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上官恨晚 于 2022-3-14 12:41 编辑
每一个作家，都在他(她)或长或短的生命册上书写着自己的人生，回溯他们的人生足迹，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和理解他们的文学世界，这点对散文作家尤其重要。请原谅我不得不提到我的父亲，父亲是我生命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当然，这种影响是在父亲永久远行之后，伴随着我的追忆与反思带给我的。 50多年前，父亲医专毕业，怀揣着热血沸腾的理想，自济南乘上一列绿皮火车，历经数天数夜的辗转与颠簸，来到黔南山城都匀一个叫东方机床厂的三线工厂，开始了他的三线建设岁月。就像当时眼前一穷二白的面貌一样，那时他想象不到，在长途跋涉之后的随遇而安将会给他未来的生活埋下怎样的伏笔，又将如何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他以及我们这个家庭命运的走向。 4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我落生了，成了千千万万将脐带埋入这片土地的三线子弟之一员。打我记事起，我看见的一切，记住的一切，都像黑白照片一样，单纯、明朗、清晰，不因时光淘洗而褪色，不因记忆更迭而流失。那时我每天走在通往大自然的路上，眼睁睁地看着一片片高低参差的稻田，注入了水，插上绿油油的秧苗，拔节、抽穗、壮籽、开镰、扬秕，最后入仓。这是一株水稻生长的全过程，多么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啊!一株水稻，靠天生长，轻而易举地过完了一个人的一生。从开秧门到落地收场，在短短几个月里，它以或饱满或空瘪的收成，浓缩了一个人的生死。我当时可没想过这些，净琢磨着怎样捉稻田中与水稻相依生长的鱼，扛着大扫帚踩着田埂找寻着水域扑蜻蜓，躺在田垄上头枕苜蓿和青草望云卷云舒……或者沿着崎岖山路去爬馒头山，采漫山遍野点亮自己的映山红，掐一节麦管吮吸山茶花蕊甜甜的秘密，攀上半山腰谛听大水塔轰隆隆打雷似的心跳……那时没有做不完的作业，也无须借着月亮和星星走在上学、下学的路上，每天睡眠充足，精力旺盛。下午早早地放学后，我将脖子上的书包随便一丢，走不了几步，面前就是被稻田和鱼塘交替分割的大自然，那时父母亲疲于各自的工作，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管我，也不怕我有什么危险，对我身处的每一个地方、做出的每一个举动都那么放心，至今想来恍若不可思议。譬如我10岁时，为了捡拾烟标，曾一个人沿着湘黔铁路一直向前，走了很远，然后下了铁路，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山洼里。我那时就是一个疯孩子，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我是幸运的，我在自己生命的起步中，拥有一些无忧无虑、被小小的野心和欢喜环抱的日子。这些阳光灿烂的日子集中体现在了我的《划过翅膀的夏天》《一枚预言方向的铁钉》《苜蓿紫》《菜花黄》《三张床》等散文中。 35年前的暑假，我追随染上乡愁的父亲，与母亲和弟弟一道，乘上一列被漆成春天颜色的火车，经过三天四夜罐头中沙丁鱼似的车上生活，被吐在了鲁南煤城枣庄。时光们仿佛贴面重合到了一起，这情景与50多年前的父亲有些相像，不过他是单身一人，现在是一家四口。那时我正值青春期，年轻得像一棵葱似的，青青葱叶比葱白长，我叛逆、狂妄、骄傲，像一枚时刻准备着引爆的“二踢脚”。我一路跌跌撞撞地行走在风雪中，渐渐地像一匹被套上笼头的小马驹，在混沌和躁动中送走了自己的青春期。这段生活主要被我演绎和描述在了长篇散文《青春期》中。 26年前的深秋，父亲弃世。他是我的亲人中第一个远行的。我亲眼见证了他从患病到离开的日日夜夜，也陪伴了他试图挽救自己流沙一样失散的病体的日日夜夜。我第一次懂得了生的欢愉、死的艰难，也第一次体验到了阴阳两隔、生离死别、灵魂孤苦。父亲远行带给我心灵的冲击很大，我最好的作品与父亲有关，只是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不觉得他对我的影响有多大。我从小很叛逆，而父亲对我有很深的期望。