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然野 于 2020-9-23 17:56 编辑
——读《宋史》,浅析先生的大起大落 (下篇)
杭州是先生心仪的地方。如果说先生第一次来杭州是避开政治旋争有些“耍性子”钟情山水的话,那么,第二次来就是追寻先贤故地重游施展治理才能的一次实践。
处理完公事沐着西湖烟雨每每走在白堤上,先生就会想起自己崇敬的唐朝诗人白居易。先生曾自喻“白乐天谪忠州,州有东坡,屡作诗以言之,故公在黄州亦作东坡,用乐天之遗义也。”明示“东坡居士”的号是步先朝白居易先贤的后尘,在做派上“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为此,先生撇开政治纷争带来的叨扰,在杭州干出了一番名留青史的事业。
一个是先朝刺史,一个是当朝知州,都是杭州的市长。
白居易在杭州打井、疏浚、修堤、开凿河塘,减轻水患变害为利。临走时还把积攒的一笔官俸留作基金,供后来者治理水务周转,有《钱唐湖石记》载其功绩。虽说“白堤”在白居易来之前就有,但重新修葺后的西湖焕然一新,人们还是乐意用“白堤”来纪念先贤。
二百多年后,岁月荏苒沧桑复旧,西湖又变成了老样子。
先生分析梳理当前的政务,《宋史》很客观的记载了先生的政绩。“既至杭,饥疫并作。”当时来杭州的形势很严峻,先生将如何运作呢?首先是上书朝廷减免本地供米,其次是设立病坊(固定医院)救治患者,还派人带着郎中到各街巷巡诊治病,史曰“活者甚众。”先生讲,杭州地处水陆交通要冲,疫病比别处多且严重。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以官府名义号召募集善款,先生身先士卒带头捐资黄金五十两。就这样,建起多处病坊,加之减免政策见效,渐渐积攒起钱粮,防疫饥馑得到缓解。
先生还充分利用僧、道善缘善资,在当时,朝廷对僧人控制的很严。出家人必须得有朝廷颁发的牒文,也就是官方认可的资质证书方可,人数及指标更是稀缺。于是先生上奏朝廷得到指标,以此换取庙产米粮施粥熬药救急、渡荒百姓。
解了燃眉后,先生仔细研判先朝先贤治理水患的经验,渐次展开打井、淘井、疏浚、清淤、造闸工程,一系列的运作后水流其畅焕然一新。茭白,是一种水生植物繁殖力极强,以致西湖成了它的独立王国,虽说它嫩时的根茎可以食用,但弄的水面萎缩湖水变浅堵塞水流。先生经过调研后发动百姓清除茭白,引进另一种水生植物菱种植,趋利避害抑制茭白生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先生广筹资金招募工役,百姓们把铲除的茭白根和淤泥在湖中筑起了三十里长堤便于通行,还在堤上种植芙蓉和杨柳。至此,长堤浮水面,悬似水中桥,烟雨西湖柳,重现浓淡娇。长堤被百姓称为“苏公堤”,与“白堤”一起美伦在杭州西湖,成为唐诗宋词不朽的符号。
当然,先生对于治理西湖水系还有着更深远的打算,譬如,利用地形避险钱塘潮修凿运河利于航运,又如,打算在原先阻流的水路上建孔桥使其畅流。这等好的想法一旦实现杭州会更美,就连《宋史》中都无奈的表述:“有恶轼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呜呼,恨先生的大有人在,不干事说闲话的大有人在,打小报告的搅局者大有人在!
