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21-8-31 14:18 编辑
小时候上课，老师的标志性话语是：预备，齐！于是，我们站队走路整齐划一，回答问题整齐划一。偶尔回答不出来，没有声音，便显得突兀，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羞愧不已；也会有回答不一致的时候，更会像个异类一般，遭遇着老师抑或是其他同学审判式的神情，自惭形秽。
于是，很多时候，别人说话，我也张嘴，但未必发声；别人出头，我脚步放慢，远离热闹的漩涡；有人做梦都喜欢活在万众瞩目之间，我却更乐意享受无人过问的孤独惬意。 不知道是不是和小时候的教育以及经历有关还是因为骨子里生来的孱弱，我一直不是一个自信的人。而我也乐意这种不够自信，因为我知道自信的风险是收获更为巨大的嘲笑和疏离，但现在也不至于自卑，因为我内心真实的想法是我实在也没有必要。在我所亲历的实际生活当中，面子上的谦虚大多很虚假，活脱脱地把人的表象和内心割裂开来，“心口不一”不一定是一种掩饰，而是一种下意识。 这种下意识的根源在于，我们被太多的群体意识所浸染，群体意识裹挟了我们的心理和行为，而群体意识很多时候有个若隐若现的操盘手，他们乐见其成，他们收获满满。 后来，我走上讲台，提问时也会习惯性地问：对不对？好不好？回答是整齐的、洪亮的，自己也很享受。其实回头一想，这几乎是一个做戏的过程，因为这样的回答是没有任何区分度的，大家都有可能瞄着声音最大或者第一个回答的那个人，当然也会留意你的表情，如我一般的老师们其实是自己操控者回答的结果。这样的目的，可能有两个，一来省事：这表示着全体意见一致，二来表示着权威，没有人会跳出来质疑，否则依然是众矢之的，如自己的幼时。 这不是一个二三十年的游戏，这是横跨全球，纵穿前年的规则。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们不喜欢杂音。 开会的时候，我们听到最多的指令是不许讲话——不许讲话的意思是不许别人讲话，得全部听讲话者一个人的讲话。至于他讲得对不对，好不好，甚至有没有讲清楚并不重要，他需要的是权威。这个现象的极致是指鹿为马的赵高，效率最高，当然代价是大秦帝国的瞬间坍塌——搞笑的是，有些人还把帮他贴上为赵国复仇的标签，骨子里不过是对于他操控时局，屠龙有术的变态艳羡。 杂音本身就是一个歧视性质的词语，中性的说法应该是不同的声音。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不同的人发出不同的声音是正常的，不至于大惊小怪，更犯不着禁言去声。百家争鸣就是都来说几句，百花齐放就是允许不同的样子出现，解放思想就是鼓励大家不要有所顾忌，实事求是就是我们要把审判权交给时间和生活，而不是个人。 允许不同的声音，并不是模糊是非观念，而是让不同的声音都出来，让时间和历史检验，最终去伪存真。不同的声音如果不同的颜料，有时候依然完全对立，有时候一种颜色可以完全覆盖另一种颜色，有时可以经过反应彻底变色，比如七种颜色最终变成了白色。 理越辨越明，辨的前提是存在着不同的双方，如果连别人说话都不允许，或者动辄以大棒子捶人，乃至于贴上很多伟岸的标签，这个平衡从一开始就被打破了。 依然是老师上课，与其整齐划一地回答，还不如抛出问题之后静候不同的答案，这样课堂的学生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自然有所体悟有所收获；再比如领导开会，你让人家不说你一个人说，那你可劲地说吧！反正正确错误都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其他人喊几声“诺”就万事大吉了。这样的结果看起来是权威的确立，但是另一个代价是累不死你！同期的程序的繁杂和效率的底下，也会影响最终的决策。 偏听则信，兼听则明，道理都懂，但事实是这都是没有话语权的口径，真正有话语权的都是只能以一种声音呈现。诸葛亮看到刘禅昏聩，所以才有此说，换做刘禅，打死也不会说的。即便是李世民，演戏演得很好，很大程度上是他的皇位来路不正，身上负有原罪，是一种妥协，真到魏征死的时候，挖坟砸碑的，近乎歇斯底里，才是真正的面目。 有权有势者可以以权谋人，以势压人。平头百姓应该没有这个资源，大可以敞开心扉吧？非也！