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极先生
王九峰
好极先生,张姓,六十多岁,瘦瘦的,中等个,白白净净,很斯文,一看就是个读书人(他旧社会在武汉读书)。“好极”是他的口头褝,每听人说话时,不管对错,他必“好极,好极”地连声称赞,无论对大人小孩皆如此。时日一久,人们便以“好极” 称他,他也受之不疑。本名反而不彰。因他是地主成份,文化大革命其间,作为“地、富、反、坏、右分子下放到我们村劳动改造,村上几家大姓在万恶旧社会皆是“好极”家的佃户。好在旧社会这家地主商号很多,对土地管理全由佃户自主,仅在每年麦秋两季下来收收租子而已。因为对佃户剝削不重,口碑尚好,所以“好极”来到村里后,人们念旧,不曾再批斗他,活也干得较轻。署假期间,生产队长把我们一帮闲着没事干的小学生组织起来,由我带队,和“好极”一块劳动,美其名曰,对其实行劳动监督。让一群少不更事的顽童去监视一个六十多岁的“坏分子”,今日想来,犹让人忍俊不禁。真真是滑了天下之大稽。确确乎是一个别出心裁的发明。
在我记忆里,“好极先生”有几件小事颇具特色,值得一书。第一件是他主动要求我们这群“小猢狲”每天在田间地头对他批斗两次,每当我们煞有介事地揑造许多罪名控诉他时,他都毕恭毕敬,点头哈腰地连声说“好极、好极”。并且在我们振臂高呼让他低头认罪时,他除了“好极”之外,必加一句“我罪大恶极,我认罪,坚决接受革命小将监督”。有时他还一脸正经地背上几句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此时,我们也忘记了这场“斗争”的严肃性,纯粹把它当作一场游戏来玩。在欢声笑语中时间过得很快,往往意犹未尽时,大人便招呼我们收工了。
第二件事是有一天公社和大队干部下来检查“五类分子”改造情况。那天刚好按排我们锄秋,一到地里,他先十分严肃地给我们说,“今个公社来检查,我要表现表现,地头批判会取消”。本来怀着一团兴奋,欲想出些新花样再斗斗他取取乐,乍闻他语,一腔兴奋全化为乌有,干起活来也就无精打采,索然乏味。这天“好极先生”却出奇地卖力,锄地就象刨地,瞻前不顾后地一路领先,把我们远远甩在后边。及之干部们到地里一检查,发现在他锄过的地垅上,横七竖八地躺倒了很多被锄掉的庄稼苗,干部们十分严历地喝斥他,说他没改造好。他此时不知道哪个魂值班,竟石破天惊地嘟哝了一句足以让他后悔一辈子的话,“吃个干饭还掉个米哩,别说锄地了”(因为这句话,足足让他在农村多改造了三年) 。干部们一听大怒,立马犯了“造反派”的大爷脾气,当即招开现场批判会,农民们纷纷指责他“贼心不死,诚心破坏农业学大寨”。一顶顶大帽子恰到好处地扣到了他头上。那帽子或许不很舒服吧,总之,平时老挂在他嘴边的“好极”二字, 在这场批斗会上,自始至终再没出过唇,甚至连日后也再不曾听到这两个字在他口中流露。从此地头田垅,没有了那苍凉中又混合着阵阵稚嫩的欢笑声。这对我们这群孩子来说,不啻是个大损失。此后毎当我们顽皮地想逗他玩时,他必瞪大了双眼,恶狠狠地大吼“欲教你们灭亡,必先教你们疯狂”这句我们当时根本听不懂的话。
平生第一次听说有个“京剧” 同时又享受到京韵,就是从“好极先生”口中得来的。那时农村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偶尔有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搞文艺演出时,四乡八村奔走相告,人们纷纷扶老携幼,向宣传队所在地聚拢。尽管所演都是老一套,无外乎“北京的金山上、老俩口学毛选”等等,人们仍看得津津有味。小孩子们看不出名堂,只有绕着场子疯乐。此时的“好极先生”,一个人躲得远远的,仰面躺在草地上,对着星空发呆。我出于好奇,便蹑手蹑脚地踅摸到他身边,学着他的样子也躺在草窝里。这时只听他幽幽叹口气说“荒唐,荒唐,啥世道,乱嘈嘈的,啥时候是个了局呀?唉!” 听着他这似懂非懂的话,我只有怔怔地望着他,不吱一声。忽然他一挺身子坐起来,问道:“峰,你听过京剧没有?” 我回答“没听过。”