然,百姓心中有杆秤。《宋史》明确记载:“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这是什么慨念,我们可以想见,杭州百姓家家挂有先生的画像,吃饭前先感谢先生的恩泽,还给健在的先生建生祠顶礼膜拜,这该是何等的崇敬崇高。
先生一生中两次到杭州为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况且先生是在杭两任。除杭州以外附近郊县也在先生的管辖之内,巡查辖区体恤民情亦是先生的日常工作。在与同僚的一次巡视中先生留下了“我凿西湖还旧观,一眼已尽西南碧。又将回夺浮山险,千艘夜下无南北……”的感慨诗句。
如今,当我们来到杭州、来到苏堤、来到三潭印月欣赏美景,踏其上,仿佛与先生的脚印重叠了,怎得不想起先生颂咏西湖的诗句“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感叹,斯人已作古,伟绩炳千秋。
积怨与嫉妒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可以发酵的。变法与改革,守旧与图新都在左右干扰着先生,左拉右打真的很难做!虽说先生在杭州的一系列政绩得到了朝廷的表彰,但谗言妄语不时搅拌其中。
终于,在元祐六年,是先生在杭州的第三个年头,上面的调令又来了。《宋史》载“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至。”究其原因,先生认为其弟苏辙也在吏部任职去了不妥,后其弟辞去职务朝廷反而不允,只能在翰林院闲职。《宋史》载,“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好一个“复以谗请外” 区区五个字道清了先生的处境,尚书官不小,避嫌后职位亦是随风飘走了。先生的《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中就有“退伏思念,不寒而栗……”的句子,在朝廷短短几个月先生又不得不“请外”来到颍州。
今天调动,明天迁任,先生该作何想,一个“谗”字变化万千,其中又含有多少内在原因!来到颍州任职,虽时间短,但先生还是纠偏了前任一项拍脑袋工程,避免了淮河水倒灌劳民伤财。
“七年,徙扬州。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变得真快呀,一年都未到头先生又“高升”了。虽然来扬州不及一年,但先生还是办了一件恢复旧制利于船运的好事,《宋史》载:“轼请复旧,从之。”
真是的,文人当兵部尚书真乃奇闻奇事。扼言几句,其实,大宋的兵部是个虚位,只是个转达上级指示的衙门。上级是哪家?是中书省,兵部不过是中书省属下的一个衙门,只管些皇帝仪仗、卤簿、武举、义勇弓箭手等事。真正掌握国家军权的是枢密院,是对皇帝负责的军事最高领导机关,就连宰相也不得插手。大宋的枢密院与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及御史台,共同组成知院、也就是内阁,皇帝控制下的权力就从这里对下实施。
这一年,哲宗亲自到南郊祭天,先生充当卤薄使主持仪仗。谁料发生了皇后与大长公主与皇帝争路的情况,先生把仪仗使叫来询问,训诫他们应当整肃纪律并报告皇帝。仪仗使胆怯不敢,于是先生在伴驾车中奏明了事情原委。哲宗愠怒把这件事告诉了宣仁太皇太后,第二天诏令马上整肃仪仗队,皇后以下都不得迎接谒见,大树了一把皇帝的威严。而先生不久“寻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先生升迁得真快。忽而吏部尚书,继而兵部尚书,再任礼部尚书,看来哲宗这个皇帝学生“真看中”了先生。
“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新派当政元祐派老臣遭遇打击,先生也在其列。“轼乞补外,”以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出朝任定州知州,真的是冠冕堂皇的“补外”。这时的规矩变了,这么大的官外任连皇帝的面都见不上。于是先生上书,其中不乏激烈言辞“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蚤,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先生太执拗了,先生太忠心了,难道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事已至此先生怀揣遗憾去了定州。在这里,先生做的最立竿见影的事情就是严明军纪,整饬松弛的队伍,发配克扣军饷的官员,使部队重新焕发战斗力。《宋史》载:“定人言:“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至今矣。” 此时的哲宗皇帝改元绍圣年号,看来是想图新治国,新派的势力更旺。以先生的名望首当其冲成为打击的目标,挨整的时候又到了,按个什么罪名呢?《宋史》里记载:“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说白了就是先生在掌管起草内外诏令的时候,所作的文辞命令是讥讽斥责先朝。真得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皇帝还是那个皇帝,只是改变了年号,先生即从替皇帝办事的人变成了皇帝的对立面。
这一贬就是三年。期间,先生坦然处之,与当地官员百姓和谐相处,“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与僧人探悟禅机,与文友商榷诗词,与朋友游山玩水,“入西禅寺,叩罗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晓乃归。”还捐出了士大夫官仪值钱的犀带参与治理丰湖,(惠州西湖)与民同庆同享修浚后的凤湖美景“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表示“不辞长作岭南人。”
