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曾国藩这个人既不是圣贤完人，也不是十恶不赦的罪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充满了深刻内涵的悲剧人物。”唐浩明如是说。 1990年，他的小说《曾国藩》问世，曾国藩终于摆脱了政治的羁绊，红遍大江南北。 “反动派” 曾国藩的形象一度登峰造极。 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国藩作为“中兴名臣”在民国时期大红大紫。这源于蒋介石一生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据说，蒋氏无论带兵打仗，家庭教育，无不以曾氏行事为准绳。由于当权者的倡导，一本名为《曾涤生之自我教育》的小册子还曾以《革命青年丛书》之一出版，广为传播。学术界自然不甘落后，例如李鼎芳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中便写道，曾国藩“才能足以服人”、“道德足以感人”、“令名足以信人”、“性情足以近人”。 曾国藩是正面的，他的敌人洪秀全则是反面的。早在对苏区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便将红军称为“粤匪——太平军”，国民党宣传部长叶青还曾经发表文章，称***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 对此，红色政权自然不甘示弱。1944年，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发表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文中将曾国藩称为“满清统治者压迫屠杀人民的急先锋”，“而且与外国侵略者也结合在一起，厉行所谓安内攘外”。 这篇文章决定了大陆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对曾国藩的态度。1949年后，退据台湾的蒋氏政权依旧将曾国藩视为正面人物，而在新中国，他沦为了不折不扣的“反动派”。 “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反革命头子。”这是1960年代教科书上对曾国藩的评价，岳麓书社首席编辑唐浩明对这个评价记得非常清楚。那时，他还是个中学生，多年以后，他的小说《曾国藩》正是因为这个定位而迟迟不能出版。 教科书如此，《辞海》也好不到哪里去。1965年的《辞海》未定稿中，对曾国藩的评价是“以封建地主的卫道者自居，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中国人民革命。为中国近代史上反动人物的典型”。曾国藩创办的江南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等近代工业，也被称为“利用军火工业加强反人民武装”。 直到1979年版的《辞海》中，这两句评语才被删掉。 大地主的“遗产” 1979版《辞海》出版时，“**”已然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领导人陈云提出，应加强对历史文献的记录整理出版，国务院为此成立了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落实到湖南省，古籍专业出版社——岳麓书社于1982年应运而生。同年秋天，36岁的唐浩明从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古典文学专业毕业，分配到这里，成了一名编辑。 据他回忆，当时湖南省组织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对近代文献做出版规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湖南重要历史人物的全集，包括左宗棠、魏源、王闿运等等，“而曾国藩全集是更重要的”。其原因是，“曾国藩是近代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人物，褒贬不一，在历史留下的痕迹最深。” 而他遗留至今的资料，又弥足珍贵，亟待整理。这背后有着一段曲折的经历。 当年，曾国藩十分重视资料保存，无论在朝廷做官，还是带兵打仗，都将自己的所有文字留存底本，着专人定期送回老家，其中包括道光、咸丰、同治三代皇帝的赏赐和他生前的所有文字的原件、副本及大量藏书。这些资料被他的后人当做极其珍贵的藏品，有专屋贮藏，专人看守，秘不示人。 1950年“土改”开始后，曾家作为“大官僚大地主”，其田地被分给农民，房屋被政府征用。至于曾国藩留下的书和文字，有很多人建议干脆一把火烧掉，免得“反革命”的东西贻害后人。幸而当时湖南省领导认为它们有史料价值，一个指示，这批资料装了满满一辆军用卡车，运到了湖南省图书馆一间旧屋子里。天长日久，人事变迁，所有人都忘了这间屋子里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批资料反倒奇迹般地躲过了“**”浩劫。 当“**”结束，锈迹斑斑的将军锁再次被打开时，这批珍贵的史料已经安静地沉睡了三十年。几个专家花了半年的时间对它们进行初步的清点，得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此间文字大大超过了早先流传的《曾文正公全集》。 