父亲走后留给我巨大的空白，我试图用文字来填补这空白。有关这段记忆，我创作了《三盏灯》《医院》《生命凋零》《羊走天堂》《去北山给父亲送书》等。有评论家认为这些作品中的疼痛和苦难是同时代作家不具备的。也正是从这个时期的创作我进入了创作的良性状态。 2009年，对我的文学之路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的散文集《活在时光中的灯》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由专门的编审委员会经过严格程序编选，旨在全国范围内扶持具有创作成绩和潜力的青年作家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从1994年开始的这套丛书是中国文坛最著名的丛书，坚持25年共推出212位青年作家、评论家，其中有29位“丛书”入选者获得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重要奖项。 自2012年8月至2013年2月，我在半年内两赴西藏，创作了长篇散文《西藏不完全手记》。同时我感觉越写越难。回头看过去的作品，在某些细节表达上有重复之嫌。我很痛苦，陷入焦虑当中，总希望有所突破，让读者一看就知道是简默而不是别人写的。这时我进入了《活在尘世中》和《路上的它们》两个系列的写作。 从黔南到鲁南，我经历和记忆了非常多的人和事，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生活阅历，也是非常丰富的创作资源，经历却不等于它们完全属于我，只有当我用自己的眼光和心灵发现了它们的不同寻常之处，寻找到了它们本来埋藏的意义，这些一点一滴的东西才会成为我与这个世界相遇和结识的连接。 和许多当年的文学青年一样，我也是从爱诗而写诗被诗启蒙着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我写了许多年诗，却一无所成，这样到了2003年，我尝试着集合那些同样的文字不再分行列队，而是肩并肩、手拉手、亲密无间地一直排列延伸下去。我在日常生活中寻觅着那些诗意的能够打动我的物象，我从《一柄烙铁伸进水里》的一刹那想到了我的成长，从冬天送暖气时《暖气的呐喊》想到了某些被忽略的生活细节，从《一只羊哀鸣过午夜》想到了我的原罪与忏悔，从粉笔划过黑板、铁锨撞击石块的声音想到了成长的《疼痛与抚摸》，我创作了这组散文《声音》，它从一大堆自然来稿中被发现，发表在2003年第8期《中华散文》，并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当年出版的散文年度选和《中华散文百人百篇》，后又获得了第五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以前我也写过散文，但都是些人云亦云的东西，这次我仿佛开了天眼。佛教中有天眼的说法，天眼主通达，能见凡夫俗子肉眼所不能见，表里、粗细、前后、远近、明暗等等，概莫能外。这次创作经历使我认识到，散文必须表达属于你自己的发现，找准你自己的感觉，它们都必须是独特和独到的。感觉这个东西很重要，有点儿抽象，也有点儿神秘，像一个精灵，完全说不清也道不明，有的人写了一辈子，都没找到感觉，只会写些大家都会写的东西，永远停留在文学爱好者的水平上。 我说过，父亲远行后我才真正意识到父亲对我的重要，但在父亲走后的十几年中，我极少在梦中见到父亲，也极少写与父亲有关的文字。大约到了2006年，我写了《医院》，我的父亲是个医生，这使我从小就在医院玩耍，但对医院有真正的了解与感悟，却是在父亲患绝症住院之后，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再到下一座城市，我和母亲马不停蹄地奔波追赶着树叶——这些季节最真实的表情与内心，叶子黄了，落了，我们回到了家;树叶重新变绿了，我们收拾行囊匆匆踏上了求医之路，我对医院的认识也随着父亲一天一天地离开人世愈加深刻：“我想我们如此信赖医院，无比放心地将生与死都交给了它，这里面有希冀与满足，也有无奈和失落，是它狠心地夺走了我们的至爱，也是它温柔地引领生命走出了黑暗。它丰富的表情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我不知该爱它还是恨它。