平日里先生“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日啖荔枝三百颗。”这只是先生的明面,有谁知先生的内心苦痛。每当孤灯夜下先生会抚琴解绪,陪先生一同赴难的王朝云会低吟浅唱。唱的最多的词曲是先生的《蝶恋花.春景》。每每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时,朝云都会难掩惆怅杏眼垂泪。先生何尝不知朝云的心思,自己宦海沉浮忠而被贬,一次比一次贬的远,一次比一次遭受的打击大。古人以为,草为柳絮所化,芳草随风而生,先生惜春借喻,自己又何曾不是随风漂泊的柳绵和一株天涯芳草呢。
岭南湿热与瘴气让朝云染上了病,起起落落的日子郁郁寡欢的生活使她的病越来越重,最终在来惠州的三年头上撒手人寰离先生而去。先生大恸衰老许多,把这位红颜知己安葬在丰湖之畔,写下了“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的沉痛挽联。
先生坦然生活的诗词作品传入京都,再一次引起了政敌的记恨。于是一纸贬书又把先生发配到海南儋州,“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这是宋代仅次于死刑的处罚,可见力度之大。《宋史》载:“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这简直就不是人住的地方。当地官员怜惜先生让其在衙署边儿小屋居住,这还了得,朝廷巡查得知此事硬是把先生轰了出去。
啧啧!欺人太甚!简直是致人死地而后快!先生就是先生,重新买地筑屋自称“桄榔庵”,与小儿子苏过一起居住,用写书抄书自娱乐,还自制书写之墨解决困境。自炫道:“此墨吾在海南亲作,其墨与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择也。”先生与当地百姓相处的非常融洽,百姓们非常崇敬这位来自远方的大文豪,就连进供神灵的供品都拿来让先生享用。
一旦稍微安顿,先生就又开始惦记起吃喝了。“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见黄鸡粥。土人顿顿食署芋,荐以熏鼠烧蝙蝠。”当然还有先生发明的烤生蚝,在给儿子的信中赞其味道鲜美做法简单,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北方人。一幅吃货乐天派头的逍遥劲儿令人瞠目。
先生在海南的最大功绩就是开办讲学传授知识。开辟学府,自编讲义,自讲诗书,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的饱学之士。史书记载海南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个进士符确,就是先生精心培养的得意弟子。
宋徽宗即位后,先生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颁行大赦,先生复任朝奉郎。离开海南时先生的心态很平静:“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北归途中,先生的身体日渐不适,写下了“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绝笔。最 终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一代文坛巨星陨落了。天才、人才、文才、奇才成就了先生,同时也铸就了他的不公命运。先生在词、文、诗、书、画、品石、文论以及参禅、政务等诸多领域都成就斐然,令后人无法企及。于是,先生才有资格恃才傲物,才敢于不阿世俗,他那“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在那时局动荡、党争激烈的年代,自然会遭人嫉恨中伤。“人人生儿盼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这虽是先生的自我调侃,却也道出了命遭坎坷的原因。
“一朝天子一朝臣”,封建帝王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可以用之拿来不用弃之,哪里还能提意见呢。“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宋史》中确也道出了其中的原因,无非是替皇帝遮羞罢了,与先生自己的调侃倒是有殊途同归的味道。
《宋史》里还有“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的表述,这到底为什么呢?
答案来了。《宋史》接着表述:“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欧阳修先赏识他,他的名气就和欧阳修相等,岂不是苏轼的天才是不可被掩盖的,这是天下最公平的事,做不做宰相那是命。唉!苏轼不能做宰相,又难道不是他的幸运吗?有人说:“苏轼稍有隐晦,虽然不被重用,也应免去了灾祸。”
说得多委婉,讲得多客观,除了埋怨先生以外倒是说了一句实话,那就是,虽然如此,假如先生改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还是苏轼吗?对于先生的文学成就《宋史》说的很中肯:“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这样的评价定论已经把先生的文学造诣拔得很高了。是的,雄视百代,盖亦鲜矣,先生傲然于文坛巅峰无人超越。
一蓑风雨任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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