很快，岳麓书社决定以此为基础，编纂一部新的《曾国藩全集》。唐浩明被指定为该项目的责任编辑。 家书争议 1984年，改革开放第六年。是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等特区并题词，7月，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同样在这一年，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出版工作正式启动。 这首先是一项体力劳动。由于那批珍贵资料已经纸脆卷黄，禁不起折腾，图书馆不许出借。唐浩明自己把出版社里唯一一台复印机用三轮车拉到图书馆，足足印了三四个月，每天一身灰尘走出房间。 尽管干劲十足，他的心里也不无隐忧。“我（当时）一再讲，我们只是出版历史文献，不做任何的议论。”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我们做的只是技术上的工作，无论是前言、后记、注释，都是纯学术”，这样，“说不定哪天有人出来怎么样怎么样说，我们也有一条退路，可以自保。” 结果，麻烦真的来了。 1985年10月，《曾国藩全集》中的家书部分率先出版发行。孰料，没过几天，《湖南日报》一篇评论出炉，“说我们现在是公开为反革命头子树碑立传，现在有好多革命老前辈的家书没有出来，为什么出曾国藩的家书？”唐浩明回忆说。 唐浩明和其他参与全集工作的专家忐忑不安。“‘**’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报上一篇文章出来，往往后面有很大的背景，政治压力马上就来了。”为此，唐浩明连夜跑到省委宣传部一个副部长家里打探风向，得到的回复是“应该不会有什么背景”。接下来，果然没有跟风的文章出笼，大家这才稍稍安心。 随后，海外传来了更令人欣慰的消息，1986年7月1日，纽约华人报纸《北美日报》发表《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社论，称《曾国藩全集》的出版“是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思想突破一大禁区的标志，也表明中国的文艺政策，确实比过去大为开放了……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 学术界对于曾国藩的眼光也趋于客观。唐浩明说，过去凡是曾国藩做的事情，都一概否定，连倡导洋务运动，学习西方也是“洋奴哲学”。现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没人再提所谓“洋奴哲学”了，曾国藩的这一“罪过”也自动消除。 不过，此时的他已经不满足于资料的梳理工作。“我在阅读、整理这批发黄的百年旧档的过程中，逐渐感觉到曾国藩这个人物不是用‘汉奸、卖国贼、刽子手’这三个名称就能概括得了的。” 一本需要领导集体签字的小说 1986年秋天，唐浩明开始筹划撰写一部关于曾国藩的小说。“他生在一个百孔千疮、行将就木的封建王朝，时代的潮流是要将这个王朝彻底摧毁，而他却幻想在这片残破的河山上重建周公孔孟之业，这难道还不可悲吗？” 这股怜悯，是这部文学作品的基色。在当时的气候下，这种解读，无疑显得很大胆。 有人劝他不要费力不讨好，“你写了以后出版不了，不是白写了么！” 事实上，唐浩明对此也不无疑虑。他先写了一个五万字的中篇，托朋友交给湖南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文学期刊《芙蓉》。时任该杂志编辑部主任的朱树诚在细读作品后，约唐浩明面叙，告诉他，这部小说不应该只有五万字，要扩容，写长篇。 这一扩，写成了一部120万字的“曾国藩三部曲”。 然而，20年后，唐浩明向《中国周刊》记者坦言，“这部作品中有一个问题。” 他所指的，是在这部作品中，对于曾国藩的敌手洪秀全，笔墨不多。“我有意识避开了”。 他举了一个例子，在《曾国藩》第一部《血祭》中，有一个章节“天王定都”，是专门描写太平天国的，其中提及洪秀全，原稿中写道：“偶尔夜深人静，他想起自己为何扯旗造反，走上与大清王朝作对这条路，说到底，怕就是因为考场上屡屡受挫的缘故吧！”又写道，定都天京后，洪秀全“自此天天锦衣玉食，夜夜洞房新婚，耳中笙歌如天上仙乐，眼前曼舞似杨柳曳枝。天王对这种生活已十分满足了，他的脚步再也不迈出天王宫一步，怕刺客暗杀；昔日铁马金戈的岁月，已成为十分遥远的记忆了。” “现在看来毫无问题，但当时这种话不允许，因为贬低了农民领袖。”唐浩明主动删掉类似的段落，“我当时为了书要出来，尽量减少一些麻烦，怕这些东西成为人家指责的把柄。”很多年后，这些内容才被重新补上。 此外他提到，除了湖南文艺版之外，目前市面上所有的《曾国藩》版本都有卷首词，里面提及了***对曾国藩的评价：“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而最初出版时，这样的话也不能刊出。 尽管反复推敲、辗转、腾挪、自我审查，小说的出版还是遇到了困难。 小说《曾国藩》被定为“敏感书籍”，出版社没有最后的审批权，要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拍板。选题报上去，一连好多次都没有通过，“当然是政治上的顾虑”。而他委托家人在台湾联系的出版商十分爽快，出版进度反倒超过了大陆。 1989年，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来了新局长，唐浩明带了一大兜子材料登门拜会，和他长谈了一个晚上。