它默然不语，天天开门纳人，在紧张忙碌中送旧迎新，无法自拔，像上演着一场永不谢幕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正是从《医院》开始，我创作了一系列与父亲有关的散文，像《羊走天堂》从为父亲迁坟这个点落笔，写了六个片段，表达了我“向死而生”的生命立场。 一个好的散文作家，必须有一双挑剔的眼睛，不放过进入他视野的所有事物，也必须有一双顺风的耳朵，同样不放过进入他耳鼓的所有动静。在《生命凋零》中，我写了与自己身体有关的两次疼痛，从父亲开始，延伸到了我周围一些人非正常的死亡，他们有的是我听说的，有的是我目击的，但都进入了我的笔端，最后我引用了在菜市场买菜听到一个农妇说了一句关于死的一句话，她说：“人就像一辫辫大蒜上的一个个蒜头，揪一个少一个。”我由此议论并结尾：“这是像露珠一样散落在民间的智慧。我们这儿收了大蒜，往往会将它们像编长辫子一样编到一起，挂在屋檐上或其他地方，吃一个揪一个，揪没了为止，可不就像一茬茬一个个的人嘛。”我挺喜欢去市场买菜，我认为市场是块调色板，在这儿使我有机会接触五颜六色的人，看见经过调和异彩纷呈的情景。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农妇骑着一辆三轮车来卖玉米，其中有一株玉米被她连根拔来靠在车子边儿。这情景吸引了我，我就想写篇散文，但很久都没有感觉，终于有一天，我又看到一个中年女人将批发来的桃伪装成自己地里生产的，我的感觉马上有了，写出了《扛一株玉米进城》，《光明日报》策划“乡村与城市”专题时，头版头条刊发，转载众多。我的《路上的它们》系列之《灰鹅进城》《路上有羊》《水葬的蜻蜓》《亡命之兔》《薄如大地》等等都是这样发现写出的。 一个好的散文家，必须有强烈的底层意识与悲悯情怀。这要求他(她)彻底摒除虚假的身份优越感和虚伪的道德优越感，不能高高在上地俯瞰苍生，而是蹲下身子平视甚至仰视苍生。我2005年创作了一部长篇散文《小城底层》，描写了《搓背的》《收泔水的》《扒垃圾的》《看铺的》《搬家的》等等芸芸众生在生活里的挣扎，起初编辑看了，提了一些意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认为一些地方有虚伪的道德优越感，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修改了，发表在了2006年第5期《中国作家》上，由于那种从骨子里透出的、难以掩饰的关切，它被收入了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年度选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年度最佳散文，被《文艺报》列为“值得关注的散文作家和散文。”从此我写此类散文就格外警醒和告诫自己，一定要平视甚至仰视底层人群。在《篡改》中我分别以乳房、刀子、指挥、谎言等为小标题，写了一些精神病人，他们以他们的存在提醒着我们：“与医院里面的人相比，他们同样被日常生活中无数普通事件修改，被我们无声无息地篡改着，我们不经意地就将他们放逐出了我们的生活，就像用橡皮不露声色地轻轻擦去了某些痕迹。其实，又有谁想过，骨骼简单的“人”字究竟该怎样写呢?” 我自2014年开始一直在创作《活在尘世中》系列，它选取了当代中国社会底层有代表性的人或群体，以散文的笔法描摹他们的精神肖像，揭示他们的生存状态，从精神病人的婚姻、弃婴问题到教育问题再到住房问题等等都有体现。他们和他们代表的存在暴露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是我们这个社会难以愈合的伤口，却常常被我们挑剔的眼睛和心灵所忽略，甚至被熟视无睹地漠视和遗忘。已经完成和发表的有《陪老妈手术》《丢孩子》《在那桃花夭折的地方》《天堂边的孩子》《找回消逝的春游》等。 一个好的散文家，必须有强大的自省能力与思想锋芒。一篇好散文能够在描述中传达思想，而不是以说教方式硬性植入思想。思想是坚硬的，也是有力量的。它的锋芒隐藏在纷纭复杂当中，如何拨云见日地将它展露出来，则需要大量观察和反复思考。我在《请把泥土带回家》中说：“而挖掘机留下的那个大坑，则是城最后的伤口，一天天地溃破、发炎、糜烂，结成疤痕，混乱、斑驳、丑陋，触目惊心。”“至此，整座城，就是一具叠满伤痕的残体，我们像蜘蛛一样，寄生在它摇摇欲坠的网上觅食过活。”在类似的描述中，我反思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许多与乡土有关的美好和诗意，要么荡然无存，要么正在迅速消逝、远去。