“你想不想听?”“想”他闻言好象一下子遇到了知音, 精神陡的升腾了起来.只见他两目炯炯地立起身来.手舞足蹈地“哐、采、采、采、哐一阵之后,一句“劝千岁杀字且莫出口--------.。”从他那饱含沧桑的嗓孔眼里挤了出来,在寂静的夜空中幽幽飘飖,听起来格外凄清。乍闻这京戏,觉得音调就象人在打摆子发抖似的,冷冷烧烧,啍啍叽叽,远非邦子戏(豫剧俗称)听着舒服。星月下,大概感觉到我对他的表演没什兴趣,唱腔便在“他有个三弟翼德新亭侯, 丈八长矛贯取咽喉”的段落上戛然而止,接下来又是长久的沉默。看着他一脸的沮丧,我心中大为不忍,央及他再唱一段豫剧,他坚决地摇摇头说“不唱,不唱,要唱就唱京剧。”这下论到我失望了。过一会,他也觉得态度有些生硬,便用带着商求的口气对我说“干脆这样,我每天晚上讲《大八义、小八义》给你听,只求你一定得听我唱几段京戏,好让我过过戏瘾,中不中?”一听有故事,我喜出望外,一诺成交。此后每天晚饭毕,我们一老一少,都月不错影地去生产队里的空仓屋中席地而坐,在一灯昏黄下,一个演员,一个观众,彼此都十分认真地履行着各自的“义务”。每当他说唱到快意处,但见他忽而激越高亢,忽尔委婉低回。我也因他情绪所感染,一忽凝神细听, 一会闭目回味。说者忘情,听者兴奋。就这样,两人日复一日,各求其乐,这状态一直持续到我服兵役后才告结束。
参军伊始,因了样板戏的缘故,我对京剧逐渐产生了兴趣,也由此使我又想起了“好极先生”。在写家书时特别问到他的近况,家母在信中告诉我:他因为给你讲故事和唱“二黄” (京戏在豫南的别称) ,被人告了密,说是向青少年放毒,前几天被拈了“老鼠屎”(这是河南对所谓的坏分子特有的称谓),批斗了好几次。一读此信我忽然大生悲哀和恐慌。没过多久又听说他自寻短见了,原因是他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三番五次的折辱,留下个字条便服鼠药归了道山。字条上写道:“我身生当世,本想学学三国中的司马水镜,欲做个好好先生而不能,四顾凄徨,六神无主,未究原因,不知是时乎? 命乎-------? 劝千岁杀字切莫出口------ 悲哉、痛哉、命耶、时耶?”是啊,世间至痛至悲者,无过于自己到死都未弄明白寻死的因由何在? 一个浑身沾满“老鼠屎”的人,偏又服下了灭老鼠的毒药而毕命。而他的从容赴死,不仅仅是对那个不合理时代的无言抗争,更应是蕴涵着对强权政治的极大蔑视和讽刺。他以死保留了一个读书种子的尊严和气节,并以此保持了他那毕生爱好的不被亵渎。今日忆起,犹教人唏嘘不已。当年这种肆意践踏知识的残忍做法,实在是对中华文明的可怕扼杀,它不但扭曲了人性,浇离了善良的人心,破坏了淳厚的风气,而且泯灭了华夏固有的良好传统道德。可怕的告密者更如毒菌似的应时依附政治温床而衍生,而那些大力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其疯狂程度令人发指。从“好极先生”的一生遭际看,不正是当年一大批读书人悲惨命运的缩影吗?鲁迅先生讲“长歌当哭,应在痛定思痛之后。”的确,在“好极先生”身上,隐隐透出了当年中国读书人的悲哀, ,也为历史在那个时代的耻辱打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烙印。相信历史在前进中总会不断地修正自身以往所犯下的错误,更会不断地及时向后人提出警示,提醒他们莫忘历史,正视历史,总结历史,有了前车之鉴,不容历史再重蹈覆辙, 这不单单是所有后来人的美好向往,想必也是无数个“好极先生”们生前的由衷心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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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王九峰 于 2010-6-28 05:50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