网络上也可以撒野，可以蛊惑群体，可以制造语言暴力，可以穷追猛打，终究误导视听。 没有人再讨论全红婵了，很好，让她安安静静地练跳水吧！刚拿金牌的时候，技术上据说下饺子的水花都比她跳得大，天才的小姑娘，真实可爱的小姑娘，引发阵阵追捧。小姑娘没念多少书，不知道性格是什么玩意，以为是“谢哥”，这是最为自然的反应；小姑娘说家里穷，母亲看不起病，也是小姑娘自己的视角；小姑娘吃垃圾食品想打游戏想去游乐场，也是说明她家庭的局促。这些都是一个几乎没有受到过语言污染的直接反应，我们大可会心一笑，毕竟以后的路还长。但是，舆情的发展越来越走形，小孩子不爱学习成了优点，喜欢吃垃圾食品成了优点，打游戏成了亮点，只要她喜爱的都是对的。还有没有一个尺度了？因为是冠军，我们就应该让孩子不读书、吃辣条、打游戏？网上一片倒跟风，几乎没有一个理性的声音，真是斯大林所讲“胜利者是不需要解释的”，我们很多人并不是在喝彩，而是在起哄。 奥运冠军尚且如此待遇，那么为新冠防疫做过巨大贡献的张文宏教授呢？国之栋梁，中流砥柱。一封举报信没有把张文宏怎么样，张教授依然兢兢业业地查房看病，反倒把举报人加在火上烤了一段时间。一个作者，看到别人的论文似曾相识，何况还是如日中天的张文宏教授？举报一下也属于正常反应。我们没有任何必要揣测举报者的动机，捍卫权宜也罢，蹭热度也罢，都是他的权利。这个事情的正常渠道就是，查证一下，给个结论就行了。但是过程不是这样的，什么“英雄流血又流泪”、“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铺天盖地于网络发酵。对于那个举报者，恨不得除之而后快。我们想一下，如果举报的对象不是张文宏教授呢？会这样吗？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因为对象是一个英雄性质就变成了人身攻击的问题。这样当真科学吗？复旦大学的结论出来了，当然没问题。我们欢欣鼓舞，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结论当中的措辞“论文综述部分不够规范”——也就是说尚有讨论的余地，举报者最多只是个认识问题，而绝非空穴来风的诬告，也不应该任人践踏。 评价一个医生，论文当然不重要，治病救命才重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退一万步讲，哪怕当时的论文百分之百是抄的，丝毫也不能影响张文宏应该享受的荣誉和尊崇。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就论文本身来讲，我们应该给举报者以包容，也应该维护他的权利。 如果因为对象的不同而决定了发声的权力大小，那么发声的机会就越来越少，直到最终禁言。附带的结果呢？除了用强力捍卫个人的高大完美之外，不能改变事情的本来面目，更不利于学术环境的健康发展。张文宏教授的事情至少提醒了哪些写论文的人，落笔要谨慎，印证要小心。这不是好事是什么？ 况且，用强力维护的个人形象当真牢不可破吗？一个人的评价盖棺尚且不能定论，只能交给事实和历史，何况用所谓的外力。马克思晚年写《资本论》写得很吃力，达尔文对自己学术的怀疑，牛顿尝试用神学来解释物理学，都不能影响他们学术宗师的地位，相反因为这些信息只会让他们的形象更加立体，更加容易接近。 亚里士多德的贡献是什么？亚里士多德的贡献就在于他的几乎所有学术成果都是被后人推翻，人们是在在否定他的基础上才看到了别有的洞天，亚里士多德的崇高地位并未受损丝毫。 如果不让人否定亚里士多德的话，我们的科学包括人文学科水平会延缓多少年？非得把布鲁诺加在火堆上活活烧死吗？代价太大了！ 两个方面，一是要让人说话，关乎环境；二是独立思考，关乎个人。在让人说话的前提下，独立思考才偶尔也会有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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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8-31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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