“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我心中深怀这样的渴望与召唤，然而，我又十分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田园已失，我们已一无所有，“除了一具走投无路的臭皮囊”。我也只能轻声提醒远离泥土的人们：“请把泥土带回家吧，这是我们最初的根，也是最终的穴。在一个无土时代，一个无土的家，是无根的家，像灰尘一样四处漂浮不定;一个有土的家，才算扎下了记忆与梦想的根，深不见底，让我们日复一日地生活得踏实而安详。”在《向一群燕子忏悔》中我描述了自己少年时做的一件恶事，当我坦言自己“一直没有勇气说出和写下这一切，我怕听到燕子温情的呢喃，更怕想起那些血肉模糊的残体”时，却在周围一群孩子身上发现了同样的恶，我终于鼓起勇气写出了：“我无意在此指责孩子们，他们亲手或失手做了一件恶事，也许会很快忘却这一切。但作为当时在场的唯一成年人，我明白他们的意图，也清楚因此而带来的后果，却没有上前去制止他们，我应该算得上默许和纵容了他们，说我是他们的帮凶也可以，这在事后加重了我对燕子们的罪过和忏悔。”人类的种种恶行每天都在发生，有意或者无意，但对恶的忏悔却是人性应有的本能，对一个作家尤其如此，因为作家是人类心灵的守夜人，也是心灵的救赎者。 一个好的散文家，必须有自己的文学DNA。一个没有自己文学DNA的作家，就像一个没有任何特征的人，又像从流水线上蜂拥下来的一块块被压缩的方便面。说到我自己，我认为自己的文学DNA就是我散文中弥漫的疼痛感和苦难感。我的“疼痛”植根于我的苦难之上，是我生命中能够承受之“重”，它并非我自己的定位，而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沉淀在心灵深处，我一拿起笔，就是这样沉重的肉身和精神。现在疼痛的“触觉”在我的表达中延伸开来，不仅在父亲身上体现，而且拓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色人等。我把疼痛和苦难推己及人，这种疼痛和苦难在中国社会中比较普遍，但很少有人用散文表达。已故《中国作家》副主编杨志广也说：“简默的散文，和别人最大的区别，是他生命体验中的苦难感和疼痛感。他回忆的往事，他刻画的人物，他诉说的情感，他描述的场景，几乎都是苍凉的，哀伤的。那种久居其中不觉苦的苦难，那种痛到极处不觉疼的疼痛。” 因为苦难和疼痛，我是沉重的;同样因为苦难和疼痛，我活得很累很苦，写得很累也很苦，我的写作都是受到心灵的驱动，真诚地面对笔和稿纸，字斟句酌，每一个字都是用心用力写出来的，就像初学写毛笔字时描红一样。是当代中国社会广角下一些林林总总的现象和人给了我巨大的启发和观照，我特别注重在其中发现素材，散文不是自言自语，我希望能够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关注社会现实，介入、干预和思考现实，从最底层开始接地气。同时我也在寻求与众不同的表达路径，寻求别人没写过的题材，我时时暗暗地给自己打气：贵在坚持下去。这种苦难和疼痛无法被淡化，也无法被减色，更无法被消遣，当然也就不流行和时尚，因此杨志广在生命最后关口寄语我“既然不‘时’”，就不会大红大紫。简默应该有思想准备，有毅力，准备在自己的文学之路上奋力、孤独地前行。” 散文如散步，信步走走，或疾或缓，自由随便，且行且写，冷暖自知，甘苦与共，我愿与散文散步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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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14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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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14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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