“适情”则指浸润礼乐书以怡养性情。《泰伯》又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诗修身、以礼立世、以乐成性，是君子人格重塑的必由之路。可见，礼乐文化是君子积学的核心，也是修身养性的核心。君子必须沉静其性情，通过不断地研习诗书礼乐，将礼乐文化内化为“文质彬彬”的生命本体。

　　快乐接受，是礼乐文化内化为生命精神的心理桥梁。礼乐，是既娱神又娱人的一种形式；自觉于周代礼制，我们会发现，已经包含审美娱悦，“人心的‘喜乐’，既是音乐的源泉，又是音乐所表现的对象，还是音乐所要达到的目标”。

　　转换于孔门儒学，会发现，孔子将这种快乐精神推而广之，无论境遇如何坎坷，现实如何难堪，始终坚守“坦荡”的人生襟怀，并且转化为人生的自觉行为，守道不渝，穷且益坚；渗透于人生的全部过程，不仅厄于陈蔡、困于桓魅，乐观豁达，而且“学而时习之”是乐，“有朋自远方来”是乐，“发愤忘食”更是乐——“乐以忘忧”贯穿于人生的全部；落实在人生的道德实践，升华至人生的审美境界。

　　快乐是君子生命的常态，君子在自觉接受礼乐文化并内化为生命精神的人生历程中，完成了主体人格的社会重塑。

　　人格修养，本质上就是人生的文化砥砺并逐渐内化的功夫。这种内化的生命本体以及最终达到的生命自由，是一种生命精神，也是一种审美境界。礼乐文化之于人生，正是在主体的不断内化过程中，才逐渐转化为主体的生命精神和审美境界。

　　三、任性与逍遥：人性异化的救赎

　　任何一种文化的内部都蕴涵着一种“异己”的裂痕，当这种文化成为一种普世价值为社会所认同时，这种“异己”的裂痕就可能转化为“异化”的力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礼乐文化内部的“异己”裂痕就逐步转化为“异化”人性的力量。庄子正是围绕人性异化的问题，解构并重构礼乐文化，试图救赎异化的人性。

　　庄子从哲学角度通过解构与重构，消解了礼乐文化的刻板程式对人性的桎梏和入世过深对生命的异化，创造了任性的生命情调和逍遥的审美境界。

　　庄子以基于自然化的“道德”论之矛，猛烈攻击基于社会化的“道德”论之盾，彻底颠覆了儒家的礼乐观。孔门道德论，以仁义为核心，以忠恕为内涵，以礼乐为手段。庄子道德论，虽然也强调仁义、忠信、礼乐，但是具体内涵却与儒家大相径庭。

　　他所说的“道”是治世之道，核心是“理”；德是“以恬养知”之德，核心是“和”。智，明其本然之性而无为，则为“和”；和，生于本然之性而养智，即为“理”。无为顺性之德，包容一切，即为仁；本性恬静之道，无为而无不为，即为义；义理显明，万物亲之，即为忠；义发于中而返乎性情，则为乐；行为诚信，容仪自然而合乎规范，则为礼。道德，是基于本然之性的生命自觉的行为，以恬静、无为、自然为基本表征。

　　因此，他合理地推断出礼乐的本质应该是顺应自然，本乎性情，认为儒家的礼乐制度违背了本然之性，是一种强加于人的外在规范。他提出，真正的圣人之道，是不加诸外在桎梏，使各任其性，各正性命，自养其德。

　　唯此，庄子试图建构的生命哲学，摆脱了一切礼乐文化的锁链，回归于人的本然之性。因为“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所以庄子强调“至乐”。所谓至乐无乐有两层含义：第一，指快乐之乐。即超越君臣秩序的桎梏、四时之事的纷扰，超越“富贵寿善”“味色音声”的贪欲，进入“至乐无乐”即虚淡无为、无乐为乐的生命境界。第二，指礼乐之乐。即忘怀现实，心境空明，直达本体之道。可见，无论是快乐之乐，还是礼乐之乐，都必须超越世俗的桎梏，回归于生命的本然状态，才能达到“至乐无乐”的生命情调。

　　在行为哲学上，救赎人性异化的基本途径，就是“逍遥游”——在无所待的状态下，让精神一无挂碍的自由翱翔。他认为渴望逍遥人生是人的本性使然。于是，庄子设计了一个“无己”“无功”“无名”的“逍遥”人生境界。必须说明的是，庄子的逍遥并非现实所能达到的行为状态，而是唯有心灵才能达到的精神状态。