“他后来就说，这个书，一不影响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不是诲淫诲盗的，都不挨着边嘛。一个湖南的作家写湖南的历史人物，放在湖南的出版社出，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这位局长随即提议所有局领导都来看这部作品，每个人签下自己的意见，“一方面表示慎重，另一方面今后有什么事情，大家就共同承担了。”唐浩明笑道。 最终，所有人一致决定“放行”。 1990年8月，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由台湾黎明书局率先出版，三个月后，湖南文艺出版社也在大陆将该书推出。 被时代左右 1990年，距离《曾国藩全集》启动，又是六个春秋。 这一年4月，中央做出开发上海浦东的部署，8月，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11月，深圳迎来了特区建立十周年，同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人们变得越来越实际，如何尽快地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如何发财致富享受生活，成为一个公开而荣耀的话题。”吴晓波在其《激荡三十年》一书中写道。 此时，曾国藩出现了。 小说《曾国藩》出版后，不到两年就已重印9次，至今已经累计重印29次，印数80余万套，超过200万册，目前仍然在出版，堪称当代中国最卖座的小说之一。更不论那些数不清的盗版了。 “从政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一语悄然流行。有趣的是，刊登这句话的媒体，正是当年对《曾国藩全集》出版大加抨击的《湖南日报》。 小说《曾国藩》的红火，完全让唐浩明始料未及。 而它带动的社会效应更加深远。除了两岸关于曾国藩的学术研讨会林林总总，市面上的曾国藩做官书、人际关系书、看相书也纷纷出笼，五花八门。 当人们需要在经济生活中取得成功时，当大批管理学的书籍还没有登陆时，环顾周遭，人们发现只有革命成功经验的书籍，而这根本没办法指导人们领导一个企业。曾国藩、胡雪岩等的书籍，一下成了管理学、成功学书籍的先驱，他们的故事为什么不可以当作更本土化的MBA案例来阅读？ 1999年版《辞海》中，曾国藩的词条也做了进一步修改，诸如对他在天津教案中“残民媚外”一类的严苛评语，变为了更温和的“惩办民众、对外妥协”，并延续至今。 为什么曾国藩火了？唐浩明的解释是，“处在变革时期，浮躁不安的中国人依然渴求来自本民族文化的声音，尤其期盼从这种文化所培育出的成功人士的身上获取一些启发。”“在今天他对人们有实实在在榜样的作用。” 这个判断，很容易找到引证。 TCL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李东生曾说：“曾国藩非常好学，做事非常坚毅，也很有社会责任感。他能够凝聚一个团队，执行中又没有书生气，而是务实地操作。他能洞察整个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能够把握如何把事情做成功的方法。”正是在1990年，李东生出任TCL集团副总经理兼电子公司总经理，并由此开创他的家电事业。 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说：“（曾国藩）从人性上，从他自己对心态的把握上，我觉得是古今中国三千年的第一人，他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思想，并在行为做到了。”同样，1990年，35岁的胡葆森告诉老爸，自己为了赚钱，决定下海。 如果说，曾国藩被当作刽子手是被时代左右，现在的形象则仍然是被时代左右。 唐浩明本人对此也有一番感触。 他在2008年的一次讲演中说：“从正规的新华书店到个体户的书摊，只要你走进它们，眼睛立刻就会被‘曾国藩’三个字所吸引，这种现象大概在中国的出版史上也不多见。作为此事的始作俑者，老实说我看到这个场面，心里已经没有丝毫的欣喜之感，相反倒是觉得隐隐作痛。” “社会上看到的是曾国藩的成功，他建设了一个好团队，功名富贵也到了顶点，他很会跟各方面政治势力打交道，也很善于保全自己，也识人用人，有很多成功之道，这些当今的社会最看重，人们很希望从这个人身上快捷地获得成功之术，但这是表面上的东西，”唐浩明的声音抬高了很多，“他的本质，值得我们学的东西，是他的品性，就是‘自律克己’。讲的更明白一点，就是‘自己跟自己恶的方面斗争，努力地做一个好人。’” 曾国藩曾经左右了一个时代，然后，他被时代所左右。或许现在，时代可以放过他了。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人们应该可以安静地探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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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29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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