　　从本质上说，庄学是从超越性的视角，试图拯救“礼崩乐坏”的世界，重铸本真的世道人心，对礼乐文化所建构的生命精神和审美境界，既是解构又是重构。

　　庄学的超越思想，一面以本然之性救赎礼乐文化对人性的异化，一面又主张道德出乎自然，是对礼乐文化弊端的外部革命，从而使道与儒在思想上构成涵纳、互摄的关系，既丰富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精神和审美境界，也在异己力量的撞击下，使礼乐文化逐步地修正、发展、丰富。

　　四、自由与自律：境界人生的建构

　　庄子哲学的内部也仍然蕴涵着一种“异己”的裂痕。任性逍遥的本然性只能是有限存在，秩序规范的社会性却是永恒存在。将梦幻的自由镶嵌到道德的自律上，使本来生命精神中对立的二元存在，转化为统一的人生境界，在先秦时代，唯以屈原为代表。

　　屈原的人生与艺术，既是庄子哲学的诗性延伸——将庄子的虚幻镜像人生，投映到现实人生；又是礼乐文化的审美呈现——将儒家内化的生命精神，铸造为诗性自由。

　　《天问》固然包含艰涩的探索、深刻的哲思，甚至尖锐的批判，但是诗人对宇宙起源、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事件的追问，仍然投映着人类童年时期的天真印记。比如诗人对宇宙、天象、地貌形成的追问：天有九层，造物者谁?天行之纲，安放何处?立地之柱，为何地倾东南？九层之天，如何连接排列?与其说是探究宇宙起源，毋宁说是对神话稚拙而诗意的追问。与庄生《逍遥游》“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追问天穹的本来色调、宇宙的辽远深邃，具有相似的审美特质。

　　从浪漫特质上说，屈原与庄生同调。然而，庄子的浪漫是心造的虚幻人生镜像，屈原的浪漫则将庄生虚幻人生镜像，投映到现实世界。诗中所创造的诗人自我形象“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甚至“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光”，恰恰在超越尘世的遐思中浸透着缕缕缠绕的人世情怀。这与庄生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词的“寓言”的形式，书写历史传说、现实人物，寄寓“朝彻见独”的形上之道，也大相径庭。屈原将庄子浪漫拉进现实人生，重铸了生命和审美的境界。

　　然而，屈原虽身处南方，然一旦将庄子的浪漫拉进现实人生，必然与生长于北国的礼乐文化产生了深层关联。他的辞赋“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如果脱去屈原思想中出身芈姓贵族的宗族情结，其忠君、爱国、民本思想以及强烈的道德自律意识，显然与中原儒家礼乐文化血脉相连。

　　屈原思想始终执著于庄子所否定的人世间的是非、善恶、美丑，表现出强烈自觉的道德自律精神。早年即以“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作为人生的准则；中年渴望“国富强而法立”，抨击“背法度而心治”，具有强烈的政治秩序意识。即使是遭谗放逐，“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犹依道径，以讽谏君也”。

　　从国家层面上说，始终以“圣哲茂行”作为君主的道德标准，以哀予今民生、举贤授能、修明法度作为“为君之道”的政治标准。从个人层面上说，以儒家的“道德”“仁义”为思想核心，以“内美”“修能”砥砺道德修养，以“依前圣而节中”“伏清白以死直”作为行为准则；试图“滋兰九畹”“树蕙百亩”以匡正世俗的道德毁颓；即便因此而“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也不改初心；而“体解未变”“九死未悔”的执著精神，尤其表现出道德自律意识。这种强烈的道德自律，与儒家在生命精神上一脉贯通。

　　然而，屈原辞赋又将儒家礼乐文化内化的生命精神，铸造为诗性自由。既充满人类童年神话的奇诡想象，南国巫筮文化的迷离倘恍，又浸透北国狂狷精神的蹈厉风发，理性觉醒时代的坚韧执著。常在奇诡想象中融入深沉的情感。

　　这种诗性自由与现实人生的有机交融，将儒家的礼乐文化既内化为生命精神，又融合了庄生恣纵不憧的人性诗意；既消解了礼乐文化所造成的人性异化，又将庄生虚幻缥缈的诗意浪漫拉回现实人生，构筑了诗性自由与道德自律有机统一的境界人生，成为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审美性人格的经典范式。自此，传统的礼乐文化由主体化走向生命化，才真正铸造成一种生命境界和审美境界，并逐渐积淀成为民族文化的潜意识，从而深层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

　　结语：简要地说，从生命哲学的角度考察，以时间人文化为生命起点，以礼乐主体化为生命精神，以任性逍遥为生命情调，以自由自律为生命境界，是构成先秦审美观念生成与演进的基本轨迹。

远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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